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教會與教會批評

翻譯：教會與教會批評

（應ICLL老兄的要求，把德國無教派者和無神論者聯盟雜誌MIZ對宗教批評家Hubertus Mynarek教授的采訪全文翻譯出來。采訪錄在發表時因為篇幅限製沒有發全，全文在MIZ網頁資料庫。以下是采訪錄資料庫全文的翻譯。）


Mynarek教授是宗教學學者和神學家，是德語地區最著名的宗教與教會批評家之一。他1953年成為神甫，1966 - 68是Bamberg宗教哲學教授，1968-72是維也納大學的宗教學教授，其中1971-72年是天主教神學係主任。1972年11月他（作為德語地區的第一個神學教授）退教，同時以口氣尖銳的“致教皇的公開信”說明退教的理由，他的學院生涯就此結束。教會取消他的教學許可後，奧地利無法在任用這位學者，於是，他在43歲時被迫退休。

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終止一個知識分子的工作。他發表了多部引人矚目的著作，不僅日益遠離教會，而且也日益遠離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酥。他的《教會的主人與奴仆》（1973）和《性愛與神職》（1978）激化了與官方教會的衝突，教會對他的鬥爭有一段時間甚至危及他的生存基礎。盡管如此，Mynarek無所畏懼，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一個教會批評家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宗教批評家，這一點在他的《思考禁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1992）和《耶酥與女性》（1999）得到了體現，後一本書更明確地顯示，“要耶酥不要教會”的口號幼稚而毫無道理。他在這本書裏用明白而幽默的語言描述了聖經中的耶酥這個極端矛盾的人物，這一方麵是對現代人想把耶酥女權主義化的無理嚐試打了急需的解毒針，另一方麵又使“基督教的倫理”成了一場悲喜劇，因為，他在書中證明，聖潔的彌賽亞很有可能遵循了（畜牧文化典型的）多妻製傳統，象大衛和所羅門一樣給自己安置了一個後宮。這當然不符合教會關於貞潔的說教，遭到了教會的激烈反對。

但即使在宗教批評界，Mynarek也一樣很有爭議。許多人不明白他為什麽偏偏在“普世生命”的白馬出版社出版他的《新宗教裁判——德國對所謂邪教的鎮壓》。更讓人費解的是他與信仰之間不明確的關係。他在《生態宗教——對自然的新認識》（1986）以及隨後的文章中反複論述的自然宗教觀，究竟如何與有機主義社會模式和極右派的自然通靈論區分，就成了問題。一些批評者甚至認為他的著述中有法西斯主義傾向。

MIZ編輯部也對是否為Mynarek提供一個言論平台進行了激烈討論，因為，他的自然觀即使不象別人所說的那樣，也有可能為反動的解說提供動力。另一方麵，他作為教會批評者的認識非常重要，不可能簡單地被忽視。不論對他有多少批評，我們必須承認他有進行公平討論的權利。狹隘地堅持Political Correctness，從長遠來看隻會影響精神的自由。



MIZ：Mynarek教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寫作《新的宗教裁判》的主要宗旨。

教授：主要宗旨是為德國信仰和世界觀少數派進行辯護。其中涉及的不是真理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涉及新興的宗教和世界觀團體是否代表真理學說的問題，因為，兩大教會一樣不能滿足代表真正宗教的要求，盡管他們都和天主教一樣把自己的無誤教條化。我堅持的是伏爾泰的立場，大意就是，為了保障思想與觀念自由，我可以不同意對方的立場，但是要為維護對方的立場而鬥爭。
我們在德國麵臨的情況是，兩大基督教教會從社會學意義上看也是邪教，隻不過是擁有特別大的權利的大邪教，而這兩大教會卻要獨霸整個宗教領域，讓按照基本法必須在世界觀問題上保持中立的國家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單獨享受國家向宗教提供的法律與財政特權。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個怪現象，不僅是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特權擔憂的兩大教會，而且國家也設立邪教事務專員，要同所謂的邪教鬥爭。
盡管聯邦議院負責調查邪教與精神崇拜的Enquete委員會經過多年的調查不得不確定，邪教在德國並沒有帶來多大的威脅，但是，教會煽動起來的邪教恐懼在某些方麵幾乎已經到了歇斯底裏的地步。我在書中所描述的是，那些新的宗教裁判者，就是說，那些邪教事務專員，采用精明的策略和方法，試圖使所有非教會的團組在社會上受到徹底的鄙視。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所謂的邪教團體裏也象在兩大教會裏一樣，年複一年地不斷有青少年受到性騷擾和侵犯，那新聞界將會如何反應呢？

