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納粹的魔力中（4）

四、同流合汙——納粹統治下的國家和教會

隻有依靠了教會的支持，希特勒才攫取了政權，而在他攫取政權之後，兩大教會都明確表示了對納粹政權的好感。

由州主教Meiser主持的州教會領導層在1933年4月13日發出通知，要求各教堂在16日的複活節祈禱時宣讀以下聲明：
“一個重新開始按照上帝的戒律管理的國家不僅僅應該得到教會的掌聲，而且應該得到教會喜悅而實際的合作。教會滿懷感激與喜悅地體會到，新的國家在抵製對上帝的褻瀆，反對非道德，強力維護秩序與規矩，召喚對神的敬畏，堅持婚姻的神聖，對青年進行精神教育，重新敬仰父輩的功績，不再侮辱對人民和祖國的愛，而是要在成千上萬人的心裏點燃這種愛（……）我們隻能請求教會的成員，為使強大的建設力量（……）順利取得勝利而嚴肅自願地盡力。”

希特勒自己則表現為一個充滿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的基督教徒。他在1933年五·一節宣稱：
“我們不會乞求全能的主：‘主啊，讓我們得自由！’我們要自己行動起來，工作，要兄弟般地和解，共同奮鬥，這樣，在我們到主的麵前的時刻，我們就可以企求：‘主啊，你看到了，我們改變了自己。’德意誌民族不再是一個沒有榮譽、隻有恥辱的民族，不再是內鬥成性、小氣而俗氣的民族。不，主啊，德意誌民族重新獲得了堅強的意誌，堅強的忍耐心，堅強的承受一切犧牲的精神。”

希特勒在後期的狂妄中首先是傳播普通的神擇論信仰，把自己看作德國人的拯救者，在這種意義上，他的狂想壓抑了教會的作用，偶爾陷入與擔心自己的利益和權勢的教會的衝突。

攫取政權後，希特勒依然認為兩大教會是自己重要的支柱，而不是以Alfred Rosenberg和其他納粹頭麵人物所鼓吹的民粹主義偽教會和“德意誌-日爾曼世界觀”為支柱。納粹政權容忍後者的存在，甚至為他們披上信主的外衣，但是他們在希特勒眼裏意義不大。同時，Rosenberg的民族種族主義神話又得到了納粹宣傳的利用，希特勒所宣揚的種族主義、北方民族的優越性和其他種族的劣根性、所謂英勇就義的神秘主義等，由此得到了一種隻能說是胡扯的科學說明。

希特勒自己依然看重教會的意義，認為教派間的鬥爭有害。1936年，他在慕尼黑的一次地方領導會議上聲明：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針對教會和神甫的鬥爭。那位Rosenberg先生的神話不是黨的官方文獻。另外，我告訴你們，天主教會擁有超越我們在座的所有人的生命的生命力。“

傾向於天主教的中心黨為希特勒攫取政權出力菲薄。這個黨一直到1932年參加了曆屆政府的組閣，越來越支持反動政策。這個黨與信使Eugeneo Pacelli，就是後來的教皇Pius十二世，關係密切，並且與他協調自己的觀點。同屬於這個黨的有帝國總理Franz von Papen。雙方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一致：要與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鬥，當然更要同一切鼓吹政教分離和無神論的鬥。所以，雙方在1932年就已經取得了禁止自由思想運動及其他的成果。希特勒上台也是得力於中心黨，von Papen 最初是副宰相，然後就理所當然地支持希特勒的授權法。天主教會內的這股反動勢力促使希特勒和梵蒂岡在1933年7月20日就簽署了帝國協議，以便“鞏固和促進聖椅和德意誌帝國間現存的友好關係”（協議總綱）。

這一協議向天主教會做出了許多讓步，讓納粹帝國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引人注目的是，這項協議還有一個“秘密附件”，其中已經考慮到了普遍義務兵役製的問題而沒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天主教會與納粹簽署的這一協議今天依然有效。而當時，這一協議的簽署意味著納粹國家第一次在國際上得到承認。Karlheinz Deschner（研究教會史的德國學者——譯者注）寫道：
正是樞機主教Faulhaber 1936年在一次布道時承認：“教皇Pius十一世作為第一個外國元首與德意誌帝國正式簽署了帝國協議，目的是“鞏固和促進聖椅和德意誌帝國間現存的友好關係”。Faulhaber說：“實際上，教皇Pius十一世是新帝國開始的時候在國際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朋友。世界上千百萬人開始的時候對新的帝國充滿疑慮，保持觀望，帝國協約簽署後才對德國政府產生了信任。”

（此處譯者省略一段關於帝國協議對納粹政權意義的引語）

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受到了兩大教會的支持。新教方麵可以以巴伐利亞州主教Hans Meiser為例。他是一個激情派的反動的反猶主義分子，一段時間曾因反對加入帝國教會而與Julius Streicher發生衝突，但過後重新為希特勒和戰爭歡欣鼓舞。

1932年，希特勒攫取政權的前一年，所謂的德意誌基督教徒成了新教方麵的一個廣泛運動，倡導希特勒的納粹思想，隨後受帝國主教Ludwig Müller的領導。

許多教會的領導人公開站在了納粹政權的一邊。新教主教們在1936年11月20日聲明：
”在德國人民與布爾十維克主義的鬥爭中，我們與帝國教會委員會一道站在元首一邊……“

