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述往憶“六四”之三：曾記五月風雲夜

    已是風雨深夜，一位名字起得忒象烈士的同學忽然打電話，神秘兮兮地問我學生會是不是在策劃聲援活動。我告訴他沒有，烈士同學嘿嘿笑了幾聲說，沒有就好、沒有就好，我們留學生還是該集中精力學習。我也嘿嘿笑答，我別的都喜歡，就是不太愛學習。此公少年老成，待人熱絡，第一次和我聊天就告訴我他是黨員。在此之前，我對他印象無所謂好不好，或者說，沒有太多印象。放下電話，我不禁感歎，原來不知不覺中，已經有眼睛在注視。
    八十年代末，在日本的大陸華人還少有跨地域的社團，所以五月初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為支援國內成立，是條不大不小的消息，上了電視新聞的尾巴。仙台是與東京、關西隔絕的世外，我聽到這消息，根本沒感覺。然而黨支部對於任何新動向，比我敏感得多，於是剛剛榮任支部委員的烈士同學開始電話關懷，過了兩天，書記告訴我管區領事即將來視察。書記是老三屆，有社會經驗，為人低調，凡事不輕易表態。他也婉轉地問我的想法，我告訴他，我沒想法，要看同學們的聲音。我不知道書記是否滿意，但他沒有勸我該如何，也沒有說他自己怎麽想，隻說他準備給領事接風，邀我作陪。又過一兩天，領事來電話說，她希望在訪問仙台時和我單獨談話。
    關於正在進行的事態，我自然有想法，但並不曾想有行動，因此覺得啼笑皆非。我反而開始考慮，是不是該有所表示。我問了兩位學生會委員，他們都不大積極，我沒有把握取得學生會多數票，隻好再等等。五月十三日開始的絕食，在海內外極具心理衝擊性，戈巴契夫訪華，更是全世界的頭條。也是在戈巴契夫到京之夜，我因為歡迎儀式的被迫改地、冷冷清清而滿懷憂慮：這麽讓中國的為政者丟麵子會導致什麽後果呢？然而，十裏長街人聲鼎沸、熙熙攘攘，那是一個短暫而不夜的春天。溫暖的空氣裏，彌漫著飽含奉獻與同情的集體無意識，人性裏美好無私一麵的曇花一現，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感動而心痛。

    激動不安的情緒突然就傳到仙台，第二天我在研究室接到好幾個電話，晚上去國際留學生會館，剛到門口就被一位同學截住，大叫“你們學生會都是幹什麽吃的？”我去找會長王君，他很痛快地同意開個座談會，並說“你來負責吧，我這兩天要忙著接待領事。”我聽說領事此次來仙台的目的之一，是發展王君入黨，但這種事自然裹的很神秘，我既不感興趣也無從確證，隻對傳遞消息的同學說，也夠會挑時候入黨的。我對座談會一類並無多大興致，形勢愈來愈緊迫混沌，新聞報道裏傳言愈來愈多。給北京打電話，國內的人知道得更少，各種謠言在空氣中飛舞。
    五月十八日，領事到達，下午召集支部開會，晚間書記在會館接風。席間領事問起大家對國內形勢的看法，被告知周末計劃開座談會。領事是位開朗隨和的中年女性，有些象宋春麗飾演的角色，但身份和職責所在，說話自然是官樣文章。她沒有反對開座談會，但提出要“內外有別”。飯後，領事和我單獨談話，明確告我不要讓媒體報道，並表示，她聽說我在同學裏威信不錯，希望我配合防止過激言行。當時已有人建議募捐，我隻想到在座談會上討論募捐是否可行，如果她不提，我根本沒考慮請媒體報道。由於她態度仍然客氣，我雖然對這種談話感覺不快，但也就以禮相待。我明白她對我不放心，但茲事體大，我不會做任何讓她放心的承諾，隻回答說我們這屆學生會是民主集體，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
    一覺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入眼就是緊急速報，不一會就是講話錄像：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這句話的涵義與無奈我馬上明白了：他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他的淚水劃下令人難忘的句號。我知道，我在目送一位政治家走入曆史並以獨特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天我沒有去研究室，我給老師打電話說：要出事了，他半信半疑。一整天我都感覺焦灼，暗中希望自己是烏鴉嘴，午夜的電視卻狠得超出我的想象。我在看完電視新聞後，立即提議召開學生會緊急會議，除了住在山上的，五名委員出席，一致同意第二天晚上在會館集會，王君並同意請媒體前來報道，書記也沒有反對，震驚、困惑與憤怒壓倒了每個人。幾位朋友主動來幫我，我們分頭通知了散居全城的同學，《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河北新報》四家報紙和大約五家電視台。布置好會場後，我因事給NHK又打了個電話，對方告訴我他們剛剛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學生會負責人，通知他們集會取消了。我告訴NHK，這是謊言，然後又給所有媒體打電話再度確認澄清。不是所有媒體都來采訪，不知道是因為冒名學生會的電話還是別的原因，但四家報紙和至少兩家電視台不但來了，而且以相當篇幅報道。我至今不知道是誰打的這些冒名學生會的電話，王君和書記應不至於如此。又何必猜想是誰呢？懷疑他人是對自己心靈的一記毒藥。這個插曲倒使我此後養成了凡大事要再確認一遍的習慣。

