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穿透話語的迷霧

   尋找曆史真相，首先不以對曆史做簡單評價為目的。無論是肯定否定，還是功過幾開的做法，都隱含著預設的價值判斷，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並不可取。重建曆史圖景，自然要深入曆史細節，然而，如果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有了曆史評價或以此為目的，就難以避免不對具體史料做有傾向性的選擇與分析。這種情形在文革研究中尤為顯著：一方麵，主流史學囿於官方的政治性結論而多有所顧忌，另一方麵，民間文革研究者往往已具有某種鮮明立場，其實也是對主流觀點的一種反動。奉中央文件為學術研究圭皋的荒誕自不待言，但如果過於意識宣傳文本的評價，缺少對翻案背後的個人取向反思，就難免倉促抵達另一些可疑的判斷。例如近年來對林的重新評價以至翻案，頗多對林在文革中作用及其勢力膨脹的淡化；又如所謂“兩個文革”的看法以及對所謂異端思想的發現，多少是當年造反人士出於對崢嶸歲月的懷念而做出的一種解讀。

    一方麵，文革史料浩如煙海，有待整理發掘；另一方麵，相當一部分的關鍵史料或尚未解密，或已付之闕如。史料繁多的好處雖多，卻也有一些副作用。第一是真假待辨，需要認真地分析，比如各種回憶錄，日記，口述曆史等。任何時代這一類史料的真實性，都需要甄別，而文革時尤其如此。這是因為，走過這一時代的人往往既曾是受害者，又曾是加害者，而他們的回顧大多著重於做為前者的經曆。畢竟，缺少宗教精神的人願意懺悔過失的少，想要摘清責任的多。早期的這類史料，多由文革期間受迫害人士撰寫，而近年來文革時高官顯要或造反派領導人的回憶相繼問世。後者由於更深卷入而更具史料價值，但讀來就更需小心。比如陳伯達回憶錄史料價值大約頗高，但是有關他自己的部分恐怕要打相當折扣。徐景賢的回憶錄也有助於了解上海文革情形，但也同樣避談自己的內心。從常識上說，他們該不會隻是被動地忠於領袖，至少是想往上爬吧？我讀過的回憶錄裏當數清華“四一四”沈如槐的最為平實，可惜未見蒯大富的回憶錄以相對照。
    第二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文革史料多為意識形態話語，曆史敘述充滿歪曲，缺少具體證據與數據，極其需要穿透紙背的功力，才能夠接近史實。然而，習慣於意識形態話語的幾代人，很容易對這種話語不加分析地照單全收，更難擺脫以意識形態正確與否的判斷取代曆史探索本身的思維模式。一方麵，懷念毛澤東時代，將文革看成是一次烏托邦實驗甚至理想主義運動，是一種對日漸式微的毛精神的傳承。九十年代以來毛澤東熱的興起，對所謂文革“合理內核”的追尋，主要是出於對貧富不均和腐化的不滿，其遠因則是毛澤東實際上還未走下神壇。以曆史為批判現實服務，對曆史自然美化。另一方麵，僅著重於對文革進行思想批判，以這些話語為依據做出的曆史評價，也不免走不出意識形態的窠臼，忽略被話語掩蓋了的曆史底流。文革之所以發生，文革的過程，是很難用意識形態去解釋的。毛首先是政治家，意識形態是他的利器而已。那些拘泥於意識形態的人，向來是被他鄙視地稱為教條主義者的。

    文革這段曆史，根源深遠，影響久長，又有誰能夠回避？文革研究能否成為顯學我不知道，但禁是禁不住的，曆史總會有人研究下去。我所關注的是，我們該以怎樣的方法看這段曆史？我想，我們固然要大膽懷疑，努力穿透話語的迷霧，更重要的還是要小心求證，以堅實的史料來提供曆史的解讀。至於我自己，因為不具備求證的條件與時間，隻好試以所思管見提出一些存疑，供關心者參考並就教於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