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越辯越糊塗的

    不論是在公眾生活還是在個人生活裏，我一直不愛與人爭辯。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出於對“真理”這一概念本身的懷疑。

 

    我們這個民族神話時代完結得極早，宗教時代從不曾發生，隻有對真理的崇拜，曆數千年而不墜。“朝聞道，夕死可矣”，古往今來的仁人據說就是這樣執著地追求真理的。真理在古時候，或稱為道，或稱為天命，到了宋朝以後就成了天理綱常一類。新文化運動帶來了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雖然絕大多數人還不甚了了，科學倒是大有取代道德成為新的價值體係基石之勢。曾經有一個短暫時期，各種主義勃興，似乎春秋百家的思想盛世有些重現的苗頭，但沒有多久就定於一尊了。於是我們從童年起就聽說某某主義某某思想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放之於四海而皆準等等，聽得耳朵都起膙子了。
    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是意識形態統治逐漸瓦解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開端，就是當年那場關於真理問題的大辯論。解放思想運動，既是權力搏弈，也是以新道統替代舊教條的意識形態之爭，其結晶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把逮得著老鼠就是好貓的觀點理論化了。這一論斷融解了毛時代的嚴酷教義，也稀釋了真理追求，其實用傾向占據了此後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於是人們摸著石頭過了二十多年的河，摸出了一個經濟發展有目共睹，除此之外誰也說不清是怎麽回事的中國。
    麵對著光怪陸離的時代，新左派和新儒家一起驚呼著禮崩樂壞。他們或者想回歸原教旨，或者想重建道德秩序，但都是隻反貪官的衛道士。他們的聲音雖然宏亮，但其中能夠知行合一的人大約極少。本來，如今是人人譴責腐敗，人人可能腐敗，衛道士自然難免。自由主義者雖然魚龍混雜，繼承的卻是四九年以後時斷時續，一息微存的向往民主，批判專製的傳統。他們當中不乏與權力抗爭，曆經苦難之士，不過他們的思路，大多仍不脫尋找真理，憧憬光明。他們的聲音被脫貧致富過程裏的橫流物欲和權力資本消音，近來處於邊緣化的自說自唱狀態，基本要倚靠信仰才不致被收編。

 

