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述往憶“六四”之二：我是怎樣當上學生會頭頭的

    在記憶裏，八十年代最後一個春天，雨季姍姍未至，格外晴朗溫暖。仙台依山帶水，以四季分明、適宜居住著稱，是人口約七十萬的中等城市。民風厚樸，節奏悠閑，讀書時或感歎，這裏養老真不錯。二十多年後，熟識的人們和我都已各奔東西。國人知道仙台，多半由於魯迅先生。日本人提起仙台，就會聯想到魯迅先生的母校東北大學。（仙台醫專是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前身）這所大學的五百多留學生裏，二百出頭來自中國大陸，據說那時是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大學。東北大學和在其他幾家大學裏的留學生二百四十餘人，一起組成仙台地區中國學友會。由於絕大部分是在東北大學留學，通稱東北大學中國學生會。由於在東北大學留學的多半是公費生，學生會接受大使館教育處的指導。留學生中還設有黨支部，當時一條不成文的約定是，支部書記一般擔任副會長。東北大學中國學生會屢屢被大使館評為“優秀學生會”，也就頗具中國特色。每年改選，都是等額選舉，候選人由前任圈定，據說沒有多少人出席，往往是舉手表決一下就算通過。
    出國後，最讓我感覺愉快的，便是自由與清靜，對如此學生會自然毫無興趣。我除了偶爾給大家唱首歌、接待一下新同學，基本不參加學生會活動。此前唯一直接和學生會打交道的一次，還是八三年春，我租好公寓後，時任會長來告誡教育部規定公費生不得單獨住，我回敬他這是在日本，我有遷徙自由，把他趕出門外。此公文革裏入黨，工農兵大學生，後來考上出國研究生，回國後被評為全國先進歸國留學人員，九零年初藉開學會之機留在美國，到了本世紀似乎又海歸開公司，一生都忙著趕潮。
    八八年朋友和我組織橋牌賽，學生會同意讚助些撲克，拿牌時隨口問了一句多少錢，答曰九百日元一副，我不禁說，這也太貴了！但也就是這麽說了說，並未深想。翌年初，在麻將桌上牌友程君說起和會長一起赴宴喝酒，結束後主人給會長兩萬日元，囑每人一萬好打的回家。會長和主人道別後，說這錢是給學生會的，騎上摩托揚長而去。我早就聽說這位會長愛占小便宜，但沒想到這麽離譜，便建議把這事在即將召開的學生會大會上公布。另外兩位麻友說，你來挑頭吧，我是提議人，也就不推辭。
    我們打麻將的據點在留學生會館，是主要流言集散地。我有若幹麻友、橋友、球友等，紛紛說起會長的不地道，外加獻計獻策。又有現任與前任學生會委員告我，一直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帳目也不公開。大使館每年給學生會經費，經費是按公費生的人頭發放，大概是一個人一年三千日元，所以總數不算多，但也不少，應該能夠辦些活動，可是學生會很少辦活動。消息不脛而走，開會前日，有來打探的、有來勸阻的，據說教育處管轄東北地區的領事也來電話詢問。事情變得有趣，我是喜歡客串遊戲的人，便認真玩起來。所謂凡事就怕認真，我又因為專業關係，講究堅實考據，於是把可疑之處歸納成幾點問題。有同學憤激地說：學生會貪汙，但我不同意指控，主張公開質疑。

    那天開會不同以往，會館會議室早早就坐滿人，許多和我一樣平素從不來開這種會的人都冒了出來。出乎所有人意外，會一開始，一位很年青就精明圓潤、自掃門前雪不得罪人的學弟忽然火力齊開，說到激動處聲音發抖，抖落出會長一堆小醜聞，不乏令人捧腹瞬間。會場開始騷動、局麵開始失控。會長雖然曾是某省高考狀元，但情商頗低、自負顢頇，遇到這一場麵又先聲嘶力竭，其他學生會委員便集體沉默，眼觀鼻鼻觀心起來。我雖然聲音宏亮，內容並不激烈，隻是就事論事，指出財務製度的缺失，請求公布經費支出細節而已。我的發言得到多數同學的響應，會長氣急敗壞，開始滿口三字經，被哄下台去。在火爆氣氛中，學生會臨時施行無記名投票選舉，本來不在候選人名單上的我和牌友程君都高票當選。在一群朋友的起哄聲裏，我臨時興起，同內定候選人王君競選會長，雖以些許之差敗北，卻嚇得貌似憨厚的王君隨即宣布我任副會長。
    王君其實很聰明，為人小心、麵麵俱到，正在爭取入黨。換個時候，他本是勝任太平會長的，不巧在一個多事之際，一上任就成了弱勢跛足：學生會由七名委員組成，其中三人始終支持我，是我至今感念的。新的學生會立即辦了一次很熱鬧的春節聯歡會，我一改平素的吊兒朗當，凡事戮力躬行，讓同學們大吃一驚、讓朋友們覺得我吃錯了藥。然後，我起草了新的財務規章，並履行諾言，對上任學生會的所有支出一筆一筆核查，確認大半花銷手續不清、去向不明。前任會計，本和我私交不錯，卻被查得話都說不利索了。我看著他有些於心不忍、又有些滑稽不禁，可是還得繃著臉，目送他如釋重負般一溜煙遠去。關於這些爛帳，我寫了一份報告，印發給每個同學。支部書記以攸關學生會威信為理由，不同意這樣公布，主張隻向大使館匯報，我拒絕隻悄悄匯報的做法，堅持公開性與透明性，得到多數學生會委員的支持。報告公布後，同學們大多開心，管區領事開始直接給我打電話，關心學生會工作和我個人，她很客氣，我也很禮貌。

