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評：天主教評曆史批評方法

天主教評曆史批評方法
曆史批評方法是對古代文獻進行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聖經作為“人類語言內的上帝的話”，其所有的部分和來源都是人寫的，所以，要真正理解聖經，這個方法不僅合理，而且其應用是必要的。

1． 曆史批評方法的曆史

要正確評價這一方法的現狀，必須回顧其曆史。這一解讀方式的某些因素已經非常古老。古代，古典文獻的希臘評論家已經使用其中的因素，隨後，在教父時代，Origenes, Hieronymus 和奧古斯丁等大家也使用這種方法。這一方法在那個時代還不完整，其現代形式是不斷完善的結果，尤其是文藝複興後人文主義者的追根溯源 （recursus ad fontes） 的結果。但是，新約文本分析在1800年後與公認本（Textus recptus）分離後才發展成一個科學學科，而文學批評則可以追溯到17世紀。具有開創性的是Richard Simon的著作，他指出，摩西五經的內容有重複和不同，風格有差異。這與摩西是五經的唯一作者的設想是不符合的。18世紀， Jean Astruc 還滿足於認為，摩西為了寫創世紀采用了不同的原始文獻（尤其是兩個主要文獻來源）。但是，隨後的批評越來越否定摩西是五經的作者。文學批評很長時間局限於區別數種不同的文獻來源，這樣，到了19世紀就出現了“文獻假說”，認為摩西五經是編輯的結果，是來源於不同時代的四種部分並行的文獻被糅合在了一起：耶和華派（J），神派（E），申命記派（D）和祭司派（P），後者作為最終編輯給了整體經文一個框架。與此相應，研究界采用了兩個來源的假說，來解釋新約中三部對觀福音中的異同。根據這種假說，馬太和路加福音采用了兩個來源：馬可福音和一個耶穌語錄集（Q）。現代的科學解經大體上依然采用這兩種假說，但是還有爭議。

為了確定聖經文字產生的時間順序，文學批評局限於割裂和拆散文字段落，以便分別不同的文獻來源，而對聖經文字的最終文本形式重視不足。聖經文本現在的形式所傳遞的信息對文學批評來說無足輕重（經文編輯者的工作所受的重視太少）。出於這種原因，曆史批評方法看起來具有顛覆性和毀滅性的作用，而一些解經家受當時比較宗教學或哲學觀念的影響，對聖經發表了負麵的評價，這種印象就更強了。

Hermann Gunkel 使這種方法擺脫了狹隘的文學批評的範圍。盡管他依然把摩西五經看作集結的文字，但是他的注意力已經是在不同段落的特點。他試圖確定每一個單元的體裁（比如傳說或頌歌）及其來源或“生活中的位置”（比如律法體係、宗教儀式等等）。與體裁研究結合在一起的是“類型的批判研究”，這種“類型曆史”(Formgeschichte) 是由研究對觀福音的 Martin Dibelius 和 Rudolf Bultmann 引入釋經學的。後者的類型史研究又與受到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啟發的聖經詮釋學相結合，其結果是，類型史往往引發嚴重的保留意見。但是，這種方法本身所帶來的結果是，大家可以明確地看到，新約傳承的根源在基督教教會內，其類型來自原始教會，新約傳承已經從耶穌自己的宣稱過渡到了關於耶穌是基督的宣稱。與形式史聯係在一起的是編輯史，這是對編輯的批判性研究，這種研究試圖突出每個新約作者自己的所作及其作為編輯工作基礎的神學觀點。後一種方法的運用，使曆史批評方法的一係列步驟得到了完善：研究從文本分析轉向文學分析，後者把文本割裂成單元（來源分析），然後對類型 (Formen) 進行批判研究，最後進行編輯史分析，對文本作同步綜合研究研究。這樣，就能對作者和編輯者的意圖有更明確的理解，也就能更明確地理解他們對最初的讀者所傳達的信息。曆史批評方法因此獲得了突出的意義。

