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納粹的魔力中（1-2）

（注意：教會用的是複數）

作者：Helmut Steuerwald

今天我們有越來越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就是，教會從其基督教的理解出發，始終反對不信上帝的國家社會主義，反對中了魔的希特勒，雖然有少數基督徒很遺憾地被希特勒的宣傳機器所誘惑，但是，教會本身與納粹意識形態毫無關係。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實在不可能用其他詞匯來形容這種說法。雖然曆史學家、宗教學家、甚至個別誠實的基督徒極力反對這種謊言，可是直到今天，教會及其頭麵人物與納粹國家、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同流合汙依然被掩飾，至少被輕描淡寫。

非常明確，確實有少數基督徒和基督教小組積極參加了反對納粹的抵抗運動，這一點不可忽略！這些人至今受到我們的尊重，因為，他們用實際行動表明，即使作為一個好的基督徒也可以反納粹統治。希特勒攫取政權後，教會被排擠出了許多領域，首要原因是為了防止教會間因信仰引發的爭鬥，使教會直接支持納粹政權。但是這一點不成功。教會當然受到了納粹國家機關的監督。教會領導人很少對新的國家提出批評意見，而這些批評意見幾乎全部是為了維護教會自己的權力機器。這方麵的一個例子就是主教Hans Meiser，一個激情反猶分子，進行的所謂“教會鬥爭”，他為了反對把自己的教區並入帝國教會，與納粹在法蘭克區的領導人Julius Streicher發生衝突。

事實是，這是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官方教會、教會組織和教會的領導層對納粹政權的罪行幾乎是完全支持的。

我的論述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1、為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與教會觀念
2、希特勒與教會——希特勒的發展及其與教會和反動-保守勢力的聯係
3、教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希特勒奪權的行為
4、同流合汙——納粹統治下的國家和教會
5、教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6、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教會

 

 

1、為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與教會觀念

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性支柱之一一直就是與“世界猶太人”的鬥爭。與其他的一些意識形態觀念一樣，這種反猶太主義也是從基督教繼承來的。

 

基督教隨著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對猶太人和文化的鬥爭不斷加強。一切嚴重的疾病、鼠疫、天花、荒年、井水投毒、殺害孩童等，都被教會方麵歸罪於猶太人，對猶太人的迫害很早就出現了。迫害猶太人不僅僅發生在基督教統治下的中世紀，而且直到近代還在發生。信教教會的行為無異於天主教會。

 

比如路德就仇視猶太人，尤其是在晚年。他在1538年發表的"Wider die Sabbather"，或是“猶太人及其謊言”、"Vom Schem Hamphoras"、“基督家族”等，都充滿了針對猶太人的煽動。按他的說法，猶太人應該受到迫害、被奴役，他們的房屋和會談應該被放火燒掉，如果不順從還應該被殺掉。他對猶太人的謾罵可謂窮心極欲，比如：

 

猶太人，這一鍋渾湯，這團惡劣的酵母，幹了的泡沫，發黴的湯汁，朽掉的木樁，無非就是壞掉的、臭烘烘的、被扔掉的渣滓。

 

我不想在這裏講述猶太人迫害史，關於這個話題，我推薦我們的朋友Gerhard Cyermak的書"Christen gegen Juden. Geschichte einer Verfolgung"（基督徒對猶太人——一部迫害史）我隻是想強調，教會正是在19世紀隨後一直到20世紀很長時間都打著反猶主義的烙印，教會的領導圈子總是與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最後與國家社會主義聯手。所以，納粹帝國在迫害猶太人是偏偏以路德為依據，尤其是象Julius Streicher在他的“衝鋒隊員報”所作的那樣，這並不令人驚訝。

 

著名的新教反動史學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在19世紀大力促進反猶主義，比如通過“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等口號。另外，對無神論者和自由思想者及其團組，他同樣充滿敵意。

 

基督教團體不僅支持反猶主義，同樣支持種族主義，即使蓄奴也被理所當然地看作上帝所欲的秩序，其反動勢力宣揚直到今天還被殖民主義者宣揚的白種人優越性，稱無神論觀點為魔鬼的傑作，對無神論者進行迫害。

 

國家至上的思維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盲目順從同樣也屬於國家與教會、反動政治勢力與教會的邪惡聯盟，這些尤其在納粹帝國得到了體現，而且受到了教會的歡迎和支持。

 

在這一反動背景下，19世紀的德國還在被誤解了的浪漫主義和強化的民族主義的影響下產生了一種美化了的日耳曼精神，許多為宗教性質的政治團體形成。他們反對一切外來的陌生物，特別強調反猶主義，同時又提高所謂的日耳曼精神，對其加以種族主義的拔高。除了德國，奧地利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比如1908年，工業界人士和貴族成員成立了維也納基多·馮·裏斯特協會，以反對低等人和劣等種族為目標。在這些圈子裏，神迷崇拜起著很重要的作用。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 （1874年生）創立了一套二元世界觀，實際上是一種為宗教，其的核心是黃發雅利安人。此前，他在 1900 年就成了新神廟騎士團Ordo novi templi，其他的組織緊隨其後。1912年，德國成立反猶色彩強烈的日耳曼騎士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8年，馮·瑟波滕多夫伯爵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在慕尼黑成立圖勒騎士團 (Thule-Orden)，關於這個組織我們隨後還會提到。

