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在詩詞上最見光彩,在小說上最乏善可陳。這一情形在新文化運動後發生逆轉,八十多年來,小說大致越寫越好,新詩似乎還在探索之中。畢竟,小說容易學西方,詩卻是很難學的。詩意和詩歌語言,更多要從母語汲取。新詩在初期就遭遇革命,革命不僅割斷了傳統更使新詩本身淪為口號;新詩的複興自“朦朧詩”始,然而,北島舒婷以降的詩人大多對舊體詩很隔膜。新詩的“新”倒是更徹底了,“新”到幾無繼承,“新”到始終難以找到自身的形式,韻律與語言。所謂“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其結果多半是肆意塗鴉而已。
我在文革中一直輟學,陰差陽錯,反而在啟蒙時期更多地接觸古文詩詞。我自十五歲起寫舊體詩,二十歲後多寫新詩,雖然都寫得不怎樣,卻感到新詩似易實難,難在中文詩意和詩語的傳承,難在達到與古詩詞相近的音樂性。
1983年的舊作《明天》,今日看已覺太輕。但依稀記得,當年努力想寫得更適於誦讀與歌唱,然而,那其實是很少能夠做到的。
明 天(1983年)
當啤酒沫
如夢
也象河上月色的煙湧起
什麽也不要問
生活這部天書
難得的,一個句號,一行空隔
螢火在森林裏睡著了
明天,明天
一個音符,一行線形文字
也許雨爾伐希會走近沉睡的小窗
也許康乃馨已抵達你海水的枕旁
我迷醉又清醒地等待著啊
明天
啤酒沫象衝往沙灘的浪花
蕩開了今夜的煩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