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和總書記的故事（轉貼）

國王和總書記的故事
作者：林達
　　1976年，中國曾經因為領導國家27年的一位領袖去世，引發了曆史轉變。生活在中國的人們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於一位國家首領去世，引發了深刻的曆史轉折。
　　1975年11月20日，統治西班牙將近40年的佛朗哥終於去世。幾天後，由佛朗哥一手培養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遺願，正式宣誓，加冕成為國王。在19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內戰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經是西班牙的最後一個國王。多年之後，麵對一個作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經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時候，西班牙有沒有君主主義重歸的感覺？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說：那些對陛下祖父還有記憶的人會有，大多數人並沒有君主主義重歸之感，但是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義”在興起的感覺。
　　這回答點明了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關鍵地位。可是，國王根據自己的體會，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們大家都欠了卡利約的人情。卡利約是當時西班牙共產黨的總書記。這個說法指點了所有向民主製度過渡國家的一個關鍵，從單一政黨走向容許反對派存在的多黨派民主政體的過程中，原來長期主導著政府的大黨與反對派之間如何互動，有可能成為政治體製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誠實指出的那樣，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絕非單方麵的成就，共產黨及其領袖的作用，舉足輕重。
　　一、西班牙共產黨的轉變
　　西班牙共產黨（CPE）成立於1921年，是由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青年組織形成的激進左翼政黨。上世紀二十年代，歐洲各派政治思潮湧入西班牙，從左翼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到右翼的法西斯主義，紛紛在西班牙成立政黨，尋求民眾的支持。西班牙共產黨是其中受共產國際領導，得到蘇聯支持的一派。直到1936年內戰爆發，西班牙共產黨還不是具有執政力量的大黨。內戰的險惡局勢使得西班牙共產黨迅速崛起，成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大黨。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中，西班牙共產黨最出名的是一位女領袖，伊巴路裏（Dolores Ibarruri）。伊巴路裏1895年出生於西班牙北方山區巴斯克的一個貧窮礦工家庭，她一生始終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風雲突變的年代裏，伊巴路裏以極富宣傳鼓動的魅力而出名。她以“熱情之花”的筆名發表文章，此後就被人稱為熱情之花，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在西班牙內戰中，她經常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講，她提出的口號，立即就會廣為流傳，風行一時，成為左翼民眾中的流行語。在著名的馬德裏保衛戰中，她提出的口號“不讓他們通過”威名赫赫，被寫成大字橫幅，高高掛在街壘的上方。她的另一句口號“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也在左翼民眾中傳頌一時，極大地鼓舞了共和國軍民的士氣。
　　內戰時期的西班牙共產黨，一方麵主張不惜一切犧牲打贏戰爭，另一方麵接受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指令，卷入了各路左派力量之間的殘酷清洗和自相殘殺。共和國政府一方出現了很多殘害無辜的暴行，很多人因政治原因、或者僅僅因為是中層階級而被捕，被左派民兵組織以“兜風”的名義隨意殺害。共產黨在群眾中清洗托洛斯基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時候，尤其嚴峻殘酷。曾經參加國際縱隊援助共和國的英國作家喬治"奧維爾親曆了這個時期發生在巴塞羅那的內鬥，逃離西班牙以後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中對西班牙共產黨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提出了“專製主義”這一概念，並且指出，不論內戰結果是何方獲勝，內戰後的西班牙，很可能將“不得不”成為一個專製國家。
