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不要現代化？(轉載)

轉載: 謝選駿：我們要不要現代化？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轟開了大清國門，中國逐漸走進了現代世界。從洋務運動百到今天的改革，中國民族追求現代化的意願一脈相承，更把工業化看作一件有利無弊的壯舉。時至今日，這似乎已成了民族的共識。新權威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時有爭議，但在追求高度現代化即"過量工業化"的目標上，卻完全一致。

日本學者山本新等編著的一本書，《中國文明與世界一一湯因比的中國觀》(同頌倫等譯，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卻對此提出了另一番見解。原來，工業文明破壞生態平衡並汙染環境的根本缺陷，已經暴露。而這一世界性的危機是否能由工業文明自身以技術方式來解決，也越來越成疑問。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競相追求的"過量工業化"，造成了難以代償的資源和環境的破壞，綠色和平運動因此風起雲湧。人們發現，過量工業化的代價，正在瓦解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湯因比正是基於這一點而作出了預言，"先進工業國將因首先承受不了這種壓力而進入脫工業化的階段。"

無庸諱言，中國進入工業文明的步履蹣跚，已使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名落世界一百二十幾位;但是，中國的這種遲滯性是否有百弊而無一利呢:湯因比認為，在遲滯發展的反麵，還得天獨厚地享有著不可能走向過量工業化的優越性。就在世界即將進入脫工業化時代之際，這給了中國一種"特殊的機遇"。

當然，這種先知式的高論是很難被急於擠進現代化競爭的當代中國人接受的。但它確實也提出了一個需要思索的問題。日本學者山本新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遲滯性有三個原因:
 一、清朝是外來力量建立的軍事征服王朝;
 二、中國的統治階級不是擁有軍事權力的貴族或軍人，而是傳統的文官;  
 三、統率眾多"衛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華思想。

當然，清朝以其創造性的能量，完成了對漢民族的收買和對遊牧民族的懷柔，巧妙地解決了中國大一統的曆史性難題。但當它打遍天下無敵手而沉浸在如湯因比斯說的"勝利陶醉中"，始料未及的新挑戰逼近了:工業文明的壓力使大清國趨於崩潰。明治維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50年爆發，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日本統治者是和被統治者同一個民族下同一種文化。而異族統治或信奉異教的統治集團則"很難表現出考慮整體利益的自覺" 因而，無法完成先導性的社會文化轉型。確實，在我們的現代甚至當代史上，就有過多少次這樣的"始料未及"啊!

但中國文明畢竟發韌於本土。自從魏晉以前的"中國本士文化"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晉以後的人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就背上了兩層曆史包袱。很明顯，中國進入第三期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響的人中國現代文化"的步履，比它進入第二期即接受佛教影響的"中國傳統文化"還要遲緩。但這是否能證明中國的死不爭氣?不能。美國學者埃德溫·賴肖爾在其《日本人》(1977年出版)中寫道，盡管日本的現代化運動進行得轟轟烈烈，但和中國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卻不免淺顯、浮麵。幾十年來的曆史表明，中國在"現代化"上的表現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寫的篇章卻又驚人地豐富，其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俄國革命。正是賴肖爾率先提出中國應該走一條不依賴外國的自力更生道路。這位先知斷言，中國若能完成政治特別是文化精神上的獨立，就意味著區別於近代西方物質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國將在最短的瞬間向全人類展現其全新的希望，中國就能占據第一級的地位。

"這種論點是否對幾十年後中國的大試驗產生了引導作用，我無法斷言，但無疑兩者的邏輯卻不乏相似。  湯因比指出了一個困境和一條出路:在中國，惟迸現代化與努力守衛傳統之間產生了矛盾，而調和這兩種方向悖反的目標則極端困難。他認為出路在於，全麵工業化的自我控製節度，即拒絕猛烈贗平??抗ひ禱?quot;。體現在避免以機械化排斥其他社會生產手段，從而形成一種既非西方式"爆炸型" 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業化農業社會"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動牲"與中國文明 "穩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礎上"走出第三條道路。"這大概就是賴肖爾所說的文化精神上獨立的新文明吧!    正是在這種分析下，晚年的湯因比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概念:"中國是世界政府的核心。" 他認為中國文明強大的統一性和同質性，可以為脫工業化以後的世界，提供一種共同生存的凝聚力。這凝聚力不僅是儒學的、政治型的，也是老莊的、宗教式的。"順從自然而生活，傾聽自然的安排，萬事都會有始有終。這是一種宗教。"宗教的自然觀，對人來說是必要的。當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為它是國民素質的體現，而非遊離於典籍上的浮塵之光。儒釋道的根本力量也在於此:

中國國民是世界上最具堅韌力的國民，當其他國家的國民考慮十年以後的事時，中國人已在考慮一百年以後的事情了。中國國民本質上是不火的國民，不急不躁的國民。………(《中國論》)

如果這是準確的，那麽等中國步入現代化，發達國家進入脫工業化的後現代社會時，我們的子孫又該怎麽辦呢?  
(《中國文明與世界——湯因比的中國觀》山本新等編，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    (原載《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