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生活》觀後——獻給猶兄
(2007-03-07 08: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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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猶兄提醒,好不容易抽時間看了剛剛獲奧斯卡外語片獎的《他人的生活》,總體感覺不錯,同去看電影的西柏林德國表姐看完後坐在椅子上半晌緩不過神來,鄉下人我自己也幾次幾乎落淚——整個故事情節確實很感人。出了電影院坐進一家咖啡館,我們不由得又回想起東德時期一些共同的朋友和那時共同經曆的一些事。這部片子明顯是一個局外人的作品。
導演及其助手在細節上確實下了一番功夫,場景中基本上沒有出現不該出現的西部產品,看著那些東德造型的塑料製作的日用產品竟然有一種親切感。故事發生的那條街實在看不出來是在那個城區,更不用說是那條街。隻是街上的汽車不多,這點不符合當時的情況。那時候東德的車雖然不怎麽樣,普通人等多少年才能買到那種臭氣烘烘的雙缸助走器(民間笑話對那種東德產硬紙板作車身的“衛星”牌小汽車的稱呼),但是街上的車還是很多的。最不能讓人信服的是,國家安全部的監聽不會設在不住人的頂樓而且不加任何掩飾。這更象好萊塢,而不象東德,東德安全部的做法是在被監視人的住家附近弄一套偽裝的住房。
影片中所講的一切事情在東德時代都有可能發生,而且許多更讓人震驚和傷心的事情都發生過,從這種意義上講影片所反映的是真實的,但是影片還不能準確地表達當時的那種氣氛,當時的社會氣氛遠比電影所反映的嚴重。昂納克時期的東德社會氣氛很奇怪,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文化藝術圈子裏最時髦的而且可以公開使用的詞匯是Nischenexistenz,角落存在——不論是文化人還是一般市民,大家所關注的是個人和家庭的存在(盡管當時東德的離婚率在30%以上)。東德的最後一部故事片《你我他她之間的距離》反映的就是這個主題——這部畫麵很美、很性感的影片還沒來得及贏得自己的觀眾,那個時代就已經終結了。那時,大家都看東西德兩邊的電視新聞,不完全信東德宣傳,但是也不完全信西德的報道,(隻有收看不到西德電視的德累斯頓地區被稱為“無知之穀”)可是大家基本上不怎麽關心政治,最關心的是能到西方國家旅行,能在東德過安穩的生活。而對這種角落存在大家都不滿意,最不滿意的就是文化藝術界,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造就這種角落存在的,一方麵是相對穩定的生活,另一方麵就是無所不在的國家安全部的IM,inoffizielle Mitarbeiter,非正式工作人員,用國內的行話說就是眼線兒。
當時受監視最多的,一個是文化藝術界,另一個是教會,因為,有影響的、能夠形成有組織的反對派的就是這兩個圈子(電影裏隻有一句話提到教會,安全部官員在打電話時說,如果IM被揭穿了就關閉那個教會,實際情況沒這麽簡單),而且兩者有非常密切的聯係,因為,教會在當時扮演了自己最原始的角色:反政府平台。電影隻反映了文化藝術界的一些情況,兩個圈子裏都存在的那種相互猜忌的氣氛在電影裏表現得遠遠不夠。80年代中期以後,東德文化藝術界有一批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以幾個教堂為中心或者在教會的邊緣形成了一個圈子。國家安全部的檔案在東德政府倒台後開放,這時候有許多在這個圈子裏相當活躍的文化人被發現是IM,有些人甚至是所謂反對派的頭麵人物,表麵上也受安全部的監視。監視自己情侶的,或者監視自己的孩子或父母的,種種情況都有,耶穌所說的“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馬太10:21)反倒是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裏屢屢成了現實。這在電影裏體現出來了,隻是,電影劇本作者和導演——他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劇本也是在奧地利的一個修道院寫成——沒有把握住那個時代的語言。或許這也是電影反映不出當時的氣氛的一個原因吧。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C. Wolf在東西德統一後寫的一部關於自己的小說更能體現這種氣氛。
當然,隱藏得這麽巧妙、直到檔案公開才被發現的IM畢竟不占多數。當時我的一個藝術家朋友圈子裏就有那麽一位,大家都說他是IM,主要是因為他太好奇,行為過於顯眼。至於他是否真是IM就不知道了。這個小圈子的核心人物家裏就發現電話給改裝成了竊聽器。至於教會朋友圈子呢,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跟我說話最公開的那位就是一個IM,而教會當時最高層的一位名人S.,大家都確信他是IM,但是直到今天都沒有發現任何證據(教會的人和安全部合作當沿線而不是稀罕事,即使在教會勢力很強的波蘭也這樣。波蘭教會最近的麻煩事就是發現許多神父、甚至和保羅二世關係密切的一些神父都是波蘭國家安全部的眼線兒)。在這種環境裏,每個人說話都小心翼翼,表達對政府的批評意見要適可而止,說到關鍵處就要出去散步了——敏感話題基本上都是在室外說。當然,說笑話基本上到處都可以,而且什麽人都說。電影裏安全部的人說昂納克的笑話的場景絕對是真實的。
影片的兩個主角,安全部負責監聽的官員及其上司,總讓我想起兩位舊日的同事:總是衣冠楚楚一身灰的主角就是象是某部的H.,他那位一心隻有飛黃騰達的上司簡直就是某處的主任M.的化身。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更明白,不論什麽信仰和政治信念,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信念和信仰而忘記了自己所麵對的是和自己一樣的存在,如果忘記了人性,任何美好的信念和信仰都會變成邪惡,而僵化的、絕對化的信念和信仰就是使人忘記人性的最佳途徑。另一方麵,一個信仰或信念不論多麽強大、多麽邪惡,人性中的善總是不可扼殺的。M.如果還在世,應該已經退休了,他這種機會主義者今天也可以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H.依舊堅守自己的信念,至今不明白自己的信念為什麽會失敗;曾經像一位慈母一樣照顧我、為了我的不辭而別而落淚的B.麵對自己的信念所留下的一片荒寂而默然辭世。而教會名人S.如今也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不管他是不是IM,他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因為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使許多人避免了蹲監獄的命運。最令人尊敬同時也最令人迷惑的是東德國家安全部負責國外間諜的副部長沃爾夫。這位溫文爾雅的將軍、退休後為柏林牆的倒塌助了一臂之力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批評者,在領導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一套間諜係統幾十年後怎麽還能是一位領著孫子上街的和藹可親的爺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