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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關心自己的故鄉，也一直定義自己是個溫州人。其實這篇文章是為我的故鄉而寫，特別是最後一段，三年前的舊文。我願自己的父母之地，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10月8日，劉曉波先生被授予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概在三個多月前，在劍橋大學中國學生還舉辦過一場介紹劉曉波先生的講座。就在10月10日，英國北大校友會就要在劍橋大學成立。於是我寫信給組委會，“鑒於劉曉波先生獲獎並曾經挽救了很多在天安門廣場的北大學生性命”，是否授予他名譽會員的稱號。
回信很有趣，表示理解我的感受，但是“考慮到很多校友會成員要回國工作，這麽做不合適”，並認為協會是一個“非政治組織”。我當然認同即將成立的英國北大校友會是一個非政治的聯誼組織，但是我們對於友誼的認識，顯然不一樣。再說，“要回去”的考慮很為大家著想，我也不堅持自己的提議。二十一年前，劉曉波先生也和這位校友想法一樣，也是要回到中國去，並且即使出國了，還回去很多次，最後回到了牢裏去。
要成立的校友會與慶祝劉曉波得獎沒有任何關係，這點很清楚。不管是我的校友，還是劉曉波先生，最初回去的動力，也不一定是為了下一個諾貝爾獎，或許是其他諾貝爾獎，北大出國的理工科人居多。從得獎到今天，我一直在看推特，看網站，從中我讀到了一個從來沒有思考過的東西：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宣稱的四大自由之一。我堅信自己生而自由，因此對於這種後天的抽象命題，沒有關心的興趣，很禪宗的。對於這種自由，我一直無法想象是什麽一種東西。它顯然不是溫飽，沒有吃飯那麽定時定量；恐懼作為一種心理現象，很個人化，也不是人人可以分享的感受。對於沒有出國經曆的人來說，也許“要回去”就是一個很難分享的恐懼源頭。北大似乎賦予了自己學生一種可能性，在統計上很容易與恐懼相關。
這裏我要說一種日常生活的恐懼。這種恐懼在今天中國房地產界最為流行，因為拆遷遭到打壓，強拆、被迫自焚等遭遇，已經成為周期性新聞。在北大和清華曾經出現過一次小級別的維權。當年，北大、清華兩校教師因為住房問題，去申訴維權，也是遭到區政府信訪辦的嗬斥和推搡，據說當時北大中文係主任幾乎是被辦事員揪起來。北大中文係孔慶東以自己單篇閱讀量過萬的博客和鼓動能力，讓當時區政府大出其醜。這是教授們的恐懼。
孔慶東曾在2009年的博客中表達過另外一種恐懼，說自己也曾經見過很多的死亡，為了避開對特定日子的恐懼，孔教授的博客延遲了幾天。這遲到的文章，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對付恐懼的習慣了。
要回國、要住房都成為一種可能的恐懼來源。現在，對劉曉波先生的獲獎，今天的北大大概極少有人會做評價，法學院夏學良有一個麵對鏡頭的短評，但也無法在大陸被聽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可謂“倍享哀榮”，百年之後進入了另外一個新時代。我曾經去人民大會堂聽演講，當年唯一留在腦子裏一句，是牛津大學校長盧卡斯爵士說的，大學是社會的燈塔（大意）。後來在英國，讀到倫敦市長鮑裏斯的傳記，才發現這位爵士是他的教父。這麽多年，北大暫時還沒有成為中國社會高聳的燈塔，不過有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學術行業最貴的“樓盤”之一。
