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逍遙又怎能歸去？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經曆了一場遠承新文化運動，激進喧鬧，曇花一現的泡沫，那麽九十年代則開始了一個回歸“整理國故”，追尋失蹤者，保守沉悶的漫長時期，延續至今，還看不到終點。自然，也沒有人能夠預見未來。這是一個務實不爭論的年代，這是一個悶聲掙錢的年代。外麵的世界很熱鬧，想靜心守住一張書桌，還真需要很好的定力。“整理國故”究竟有多少能夠傳世的結果還難定論，倒是許多曾經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銷聲匿跡的名字重新出現，變得如雷貫耳。由於短缺，人們開始象追星一樣憧憬那些不可複現的文化守護者。雖然數來數去，能夠“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的人，不過王國維，陳寅恪等極少人而已。
    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其實對王國維，陳寅恪二位先生一知半解，不過高山仰止。我自然不敢追隨時尚，引用二位的文章來成就自己的思想。我們這幾茬人，對靜安先生的了解其實都是從那本薄薄的《人間詞話》入門，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下麵這段：“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然而，這些境界怎樣去理解，後人還是仁者見仁，莫衷一是。雖然王國維學貫中西，深受叔本華、尼采影響，《人間詞話》卻完全是繼承傳統詩論的寫法，純粹形象、感性的語言。也許，這正是《人間詞話》的魅力之所在。中文本來就語多褒貶而缺少內在的嚴謹思辯，而語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思維方式。所以中文的思維往往是簡單的二分，有意無意間已形成價值判斷，直達或是或非的結論。另一方麵，漢字堪稱是碩果獨存的象形文字，其中豐富多彩的意象，大半隻能感受卻難以分析，所以傳統詩論富於美感卻無美學體係，《人間詞話》可以說是這一道統的最後一點絕響吧。
    我一直是“好讀書，不求甚解”的眾多傳人裏的一份子，中年後更接近不讀書，不求甚解的癡呆境界。近日為寫這個專欄，重讀莊子，阮籍和陶淵明這三位我極喜歡的古人的部分作品。這次閱讀，與上一次之間，橫亙著二十餘年的歲月。中國人往往要在感受到一點作家周澤雄所說的“生命的厚味”之後，才能走近曆史的脈絡。這次閱讀，不僅對具體文字有嶄新的印象，更對莊子以降，這一脈思想的演變時不時縈繞在心。我似乎有些感覺，卻找不到話語來陳述。就好象十五年前初次到紐約小意大利的一家據說名聞遐邇的咖啡店品咖啡，一盃卡布基諾，一小盅蒸餾濃咖啡，醇而不同，令我興奮不已，卻說不出個所以然，證明自己雖然愛喝咖啡，卻沒有品嚐的資格，連野狐禪都謅不出。
    昨晚臨睡時，半夢半醒之間，石擊電閃一瞬，靜安先生的三重境界照亮了我的思路，難道不是恰好可以借用來比照一番嗎？

    在我看來，以“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說莊子，雖不中，亦不遠矣。莊子之“獨”，在於他的世界是逍遙而純粹的，直通自由的彼岸。“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的思想，與天地相齊，高遠而簡潔。調侃地說一句，莊子就是一位大宗師，遠遠地微笑著佇望人間世。後來的絕大多數人，在人間世折騰，焦慮而繁瑣，不知不覺就成了莊子的反襯。莊子之“獨”，更在於他的思想雖然和其他各家一樣，屬於人生哲學之一種，卻是獨一份地關注個人而不是社會。總體而言，中國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人生哲學，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主要聚焦在世俗社會的秩序，倫理，權謀等等，莊子主張“逍遙”，正是要跳出這一切，達到個人的最大化。
    然而，曆史的演變已經顯示，個人自由與個人意識在中國經曆了一個不斷遞減的過程。即使隻從這層意思上講，魯迅先生那聲看到史書上寫滿了“吃人”二字的驚呼也是“良有以也”。莊子的時代還有相當的自由度遷徙或逃避，比如孔子從一個小國晃悠到另一個小國，“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又比如伯夷叔齊，可以躲到山裏，也不一定就會餓死。到了阮籍時，這些可能性已經大為降低。所以在阮籍的文章裏，少了飄逸恣肆的想象，多了憂傷沉痛的感慨。同樣是關於“以天地為卵”的人生境界，《大人先生傳》更著力於對名教與現實的批駁，在在流露出“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著。
    阮籍已無力仿效莊子的自由馳騁，也就是念想一下。他更多是逃避在半真半假的醉夢裏，在現實中不免半無奈半情願地妥協：混跡於官場，寫勸進文章。不是所有人都愛喝酒更沒有多少人真能醉夢，加上越徹底的人越具有榜樣的力量，所以阮籍不如陶淵明那樣影響深遠。陶淵明之所以更廣為人知的另一個原因，是阮籍在思想上更接近莊子，而陶淵明有更多儒家的要素。陶淵明曾經胸懷“猛誌”，直到不惑之年，曆經宦海浮沉，閱盡亂世滄桑，才驀然醒悟，寫下《歸去來兮辭》，正好合了《人間詞話》第三境。
    陶淵明不僅以其文章，更以其人生選擇而成為莊子的傳人。我個人以為，他也是莊子最後的傳人。後人即使想學莊子也學不來，頂多學學陶淵明。換言之，時勢不同，莊子的想象力隻能讓人驚為天人，而陶淵明卻是走過塵世後回歸自然，讓人覺得切近真實。莊子不可學，由儒入道的陶淵明卻可學。事實上，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裏的少數彷徨在入世出世之間的另類，幾乎無一不是仿效陶淵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學陶淵明究竟學得如何，也是見仁見智的一件事，姑且不論。

    儒家成為主流思想的一個標杆就是，它很早就包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在他們的潛意識裏構築了價值體係的基礎。儒家推崇道德事功，善惡是非極其分明。不管它是嚴肅的，還是虛偽的，有時都不免令人不堪重負或產生疑惑，此刻道家的思想和指向恰好提供了一個避難所。所以，道家能夠做為中國思想傳統裏最重要的一個分枝曆千年而不墜並成為知識分子多麵性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儒家的洪流裏浸淫越深，離莊子難免越遠。當儒家蛻化普及到極致，化進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的時候，“逍遙”越來越聽上去虛無縹緲不靠譜，屬於可望而不可即，沒有實際用處的奢侈；當一個民族幾千年來屢經戰亂，為“生存權”都要來回轉圈反複掙紮的時候，道德的功能更多是用來將功利行為正當化，隻有財富和權力才是最實在的。莊子雖然幸運地流傳至今，但他的思想究竟有多少發展呢？那些喜愛莊子的讀書人們，是不是僅僅用他為自己的多重人格又添了一重呢？盡管隱逸精神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高尚品質，盡管曆朝曆代都有些唱著歸去來回到林泉下的隱士，但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其實是身在草野，心懷廟宇。如果心靈失去了逍遙，又怎樣才能真正地歸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