　　西班牙內戰以共和國政府一方的失敗告終，開始了長達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獨裁時期。熱情之花和共產黨的其他領袖們，堅持到了戰爭的最後一刻，隨後被迫流亡國外。熱情之花來到了蘇聯，受到斯大林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當熱情的款待。佛朗哥上台後鎮壓左翼民眾，堅決杜絕一切反對派政黨，西班牙原有的左翼政黨全部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這種極其嚴峻的政治形勢下，隻有西班牙共產黨仍然堅持活動，地下組織遍布西班牙各地。領導這些活動的，是流亡法國的西班牙共產黨另一位著名領導人，這就是卡利約（Santiago Carrillo）。卡利約出生於社會黨人的家庭，在共產黨人圈子裏被視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隨父親參加社會黨，19歲就成為社會黨青年組織的書記，20歲不到就為組織罷工和暴動而坐過牢，21歲就成為共產黨青年組織的總書記。內戰打響，他在馬德裏保衛戰期間負責保安工作，年僅23歲。
　　在佛朗哥獨裁時期初期，卡利約坐鎮法國，組織訓練遊擊戰士，陸續派往西班牙國內，希望在國內繼續展開推翻佛朗哥政權的武裝鬥爭。可是派出去的人總是不久就被捕，關押在監獄裏。進入五十年代以後，世界格局和政治分野起了重要的變化。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麵臨著和世界上一切政治流亡者相同的處境。他們的活動經費和資源必須依靠蘇東國家的支援，於是在政治主張上必然受蘇東集團影響。而斯大林之所以看重熱情之花，援助西班牙共產黨，是需要西班牙共產黨的堅定、熱情而絲毫不妥協的革命者形象。這一形象的典範是熱情之花，這時候她快要六十歲了。實際領導著國內地下組織的是更年輕的卡利約，他卻漸漸意識到，原來發動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方針，成功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就在這個時候，1956年，共產主義陣營出了一件大事，深刻地影響了西班牙共產黨。
　　1956年2月24日，熱情之花率領四人西班牙共產黨代表團，作為兄弟黨代表，出席蘇共20大開幕式。在開幕儀式以後，兄弟黨代表團都給請出了會場，蘇共20大閉門開會，赫魯曉夫作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這是一次極其保密的報告，聽取報告的代表們禁止筆記。但是，24小時後，蘇聯領導派專人給熱情之花送來一份赫魯曉夫報告記錄，通報蘇共的這一重要轉向。熱情之花立即招集本黨代表開會商量這一報告的意義，而對外則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蘇共領導。
　　蘇共20大和赫魯曉夫報告，觸動了西班牙共產黨領導層，他們開始反省本黨內對熱情之花的個人崇拜風氣。1956年三月，西班牙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開會，這次會議在對蘇東四個國家的陸續訪問途中舉行。就在這次會議上，西班牙共產黨領導重新估計了國內的局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年後，佛朗哥領導下的西班牙國內局勢漸趨穩定，經濟逐漸得到恢複。由於在二戰中保持中立，西班牙從1953年起在國際上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呈現一定程度的開放狀態。更重要的是，國內新的一代成長起來了，對於新一代來說，內戰的仇恨和是非，遠沒有皇家馬德裏足球隊在歐洲杯比賽的戰績更值得關心。就在這次馬拉鬆式的中央會議上，西班牙共產黨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新方針。熱情之花以一貫的演講魅力在會上宣布：“今日之佛朗哥主義，已經和十年前不同”。在這個時候，年邁的熱情之花的觀念轉變，相對更有限，就是要以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義糾正黨內錯誤。而年青的卡利約更靈活也更有轉變空間，他趁此機會替代熱情之花，正式執掌了西班牙共產黨的實權，並且決定放棄在國內發動武裝革命的策略，改變為宣傳民族和解，爭取民眾的支持，用民眾的壓力來迫使西班牙政府走向民主。也就是說，從武裝鬥爭的道路改變為議會的道路。
