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成長的願望

      一九八二年的一個夏日黃昏，我在街上走著，忽然看見一幅電影廣告。仙台的一番町步行街，相當於北京的王府井。在街的南端有一家“名畫座”電影院（日文稱電影為“映畫”），常放些歐美名片，是我的心愛。那個黃昏，我看到懸掛在三樓臨街的大廣告牌上，是一個有點憨有點驚詫的侏儒，注視著大街上匆匆來去的熙攘人群。我本來是要去大榮商場的地下超市買菜的，但是，當我看到那侏儒，我立即改變了主意，向名畫座走去。
      海因裏希.伯爾和君特.格拉斯是戰後西德的兩大作家。伯爾獲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所以文革後不久，就開始出版一些伯爾作品的中譯本，而格拉斯作品的中譯本，要等到八十年代末期才麵世。一九九九年格拉斯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頓時聲名鵲起，而伯爾反而沒有多少人讀了。我在一九八一年讀過伯爾的《萊尼和他們》，敘述納粹的興起和戰時的德國的背景中，一個身懷異稟的女性的感覺和人生際遇。我曾為萊尼深深感動，以後會寫一篇關於這本小說的文字。當時通過讀伯爾，知道了和他齊名的格拉斯，卻連他究竟有哪些作品都不大清楚。就這樣，我事先一無所知地看了根據他的小說拍攝的《鐵皮鼓》

      對於我來說，真正難忘的電影其實很少，影象，音響，語言由視覺與聽覺而直達全心身的震撼感十分難得。那天晚上從電影院出來時，橙色路燈已經點亮，我暈暈乎乎地走在人群裏，周圍的真實世界突然變得很不真實，我好似置身於一幅印象派斑斑點點的畫中。

      《鐵皮鼓》的故事喧鬧而荒誕，電影的基調卻是很有節製。德國風格的象征隱喻需要冷靜思索，而尖叫和死亡這樣似乎很刺激的音像，過去後竟然讓人感到荒涼。在一九八二年夏天，我還不曾看過多少好電影——我們這代人很多課是後來補的，自然也談不上什麽鑒賞分析能力。然而，憑著童年的文革記憶，青年的敏感內心，我就走進了《鐵皮鼓》。與奧斯卡相似，我在朦朧裏以童心感受了一個暗黑的時代，大人世界的暴力，愚昧，謊言和背叛；有些場景，在一九八二年還困擾著我。有相當一段時間，麵對外部世界，拒絕成長是潛藏在內心深處的一個願望。可是我沒有一麵鼓，我不得不長大，不得不走入實際人生。穿過整個青春歲月，在某個夜深人靜的時刻，我偶爾會聽見一個聲音對我說：我並不想這樣，我隻是不得不這樣。我從不曾對別人敘述這個聲音，覺得它不可言傳，別人也無法聽到。

      在我的曆史閱讀裏，納粹時代的氣氛與文革時的氣氛非常相近。正因為如此，我才會一看《鐵皮鼓》就感到了拒絕成長背後的力量。雖然格拉斯和伯爾的風格差異很多，奧斯卡和萊尼的故事卻都是關於在瘋狂的世界裏完全無能為力的個人。雖然他們並非猶太人那樣的受難者，但他們分別是兒童和女性，是隻可能被動地聽任時勢撥弄的弱者。他們的故事，不隻是自身的命運，更是關於他們如何感受外部世界，以怎樣的方式守護自己內心的過程。

      奧斯卡的拒絕成長，確實意味著對第三帝國的一個姿態。關於小說與電影的批評，不可能忽略侏儒的現實象征意義。我曾看到一篇影評，認為奧斯卡是隱喻當時知識分子的良知，這種解讀也頗有見地。文本分析，意象詮釋，符號解讀，是做文學批評的基本功。不過，我以為文學批評說到底和文學本身一樣，是訴諸感覺的。結構或解構分析，於研究方法的發展不無裨益，卻容易使批評本身有“隔”的感覺。另一方麵，上述關於奧斯卡的隱喻的見解，又似乎太“實”了一點。能夠穿越時空流傳的故事，大約總有一些地方，具有超出所敘述的時空本身的動人之處。事實上，當年我看《鐵皮鼓》時，還聯想到福克納的《喧囂與騷動》裏的傻子。在我看來，福克納說的也是一個相似的故事。

      侏儒也好，傻子也好，他們看這個世界，有著獨特的視角；較之他們周圍的碌碌眾生，他們的心靈更為單純，想不到要去遮掩他們或從臀部的高度或以混沌未鑿的意識所看到的人生百態。拒絕成長，是直麵不美好的現實世界時的拒絕介入，未必隻是指向某些特定的時代與事件。

      也許，很多人都曾有過拒絕成長的願望，在美麗幻覺轟然倒塌，世事人群看上去令人無法接受時，如此的願望是一種本真的反應。然而，願望僅僅是願望。如今我已不再聽得到許多年前曾埋藏在心底的那個聲音，雖然我或許更深地感到一點《鐵皮鼓》的審美意義：拒絕，是一次關於美感的選擇。

      拒絕，至少和追求同樣重要，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更為艱難。追求大多來自虛妄的念想，拒絕很少不基於清醒的悲觀。人很容易在追求的過程有意無意地迷失，人也很難不在拒絕的同時或多或少地妥協。

      我們的文化背景，注重道德事功，人情世故，天真從來是這個民族的弱項。我們在心情上能夠達到的最好境界，不過是曆盡滄桑，淡於名利。一個熟透了的文化裏，沒有人可能拒絕成長；我所想的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拒絕，我們應該拒絕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