MIZ：您怎麽偏偏在“普世生命”的出版社發表您的《新的宗教裁判》呢？

教授：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打算在這個出版社出書。事先我向近30個出版社提交了手稿或詳細的介紹，可是德國的媒體基本上是遵守國教的指令，我收到的隻是拒絕。看過我的手稿的著名宗教和教會批評者更使我確信，出版社拒絕出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手稿的質量，而是出於政治-宗教原因，就是說，是因為德國國家和教會之間的那種不清不楚的關係。就在我幾乎絕望的時候，幾個“普世生命”的代表聽了我的報告並得知了這部手稿的遭遇，建議由他們出我的書。原來我當然也想到過自費出版，但是印刷費對我來說太高。

MIZ：您現在為選擇了這個出版社遺憾嗎？

教授：我不想作不知感恩的人。如果沒有這個出版社和出版社的高額費用，這本書或許到現在還沒出版——《他們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麽》一書的作者Buggle教授說，這本書“應該成為每一個成年公民的必讀物，這樣可以減少一點我們社會中對基督教和宗教問題的盲目，減少一點由此而來的昏頭昏腦。”另一方麵，我當然也沒有料到，在“普世生命”的出版社出版一本書會遭到如此嚴重的攻擊，甚至被指責為法西斯。盡管“普世生命”從來沒有法西斯和反猶主義的汙點（教會自己卻有大量的汙點），幾個教會的邪教事務專員及其在新聞界的幫手現在卻不僅明白如何揮舞法西斯這條大棒，也明白如何動用邪教這根大棒。鑒於現在的形勢，我當然後悔選擇了這個出版社，因為這為我樹立了許多不必要的敵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未必有惡意，而隻是毫不思考地接受了“要教會不要邪教”的模式。書商們的反應也是按照這一模式，跨地區的售書商根本不把我的書列入書單，書店的電腦裏也沒有這本書的信息。可是，一個作者寫了書卻得不到讀者，那為什麽要寫呢？考慮到這本書不僅詳細介紹了老的宗教審判所用的殘酷折磨手段，而且揭露了新的宗教審判更巧妙、更隱瞞的手段，這就更令人遺憾了。

MIZ：您也對“普世生命”作過鑒定。您個人怎麽看Gabriele Wittek的啟示？

教授：對，我曾經作為宗教學學者為法庭作過鑒定，在鑒定中指出，“普世生命”和教會一樣有權力開辦自己的學校。法庭同意我的論證，巴伐利亞教育部不同意，法庭隻能通過判決強迫教育部開出許可。但是，我的鑒定不是感恩的鑒定。在鑒定中，我指出了“普世生命”學說中的非理性成分，同時指出，教會教條裏的非理性和荒謬更為突出。
我自己對“普世生命”的看法嘛，這麽說吧，通過對許多思想體係的深入研究，我已經變成了不可知論者。我的觀點是，我們可以對終極意義提出無數的看法，給出無數的答案，但是我們必須清楚，任何一種答案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我們永遠是尋找、經曆和賦予意義的人。“普世生命”的先知也不能動搖我的這個信念。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她的“來自彼岸的不容置疑的啟示”而認為她比有同樣主張的教皇更糟糕，反倒是教皇作為一個宗教機構唯一的Guru把自己的不容置疑性教條化了。還需要補充的是，我在《思維禁忌》一書裏把所有的不容置疑性、所有來自所謂形而上領域的啟示全部稱為直覺、靈感和幻想，並對此提出了批評。“普世生命”知道我的立場，但是，他們足夠寬容，沒有為出版我的《新的宗教裁判》提出任何先決條件，對教會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象Schmidt-Salomon這樣對教會和所謂邪教領域很熟悉的學者，說天主教和新教學院裏的理性主義者和不可知論者要比在“普世生命”多，這我同意。事實上，我退教的一個原因就是，我看到兩大教會的許多頭麵人物都是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但是他們對信眾、國家機關和公眾輿論卻是在強調他們的信仰所帶來的力量。恐怕很少有比這種虛偽的精神分裂更嚴重的東西，但是，正是這種精神分裂在強化教會作為國教與國家的混亂關係。