　　這一轉變，是蘇東集團和國際共運在蘇共20大以後重大改變的一部分，曾經引起了世界範圍的激烈論戰。赫魯曉夫的轉變當然主要不是批判個人崇拜，而是曾經被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批判的“三和一少”－－也就是已經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國家，要和資本主義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減少輸出革命。相應的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掌握政權的共產黨來說，相應的轉變就是從暴力革命轉為議會道路。半個世紀以後的人們再來回顧的話，西班牙共產黨的領袖們在1956年提出的“民族和解”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共產主義陣營的這場辯論是1989年大變化的開端，在歐洲引起絕大多數共產黨組織的認真思考，大概隻有阿爾巴尼亞是個例外。然而，一方麵，這隻是一個變化的開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理論的對立還在。而對於流亡中的革命者來說，這一轉變尤其艱難。他們不僅要克服自身對過去的仇恨記憶，而且這種降低革命姿態的做法會立即招致現實的艱辛，甚至被指斥為對主義的修正，對革命和戰友的背叛。
　　正因為如此，西班牙共產黨的這一轉變，並沒有在敵友兩個陣營引起呼應。佛朗哥政權對共產黨的取締和鎮壓絲毫沒有放鬆。“民族和解”方針要被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所了解和接受，還要等待整整20年。
　　二，國王要找共產黨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開始一些有限的改革，1966年通過的新聞法結束對出版物的預先檢查製度，還試圖通過新的“結社法”。可是，在那個時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顧慮重重，這些法案也總是不能實行徹底。新聞出版仍然受到約束和懲罰，政治結社也仍然限製重重。根源既來自佛朗哥這一代人對內戰“你死我活”政治生態的刻骨銘心記憶，也來自於他們對社會自由之後未知狀態的恐懼。“放開”之後，會不會“亂”，會不會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放出妖魔鬼怪而收不回去？作為舊製度的代表，他們固然擔心新時代自己的個人安危，或許也擔心四十年前內戰前後的狀態在西班牙重演，從而毀了這個國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這樣很不安也很不穩定的狀態下，被佛朗哥宣布為未來的國王。他是戰後一代的新人，他公開自己對西班牙未來將是君主立憲民主國家的設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認為，將來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未來西班牙，並不包括西班牙內戰中最對立的一些左翼黨派。在佛朗哥最後的時期，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行為必須非常謹慎，一方麵，他不可能幹等到佛朗哥咽氣才開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須有所準備。獨裁政權的高壓下，正因為反對派是在暗處，就可能在暗處埋下了高壓下難以爆炸的炸藥包。當高壓撤離的時候，很可能就一起炸起來。當然，最好在事先就和埋炸藥的人溝通，拆掉炸藥的雷管。另一方麵，他又不能輕舉妄動，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對他的信任，這樣，他就將失去全部機會。
　　1975年，佛朗哥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經在西班牙公布。全世界都相信，隨著佛朗哥的離世，西班牙將很快發生深刻的變化。此時，西班牙國內沒有任何合法的反對黨派，所有反對黨都處於地下狀態，而組織最良好的是西班牙共產黨。卡利約從1960年起接替熱情之花擔任總書記，他和上一代的熱情之花在政治理念上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推崇熱情之花為黨的主席，作為黨的革命性和團結的象征。
　　在這改革的前夜，氣氛極為不安。胡安"卡洛斯一世認為，未來政治改革的關鍵，是怎樣促成多黨合作。而最困難的，是怎樣讓最為對立的共產黨參與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來。為此，必須和共產黨溝通。但是，到哪裏去找共產黨呢？