    一時平安無事，四月中旬後，北京傳來的消息占據了每天的頭條，我也每晚準時看電視新聞。那時沒有網絡，海內外在信息資訊上差別很大。在國外，可以及時了解事情的進展與全景，雖然很多內幕和秘辛，要過許多年才浮出水麵。一個國家的新聞報道，既反映出自由度、也折射文化特點。比如日本媒體，觀點言辭有時含糊溫吞，但嚴謹慎重，報道詳細。大約四月二十日起，每天電視、報紙都有專輯，涵括各國各方的視角。海外留學生的呼應，多在美國，日本僅僅偶爾看到個把對東京自費學生學者的采訪，更多是中國問題專家們往往不搭調的評論。仙台是政治空氣十分稀薄的城市，日常生活舒緩寧靜，讀博士更是研究室和公寓之間兩點一線，我不過比別人多打幾副麻將而已。
    學曆史的好處，在於令人相對冷靜，那時我對學生運動，已是分析態度。作為楷模的“五四”，大體是一個誇張的神話；不是學生有本事，而是北洋政府無能。此前的一次，結局是胡耀邦下台。在靜夜，我隔海遙望人群沸騰的故都，悲觀、懷疑、沉默，與那邊輕鬆、亢奮、激揚的氛圍恰好相反。周圍人們也在議論，我卻覺得無人與談。我想起八零年北大學生競選，校園裏還在如火如荼，聽得我心潮澎湃，出來被冬夜寒風一吹，街上冷清空曠，驟起莫名失落感。回到家已是午夜，父親不加評論地告訴我，幾位領導人對北大自發參選的三名候選人已點名批判，聽得我脊背一陣發涼。胡、王、房都是有思想的先行者，前兩位從此踏上崎嶇不歸路，後一位到九十年代中期翻然更幟，改名回國，噤聲發財。我很不理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末，站在前台的換了一撥二十歲上下的本科生，他們的老師和兄長卻不見蹤影。我當然明白，中國既無薩哈羅夫、也出不了戈巴契夫，隻有“八老”。我當時並未期待所謂體製內改革，能走蘇聯那麽遠；胡、趙一代，畢竟忠誠黨人，他們中間少數人的徹悟，要到血光染紅天空之後。

    穿越幾乎整個八十年代，我辭京去國，在東瀛一隅，是一個外麵的看客。我並無轉換角色的衝動，恰恰相反，我一直以為做一個局外人是堅守批判精神的必要條件之一。當時不缺的，是體製內的改革者，罕見獨立於外的觀察者、批判者；而我傾向於，熱衷參與、急功近利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鮮有思想者的內因。在潛意識層麵，我於青少年時代力圖遠離童年，模糊那些查戶口、抄家、破四舊的場景，遺忘那些批鬥會、揭發、劃清界限的記憶，其實還未走出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如今我早已走出恐懼的陰影，想記錄個人史，卻悲傷地發現，許多往事竟然想不起來了。我是一向連女同學女友都認為膽小的人，可見勇敢不是我的強項，我也沒有這方麵的表現欲。不僅如此，我從來對喜歡顯示勇氣的人心存疑慮：好和人比膽的，不乏嘩眾取寵或缺根筋之人，而我還在激進的青年時期，尚乏“同情之理解”，時發謬論，以為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可憐可恨的軟骨病人。其實，倒是我自己兒時缺鈣，是真正的軟骨病患者，長大後也沒有雄心壯誌，隻想溜邊。然而，被卷入一個大時代的人，多半是本在邊緣，微不足道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