MIZ：您的《生態宗教》也受到了尖銳的批評。有評論家說您的論述中包含反動思想，您可以理解他們嗎？如果今天寫，您還會這樣寫，還是您的立場現在發生了轉變？

教授：《生態宗教》裏沒有什麽反動思想，也沒有新外邦對自然的那種狂熱崇拜，相反，是從自然科學、生態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許多挽救自然、尊重動物和植物的價值與權力的論證。僅僅因為我在書中提倡結束肉類消費就會有許多人不滿意。肉類消費意味著遠?鐧惱勰ズ屯郎保?喚黿鍪淺鯰諞窖Ш途?履康牡母髦侄?鍤笛欏Ｔ謖夥矯媯?液屯卸?固┑墓鄣閌且恢碌模骸爸灰?褂型澇壯。?突嵊姓秸?！敝灰?頤羌絛?郎庇胛頤且謊?梢願惺芡純嗟納?椋?死嗑筒豢贍苡姓嬲?牡賴碌母?叻⒄埂Ｎ業暮門笥選ⅰ痘?澆譚缸鍤貳返淖髡逰arlheinz Deschner一言中的：“人為什麽吃動物？因為人覺得好吃。這雖然很野蠻，道德上沒有商量的餘地，但現實就是這樣……這個現實太粗野，太低級、太險惡，建立在強者的強權和暴力之上。”
有趣的是，這本書幾乎在所有的陣營都有激烈的反對者，奇怪的是在基督徒陣營也有。即使在這方麵，Deschner也揭示了從生態角度被掩飾為反麵的事實：“對基督教而言，動物的悲劇，地球上最大的悲劇，在舊約就已經開始了……聖經中的動物保護？……畜牧者宗教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我擴展了自然的概念，認為自然不僅是殘酷的生存之爭，而且也包括審美的、交融的、整合的和意識等層麵，某些無神論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者，就認為我的敘述中有新外邦的狂熱自然崇拜，甚至有法西斯因素，那我隻能說，他們對馬克思太不了解了，馬克思可是在不同的著作中對自然大唱頌歌的。
當然，今天我會在書中加入某些新的細節，但基本結構和論述要點不需要改變，因為其中不包含任何反動的或法西斯的東西。與技術官僚相比我更喜歡要生態立場的人，要是有人心懷惡意，把尊重自然和有生態覺受的人汙蔑成雅利安高等人，那不是我的問題，而是這些或許有精神病的人的問題。

MIZ：現在我們來談談天主教會及其對批評的態度。您1972年決定退出教會的時候，是維也納大學天主教神學係的係主任。當時您料到教會的激烈反應了嗎？

教授：當然，從2000年的教會史我知道：教會會迫害違反自己權勢利益的一切，但是不能忍受任何批評，即使批評是合理的。盡管如此，教會對我退教、給教皇寫公開信和出版描寫教會內部狀況的《教會的主人與奴仆》所作的暴虐反應，到底還是出乎我的意料。教會這種出格的反應，可能與我是德語地區20世紀第一個背離教會的神學教授有關。教會還在確信、並向信徒們灌輸，教會之外沒有救。即使是Uta Ranke-Heinemann, Drevermann 和Küng這樣著名的教會批評者還深受這個教條的影響，寧可留在教會也不願意水到渠成地離開教會。與他們相比，我在退教前就很明白：教會不會忘記任何事情，不會原諒任何事情，在迫害批評者方麵毫不留情，既沒有負罪感也沒有仁慈。

