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憶之6：一個劫打過來，一個劫打過去

　　
　　到現在我還是不很明白，那時候的大字報數量之多，口徑之統一，到底是怎麽來的。隻知道那時候大家也披馬甲，那就是“戰鬥組”。有的大字報天不亮就貼出來了，取個名字叫“揭老底”，或者“東方欲曉”之類，多數都是有點來頭，來拋材料的。我隻能夠從大字報的字跡，口氣，來分析這些人是老師還是學生。
　　被拘留審查的兩位老師是第一位的眾矢之的。薛老師出身貧下中農，拋出來的材料都是他如何追求女學生，追求僑生，追求生活享受的“醜聞”。在那個時代要把一個人搞臭，這是很有力的材料。孫老師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大字報就有很多內容是關於他家庭的問題，好像他祖父家庭出身是地主；有一個舅舅在香港。還有些揭發閃閃爍爍，好像說他在大學裏的時候崇拜右派學生；說過“科學技術蘇聯不如美國”等等沒人可以證實，但是分量蠻可怕的罪名。
　　兩位老師那時候都不到30歲，沒有結婚。說薛老師愛打扮，頭發吹風抹油，那是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嚴重。說孫老師衣著講究，那是剝削階級家庭的烙印。總之，什麽話都有，聽起來都是罪名。

　　排在第二位的眾矢之的就是我了。開始的時候大字報都是指名道姓的，說我的父親在美國，說我家裏什麽人57年是右派。連學者教授專用的罪名“長期堅持走白專道路”也往我這個中學生頭上堆。這些我並不在意，因為初中高中都是在濃厚的階級鬥爭教育環境中過來的緣故。
　　幾天以後大字報上不再點我的名字，後來知道那是工作組的命令，命令來自上級：有問題的學生不點名，加強教育，運動後期處理。但是有一點使我心裏發生了恐懼。一些大字報開始針對參加“黑會”的同學發話，要大家不要受某某人的蒙蔽，大膽起來揭發內幕。還有大字報影射團支部書記“包庇”我，但是說得相當隱晦。我相信那是因為她的爸爸官職比工作組的那幾位高太多了。無論如何，大家已經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參加“黑會”的同學中除了我，幾乎都是工農幹部子弟、團幹部、班幹部，非常適合有些人進行分化瓦解的構想。
　　我們這些人每天都在一起，名為學習，實為串聯溝通情報。我一度提心吊膽地觀察周圍的同學。如果他們也來揭發批判我，那就有點難受了。幾天以後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多慮：“輝煌小組”和別的參加那個星期六晚上聚會的同學們態度都很堅定：我們是革命的，星期六聚會不是黑會。這為我日後交朋友、與人相處上了寶貴一課：世界上，可以信賴的朋友很多很多。不可信賴、心懷叵測的人有，但是很少很少。

　　1966年7月中旬，社會上各種傳言都來自北京，和北京的運動發展有關。我聽說，北京很多大學都有學生在反對工作組，甚至驅逐工作組，和李鎧他們的做法完全一樣。的確有許多大學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是還有很多學生越反越起勁。李鎧他們在學校裏就根本沒一點事兒。運動發展的不平衡，給我們這些中學生很大勇氣和希望。
　　我每天離開家到學校去，回家有時候早，有時候晚，和家裏說是在學習。同學們也一樣。後來我們都知道了，那時候如果把“開反革命黑會”的事情告訴家裏的大人，很多大人會嚇瘋的。
　　那些日子裏在學校學習一些什麽已經沒有印象了，留在記憶裏的是一些革命歌曲：“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我們把這些歌曲唱得比情歌更深情，認定有一天毛主席他老人家會聽到我們的聲音。

　　時間一天天過去，大字報稀少起來，工作組很少露麵。時近7月底，我們忽然接到通知，下鄉勞動去。
　　這是個不尋常的決定。江南農村種植雙季稻，每年夏秋之交的立秋，通常是8月8號（或者7號）以前一定要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種植，叫做“雙搶”。一年中就數這十幾天時間勞動強度最大。學生下鄉支援雙搶是定規，但是今年由於搞運動，原來沒有安排。現在貿然要把我們送下鄉去，農民們已經在沒日沒夜地收割早稻了，我們大批人馬開去，要安排住宿、吃飯、勞動，明擺著就是添亂。
　　我得到了不同來源的消息。好的消息是：工作組受到北京的批評，現在茫無頭緒沒轍了。他們自己也在沒日沒夜地“學習”；壞的消息是：工作組留下了一批“左派”，核心是那個捏造會議內容半夜告密的同學，他們的任務是整理我們這些“反動學生”的材料，準備進行“後期處理”。
　　果然，我們在農村裏受到了冷遇，村子裏根本沒有幹部抽得出身來安排我們幹農活，老師也管不了我們，就讓我們自己安排“學習”，其實是遊蕩。

　　過了還不到一個星期，8月4號傍晚來了緊急通知，要求全體下鄉的老師學生連夜回城。送通知來的市委幹部和接我們回城的大客車是一起來的。第二天下午全市中學全體師生分區聽了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以及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首長的錄音講話。
　　原來，派往全國各地大中專院校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講話其實是檢討。他中氣不是很足地說：“我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當天晚上是我的第二個不眠之夜。“輝煌小組”恢複了活力，連夜寫出幾張大字報，第一次暢快地公布了“星期六會議”的真相，正式宣布“星期六會議是革命的會議”。我們在教室裏寫大字報的時候，不斷有各個年級的同學來訪問、調查。校園裏通宵達旦燈火通明。第二天全校出現了許多“星期六會議是革命的會議”的大字報和橫幅標語。當然，還有一些大字報堅持認為“本校的情況和北京不同”，“本校的星期六黑會背景特別黑”。支持我們的一派自稱“紅會派”，反對我們的一派是“黑會派”。
　　幾天以後，“黑會派”就銷聲匿跡了。不過，大獲全勝的“紅會派”也很快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紅衛兵運動。