　　胡安"卡洛斯一世想起，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個慶典活動，曾經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總書記齊奧賽斯庫有過一麵之交。齊奧賽斯庫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時，順便告訴他說，我還認識貴國的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我們每年國慶都邀請他來參加慶祝活動。回憶中的這句話，成為胡安"卡洛斯一世尋找西班牙共產黨領袖的唯一途徑。他決定派一個絕對可靠的朋友，帶著他的舉薦信，去羅馬尼亞請求齊奧賽斯庫幫忙，給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領袖卡利約傳個話。
　　直到後來，胡安"卡洛斯一世的這位朋友一直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終不希望公眾知道，自己參與了這麽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胡安"卡洛斯一世把他找來，對他說了自己的想法，國王從他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並不讚成這件事情。可是他對胡安"卡洛斯一世確實忠心耿耿，沒有二話，冒著身敗名裂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執行使命。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後多年，也仍然對講出這樣一個幕後故事猶豫不決，他對自己的傳記作家說，民眾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聽到這樣故事後，或許會想，原來在還沒有登基的時候，你就做了這樣的事情。他們也許會覺得國王是背叛了他們。可見，在當時情況下，這是多麽敏感而複雜的事情。
　　回想起來，在這個關口，真是萬分困難的一個決策。兩者之間的障礙，是兩大對立陣營由戰爭和雙方殺戮的曆史堆積起來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約來自內戰一代，胡安"卡洛斯一世雖然和這一代無關，可是他承襲的卻是西班牙共產黨的死對頭，佛朗哥的政權。對於雙方來說，都有兩個巨大的問號。第一個問號是，和對方作政治溝通，是否意味著背叛自己陣營的民眾，是否意味著背叛了被對方殺害的自己一方的無辜犧牲者，是不是在向一個不應對其妥協的敵人作違背良心的交易？第二個問號是，在曆史經驗下，在雙方經曆多年暴力相向和欲除對方而後快的經驗後，即便是溝通了，又如何能夠互信，怎麽知道對方送來的信息就不是一個“兵不厭詐”的計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雙方溝通是不是一個罪惡，後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礎。不管怎麽說，胡安"卡洛斯一世還是邁出了這一步。
　　這位信使通過巴黎前往羅馬尼亞。盡管他帶著未來西班牙國王給齊奧賽斯庫的介紹信，還是在一個黑暗地下室裏給關了兩天。通過小小的通風口，在那裏他可以看到過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關在兵營。關他的人不斷放錄像給他看，內容都是齊奧賽斯庫政權的豐功偉績。他一有機會就重複聲明，說自己是未來西班牙國王派來給你們總統傳信的信使，可是對方好象並不理睬。想到齊奧賽斯庫政權的喜怒無常，他一度絕望以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見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也憂心如焚，苦苦等了兩個星期，音訊全無。最後，信使終於平安回來。齊奧賽斯庫最終還是接見了他，他帶的口信總算傳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這樣：請求齊奧賽斯庫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約傳達一個信息，波旁王朝的唐"胡安"卡洛斯一世，未來的西班牙國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後，讓西班牙共產黨同其他政黨一樣獲得合法地位。同時請求齊奧賽斯庫，勸告卡利約信任唐"胡安"卡洛斯一世。假如卡利約順此去做，事情將往最好方向發展。反之，他應該知道，未來的西班牙國王認為，假如國王被迫麵對來自共產黨的抗擊，西班牙的局勢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和複雜。
　　此後沒有任何回音。大約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戴上王冠的一個月前，他的那位朋友被告知，羅馬尼亞的一位部長抵達西班牙首都馬德裏，求見未來的西班牙國王。這是一次秘密出訪，西班牙政府對此竟一無所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會見時問道，你怎麽做到避開西班牙官方來這裏私訪，對方微笑著低聲說，我們有我們的路子。國王事後說，這顯然是指西班牙共產黨的“路子”。他帶來齊奧賽斯庫的口信：“直到你當上國王，卡利約連個小指頭都不會動一下。然後，在一段時期裏（不能太長），你必須實現你的承諾，讓共產黨合法化。”傳完話，那位羅馬尼亞部長沒聲沒息的就走了。