現在，劉曉波先生獲獎，也許會讓他個人境遇更加糟糕，讓支持他的人在日常生活受到更大的壓力。但是，獲獎證明了一點：他所做的一切，在自己的國家，被屏蔽，被刪除，被封貼，而在這個國家之外的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在關注，在支持。這種關注和支持是使人免於恐懼的起點。對我而言，此次和平獎的意義也許在於重申了“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與劉曉波先生並不認識，也沒有勇氣在《零八憲章》上署名，隻是讀他的東西和事跡，默默地支持他，也祝福他和他的太太。比如，他的一名學生曾經在他去年入獄之後，撰文回憶他，說他“身體本來極好，摔跤也是一把好手”。摔跤是我喜歡的體育運動，這是一種紮紮實實的武藝，也許藝如其人，劉曉波先生就是這樣的品質和人性。據說在他窮苦潦倒的時候，一位曾被評論界稱為“痞子”的作家，幫助了一筆稿費，這位作家也是一位免於恐懼的人。
擁有理解自己的愛人、堅韌的品質、對個人理念的忠誠和珍貴的友誼，這是我看到的劉曉波先生。這四項品質幾乎是中國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的化身，在當今社會日漸稀缺，特別是官僚階層。在這個國家，政府常常自詡有搞定一切的能力，搞定的時候，可以證明自己對了，搞不定的時候，可以證明別人錯了。而一個擁有這樣品質的人，坐在自己國家的牢裏。這個自詡可以搞定一切的政府，是否應該問自己，到底有沒有搞錯，而不是搞不搞得定？
因為劉曉波的獲獎，促使我自己思考“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自由，是我需要的，因為我也可能要經常回去。也是中國社會要麵對的。就在劉曉波先生獲獎前的周三，我在聽英國首相卡梅倫在保守黨年會上的講話。在英國經濟不振，重新反思未來發展時候，這個年輕的領導人，幾乎以備戰的激情，拾起“你的祖國需要你”的調子。中國人可以嘲笑這是老牌帝國主義忍不住的“民族主義”情緒，反正，英國被國人視為沒落的老牌帝國，常常遭到輕蔑。
假如中國，經濟前景逐漸失色，政府對外強烈抗議失去了不高興的資本力量，社會中所有的行為失去了經濟利益的驅動，人與人之間不再信任，家庭紐帶變得脆弱不堪。總而言之，這個社會的諸多矛盾，被提前和諧，現在又逐漸滋生，惶恐、不安和不信任開始蔓延，也就是中國曆史上的恐懼，如夢魘一樣，再度來臨的時候，我們是否有免於它的自由？
10月8日，劉曉波先生被授予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概在三個多月前，在劍橋大學中國學生還舉辦過一場介紹劉曉波先生的講座。就在10月10日，英國北大校友會就要在劍橋大學成立。於是我寫信給組委會，“鑒於劉曉波先生獲獎並曾經挽救了很多在天安門廣場的北大學生性命”，是否授予他名譽會員的稱號。
回信很有趣，表示理解我的感受，但是“考慮到很多校友會成員要回國工作，這麽做不合適”，並認為協會是一個“非政治組織”。我當然認同即將成立的英國北大校友會是一個非政治的聯誼組織，但是我們對於友誼的認識，顯然不一樣。再說，“要回去”的考慮很為大家著想，我也不堅持自己的提議。二十一年前，劉曉波先生也和這位校友想法一樣，也是要回到中國去，並且即使出國了，還回去很多次，最後回到了牢裏去。
要成立的校友會與慶祝劉曉波得獎沒有任何關係，這點很清楚。不管是我的校友，還是劉曉波先生，最初回去的動力，也不一定是為了下一個諾貝爾獎，或許是其他諾貝爾獎，北大出國的理工科人居多。從得獎到今天，我一直在看推特，看網站，從中我讀到了一個從來沒有思考過的東西：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宣稱的四大自由之一。我堅信自己生而自由，因此對於這種後天的抽象命題，沒有關心的興趣，很禪宗的。對於這種自由，我一直無法想象是什麽一種東西。它顯然不是溫飽，沒有吃飯那麽定時定量；恐懼作為一種心理現象，很個人化，也不是人人可以分享的感受。對於沒有出國經曆的人來說，也許“要回去”就是一個很難分享的恐懼源頭。北大似乎賦予了自己學生一種可能性，在統計上很容易與恐懼相關。