 

 

2、希特勒與教會——希特勒的發展及其與教會和反動-保守勢力的聯係

繼續敘述之前先夾敘關於希特勒的青少年與發展的幾點。開明天主教徒Friedrich Heer寫有《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這一奠基性的著作，我的敘述在許多方麵都是以這個作者為依據。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生，是奧地利布勞瑙一個信天主教的海關官員的兒子，兒童時代在奧德邊境地區度過，此間經常到德國境內的帕索。他周圍環境裏有非常強調德意誌化的勢力，這些勢力對孩童時代的希特勒影響很大。他上過的學校首先包括Lambach的本篤修道院學校，他是童聲合唱團成員和彌撒輔助。修道院的主持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道院的入口處是一個藝術化了的萬字形十字架，這是後來希特勒的納粹標誌的雛形。隨後他在Linz就學，那時，這個地區已經有反對所謂的異化的德意誌民族主義勢力活動。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也強調，和其他許多學生一樣，他在這裏作為中學生已經成為泛德意誌民族主義分子、俾斯麥崇拜者和軍國主義分子。在這所學校裏，對猶太人的抵製也已經開始，其天主教信仰具有很深的約翰信仰的印記。眾所周知，四福音的最後一部是約翰福音，耶穌死後70年才寫成，那時的基督教已經深受羅馬的影響，有深刻的葛諾斯印記和反猶太傾向。葛諾斯思想把人分為光明與黑暗的孩子，把世界分為善與惡。這種思想我們在希特勒的思想裏也不斷看到：一邊是善的、被他捧上天的純種的雅利安人，另一邊是被他妖魔化的、墮落的猶太人。就在這些年裏，希特勒也已經開始聽瓦格納的歌劇，為其音樂與當時的舞台設計所折服。希特勒沒能中學畢業。隨後他嚐試當畫家，畫明信片，最想做的還是設計宏大的建築。他後來的巨大狂當時已經有所顯現。他後來到維也納，想上藝術學院，但沒能通過入學考試。1908-1913年，他生活困苦，住在無家可歸者的避難所，但作為一個海關官員的兒子，自認為當有更好的命運。這段時間裏，他繼續忠於官方，反對自由思想，與接受馬克思思想的工人打鬥。他當時就已經開始把問題的主要原因歸與猶太人，歸於種族的混合、社會民主思想、馬克思主義、自由思想和民主運動。他認為維也納已經猶太化，所以對維也納深惡痛絕。他把基督教的學說同種族主義的觀念結合起來，像其他極右分子一樣代表相應的拯救觀。雖然沒有任何曆史依據支持這種做法，耶穌還是被雅利安化：他成了被迫害的非猶太人，猶太人成了他的迫害者。這種曆史的篡改到了納粹帝國首先體現在Streicher的《衝鋒隊員報》。希特勒的神擇信仰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內發展出來的。Jörg Lanz von Liebensfels的二元論偽宗教和雅利安種族信仰對希特勒產生了重大影響。希特勒雖然與神秘主義崇拜組織的關係不密切，但是接受了他們的二元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在慕尼黑。作為25歲的年輕人，他在Odeonsplatz經曆了充滿戰爭狂熱的人群。Friedrich Heer就此寫道：

 

“在這裏，在人群的狂熱中，希特勒經曆了‘民族的共同體’，一道進入戰爭的兄弟的集體。在這裏，希特勒經曆了自己的聖餐儀式，實實在在的聖餐儀式……在這裏，希特勒愛上了戰爭……在這裏，希特勒後來在自己的戰爭信仰中同戰爭複員的人交流，這些人從1919年開始，年複一年地舉辦戰地彌撒、布道、在紀念英雄和祭奠戰爭協會的旗幟以及戰爭紀念碑時發表政治演說，通過這種形式回憶戰爭，回憶他們的現實聖餐，回憶對他們精神-靈魂存在最深刻的震蕩。”

 

希特勒成了戰爭的自願參加者，在戰爭中負傷。戰後，他把戰敗的原因歸於世界猶太人，歸於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叛變’，歸於自由思想。

 

儀式對希特勒來說意義越來越大，許多儀式他都是從自己在天主教會的經驗中借鑒而來，這使得他在20年代與天主教會有一種很矛盾的關係。但是，他在新教圈子裏為自己的理念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同樣，也在民族主義圈子裏獲得了追隨者，尤其是在信奉日耳曼崇拜的圈子裏。

 

隨後，希特勒參加了極右組織，開始施展自己的演說天才。

 