2． 原則

傳統意義上的曆史批評方法的基本原則是：

這是一個曆史方法，這不僅僅是因為其研究對象是古老文本及其曆史意義——對我們來說是聖經——而且也首先因為它試圖澄清聖經文本形成的曆史過程：這一跨越不同年代的過程常常漫長而複雜。在形成過程的不同階段，聖經文字所針對的是不同類型的、處於不同時空的聽眾或讀者。

這種方法是批評性的，因為，其整個過程（從文本批評到編輯批評）所借助的是科學的、盡可能客觀的標準，以便今天的讀者能夠理解其含義往往很難理解的聖經文字。（鄉下人注評：標準的客觀性與神學家必須遵守教義有根本衝突。）

作為一種分析方法，這個方法可以用來分析聖經文本，如同分析任何古代著作一樣。他把聖經文字看作人類語言的產物加以解釋，但是尤其能夠幫助釋經家研究文本的編輯並更好地理會聖經中上帝啟示的內容。

3． 描述

現在發展階段的曆史批評方法包括以下幾個階段：

長時間以來已經得到運用的文本批評是一係列學術研究步驟的開端。其目的是依靠最古老和最好的手稿以及莎紙抄本、古代的譯本和教父學，按照特定的規律確定出一種盡可能接近原文的聖經文本。

隨後對文本進行語言學（詞法和句法）和語義學分析，這是曆史語言學研究所需要的。隨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把文本劃分或大或小的單元，對文本內在的一致性進行審視，通過可能存在的重複、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其他跡象可以確定某些文本是由不同文本匯集而成的特點。這樣的文本被分成小單元，以便確定其可能所屬的不同的來源。體裁批評可以幫助確定其文體、產生環境、特點和發展過程。傳承批評從傳承流派的角度分析這些文本及其在曆史上的發展過程。編輯批評最後研究文本在形成最終定本過程中所經曆的改動，通過區別文本各自的取向差別分析其最終形式。前麵幾個步驟的分析是從時間過程的角度揭示文本的形成過程，而最後一個步驟則是綜合分析：通過文本內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解讀現存的文本，從作者期望向同代人所轉達的信息的角度來看文本。這樣，文本的具體作用也能得到考慮。

如果被研究的文本屬於一種曆史題材或與曆史事件有聯係，那麽就可以用曆史批評對文學批評加以補充，以便用現代表達方式把文本的曆史意義確定下來。

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顯示聖經啟示在具體發展中的不同階段。

4． 評價
現在發展階段中的曆史批評方法有什麽價值呢？

這一方法的客觀應用不包括預設，如果預設決定了其運用，那麽，這不是來源於這個方法自己，而是來自詮釋的選項，這種選項會支配解釋並具有傾向性。（鄉下人不由得設問：必須遵守教會教義 Dogmen 的曆史批評方法是否包括了預設呢？這樣使用曆史批評方法稱得上客觀嗎？作為曆史批評的發源地，德國神學研究也一樣不能脫離教義的束縛，從這種意義上說，使用曆史批評方法無非是給荒謬的教義披上一層科學的外衣而已。）

這種方法開始的時候以文獻來源批評和宗教史為目標，隨後卻顯示出，這種方法提供了理解聖經的一個新途徑。這種方法揭示出，聖經是不同文卷的集結，這些文卷，尤其是舊約的文卷，大多不是由一位作者寫成，而是有一個漫長的形成史，而這個形成過程又與以色列或原始教會的曆史密不可分地聯係在一起。在此之前，猶太教和基督教在釋經時，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上帝的話語是植根於具體的曆史事件的，他們在這方麵的認識隻是總體性的，而且不明確。傳統的釋經方式麵對一種起初有意識地脫離信仰並且有時與傳統釋經方式矛盾的科學方法，這肯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隨後，這種痛苦的過程證明是有益的：這種方法在終於擺脫了他人的偏見後，導致了對聖經真理更精確的理解（參閱 Dei Verbum 12）。按照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聖神默感），對聖經的文學含義加以研究是釋經的一個本質性任務。在這方麵，借助曆史批評方法是不可缺或的。