　　北京紅衛兵興起不久就開始南下串聯，煽風點火，送來紅色恐怖的經驗，和用出身劃分路線的經驗。8月初，紅色風暴刮向社會，被公安局拘留的兩位老師放回來了，“交原單位批鬥”。學校裏麵建了“牛”棚，關押的是曆次運動的罪人，加上文革幾個月以來被打倒的兩茬人：校長、副校長和薛、孫兩位年輕教師。他們每天早上要集體向毛主席請罪，唱“嚎歌”。
　　風水輪流轉，站在運動最前列的多數都是那些低年級的軍幹、革幹子弟了。他們穿著軍裝，係著好幾寸寬的黃色牛皮腰帶。我不想描述那種殘酷鬥爭場麵、那些非常年輕的扭曲的臉、那些被批鬥者的滿臉鮮血、絕望眼神。好些低年級同學原本都在我所在班級的輔導班，輔導功課以外，我們也一起踢球，和我有很好的交情。所以他們會把如何批鬥“黑幫分子”的故事興高采烈地講給我聽，根本不管那兩個校長是我們“輝煌小組”揭出來的，或者薛、孫兩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是因為參加了我主持的一次“黑會”：
　　“薛某某肌肉很發達，開始的時候，我們兩個人按他的頭都按不下去。後來我們學到一個方法：在按他的腦袋時，悄悄地把一枚圖畫釘一下子按到他的後頸裏麵……，從此以後，他的頭低得比誰都低。”
　　“那天下午，我們幾個人解下皮帶照例抽孫某某一頓。還沒幾下，就聽到他殺豬似的尖叫起來。原來，不知道是誰的皮帶頭上的針頭鉤到他的左眼裏去了，他原來鼓鼓的眼睛一下子癟了下去，流出很多沒有顏色的液體來……。”

　　瞎了一隻眼睛的孫老師後來一直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闖將。現在，這麽隨隨便便就寫出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幾個字讓我覺得陌生了。不過，那時候十幾二十年裏，那種暴行一直貼著這個標簽。孫老師文革後期開始擔任學校的革委會主任，然後擔任校長……。我們在翻來覆去的運動中憂患與共，一直是知交。他知道我和那些小將的交情，但是從來沒有問過我到底是誰打瞎了他的眼睛。
　　運動每天都有新的發展，幾天就是一個“新階段”。最年幼激進的紅衛兵很快成了“革命的絆腳石”，他們的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了“一司”，因為比他們手段高明的另一批紅衛兵掌握了權力。幾天以後，這些紅衛兵也成了“革命的絆腳石”，他們被稱為“二司”。因為更革命的“三司”掌了權。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從北京到各地的“三司”站定了腳跟。和“一司”、“二司”比較，“三司”的領導人掌握了統一戰線這門武器，不那麽單純強調個人的家庭出身，因而三司的領導層結構就比較複雜，既有在運動中鋒芒畢露的造反明星，也有足智多謀擅長舌辯或筆戰的“文膽”，對外有工農子弟高幹子弟撐著門麵，還有一批身強力壯，會摔跤懂武術的同學可以應付、參加，甚至挑動武鬥。
　　那時候眼看左派變右派，右派變左派，同學老師變反革命，反革命又平反，真正的老革命變成黑幫……，運動反複，像下圍棋似的，一個劫打過來，一個劫打過去，已經有點滄桑感了。誰能想到以後還有那麽長的路在等著我們走。
　　三司還沒有成立時，薛老師和孫老師已經被我們解放、平反。工作組的幾位局長已經被鬥得成了“死老虎”。大多數老師都是我們的堅定支持者。毛主席818接見紅衛兵的消息傳來，我們也沒什麽醞釀，大家匆匆回家拿了一點衣服之類，就打著旗幟到北京去了。
　　那是文革中一段很蹊蹺的曆史：曆時好幾個月，數以百萬計的大中專院校學生和老師，全部可以免費搭乘飛機以外的所有長短途交通工具，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旅行。住宿、吃喝有安排。北京幹脆就把外地來的學生稱為“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全國百業為之癱瘓。
　　我們在北京見了兩次毛主席，一次遊行經過天安門廣場；一次毛主席乘敞篷車檢閱。我們草草走遍了北京有點名氣的大學，著重玩了頤和園、長城、北海公園、動物園、西山八大處……。然後同學們自願分組，按照自己畫的路線走向全國。那段曆史就叫做“革命大串聯”。（完）

　　後記：文革雜憶一寫就幾乎停不下來。我發現人的記憶方式和電腦略有不同。電腦可以做檔案夾，檔案夾裏麵還可以再做檔案夾，裏麵一個個文件取了名字，存放得井井有條。人的記憶最可惡之處在於有選擇性，還會“串台”：那些當時刺激性比較大的事件我們記憶得很清楚；一些類似的事件我們會搞混，張冠李戴。
　　大家都已經知道，非常相似的故事文革初期在全國各地大小城市都有發生。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場人為的運動，隻是搞到後來，很大的一個局部失控了……。
　　不寫下去了，趕快回到風花雪月中去吧。這幾段潦草的雜憶我會保存起來，作為以後小說題材。這段曆史，得寫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