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之橋 - 李大興的博客
風中本無橋，橋在心中，心又何在?
今天是清明，也是“四五”紀念日。我google了一下“四五運動”，看到中華網的“中華文史”裏有很多當時的照片，其敘述是標準正史對曆史本事的概括，附於本文後供參考。
我想，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人，已經沒有幾個還會記得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過什麽了。當然這最好是我個人的錯覺，不過近年來急劇的商業化進程和全民非政治化的傾向，加快了集體健忘的腳步，我們的曆史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越來越象一件被丟在路邊的舊家具一樣乏人問津。一以貫之的對曆史的選擇性記憶，加上越近的曆史現實敏感度越高這一定律的作用，更使“四五”很少被人提起。有數的文章，不是討論曆史意義就是“四五英雄”的回憶文字。曆史意義的敘述，可以有很多種說法，各有各的裨益，各有各的局限。我的說法簡略地講是，近三十年來，中國處於從一個封閉農業社會向開放商業社會的轉型時期，一九七六年是這個轉型期的政治史起點，“四五”是對農業社會高度專製的一次民眾抗爭。
我的說法並不重要也不必在此展開，而“四五英雄”的回憶，由於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後來成為公眾人物，更多關注民族與國家的命運，從而成為公眾曆史的一部分。我更關心的是大曆史中小人物的命運，他們的故事或許更道出人生的悲歡，荒誕和無奈。然而曆史記載裏最缺的往往就是關於普通個人的敘述，在中國尤其如此。我小時候，兒童都會說“自私自利，個人主義”這句話，就跟會唱“我在馬路邊，揀到一分錢”一樣。可見“個人主義”被等同於利己主義的觀念何其深入人心。關於“個人”概念的闕如和誤解本身其實和我們曆史記載的缺陷本身互為因果。這題目太大，姑不論。
我閉上眼走回三十年前，記憶已開始重疊模糊，我並不知道自己能否分辨哪兒是真實哪兒是歲月的塗鴉。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是個溫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睜眼就想：到廣場去。從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長在那兒，是許許多多又激動又興奮的看客之一。我那年十五歲，由於已經讀過帕斯捷爾納克和德熱拉斯的書而自覺思想成熟，實際上和大院裏喜歡起哄架秧子的同齡人差不多，且因常感無聊以至有點事件發生更一驚一咋也未可知。唯一的不同是我從小腿腳不太好，到那時總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車連碰都沒碰過。所以我每天隻能乘大1路去廣場。這一小小事實在那天對我而言很重要，曆史的偶然性時常在個人身上也會顯現。當我走到1路車站時，發現街上站滿了人，他們說沒有車來，一直沒有來。大1路好象停駛了。興奮，惶急，憂慮的人群在長安街上，各種小道消息在空氣裏飛，沒有人說得出西邊正在發生什麽，不斷有人向廣場方向去，而街上的人漸漸散了。我猶豫了半天，還是覺得徒步走到天安門廣場實在太遠，需要先回家吃過午飯再說。就在這時候，突然來了一輛車，人們蜂擁而上，我也溜邊蹭了上去。車子很擠，卻沒有爭執。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標時就彼此和諧起來。然而那輛車在中山公園沒有停，甚至沒有減速就開到了西單。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什麽車沒有停，就象我現在怎麽也想不起當時廣場上的景象。我隻記得西單街上已經開始擁擠，我玩兒了命才掛上一輛往回開的車，而這一輛一口氣就到了北京站。老實說我一點也不曾意識到大事就要發生，我隻覺得很喪氣而且餓了，我再也不想朝廣場奔，而是蔫蔫地回家。到下午鬱悶地睡覺去了。我就這樣與一次在身邊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失之交臂，到夏天住在抗震棚裏時一回想就又沮喪又後怕。我想如果我會騎車的話...
我上學以後，聽說在我的中學裏有一個十四歲會騎車的孩子，在出事那天隨憤激的人群進入廣場東南角的那棟小樓，拿走了一台晶體管收音機。幾天以後，他在學校被捕，成為年齡最小的反革命。大約兩年後，天安門事件平反，可是他仍被算作一個小偷，雖然不是敵我矛盾了，檔案裏還背了一個處分。在那時，這樣一個處分是會影響他找工作上學等一係列人生曆程的。我不知道故事的結局，我倒是清楚另一個故事的結局，那是一個據說很有寫詩才氣的青年，當時不知是寫了還是僅僅抄了寫“反革命詩詞”，就被辦了幾個月學習班。後來我見到他時，那遊移閃爍的眼神留給我很深印象。熟悉他的人悄悄地傳說他得了夢遊症。詩自是不再寫了，大學也沒有考上，他成為同齡人裏很普通的一員，當了一名銀行職員。九十年代中曾經見過他，是一個胖胖的中年人，一家投資公司的副總。前年聽說被“雙規”，估計這次要真正在牆的那一邊度過漫長歲月了。
是在一九七六年，我感受到民眾運動對參與者的巨大感染力和對曆史的充滿激情的影響。這種經驗對於後來閱讀曆史，比如法國大革命史極有助益。我越來越傾向於大的曆史其實同個人際遇類似，有很多非理性和偶然性，不是僅僅以梳理史實和理論分析就可以詮釋的，還需要去感受才能敘述得更接近。史學界向社會史，文化史的傾斜，起因於對傳統以政治經濟為主的詮釋的糾正。這一傾向本身已經蘊涵著對於規律性和必然性的存疑，隻是遠未成為常識而已。我越來越懷疑人文現象能否被科學地解釋，事實上，一切過往之事都需要人們的經驗性還原。所謂民眾運動，首先就是一次短促的無策劃的非理性的集體爆發，它的曆史，更多依賴於眾多過來人的記錄。所以我想，“四五”的故事還要很多人的親身經曆來補足，這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紀念吧。
[附錄：引自中華網“中華文史”的說明]
天安門事件，亦稱四五運動，是1976年4月5日發生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的群眾強大抗議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無限悲痛。但是，“四人幫”壓製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誣陷鄧小平，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義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的群眾，紛紛自發進行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各種活動。
清明節前後，北京市上百萬人民群眾，自發地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籃、送花圈、貼傳單、作詩詞，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聲討“四人幫”。對於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四人幫”極端仇視，並歪曲和捏造事實欺騙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
4月4日，華國鋒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錯誤地認為群眾的革命行動屬於反革命性質，並在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抓走許多堅持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當時，作為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麵報告，毛澤東圈閱批準了這個報告。
4月5日，北京廣大人民群眾紛紛提出抗議，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形成了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運動，並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戰士發生嚴重的衝突，導致車輛和治安崗亭被燒。當晚7時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廣播講話中說，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九時半，出動1萬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個營的衛戍部隊，帶著木棍，包圍天安門廣場，對留在廣場的群眾進行血腥鎮壓，並逮捕了一些人。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員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錯誤地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並要北京市委寫成材料通報全國。毛澤東又根據毛遠新的書麵報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決定。
4月7日，毛澤東錯誤地同意發表吳德的廣播講話和《人民日報》記者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報道”。姚文元組織炮製的《人民日報》報道文章，顛倒是非，把群眾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活動，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並誣陷鄧小平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於4月7日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同時，錯誤地認定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並作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錯誤決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