可以肯定的是，曆史批評方法的傳統運用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它隻局限於聖經文本在其產生時的曆史條件下的意義，而不關心聖經啟示在後來的發展階段和教會史中所顯示的可能的意義。盡管如此，這個方法為釋經著作和聖經神學著作做出了價值很大的貢獻。（鄉下人評：這種求全責備毫無道理，“聖經啟示在後來的發展階段和教會史中所顯示的可能的意義”原本就不是曆史批評方法作為一種科學方法的任務。這種所謂的局限性隻有從教義的角度看才存在，而曆史批評方法在神學中的應用的根本性問題是信仰與科學標準的衝突。）

長時間以來，曆史批評方法避免與哲學體係混淆。最近的一種釋經趨勢因為強調文本的外在形式而忽略文本的內容，但是，這種趨勢通過對文本的詳盡的語義學（字義、句義、文義）和實用範圍的研究得到了糾正。

至於文本的綜合分析對曆史批評方法的影響，那麽必須承認，這種分析是合理的行為，因為，上帝話語的表達是文本的最終形式，而不是任何一個古老的版本。但是，文本在曆史過程中的重構是必不可少的，這樣才能顯現聖經內在的曆史動力及其豐富的完整性：比如出埃及記21-23 的約書所反映的以色列社會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情況與申命記或利未記等其他律法匯集不同。舊式的曆史批評釋經方式的曆史趨勢可以受到指責，但是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就是說，不能完全局限於最後定本的現世釋經而置文本的曆史於不顧。

這樣，曆史批評方法的目標是，主要一時間演變的方式來突出文本作者和編輯所要表達的意義。與其他方法和取向原則相結合，它可以為現代讀者提供理解聖經現今文本的途徑。

（總結部分）
作為結論應該強調，聖經的解讀自然需要曆史批評方法的運用，至少需要其主要線索。事實上，聖經確實不是顯示為永久真理的直接啟示，而是對上帝通過反複涉入人的曆史實現的自我顯示的書麵見證。與其它宗教的聖典不同，聖經的消息是紮根於堅定的曆史基礎之上的，這就是聖經文卷不經形成史的研究無法正確理解的原因。對釋經而言，跨時間性的（鄉下人注：就是曆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步性”釋經方式不管多麽有益，永遠不能取代曆史性研究。為了能夠有成果地工作，必須至少接受曆史批評方法的主要成就。


鄉下人評注：
本文摘譯自天主教會教皇聖經委員會1993年《聖經在教會內的解讀》德文版的 I.A.和總結部分，最後修改時參考了天主教會的中文譯本，但沒有采用這個譯本的譯法，尤其在涉及到經文名稱和人名時，用了大家比較熟悉的新教的譯法。
曆史批評方法興起於德國18世紀的神學，在20世紀達到鼎盛，今天早已經屬於新教神學的核心部分，而天主教會如今也認為這個方法是神學研究與釋經不可缺少的方法，應該說是天主教會的一個進步。
曆史批評方法不是一個單一的方法，而是由來自史學和文學研究的不同方法組成的一整套方法的總稱，凡是書麵傳承有不同的版本或者並行的口頭傳承經過了書麵化，曆史批評方法就有用武之地。然而，這一套方法在神學研究中的應用，必然會觸及基督教的核心信條和教義，其中包括處女生子、耶穌複活、耶穌的人性與神性等等，而且，文本研究還會觸及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聖經托名偽作的問題及其神學解釋。所有這些都涉及到聖經的可信度。所以，曆史批評方法不論如何具有科學性，如果研究者不能擺脫教義的束縛，不能在研究中把自己的信仰與學術分開，其研究就談不上科學性。另一個問題是，不論是這套方法本身還是研究結果，都很少被牧師神父所采用，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方法對準備布道辭沒有助益。盡管如此，神學家、尤其是新教的神學家們在有限的活動空間之內用這種方法所取得研究結果豐碩，而且對基督教在社會中的地位有極大的影響。如今有些學者可以說哪些話是耶穌所說、哪些不是，哪封信是保羅所寫哪封又不是，這都得力於這種方法的應用。
如今天主教也在有前提的情況下認為這種方法可取、而且其結果可用，那麽，華人基督徒該采取什麽態度呢？采取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對這些研究成果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