淺評龍應台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

 

台灣知名女作家龍應台在《中國青年報》的編輯第四次約稿之後，為該報撰寫了一篇長文，原題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最後發表時被報社編輯改成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 (見附錄)。這是一篇很有意義的文章，我想利用閑暇之時逐點評論。


一評。

龍應台的這篇文章 (以下簡稱龍文)，別開生麵地介紹了台灣社會結構的演變、民主製度的發展、對民族認同態度的曆史軌跡、以及目前政治狀況的特點等諸多方麵。其實，有關這些方麵的文章書籍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在中國大陸卻是從未公開出版刊登的。龍應台的這篇文章居然在《中國青年報》上刊登，著實讓我吃驚不小。

驚喜之餘，再細細品味龍文，越發領略到作者的精心巧製，也越發產生出對作者以及中青報編輯的深深敬意。

二評。

龍文一開篇的切入點選的是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在台灣上演。由於《紅燈記》在大陸是家喻戶曉，也是當年共產黨自我宣傳自我吹捧的一個重頭戲，所以文章一開頭就給人以一種親切熟悉的感覺。

《紅燈記》在台灣上演居然不用修改唱詞，大陸人可以公然地在台灣的心髒歌頌共產黨，這是給讀者呈現出的第一個驚訝。我們不難想象，如果修改了唱詞，台灣觀眾就不能真正了解到這個當年非常煽情的節目的原本麵目，著實是一個遺憾。所幸的是，台灣觀眾最終看到了曆史的原貌，這是一種幸福，一種得到真實的快樂。

反觀大陸觀眾如今都不能看到、讀到、聽到和了解到許多曆史真相。這種反差正是開放與封鎖、民主與專製、文明與落後的對照。

所以說龍文的這個切入點選得非常好。

三評。

龍文在生動地介紹《紅燈記》在台演出之後，緊接著舉出的例子是高行健到台訪問。與《紅燈記》完全相反，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陸是被徹底封殺的。然而他的作品卻可以在台灣自由出版。龍文表麵上討論高行健的到訪對台灣意識的衝擊，實質上是在與《紅燈記》的例子一起完成了這麽一個海峽兩岸的社會背景概述：

在大陸，人民隻能看歌頌共產黨的《紅燈記》，卻不可以看到批判現實主義的高行健作品。而在台灣，人民既可以看到《紅燈記》，也可以看到高行健作品。古人有訓：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從《紅燈記》與高行健作品在海峽兩岸的待遇反差，作者向讀者清楚地展現了目前海峽兩岸的社會動向：大陸的意識形態不斷地將人民導向昏暗，而台灣的開明社會卻正在造就智慧賢明的新一代。

四評。

正當讀者們羨慕於台灣人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 時，作者筆鋒一轉，以一句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向大陸讀者展開了在大陸媒體並不多見的一幅幅曆史畫卷。

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國民黨一黨專製草菅人命，愛國知識分子滿腔熱情地回國之後麵對的是喪失言論自由和個人尊嚴的高壓社會。凡此種種，哪一點不象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無怪乎有台灣民眾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其實就是兩兄弟。

那年頭的台灣人跟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必須相信“黨”的正確，不能容忍不同意見。而“黨”又以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幌子要求全國人民放棄個人自由、犧牲個人的人格，無條件地緊跟英明領袖和黨中央，無條件地為“黨”貢獻一切。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所孕育出來的這兩兄弟是如此的相象，它們身上披戴的是新社會的衣帽，嘴裏喊的是民主自由的謊言，骨子裏卻是地地道道的專製狂，實行的完全是一套皇權主義的野蠻統治。

行文至此，作者的弦外之音已經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有良心、有記憶的大陸讀者不知會有多少唏噓多少心淚，為那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也為那理想幻滅的痛心疾首。

五評。

在回顧了台灣的專製曆史之後，作者水到渠成地提出了全文的精髓：文明社會應該優先照顧每個人的小敘述，而不是讓每一個人都去為大敘述犧牲自我的小敘述。

作者用一個全新的方式重申了五四運動就已經提出的個人自由和個人權益的重要性。

作者對大敘述的描述是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論調：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分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

多少年來，黎民百姓的個人權益就在這一連串的大敘述中被淹沒、被剝奪。在飛船上天、擁有核武、經濟強大的中國，每一個個體卻是這麽的脆弱，每一個角落都有許多饑餓的呻吟，每一個城市都有大批失業的困惑、生活的迷茫、居住的不安。

可是，曆史將由無數的小敘述來譜寫。大敘述的光環不過是天上的彩虹，隻有短暫的豔麗，卻永遠都不屬於大山腳下的茵茵小草。而鋪蓋大地的小草，終將是寰宇間生命延續的見證者和當事人。

就讓我們重溫五四先賢胡適先生的一段話吧：

現在有人對你所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 我對你們說：“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

六評。

龍文並不諱言台灣的本土意識，而這方麵的分析在大陸幾乎完全空缺。作者寫道：“對於有些人，曆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麽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

盡管這幾句話還不足以深刻剖析台灣的本土意識，但是在大陸長期以來一種官腔獨霸媒體的政治氣候下，這個突破已是難能可貴。

在五十年代，台灣的本土意識已是如此之強，以至於當地的長輩會斥責那些說國語的年輕人“忘本”，隻有說閩南話和日語才是不忘本的孝順子孫。血濃於水，語言濃於血。從這個對語言的態度便可知，讓台灣歸順大陸對某些台灣人而言就宛如把台灣淪落為比日本殖民地還更糟糕的境地。

