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情的傳統與任性的修為

    北京人說起小孩子，常說這孩子忒任性，矯情，都不是什麽好評語。我小時候被認做乖孩子，其實我很想任性一下，但是沒膽量也沒本事，隻好老實呆著。至於矯情，倒一直和我無緣，我是一向不跟人找別扭更不會為難自己的。長大一點，語文程度提高了一點，就覺得任性和矯情實際上是完全相反的兩個意思，不知怎的就相提並論了。

    我不常飲，但喝一點酒後，往往思路更加活躍清楚。當年在炎熱的夏天高考時，便是有賴每天中午一瓶冰涼的啤酒，才下午三場都沒犯暈，隻是引來監考老師驚詫的目光。十多年以前，在朋友家的一次家庭派對上，喝了二兩白幹後，心中暖意微升，開始述而不作地跑舌頭。既然喝酒，就從阮籍說起。阮籍的嗜酒任性，亦真亦假，天真與世故渾然一體，讓人直感到魏晉風度裏放誕一麵的深層。當時我剛過而立之年，在世事人生的大變動裏體會到 “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 ” 至於 “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 之歎，自然適用於許多年代。
    說到阮籍，就不能不說嵇康。後人議論他們，多揚嵇抑阮，大抵中國人品評人物，總要分出高下，並且歸結到人品上。嵇康自然很好，少年時讀陳翔鶴的《廣陵散》，那從容就死的風範也很感人。不過，他本是曹家女婿，大約怎麽都是在劫難逃的。而阮籍並非卷入得很深的人，也就得以避禍。
    也沒有什麽原因，僅僅從傳世的記載，我更喜歡阮籍的性格。他的任性，看起來自然，說到底是很難得的修為。他做事極不靠譜，想起哪齣算哪齣；遇事得躲且躲，先醉了再說，實在躲不過去，就寫了為世所詬病的勸進文章；但也未因此捶胸頓足地懺悔得腸子發青，而是接著找酒喝去也。當然，由此而認為阮籍是率性天真的人可能才是具有傻子的天真。我從不相信我們這個曆盡憂患的民族能夠容忍天真，事實上，生於亂世又要率性生活的人，恐怕既需世情練達的清醒，更要不為所動的定力。
    如果非要拿阮籍和嵇康比，那麽嵇康雖然崇尚老莊，然而其方正的個性與氣節的堅守，倒更近乎真正的名教中人，而不是出世之人。這一點魯迅好象也說過，而據不少大大小小的魯學家說，魯迅便是一更進步和偉大的現代嵇康。嵇康不洗澡和謝安的折屐，固然也顯出非凡的定力，但總讓我覺得有些矯情。而矯情在我看來才是我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比如坐懷不亂，又比如三省吾身。前者予人想象空間：柳下惠是不是陽萎，或者是同性戀？後者令人懷疑曾子本人能否做到，就算他做到了，這種反省方法又能否傳授，能否不流於虛偽或者自虐？

    隨著孔夫子之後八十多代知識分子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學習學習再學習，我國充分普及了有關君子仁人，烈士貞婦的道德觀念與是非標準。它們是如此崇高，以至人們無論出於真心還是裝蒜，除了矯情幾乎沒有別的途徑達到。裝蒜的人在此不多談，時人對厚黑學，潛規則一類的關注已經夠多，大不必再開一門矯情學。問題在於，那些真誠的人們，為了當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的人，玩兒命拔著脖子提升自己。中國知識分子越活越累，道德的內在壓力和對於統治者的恐懼一道，使我們的內心恒常地處於一種緊張狀態。於是阮籍這類人物漸成絕響。到了清朝，數得出的一個是李漁，卻多了些狎玩；再往後的所謂放誕，就轉來轉去不脫醇酒美人了。
    前赴後繼，輩出不窮的是講究文章事功的大儒們，其中近世在修身方麵最繼承曾子的似乎當屬他的傑出的本家曾文正公。我讀《曾文正公家書》，沒有一次能夠讀完。文正公是有原則和極強意誌力的人，也是極其矯情的人。律己寬人，是他的美德之一，但這種美德，恰如許多先聖的教誨一樣，本身就是矯情的。任性自然的人，恐怕對自己會很寬容，對別人則大半無所謂。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曾國藩影響了幾代人，包括蔣和毛。然而，榜樣之所以為榜樣，正在於與眾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代表什麽。於是蔣學曾就難免畫虎類犬，毛背離曾成了另幾代人的榜樣。從孔夫子開始，我們的思維和判斷能力一直深受榜樣的操縱，矯情的傳統越來越厚重，任性的餘地也就越來越小了。

    那晚說到這兒，就到了酒足飯飽，主客半醺時分。海外華人的家庭派對，或以打拖拉機，或以卡拉 OK 來殺飯後時光。我的舌頭也就沒有跑下去，說過的話也就和歲月一起被遺忘。直到去年，已經搬到外州的主人看見我的博客，來電話聊起。聽的人比說的人記得更清楚，這也是常有的事。回首這十多年，忙碌的日子之餘，大多是在殺時間。打牌也罷，寫文章也好，不過是消遣有生之涯。在尋找一個榜樣需要上溯一千來年的時代，以我們的修為，精神上想活得任性與自由一些也許隻是個念想。剛來美時，曾聽說社科院某公感歎如今的知識分子缺少個性，他所舉有個性的例子是，當年金嶽霖先生每天坐著平板三輪，在車上讀著書來上下班。嗚呼，所謂個性，到上世紀下半葉時，隻剩下一部平板三輪了嗎？

    跑舌頭的文章，到這裏本該就此打住。忽然想起近來頗為熱鬧的關於文藝複興的討論，雖然以局外人觀之，多少是癡人說夢，但背後的思維方式，似乎有必要說兩句。劉軍寧先生的道德勇氣和運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所說的文藝複興，旨在張揚個人主義精神，這我也很理解。很可能，他的真正的訴求，由於其身份無法說出，隻好換個說法。但是，且不說文藝複興的說法有重蹈文化決定論覆轍之嫌，僅僅就這種提倡號召式的社論宣言筆法而論，似已有悖於個人主義精神。 “ 隻有個人的站立 , 才有中華的真正站立 ” 一類慷慨激昂的話語，基點還是在國家民族主義那邊。
    個人主義實在是純粹的舶來貨，陌生到許多把它掛在嘴邊的人都搞不清楚。個人觀念在中國的闕如，不是五百年，而是幾千年。我對所謂觀念更新，是很悲觀的。自居精英的知識分子往往以此為己任，然而這種思路，和主張道德重建的衛道士如出一轍，都是以為把自己的一套東西灌輸給民眾就大功告成了。
    我想，我們需要謙遜一些，對我們的曆史多了解一些，對我們這幾代人的文化根基和修為認識得清醒一些。如果你真的想活得相對個人化，那麽你也許該想想，什麽是內心的任性與自由？怎樣才能不僅是活在別人眼裏，為扮演某種社會角色而生活？

    讀阮籍的詩，便知他內心其實清醒而憂傷： “ 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