    當晚會館會議室爆滿，裏三層外三層，連走廊裏都站了許多人。一排廣播車泊在門口，多支鎂光燈閃爍不停，其他國家的留學生紛紛駐步圍觀。會議一開始就群情激憤，聲震屋宇。有同學激動得眼淚汪汪，有同學憤怒得高呼打倒，有同學要和喊口號的打架。我本來請王君主持，他控製不了局麵也沒了主意，把攤子交給我。從這一刻起，他事實上放棄了會長的職責。我理解王君的處境與顧慮，人與人的想法，本來就大不相同。我很冷靜，清楚自己在做什麽：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人挑頭，我責無旁貸。那時我還不清楚的，是羅伯特議事規則，隻是覺得主持會議就要傾聽與會者的聲音，然後拿出多數能夠接受的方案。會開得長而熱烈，在許多同學即席演講、當場捐款，情緒得到釋放之後，學生會的聲明順利通過。會議結束大約半小時後，就在電視新聞播出。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們募捐、再集會，也就是表達一份心意而已。是我的麻友、橋友、球友自然形成了一個團隊，印證了在一起玩得來的朋友，往往可以共事。朋友們很快和我達成一種默契，由我出麵接受采訪，他們默默地支持我。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八名朋友聚在我的公寓，簽署了一份誓約，是我們青春尾巴上可笑複可貴的記憶。
    又是午夜，我身心俱疲地走出會館，才想起二十四小時沒睡了。幾乎人人高度激亢的一天結束，但有誰意識到許多人的命運從此改變呢？領事似乎是當晚悄然離去的，再見到她已是秋天，是和新任領事一起來的，人看上去有些憔悴，話也少了。後來聽說，她很快就提前卸任、黯然回國，大概被認為工作不得力吧。雖然有些“我不殺伯仁”之感，卻也無可如何。我不知道發展王君入黨的會最後開了還是沒開，但知道他此後不曾走上仕途，留在日本經商。書記沒有參加過集會，但也沒有公開反對。他更加低調，不久後學成回國。在“困難時期”回去的海歸格外受重用，十年後他當了大學校長。烈士同學繼續給我打電話，到了夏天後尤其頻繁。有一段時間，不是他的電話就是不說話的騷擾電話，一天近二十個，鈴聲經常在深夜突然響起。他自然沒成烈士，而是某大學資深博導。

    回到獨住的小樓，是丁香盛開的春夜，寂靜祥和，微風入窗，撫平激蕩心情。我給一個深諳中國政治的同學打電話長談，對事態發展的看法竟是完全相同，雖然我們都想不到結局會是那麽殘酷。是在和他的談話中，我預感並說出了自己的選擇，也預感從此和朋友各自走向迥異的道路。我掛了電話後，枯坐到天亮。曾經幻想，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多少能夠擺脫時代影響，然而專政鐵拳毫不留情地揭示，個人即使身在海外也很難自由。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如果改一下似乎更加貼切：一個人的性格與思想就是一個人的命運。我不想識時務地退縮，最後就隻能選擇遠離。今年幾位老同學重逢在北美，杯酒憶舊，那次交談竟都記得清晰如昨，而人與事已恍如昨世。

    那一天，是二十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北京戒嚴第一天。

（寫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