MIZ：您對教會的批評也給您帶來了經濟上的困境，有一段時間您可以說是流浪街頭。這是怎麽回事？您在那一段時間最沉重的經曆是什麽？

教授：那封應該說很尖銳的致教皇的公開信在不同的報紙雜誌發表後，發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停放在維也納大學附近的汽車被紮了輪胎，而且多次被紮。第二是，我的汽車在維也納——薩爾茨堡高速公路上散架，刹車失靈，車頭幾乎所有的螺絲被事先擰鬆。當時沒有讓幫我拖車的修車廠出具書麵的東西，我至今很後悔。修車工人看著汽車零件，隻能反複地說：“您還活著，這簡直就是奇跡。什麽混帳東西會幹出這種事來？”類似的情況還在我從慕尼黑到Würzburg的路上又發生過一次。
當時我每天都會接到恐嚇電話，我不在家的時候他們打電話辱罵我太太，可我太太根本就與我退教沒關係，因為我不是因為一個女人而退教，而是因為教會內無人性的權力機構。教會當權者當然不相信這種說法。他們根本不可能想象，居然有人會因為自己的理想而退教。所以就有教會的高官找到我說：“聽著，因為一個女人離開教會可不值得。作為神父，你隻要不結婚，和一個女人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這不是什麽難事，原則上講你還有更大的自由。”
另外還有負麵後果到來。根據梵蒂岡和奧地利的國家條約，我丟掉了在維也納大學的職位，盡管奧地利最著名的一位法學專家在一家雜誌上聲明：“如果奧地利僅僅因為退教就強令Mynarek這種等級的科學家退休，那麽國家條約在這一點上是違反憲法的。”

MIZ：1973年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您的《教會的主人和奴仆》……

教授：對，Bertelsmann公司本來已經和我簽訂了合同，而且事先完全接受我的手稿，但是在教會的壓力下撕毀出書合同。合同撕毀後，教會還不知道我已經找到了另一個出版社，慕尼黑大主教Döpfner的一個代表找到我，說：“如果您不出版這本書，重新回到教會的懷抱，您馬上可以重新得到一個教授職位。如果您不這麽做，那我們可以讓您打30場官司或者更多，那您就隻能在陰溝裏安身，祈求重新被教會接受。火刑的火已經不再燃燒了，可我們依舊能讓人傾家蕩產。”

MIZ：教會沒有停留在口頭威脅的階段……

教授：對。我的書出版後，教會反複取得禁止出書的禁令，雖然沒有打30場官司，卻打了14場。教會的領導人物因為我的書覺得受了汙辱，索取精神賠償36萬馬克，並且在法庭上取勝。當Bertelsmann公司看到我在州法院和州高級法院一場又一場地輸掉官司，突然也介入，要求我償還預支稿費並外加13,9%的利息。在巴伐利亞我輸掉了和Bertelsmann的所有官司，一直到卡爾斯魯厄聯邦高級法院認定是出版社撕毀合同，Bertelsmann公司才恢複理智。

這些官司一共打了6年，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負擔。我的幾個律師，開始的時候為接手這麽引人注目的官司喜出望外，等看到我已經破產，就不再留情，開始拍賣我的家產。當我的最後一台打字機被搬走的時候，我向居住地Kitzingen初級法院指出，作為寫書的作者，打字機是我必需的，法院答複說：“批評教會的書您可以用手寫。”
由於經濟負擔太大，我在Kitzingen的房子也保不住了。巴伐利亞銀行行長雖然答應用抵押的方式保住我的住房，後來因受到教會的壓力，跟我說，他沒有想到我與教會為敵，生活得太危險，所以必須收回抵押承諾。這樣，我和太太以及新出生的嬰兒實際上就空手站在街上了。

MIZ：在您處境如此困難的時候，教會內或教會外的人幫過您嗎？

教授：教會內隻有少數幾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還同我站在一起，其中一個是維也納神學教授Klostermann教授，他指責教會對我太殘酷太不地道。教會外幫助我的人很多，比如Werner Peiser和 Ossip K. Flechtheim這兩位猶太教授。後者還為我的事還向奧地利科技部長和Bertelsmann的主人Mohn交涉，但是沒有成效。當時的無教派者聯盟主席事實上把我們全家從街上接到了柏林，以低價把自己家的兩間房子租給我們。當時還有一個熱心支持我的民間組織，叫做“支持現代宗教裁判受害者行動”，參與者有許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還有自由思想者協會和無教派聯盟，還有青年社民黨的代表等，對教會對我的不公正表示抗議。
一個有趣的事我必須要講。因為我已經破產，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律師還願意接受我的案子。這時候發了善心的，不是任何一個基督徒，反倒是一個無神論者的共產黨人。他沒有象原來的律師一樣索取高額費用，代理了我兩年，隻收了我800馬克。正是這麽一個無神論者，因為對巴伐利亞的情況非常熟悉，所以反複請求我說：“Mynarek教授，在法庭您千萬不要說自己不再是基督徒，不然您不會在巴伐利亞贏任何官司。”

