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納粹的魔力中（6）

6、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教會

納粹德國崩潰時，各教會很快就明白了如何適應新的形勢，首先重新機製化的就是教會。教會的組織機器安然度過了納粹時期，戰後又可以靠這套機器繼續作工。民主組織和其他被禁止的反法西斯組織卻隻能緩慢地重新組建或從頭開始。

教會的領導人是曾經支持過納粹帝國的原班人馬，有民主意識的領導人隻是少數，他們無力抵抗當時舊有的反動權力等級製度。

戰後，兩大教會都幫助有頭麵的納粹戰爭犯逃脫懲罰 —— 經常是以犯罪的方式 —— 把他們帶往國外（尤其是南美）或者幫他們開脫罪行。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教會對被關押的戰爭犯的援助，比如被關押在 Landsberg 的戰爭犯：臭名昭著的天主教監獄神職人員 Karl Morgenschweis 動用一切手段爭取許多戰犯的釋放，而且卓有成效。在他眼裏，這些納粹頭子是勝者司法統治下的政治犯。但是我們知道，關在 Landberg 的包括最殘酷的納粹凶手，比如紐倫堡後繼審判中的集中營頭目和工作人員以及屠殺反納粹人士、外國人和猶太人的凶手，他們多是以反人類罪被起訴的。當時，數以千計的戰犯被判刑，284人被處以死刑。但是，通過教會的努力，許多罪犯被釋放。與此相反，教會從來沒有為納粹期間在 Landsberg 和周圍地區被殺害的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和外國人（其中有許多基督徒）鳴過冤。另外，在那裏死去的納粹頭目的墳墓，至今還由巴伐利亞政府獻花維護，而猶太人和外國人的墓地則幾乎沒有人管。神父 Karl Morgenschweis 在阿登納時期經由教會推薦獲得了最初的一枚聯邦功勳勳章。

天主教會從一開始就努力偽造曆史，幾十年之後才承擔了與納粹帝國同流合汙的某種責任。近幾十年來，天主教方麵有更多的神學家嚐試以科學的方式來清理這段黑暗的曆史，而梵蒂岡至今沒有同自己的褐色曆史劃清界限。教皇的 Mea culpa 決然不是麵向世人、麵向數以百萬計的被迫害者和被殺者的認錯，而僅僅是泛泛地為自己的過失行為向上帝祈求饒恕。

新教教會的情況有些不同。戰後，一些積極的新教徒馬上就開始以批評眼光清算曆史，比如從流亡中歸來的 Karl Barth 在承信教會（見文末譯者注）1945年8月在法蘭克福的第一次會議上就聲明：

菲德烈、俾斯麥和希特勒都是人性的蔑視者，所以，靠著他們，你們不可能采取基督教精神的政策。承信教會必須脫離這一魔力。

教會史學家 Pollinger寫道， Barth 的這種觀點引起了與會者的憤怒。

著名的是新教教會在1945年10 月發表的“斯圖加特悔罪聲明”，但是，這一聲明充滿了狡辯性的妥協，其中寫道：

我們滿懷悲痛地說：通過我們，許多民族和國家經受了無盡的苦難。我們在各自教會內經常見證了的，現在我們以教會整體的名義說出來：是的，我們多年奉耶穌基督的名，與通過國家社會主義暴力統治得到可怕體現的精神鬥爭，但是，我們控告自己，沒有更勇敢地承信，沒有更誠實地祈禱，沒有更喜悅地信仰，沒有更熱情地愛。現在，我們的教會應該從新做起……

積極的反法西斯分子 Martin Niemöller 等不無道理地反對“沒有更勇敢地承信”等虛偽的說法。Niemöller明確強調，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教會本應該有另外的表現。但是，Niemöller 還是衝破教會內某些反動力量的抵抗，使聲明中加入了“通過我們，許多民族和國家經受了無盡的苦難”這句話。而另一方麵，通過主教 Dibelius 等人，聲明中又有了一些完全不正確的話，比如聲明中關於教會從一開始就與納粹暴政精神鬥爭的聲稱。

引人注目的是，類似的話語（畫加重線的部分）在慶祝希特勒50歲生日的效忠聲明中已經用過！

戰後的教會領導層大體上保留舊有的路線，抵抗主要來自以 Niemöller 為首的一些人所建立的新承信教會。1947 年，他們發表達姆城聲明 (Darmstädter Worte)，明確揭示了教會的反動與法西斯國家的關係。但是，他們隻是教會的一個少數派。

納粹帝國崩潰不到幾年，德國重新武裝的辯論就已經開始，尤其是在冷戰的高峰期更是如此。兩大教會的大部分又支持聯邦德國的軍事化和相應的反應，布爾什維克主義又被當成了必須用武力來對抗的死敵，即使是使用原子彈也被認為是合適的戰爭手段。在由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執政的國家，教會獲得了重要的地位。

Karlheinz Deschner 寫道：

二戰結束後新教神學家 Thielicker 還在教導我們：在上帝的注視下服兵役的基督徒對自己殺人的工作的理解一直是，他們是在以愛的名義殺人！而他的同事 Künneth 在廣島13年後聲稱：“即使原子彈也可以為博愛服務”。

幸好，教會內部對這種政治觀點的反對越來越多。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鑒於世界上的戰爭和社會問題，教會底層對官方教會的反抗越來越頻繁，後來，即使是職位較高的神職人員也加入了教會基層的運動。基層教會、積極參與第三世界問題的解決、和平論壇、反軍事和兵役、要求國家與教會分離、尋求與異見和非宗教人士的對話、以寬容精神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方式，這直到今天還是這場運動的特色。所以，現在官方教會內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觀點，這些人對我們來說是思想自由的人！

……（文章結語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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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注：
Bekennende Kirche 中文多被譯為“認罪教會”，本人認為譯法不準確。德文 bekennen 這個詞的意思是承認，要想明白具體含義還需要一個賓語。這個教會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反抗納粹政權對教會事務的幹涉，為了保證教會自己的權利，其基礎是著名的巴門聲明。這個聲明是針對新教自身的所謂德意誌基督徒運動和納粹政權對教會組織機構的幹涉的，與認罪或悔罪沒有直接關係，更多是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重新解釋並強調對基督的信仰。所以，本人認為翻譯為“認信教會”或“承信教會”更合適。

在談到新教教會在納粹時期的曆史問題時，教會和信徒總喜歡拿這個教會來做擋箭牌，作為教會抵抗法西斯政權的證據。實際上，除了被納粹殺害於集中營的 Dietrich Bonhöfer、被迫流亡的 Karl Barth 或創建承信教會的 Martin Niemöller 等少數堅定的反納粹人士，這個教會談不上是從事抵抗的反法西斯組織，說它是當時新教教會內的反對派更合適。事實上，即使是這個教會的許多成員也是希特勒的擁護者和反猶分子。比如文中提到的主教 Dibelius 也是這個教會的成員，與新教教會的多數人一樣曾是希特勒的支持者，支持納粹鎮壓反對派，支持對猶太人的抵製。隻是因為反對納粹政權改變舊有的教會組織形式與機構，他才變成了一個反納粹人士。

盡管如此，在此謹向那些為抵抗法西斯而被殺、受迫害的基督徒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