通過這種方式，他與圖勒騎士團建立了聯係。後來日耳曼騎士團和圖勒騎士團合並，成為圖勒協會，協會積極分子包括後來臭名昭著的納粹 Julius Streicher。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神擇信仰及其他的神秘主義觀念和行為是協會的核心，其會刊是“民族觀察者”。希特勒、Rosenberg、Streicher以及其他許多後來的納粹頭麵人物都在圖勒協會，同時也受到了這圈人的影響，相應的思想觀念在納粹頭麵人物身上也得到了體現。圖勒協會還成立了“德國工人黨”，1920年，這個黨改組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1921年，希特勒當選該黨主席，實際上是具有廣泛權利的領袖。當時他聲明：

 

“抵抗猶太人就是我在為主的事業奮鬥。”

 

1922年，他在另一次演講時闡釋了自己的基督教觀：

 

我告訴你們：我的基督教感情引導我向著主和救世者，讓我成為鬥士，他向我表明，他就是曾經孤獨地……認清了這些有猶太人並號召與他們鬥爭的人，真正的神不是最大的忍受者，而是最大的鬥士！懷著無邊的愛，我作為基督徒和人通讀了聖經中描述主如何振奮起來拿鞭子把那些高利貸者趕出神殿的章節……兩千年前，有一個人也被這同一種族出賣……他反對的是猶太人的“上帝”，而這個上帝就是金錢。

 

1923年，希特勒認為推翻民主選舉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就發動了向Feldherrnhalle的進軍。眾所周知，這場政變失敗，希特勒被關進監獄。他被判監禁5年，但是，如同那個時代典型的情況，半年之後他就被釋放。在監禁期間，他寫下了《我的奮鬥》的第一部分。

 

他在《我的奮鬥》中認同一種“積極的基督教”——不論這個概念該怎麽理解吧——要克服各教派間的爭鬥。他寫道：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認為，兩大宗教係統對我們民族生存是同樣珍貴的支柱，所以要與一切試圖把我們民族實體的倫理宗教與道德穩固的這一基石貶低為政黨利益的工具的政黨鬥爭。

 

1928年，希特勒在解釋納粹運動時說：

 

我們不能容忍我們的隊伍中任何人傷害基督教思想……我們的運動實際上是基督教的。我們衷心地盼望，在我們自己民族最深重的苦難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夠團結起來。

 

對於希特勒來說，不信教的人不可容忍，而且意味著墮落，所以，學校的宗教課起著特別的作用，盡管希特勒並不一定希望宗教課由教會來上。1933年4月26日，希特勒攫取政權不久，就對Berning主教說：

 

……世俗的學校永遠不能得到容忍，因為世俗學校不開設宗教課……我們急需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是最寶貴的，因為他們勇於獻身……

 

希特勒發展了自己獨立的宗教世界觀，但是，有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就是，希特勒一生都是天主教徒，一直在交教會稅，也一直登記為天主教徒。他支持取消教派區別，但是從來不支持非基督教化。他極其厭惡兩大教會相互間和各自內部的爭鬥。但是，在攫取政權後，希特勒更注重對神選的信仰。對他來說，一個有種族主義思想的上帝強調對德意誌民族的揀選，而他自認為是上帝的工具。兩大教會對他的這種態度幾乎沒有批評看法，所以從來沒有對他提出指責。天主教會雖然不同意希特勒信仰的轉變，但是，當希特勒變得強大的時候，兩大教會都支持他的事業：支持他的反猶鬥爭，支持他的反自由運動鬥爭，支持他在二戰中的戰爭行為，尤其支持他進攻蘇聯。無神論對他來說是眼中釘，比如，他在1935年5月21日的大型演講會上就說：

 

“我們永遠不允許無宗教、無信仰狀態”。

 

這一表態受到了兩大教會熱烈的支持。希特勒堅決反對自由思想運動。對他來說，“有信仰的人”是世界觀的主要承繼者，而“不信的人”、“持批評態度者”、“懷疑論者”、“唯物主義思想者”或是“自由思想者”都是魔鬼的產物，必須得到鏟除。

 

希特勒直到最後都公開反對歧視教會，即使他在小範圍內偶爾對教會的作用發表批評性強一點的看法。

 

關於希特勒這個人先講這麽多，隨後我們還會更多地談到他。

 

關於希特勒手下的納粹頭麵人物也可以說很多，現在隻說這麽多：多數納粹頭麵人物對各自的基督教信仰保持忠誠，不論是多還是少。比如希特勒的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他在1929年寫道：

 

再來看基督。德意誌的信仰問題與基督是不可分的……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就如同一個沒有呼吸的人。

 

希特勒內閣的幾個部長與教會有距離，甚至試圖為難教會，尤其是 Martin Bormann。戈培爾在1941年曾經反對他：“Bormann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散發關於教會問題的文件呢？教會問題不是對戰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希姆萊的上帝信仰也一樣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他同樣厭惡唯物主義思想，最堅定地代表領袖是上帝所派遣的觀點。他寫道：我們相信民族，血液的承載者，相信領袖，他是上帝為我們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