MIZ：不久前，教皇保羅二是象征性地為天主教會的“罪惡和過失”道了歉。您怎麽看這件事？是為了安撫自己的良心而精心策劃的一個PR Gag，還是值得重視的清算曆史、麵向未來的嚐試？

教授：我確信，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PR Gag。這個教皇從1978年當選，整個在位期間，在漫遊世界的過程中除了PR Gag沒幹過其他的事。教會的先生們根本就沒有任何不公正感，沒有任何對世界上受苦人的同情心。梵蒂岡從來就沒有為天災人禍的受害者捐過一分錢。他從來都是號召自己的臣民和各國政府捐款，自己從來不捐錢，而是作為大股東參與各種跨國公司，而且根本不考慮這些公司的道德水準，比如軍工公司、動物實驗場和基因實驗室等等。
如果教皇的認錯是真的，那麽至少要做以下的事：
1． 宗教審判受害者的後代收回被教會沒收的財產，他們為自己的家族親屬被教會處決，數代人還要向教會交審理費用，他們必須為此得到賠償；
2． 梵蒂岡的檔案必須開放到20世紀。大家知道，梵蒂岡的檔案隻開放到1903年，目的是隱瞞教會在20世紀的罪行；
3． 教會機構，比如醫院、幼兒園和學校等，工作人員的費用的90-100%由國家支付，那就必須采用國家通用的工作法和工資法，免得工作人員因為離婚或其他事情違反教會的操守而被開除；
4． 為所有在理論上不符合教會教義、沒有為自己的理論進行辯解的機會而被開除公職的教授、講師和科研人員平反；
5． 梵蒂岡必須支付賠償——比如許多神甫為教會工作幾十年，被開除後卻拿不到任何補償；
6． 教會必須為與希特勒簽署國家條約並使得法西斯政權在國際舞台上合法化、為支持穆索利尼和佛朗哥、為支持屠殺了75萬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的帕維利奇公開認錯；
7． 公正對待同性戀者；
8． 教會必須停止對其它宗教信仰和世界觀組織的監視和迫害；
9． 教會必須停止支持國際公司在資源豐富的地區壓迫和驅逐當地人。

教會為自己所犯的大量罪行贖罪，需要做的還有無數。

MIZ： Michael Schmidt-Salomon在早先一期的 MIZ寫道，基督教在理論上已經被駁倒，但從全球範圍來看還遠遠沒有被終結。您怎麽看這種看法？您怎麽看基督教信仰的前途？

教授：我也認為，如果耶穌這個人曾經生活過，那他就是一個加利利的漫遊傳道人，而且他根本就沒有離開猶太教或建立一個新宗教的想法。基督教與耶穌的宗教信仰沒有關係，要說創始人，那最多是保羅。什麽處女生子、什麽原罪論、什麽上十字架為人類贖罪或是同類相食的所謂聖餐，作為一個猶太人，耶穌做夢都不會想到。從這種意義上看，基督教就是空中樓閣，沒有任何現實的曆史基礎，至少沒有教會和某些自稱是基督教的性質的政黨所說的那種曆史基礎。奇怪的是，基督教巨大的可信度損失和教會從啟蒙運動開始的可信度損失並沒有自動導致現實中權力關係的改變，而現實，作為基督教現實存在的是教會，是以宗教信仰為借口在全球範圍內追求專製權力的努力，而權力就是金錢。看看德國，國家每年為教會收180億馬克的教會稅，因為給教會的各種特權，每年贈送教會140億馬克。隻要這種情況繼續存在，現實的權力關係就不會得到改變，而教會就可以用這些錢幹擾和賄賂並顛覆社會生活所有重要的領域。

MIZ：謝謝您接受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