大陸統治集團長期以來故意忽略台灣原住民的意願，拚命吹捧統一價值觀，企圖借助時間的流逝來淡化台灣的本土意識。可是當台灣的政局發展由一人一票決定時，這個被長期忽略的矛盾便呈現在選舉結果上，成為無法逃避的現實。大陸民眾因為統治集團愚民政策的長期誤導，對民進黨、對陳水扁的偏見也就帶有很多非理性的感情因素。

當龍文提到台灣從藍到綠的連續政治光譜時，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聯想到這種多元性在大陸根本不存在。但龍文隻字不提在這個光譜上的年齡分布。熟悉台灣民意的人就知道，在這個光譜上，深綠和淺綠的人群以年輕人為主，深藍和淺藍的以老年人為主。可是將來的世界是年輕人的世界啊，所以綠色為主調是遲早的事情。龍文為什麽沒有寫上這一筆呢？是被報社編輯刪除了？還是作者不願意太過刺激大陸的敏感神經？

七評。

關於大陸政權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龍文可算是我看到的、在大陸媒體上的、最真實的介紹。

作者寫道：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這些都是大實話，也是大陸政權操縱下的媒體一直在回避的事實。那些要求台灣回歸祖國的口號是天天叫給大陸民眾聽的，至於台灣人的真正感受，許多大陸民眾恐怕是在這篇文章裏第一次了解到。

八評。

對於討論真正的民主這個話題，在目前的大陸仍然是個禁忌。

當作者以日常的生活方式來介紹台灣的民主時，這個遙遠的理想忽然間變得這麽親近、這麽具體、又這麽具有誘惑力。

民主製度不是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靈丹妙藥；但是民主製度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最為和諧、最為文明、最能發揮個人創造性、最能確保經濟平穩發展、最能兼顧環境保護和社會均衡的一種社會製度。

台灣今天的民主來之不易。大陸將來的民主還遙遙無期。閱過龍文，既為台灣人民能夠過上民主的社會生活而倍感欣慰，也為大陸人民還在專製的鐵蹄底下呻吟而憂心忡忡。

九評。

大陸民眾現在都很熟悉那個連爺爺，這都要歸功於中宣部的鼎力塑形活動。可是真實的連爺爺是個什麽人呢？在台灣人當中是個什麽角色？龍文給予了他一個毫不留情的評價：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在龍文裏也是個每況愈下的弄權高手。

這些與大陸媒體迥然不同的評價，一定可以讓人們看到，台灣的政治家僅僅是一個每人都可以品頭論足的公眾人物。對比一下共產黨的總書記，那是活佛一樣的領袖，隻可叩拜，不可批評。

龍文就這樣，又拎起一塊小磚砸向了中國的專製製度。

十評 （終結篇）。

作者最後高度讚揚連戰在大陸的演說中暢談自由主義、宋楚瑜暢談自由民主和均富，並認為自由民主和均富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

其實，這兩個價值也是人類文明社會裏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隻是在大陸的社會被共產黨長期剝奪了。

龍文再次提醒我們，自由民主和均富是普世價值觀，不是僅僅在某些歐美國家裏才可以享有的特殊待遇。

那些一直在強調什麽中國人還不配享受自由民主的家夥，其欺世謊言被台灣的實踐徹底否定之後，還通過新聞封鎖企圖苟延殘喘。

引國父中山先生一句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台灣人對大陸人的最大貢獻就在於，用行動告訴了大陸人：自由民主是可以在華人社會裏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

（全文評論完畢）

該評論首次發表在華夏論壇：  http://my.cnd.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38921&forum=1&27

 

附錄：

(原《中國青年報》的) 編者按：近日，中國國民黨主席和台灣親民黨主席分別率團訪問大陸。可以肯定，以此為新的契機，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將會進一步擴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輔相成。兩岸隔絕了近60年，台灣人民需要詳盡、真切地了解大陸，大陸人民也同樣需要這樣去了解台灣。為此，我們特約台灣籍作家龍應台撰寫專文介紹，供讀者參考。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

　　龍應台


　　《紅燈記》在台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裏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道後麵隱藏著什麽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裏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最高教育主管曾誌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準。曾誌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了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麽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裏，來這樣一出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彩，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麵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麵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麵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裏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麽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麽意思。它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殺害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1975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裏，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隻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隻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1950年頒布，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精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裏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麵；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分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隻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讚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裏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呐喊：

　　法製、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麵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製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製、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裏，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麵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野火》書出，1985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遊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製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麽“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麽，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隻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裏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個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麵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麵，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凸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愈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曆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麽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曆史的低穀──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曆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麽曆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麽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麽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並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麽方式強大，以什麽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裏，台灣隻是一個曆史的小小腳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隻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占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曆過殖民和專製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線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麽？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曆史歸位為日本國民，1949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製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了解台灣人，那麽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曆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製裏。民主體製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裏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準，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網絡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裏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計算機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係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麽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占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報複。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裏；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同時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峽兩岸，哪裏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裏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裏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不僅隻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麽？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麽？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信息”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裏，這樣的學識精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殊。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裏，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麵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製……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裏，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麵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致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麵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製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裏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厘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增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麵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擔。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

　　如果隻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曆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