這裏我要說一種日常生活的恐懼。這種恐懼在今天中國房地產界最為流行，因為拆遷遭到打壓，強拆、被迫自焚等遭遇，已經成為周期性新聞。在北大和清華曾經出現過一次小級別的維權。當年，北大、清華兩校教師因為住房問題，去申訴維權，也是遭到區政府信訪辦的嗬斥和推搡，據說當時北大中文係主任幾乎是被辦事員揪起來。北大中文係孔慶東以自己單篇閱讀量過萬的博客和鼓動能力，讓當時區政府大出其醜。這是教授們的恐懼。
孔慶東曾在2009年的博客中表達過另外一種恐懼，說自己也曾經見過很多的死亡，為了避開對特定日子的恐懼，孔教授的博客延遲了幾天。這遲到的文章，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對付恐懼的習慣了。
要回國、要住房都成為一種可能的恐懼來源。現在，對劉曉波先生的獲獎，今天的北大大概極少有人會做評價，法學院夏學良有一個麵對鏡頭的短評，但也無法在大陸被聽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可謂“倍享哀榮”，百年之後進入了另外一個新時代。我曾經去人民大會堂聽演講，當年唯一留在腦子裏一句，是牛津大學校長盧卡斯爵士說的，大學是社會的燈塔（大意）。後來在英國，讀到倫敦市長鮑裏斯的傳記，才發現這位爵士是他的教父。這麽多年，北大暫時還沒有成為中國社會高聳的燈塔，不過有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學術行業最貴的“樓盤”之一。
現在，劉曉波先生獲獎，也許會讓他個人境遇更加糟糕，讓支持他的人在日常生活受到更大的壓力。但是，獲獎證明了一點：他所做的一切，在自己的國家，被屏蔽，被刪除，被封貼，而在這個國家之外的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在關注，在支持。這種關注和支持是使人免於恐懼的起點。對我而言，此次和平獎的意義也許在於重申了“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與劉曉波先生並不認識，也沒有勇氣在《零八憲章》上署名，隻是讀他的東西和事跡，默默地支持他，也祝福他和他的太太。比如，他的一名學生曾經在他去年入獄之後，撰文回憶他，說他“身體本來極好，摔跤也是一把好手”。摔跤是我喜歡的體育運動，這是一種紮紮實實的武藝，也許藝如其人，劉曉波先生就是這樣的品質和人性。據說在他窮苦潦倒的時候，一位曾被評論界稱為“痞子”的作家，幫助了一筆稿費，這位作家也是一位免於恐懼的人。
擁有理解自己的愛人、堅韌的品質、對個人理念的忠誠和珍貴的友誼，這是我看到的劉曉波先生。這四項品質幾乎是中國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的化身，在當今社會日漸稀缺，特別是官僚階層。在這個國家，政府常常自詡有搞定一切的能力，搞定的時候，可以證明自己對了，搞不定的時候，可以證明別人錯了。而一個擁有這樣品質的人，坐在自己國家的牢裏。這個自詡可以搞定一切的政府，是否應該問自己，到底有沒有搞錯，而不是搞不搞得定？
因為劉曉波的獲獎，促使我自己思考“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自由，是我需要的，因為我也可能要經常回去。也是中國社會要麵對的。就在劉曉波先生獲獎前的周三，我在聽英國首相卡梅倫在保守黨年會上的講話。在英國經濟不振，重新反思未來發展時候，這個年輕的領導人，幾乎以備戰的激情，拾起“你的祖國需要你”的調子。中國人可以嘲笑這是老牌帝國主義忍不住的“民族主義”情緒，反正，英國被國人視為沒落的老牌帝國，常常遭到輕蔑。
假如中國，經濟前景逐漸失色，政府對外強烈抗議失去了不高興的資本力量，社會中所有的行為失去了經濟利益的驅動，人與人之間不再信任，家庭紐帶變得脆弱不堪。總而言之，這個社會的諸多矛盾，被提前和諧，現在又逐漸滋生，惶恐、不安和不信任開始蔓延，也就是中國曆史上的恐懼，如夢魘一樣，再度來臨的時候，我們是否有免於它的自由？
很久都不看文學城的文章，以為這裏已經被“恐懼”了，城頭看到的文章，如同從CCAV出來的一般。
難得再讀到有個人見解的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