即使在帝國水晶之夜過後，當迫害猶太人的係統活動已經大規模進行的時候，依然幾乎沒有神職人員出來抗議這種普遍的反猶主義，隨後也沒有抗議對幾百萬猶太人的屠殺，盡管教皇和其他高級人員非常清楚奧斯威辛和其他地方發生著什麽樣的事。當被占領的波蘭和荷蘭的神職人員向教皇反映這些事的時候，他們被勒令閉嘴。

多數的教會頭麵人物和兩大教會的領導人一直支持納粹政權，甚至向納粹政權爭寵，希特勒自己卻幾乎沒有受到批評，梵蒂岡想都不想開除希特勒出教。另一方麵，梵蒂岡認真審查德國持批評意見的作家Oskar Panizza，在30年代把他的書列入禁書單，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列入禁書，卻是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著名的天主教徒兼經濟專家Franz von Papen 1933年11月9日在科隆的“德國天主教徒工協”聲明：
“……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因素不僅不違背天主教的生活觀，而且幾乎在每個方麵都符合。”

各教會在不同的文件中歡呼希特勒，特別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他準備戰爭的政策得到了支持。

納粹頭麵人物在反對猶太人的奮鬥中很樂意引用教會的決定和教會領袖人物的說法。特別嚴重的是納粹在法蘭克地區的領導人Julius Streicher。

奧地利與德國合並，受到了奧地利的主教們和其他教會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我們滿懷喜悅地承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為德意誌帝國和人民，尤其是最貧窮的階層，在民族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福利政策方麵做出了傑出貢獻。我們堅信，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努力一定能夠阻擋毀壞一切的、不信上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希特勒自己如此評價兼並奧地利：
願（……）每一個德國人都認清並衡量這一時刻，謙卑地在全能的神的意誌前鞠躬，他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之內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奇跡。

希特勒理所當然地支持天主教會通過弗朗哥摧毀西班牙共和國，沒有穆索裏尼和希特勒以及天主教會的支持，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天主教會與謙信的弗朗哥的關係非常緊密，梵蒂岡的讚美喚來了長槍黨在內戰中的殘酷和德國的支持。弗朗哥政權是謀殺數十萬人的原凶，是靠了教會以及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的支持才攫取政權的，而天主教會至今未對這一政權的謀殺提出過批評，也沒有對自己的行為道歉。

西班牙共和國被鎮壓後，剛剛成為教皇Pius十二世的Eugenio Pacelli在1939年4月1日向弗朗哥發出祝賀：
我們心向主，與閣下您一道為天主教會所希冀的勝利的到來而喜悅。我們希望，您的國家在重新獲得和平後能夠以新的能量重新繼承基督教的老傳統。

希特勒在西班牙內戰中的行為在德國受到教會的歡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當然更受歡迎。就在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後不久，教皇Pius十二世在1939年4月25日致信希特勒，寫道：
我們為德國的強大、崛起和富裕而高興。要說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繁榮強大的德國，那是不正確的。

順便說一句：令人矚目的是，20世紀幾乎所有的重要獨裁者都出自天主教的氛圍：Pavelic（克羅地亞）、Codreanu（羅馬尼亞）、希特勒（戈貝爾和其他幾個納粹頭目也是）、穆索裏尼（意大利）、Degnelle（比利時）、Tiso（斯洛伐克）、Pétain（法國）、Szalasy（匈牙利）、Salazar（葡萄牙）、Primo der Rivera和弗朗哥（西班牙）。另外，斯大林和慕加貝（津巴布維）也都是天主教徒。他們中的多數是上過耶酥教士學校的。

回頭再看德國。

德國給領袖的讚歌不斷，尤其是在希特勒1939年50歲生日的時候。1939年4月，新教改良派的半月刊“青年教會”的文章寫道：
祝領袖50歲生日
為官方祈禱是基督教徒的義務，在充滿曆史意義的時刻，祈禱就有了特別的深度：基督教徒在祈禱中也能被命運的腳步而感動，上帝派遣曆史性的人物來正是做命運的執行者。今天，最新的啟示是，領袖這個人物，強有力地衝出舊世界，內心懷著新世界並努力為新世界的實現而拚搏，是世界曆史上為新時代所保留的有限幾頁紙上必提的。德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使命現在被一隻強健而穩重的手重新投入了曆史的天平，永恒不變的平衡的設想在消失，教會裏的人也必須重新審視自己迄今為止的思想觀念。領袖的形象同樣為教會帶來了新的義務。 感受到全能的上帝對命運的掌管和在世界變革中的腳步的基督徒，都會聽到召喚，在平時和星期日更忠誠地信仰，更深沉地愛，更強烈地希望，更堅定地承信： 隻有這樣才能顯示基督教信仰的真實。我們祈求上帝為領袖祝福，願上帝用他的靈來引導他，用他的意誌的力量來充實他，為他所著手的一切帶來神的成就，就如同祈禱詞所說：“永恒的上帝，萬民之主，用恩惠來照看我們的民族、領袖和成員。願你留我們在你的力量裏，在你的戒律裏，讓你的祝福認可你也存在我們之中的永恒的秩序。憑耶酥基督的名，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