    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在江南出差，晚上工作結束後照例是當地老總請客，先吃飯後去歌廳。KTV包間照例空氣很差，我中途溜出，看到隔壁是一舞廳，傳出萊昂奈爾．裏奇的歌聲，就走進去。一曲結束後，音樂轉為緩慢的薩克森管，是一首陌生的曲子，聽上去有些幽迷。突然間，燈光全熄，伸手不見五指。我愕然佇立，讓眼睛適應黑暗。忽然想到，如果我在此時此刻伸出手去，摸到的也許是溫香暖玉，也許是一把又涼又硬的折疊椅；如果我伸出腳去，可能走不了幾步就一腳踏空跌倒在地，即使沒有踩空，也一定會和某種障礙物撞在一起。沒有什麽理由，我忽然聯想到故國的曆史與命運，更覺意興闌珊。胡思亂想著也就習慣了黑暗，卻還是覺得氣悶。轉身摸索著推門而出，索性走到外邊，在露水初起的小巷踱步。江南的夜，其實是濕冷的。
    在潮寒的夜色裏我心茫然且充滿懷疑：真理究竟是什麽，是否存在？我們生活在世代相傳的思維模式裏，即便破除了迷信，也仍然崇拜真理。以我們所使用的“真理”概念，真理即便不是絕對的，也必定唯一的，終極的，不容置疑的。我們耳熟的話語是吾人信奉真理，熱愛真理一類，這裏的“真理”完全可以用“上帝”來代替。也許，正是因為我們自古對神明缺少敬畏，近半個多世紀來更全民無神論化，我們已習慣把真理等同於信仰。真理一旦成為信仰，就難免排他。我傾向於以為，經曆幾千年的曆史與語言環境後，固執乃至專製已經是我們思維方式的一部分，我們潛意識的一部分，我們人性的一部分；對多元的寬容，對異端的尊重，其實需要很高的修為，成了十分難得的品質。近時人篩來篩去，也就一個胡適先生。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嗎？對此我深為懷疑。從這句話裏，我總感到一種要統一思想的的氣息。為真理辯論的目的何在呢？大多是要說服別人，證明自己的正確，至少是要找出一元的真理吧。再說，真理有可能越辯越明嗎？在我國曆史上，思想統一終究是靠權力來一錘定音；在現實生活裏，常見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辯論到不可開交就轉入人身攻擊了。一方麵，我們能言善辯，既擅長論證對錯，斷定是非，也擅長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另一方麵，我們的思考在古時候依附於某家學說，在現代離不開某種主義，還未開始已采用了許多不言自明的“真理”，對之深信不疑。所謂思辯，在中國思想史上其實是兩回事。春秋以降，辯術是一直在發展的，與權術結合，到了現代有厚黑學之稱；思想則日益走向單一，無論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都走不出經的範圍。思想的單一化到了極端，便是嚴厲的意識形態統治。（說句題外話，在我看來，文革的近的脈絡，自然要看整風，反右等運動；遠的脈絡，則要看宋以後尤其是明清兩朝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逐漸緊密的結合。）思與辯的乖離，換言之是“思”不曾回到“思”本身，更不用說回到語言本身了。十七年前，在一個風雲變幻的時刻，我曾遇見一位靜坐書齋研究海德格的校友，在一個寧靜的下午，聽他講了許久直到夕陽落去。當時會然在心的細節，如今已付忘川，隻記得曾感歎思辯哲學的貧瘠。我們沒有康德，更不用說維特根斯坦，胡塞爾，海德格了。
    進一步說，我不禁懷疑我們是否真的崇拜真理。從曆史上看，理學一統天下的過程及其之後，思想的道德化與文化的市俗化是同步的，這一情形在明清尤其明顯。人們常說的“滿嘴巴道德仁義，一肚子男盜女娼”，正是道出了道德教條與社會生活的乖離，或者說知與行的乖離。畢竟，為真理獻身的仁人是少之又少的，能夠知行合一地信奉真理的人也未必多—至少比虔誠的教徒要少得多，因為真理太抽象與高深。我想絕大多數人縱然在理論上崇拜真理，實際上乃至潛意識裏崇拜的是權威，是控製了實際權力包括話語權力的人。

 

    對於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這種艱深的問題，我是不敢問津的。說到底，我隻是有些樸素的懷疑。如果我們不再事先就給定真理太重的份量，賦予它先驗的至高無上的價值，那麽真理也就隻是一個詞語。它是什麽，它是否存在或者它怎樣存在也就會有許多種界定。在我看來，真理是一種相對而言較為確切的敘述，而任何敘述都是有邊緣的，換言之有其適用範圍與有效性。人文社會學科的所謂“真理”，既需要盡量遠離價值倫理判斷，也需要有別於自然科學定理，它更應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我以為認識到真理的邊緣與有限的重要性，不下於認識到真理本身。人類的迷思與謬誤，大多出自對真理的無限誇大。
    那麽，關於真理的辯論還有什麽意義呢？如果是思考的交流，那麽這種辯論往往可能激發新的思路，那真是一件快樂的事。如果是信仰的碰撞，那麽多半是雞同鴨講，因為信仰是難以交流的。無論如何，一個人如果能夠通過辯論變得更加善於傾聽，就有可能相對少一些偏執，至於越辯越明白還是越辯越糊塗反倒不那麽重要了。其實，真理的辯論如果寬容多元，多半就越辯越糊塗了。在很多時候，我倒更喜歡糊塗的感覺，那往往是新的懷疑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上，自以為明白真理的人從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