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當自鳴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我七歲多就學會了打麻將。那還是文革的年代,父親久經各種運動,母親個性樂觀堅強,於是以要好好活下去的信念,該玩還得玩。又有兩三既信得過又同好方城之戲的朋友們,得知我家竟然還有一副祖傳下來的麻將,未被抄走也沒有交公,大喜過望。那年頭藏有麻將是一件有大風險的事,唯其如此,打麻將才尤其誘人,能在一起打麻將,也就意味著彼此之間的莫大信任。那情形就象地下工作或特務接頭 ——這兩種說法本來就是一回事:總要到晚上八,九點以後,朋友們才躡手躡腳地溜上樓,按約定輕敲四下門;把朋友迎進來,門上鎖兩道,然後緊拉窗簾,在方餐桌上鋪一床厚毛毯,開始打牌。25度燈泡下的昏黃光線,說話都不敢大聲的時代,更不用提打牌帶響了,卻是我童年時代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如今我依然喜歡打麻將,無論走到哪裏,身邊總能聚起一圈朋友,環桌而坐,不覺東方之即曉。人到中年,平添了幾許滄桑之感,所以每坐到牌桌前,就不免搖頭晃腦地感歎一句“何以解憂?唯有麻將”。此言一出,全桌粲然。聽久了不笑改問,“你小子又偷偷做什麽大牌呢?”我在暗黑年代成長且早熟,年青時不用玩就貌似深沉,其實骨子裏有十分膚淺快樂的一麵,所以一上牌桌或飯桌就忍不住廢話連篇。好在仔細想想,人的一生中說的絕大部分話都是廢話,隻要說得大家高興,說了也就說了。令人高興的記憶和那些刻骨銘心的傷痛一樣讓人難忘,前年一位八十年代的牌友忽然發來伊妹兒,此公聰明過人,想當年是我手把手教會他打麻將,不兩年就青出於藍,連偷牌都無師自通了。這種聰明人的存在,提醒我天外有天,千萬別高估自己的智力。他28歲獲理論物理博士後改行開了一家餃子鋪,後來據說還倒賣過軍火,現在不知是在房地產還是什麽行業馳騁,偶爾還打和一把就上萬人民幣的麻將,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逝去的華年。
在日本讀大一時,和一台灣同學結為好友,學會打日式麻將。八十年代中期,教會了周圍一撥同學,打得通宵達旦。麻將不“帶響”不好玩,然而中國人雖然好賭,輸得起的人卻不多,所以有“酒越喝越濃,牌越打越薄”的說法。我們把打牌所得都用在聚餐喝酒上,牌酒合一,就更濃了。那時牌友都還單身,我們的口號是麻將比女朋友更重要。當然在實踐時恰恰相反,重色輕友原本是人性的大多數。
就這樣斷斷續續打到了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年初在牌桌上,一牌友說起學生會主席的財務上手腳不幹淨問題,時值學生會即將開會改選,眾牌友均鼓勵由我發難,我是打麻將很少點炮但嘴上點炮卻無所謂的人,在牌桌上就答應了下來。那一年是我留學的第八年,天性自由散漫的我已是為數不多的留學生“先輩”,同時也是為數極少的幾乎從不參加學生會活動的人。我的生活一直很個人化,我的興趣一直在思想和曆史方麵;我對現實人生雖然關注,卻從未想參與公共事務。事實上,我的一生中隻有在國內上四年多中學和大學時可以算是與集體發生關係,此外所有時間都是獨來獨往。留學時的一圈朋友,都是麻友,橋牌友,酒友,球友;要經過許多歲月,彼此才或成為可以深談的朋友,或漸行漸遠。我的一位同學,曾形容我是“思想複雜,胸無大誌,不拘小節,好近女孩”,雖不中,亦不遠矣。
我的承諾幾天後就兌現了。這一炮就把我自己和牌友一起從牌桌點進了學生會。我隻當這不過是點燃了一次新的遊戲,玩一把無可無不可,也算是留學生活裏的一個小插曲。然而個人生活的偶然與曆史的偶然往往就在不經意間相接。再說我們所處的時代,個人化的生活,說穿了不過是一廂情願。和很多人一樣,我一直希望遠離現實,希望逃避。然而現實政治會來找你,這其實才是中國人的命運。大的曆史事件,是一個燈火輝煌的舞台,人們從台上通體透明的走過,展示出他們在平淡瑣碎的歲月裏用習慣遮掩的性格與內心世界。那一年,人生轉折在牌桌上開始,人生很多時候有如牌局。打麻將的人多半有過這樣的經驗:不管你平常多麽不愛點炮,但在某個夜晚,你很可能一點起來就一發不可收拾。在那個六月的第三個夜晚,我們一群牌友一麵看電視新聞速報一麵打麻將,到午夜,麻將再無法打下去。那是一桌永遠沒有打完的牌,當年的牌友再也不曾聚在一起,人生的岔路就在那一瞬間,夢醒時早已天各一方。那是一個不眠之夜,從在電視上聽到槍聲的那一刻起,我和幾位同學所能做的,隻是通知每一位同學武力鎮壓的開始與學生會決定在六月四日上午十點召開全體中國留學生集會。當集會開始時,慘案已塵埃落定,死傷者流血的圖象,定格在記憶中,不思量,自難忘。二十年後,那一幕幕依然清晰如昨,也依然不能自由言說。曆史如同個人命運,所謂進步、所謂明天會更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在時間河流裏,等待與期望最終灰飛煙滅,連徹悟與絕望也屍骨無存。
八十年代中期,我喜歡索爾·貝婁。盡管當時我隻讀過《洪堡的故事》,《赫索格》和《賽勒姆先生的星球》,我最難忘的一句話卻是“我們所追求的世界,永遠不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我們所期望的世界,永遠不是我們所得到的世界”。雖然沒有完整讀過,《《晃來晃去的人》的主人公令我深感共鳴。而且,我在索爾·貝婁的小說裏隱隱感到了一種命運的預示,當時就向一個好友說起。我這麽一說,朋友這麽一聽,都沒當回事。不數年後,我們都來到了索爾·貝婁居住的城市。在這裏靜靜地生活,感覺上真正的個人化了,我似乎更懂得了索爾·貝婁也更接近他筆下的人物。在美國,索爾·貝婁的小說顯得如此真實,真實得你不再想去讀。也許,生活在美國也顯得如此真實,真實得你不再想去讀任何小說了。
就象童安格那段歌,“為何一轉眼/時光飛逝如電/看不清的歲月/抹不去的從前”,轉眼我和這裏的朋友們又打了幾年牌。上周末我在牌桌上,忽然想起往事,一不留神幾乎點了一炮,引來一片詫異的目光。是啊,年紀越來越大,牌越打越好,不容易點炮了。
金句!
胡適先生精心計算,又大加斥責,有些過激。
一個民族富強了,不打打麻將,能幹些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