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二：國之重寶宜子孫

　　那次在紐約展出的是，從台灣故宮六十四萬件珍寶中精選的四百五十二件（其中部分書畫輪換展出）。整批展覽文物的保險額十億美元。展覽籌備了三年。中華瑰寶，名實相副。
　　我在展覽中仔細看了所有書畫的紙或絹的質地情況。署名範寬的“臨流獨坐圖軸”的絹底龜裂得特別嚴重。據介紹，此畫應是範寬後大約一百年（十二世紀初）的畫家所仿作。其它就是明清時期的部份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裂損。
　　參觀展覽的過程中，目睹瑰寶的快樂和怕這些千年古畫受損的心理時常交錯。快樂之中，摻雜了一種強烈的僥幸。
　　眾所周知，台灣故宮博物院裏至少還有幾十幅比宋、元更古的畫：晉朝顧鎧之的“洛神圖”冊頁、隋朝展子虔的“授經圖“冊頁、粱朝張僧鰩的“雪山紅樹圖”、唐朝李思殉的“江帆樓閣”、吳道子的“寶積賓伽羅佛像”、閻立本的“蕭翼賺蘭亭圖”、王維的“山陰圖”……等。
　　北京故宮裏的古畫雖然沒有這麽整齊，但也不乏絕頂珍品，如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宋朝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這些都是中共建國以後通過民間的渠道搜集來的。
　　台灣送來美國展出最古的是宋、元時期繪畫，迄今已有約八個世紀。這些在當時已臻藝術頂峰的作品，又經我們曆代前人的嗬護珍藏了八百年，迄今仍是完璧，實非易事。中國曆史上逢改朝換代就必定要戰火燭天，大亂若幹年。藝術品毀損流失不計其數。了解曆史的中國人就明白這個簡簡單單的結論：這些幸存的文明遺產，其價值是沒有辦法計算的。
　　我們的祖先製作藝術重器，總加上如“子孫永寶”這一類的銘文。乾隆皇帝常在故宮書畫上矜以“宜子孫”的印記。
　　台北的故宮博物院的專家深諳文物保護之道，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對古文物放洋展出有規定: “凡唯一孤本或易於破壞之珍品，應不在選運之列，以重國寶。”（秦孝儀：《故宮七十星霜》）
　　台北故宮博物院對古代繪畫在台灣本地一向有限展的規定：用輪流的方式，每隔三四年展出一次，每次展出四十天左右，部分書畫甚至“為維護古文物，故代之以照片資料”。
　　如此珍貴、高齡、材質衰朽脆弱的文物，飛越半個地球後，還要經受頻密的搬運、拆卸、包裝、曝光。從前半卷半開的字畫，現在要完全展開；從前是水平放置，這次是垂直固定展出……。
　　能在這樣的形態下，一下子看到這麽多國寶，想想就知道有多僥幸了。
　　
　　台北擅長用國寶搞外交。五十年代葉公超任駐美大使時，通過長達五年的時間籌備，於一九六一年在美國搞過一次展覽。那次送出來的文物共二百二十五件，由美國的軍艦運送，美國的飛機護航。第一站是在華盛頓展出，接下來輪到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三十年前，每年參觀人數是一百萬，現在已經增至五百萬以上。每天都有幾萬人頭戴耳機，雙目圓睜，對中國文化珍寶驚歎折服，努力理解，又畫又記，買畫冊再買光盤。懷素、宋徽宗、範寬、黃公望、董其昌、八大山人、仇英、唐寅……乾隆皇帝，這些名字用各種語言在大家的口裏滾來滾去。這是什麽樣的一種宣傳教育！
　　記憶太深刻了：一進門左麵，是一件直徑盈尺晶瑩溫潤的圓形玉璧，曆史大約四千年：右麵是一件曆史同樣悠遠，高約尺半，斑爛華麗的方柱形玉棕。一左一右，左祭天，右祭地。
　　站立在這兩件玉器中的至寶之間，一種奇妙的感覺清楚地印證了這種說法：玉器和別的文物不同是處在於，好的玉器有一種溫和的輻射，在四周形成一個“場”，對人的情緒和身體狀況有正麵影響。
　　玉器的後麵是一個商（公元前十三世紀）鼎。從銘文上可知，這是當時一位高官受帝王封賞後，為了將榮耀歸與祖父而鑄造的，名字就叫做“乃孫作祖己鼎”。
　　商鼎後麵有一件正圓柱型金屬器皿，高約一尺直徑兩尺，兩旁還附鑄著兩個小圓器。這是公元九年王莽建立新朝後為統一度量衡而特製的量器。
　　幾千年前的中國人就用這種高雅華麗的形式對天地人這三大要素表示尊崇，並且智慧地謀求建立安定社會秩序--用如此積極姿態來表現我們的祖先，又是如此氣勢恢宏的展覽設計，真是令人激賞。
　　看一次展覽，草草的也要兩個小時。我想普通人祗要進門半小時，就會沉浸到這些中華瑰寶所形成的“場”裏麵去。大家的讚美欣賞，無論聚焦到哪一件珍寶，或是哪一位藝術家都一樣，想到的隻是中國，而不是“台灣”二字。
　　擁有代表中國文化正統的國寶，和正統的代表中國畢竟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