　　很久以來，胡安"卡洛斯一世還是第一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贏得了時間，推動和平改革需要的時間。胡安"卡洛斯一世知道，雖然前途仍然充滿凶險。卡利約總算承諾，不會在佛朗哥咽氣以後，西班牙開始民主轉型的當口，就把民眾帶上街頭，發動暴力革命。
　　三、新形勢下的新形象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領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地區，香檳酒立即銷售一空。幾天後，胡安"卡洛斯一世戴上了西班牙國王的王冠。
　　所有人都認為，佛朗哥一死，變是肯定的，唯一不肯定的是往哪裏變，變到什麽程度。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他統治西班牙的最後的穩定，不得不依靠壓服，而所有的人，不僅是他的宿敵，甚至包括他的繼承者和戰友，都在等著他死去以後的變革。
　　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以後，並不能立即開始他期望的民主轉型。一方麵，佛朗哥的舊人馬根深蒂固力量強大，而他年僅37歲，在政治權力上還是一個新人，另一方麵，按照現代歐洲君主製的的規矩，以及西班牙人對於接受君主製的認識，國王隻能是一個虛位君主，不能親自執政。他需要一個首相，來具體實施政務。國王選誰來出任首相，成為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可以說，誰當首相，誰就主導了政治改革進程，於是，國王選什麽樣的人當首相，未來的民主轉型就將是什麽樣的。
　　最後，國王出乎人們的意料，選擇了一位年僅42歲的人，出任新首相，這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具有傳奇色彩的蘇亞雷茲（Adolfo Suarez）。
　　國王和蘇亞雷茲有一個共識：西班牙民主轉型必須從允許多黨政治開始，隻有在多黨政治下，民眾才有可能參與政治民主。可是在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開始多黨政治非常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共產黨。在舊體製內的保守老人們看來，共產黨就像惡魔一樣，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敵人。這些保守老人和共產黨的領袖們一樣，對內戰的記憶刻骨銘心。就像左翼抨擊他們是法西斯一樣，他們不能原諒內戰期間共和國一方的暴力。馬德裏保衛戰期間，共和國戰線內以防範“第五縱隊”的名義，發生過對模範監獄數千囚犯的大屠殺，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沒有走出曆史迷霧，而卡利約當時恰恰是共產黨負責馬德裏治安的人。保守人士指責卡利約要對這一屠殺事件負責，雖然卡利約本人並不承認。現在，正是這個卡利約領導著流亡中的共產黨，而共產黨在20年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方針，並沒有引起國內的注意。共產黨在內戰期間的殘酷鬥爭曆史，已經成為舊體製內老一代人的固定記憶。共產黨口號的轉變，在對方看來，仍然很可能隻是一種策略，並不能取得舊體製內宿敵的信任。所以，舊體製內的保守老人決不允許讓共產黨合法化，如果有人讓共產黨合法化，他們就會站出來，發動軍隊加以阻擋。
　　首相蘇亞雷茲卻認為，如果西班牙要走向民主，那麽讓共產黨合法化，這一步是必須走的，而且，還必須早走，不能晚走，不能等待太久。
　　蘇亞雷茲的過人之處是，他麵對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難並不像別人那樣悲觀。他相信，一切取決於溝通，取決於溝通的具體操作。
　　在佛朗哥死後整整一年的時候，1976年底，西班牙人民舉行公投，通過了政治改革法案。根據法案，將要舉行第一次全民選舉。這時候，共產黨還沒有合法化，舊體製內的保守老人，特別是軍中的保守將軍們，仍然堅決反對讓共產黨合法化。社會上出現了變革前的緊張不安氣氛，民眾左右分裂，又出現了零星流血事件。1977年2月27日，首相蘇亞雷茲和共產黨總書記舉行了長達八小時的馬拉鬆密談。蘇亞雷茲提出的條件是，共產黨將宣布承認西班牙君主，采納王室的紅黃紅旗幟，遵從民主契約。在共產黨改變了自己在民眾中的形象以後，蘇亞雷茲將宣布共產黨合法化。
　　從公投通過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選，有半年的時間，這半年時間裏，佛朗哥時期的唯一政治組織“民族運動”自然而然地瓦解消失，各路政治人物開始紛紛組黨，而四十年來處於地下而組織良好的共產黨卻還是非法的。卡利約開始在國內舉行群眾集會，要求合法地位。這種改革前寬鬆而不確定的狀態，是最有失控危險的時期，特別容易失控的是左右兩邊的激進分子。共產黨內分裂出一個小團體，他們依然信奉暴力革命。他們在公投前後綁架了兩個政府官員。這種做法激怒了極端右翼分子，他們在馬德裏殺了五個人，其中四人是共產黨的勞工律師。他們想用這種方法來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報複，從而令和平的改革進程中途夭折。他們也知道，共產黨的鬥爭哲學不會示弱，這一手多半能成功。
　　這一次，卡利約領導的共產黨，其表現令人刮目相待。卡利約呼籲所有人麵對仇殺保持理智和冷靜。在馬德裏舉行的受害者葬禮上，共產黨組織了一個聲勢極其浩大的群眾集會，左派群眾表現鎮靜，秩序良好，舉行了令人震驚的沉默致哀。共產黨表現出的組織性紀律性，它的潛在的力量，令首相蘇亞雷茲深為感動。他知道，這樣麵對迫害和殺戮而表現出的克製，這樣的新形象，會打消民眾中原來對共產黨的敵意，消弭保守派對共產黨合法化的顧慮。同時，這一場景更堅定了首相的看法：如果將一個組織良好的反對黨排斥在民主進程之外，那麽民主不僅不能成功，而且對國家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組織良好的反對黨，在一定意義上，是民主轉型的有利條件，因為這一政黨能將社會上的多數反對意願統合起來，民主轉型的主導方就有機會和反對派進行溝通，雙方達成的協議和諒解也有實現的保障。在原來的高壓體製下，反對派的四分五裂狀態對舊體製有利，因為分裂的反對派較少威脅能力。可是在民主轉型期間，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對派的四分五裂，眾口難調，民主改革的主導者找不到單一的談判和溝通對象。卡利約領導下的統一的組織良好的共產黨，為民主轉型過程中的黨派對話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能夠使共產黨這樣的反對黨也能參與民主轉型，加入到未來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來，那麽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必然能成功。
　　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蘇亞雷茲宣布，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將參加於6月舉行的第一次大選。
　　四、流亡者歸來
　　卡利約和熱情之花等西班牙共產黨領袖，在蘇聯和法國等地流亡了整整38年。在每年舉行的聚會上，這些當年的革命者，都要高舉酒杯，“為明年在馬德裏見麵，幹杯”！可是，一年複一年，他們漸漸地老了，漸漸地被國內的老百姓所遺忘。熱情之花已經過了80歲，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馬德裏，回到她的故鄉巴斯克，她幾乎要絕望了。
　　熱情之花得到共產黨合法化的消息後，立即向西班牙使館申請護照。5月12日，使館通知她，新護照已經備妥。熱情之花在總書記卡利約陪同下，結束38年流亡生活，回到馬德裏，以81歲高齡，代表共產黨參與即將舉行的大選。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後一年半，西班牙成功舉行了第一次大選，熱情之花作為共產黨代表，當選為國會議員。7月13日，新國會第一次會議。首相蘇亞雷茲滿麵笑容，親自在門口迎接“祖母級”的熱情之花，一路護送到座位上。按照慣例，第一次會議由年長的議員主持。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熱情之花，站在議長席上，宣布西班牙的民選國會開幕。
　　在以後的幾年裏，西班牙民主轉型在首相蘇亞雷茲的領導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包括空前的經濟危機和軍人政變。這些危險都在多黨合作對話的過程中一一安然度過。他們成功地製定了新憲法並公投通過，在製憲後根據憲法要求又一次舉行了大選。西班牙在1982年的製憲後第二次大選中，成功地實現了執政權力向反對黨的和平轉移。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二十世紀後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困難過程中，卡利約領導的共產黨，以合作的反對黨身份，配合和推動了民主進程。卡利約多次對黨內外群眾回顧以往的曆史教訓，回顧內戰前和內戰期間共和國政府和左派群眾一方的錯誤，包括自己在內所經曆的血淚教訓，勸告人們不畏艱難，通過左右溝通，把政治改革進行下去。曆史將會記住國王的話，民主西班牙欠著卡利約的人情。曆史更會記住，在民主改革麵臨危險的時刻，當民眾對民主產生失望和懷疑的時候，卡利約在群眾集會上的呼籲：
　　“今日西班牙的民主，盡管仍然醜陋，卻比已經被我們埋葬了的過去，好一千倍！”
　　那被埋葬的，是雙方共同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