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心 向 北 方
三雲 1營7連
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些難忘的日子快過去40年了，北方那塊黑土地竟然越來越多的使我魂繞夢牽，想得我如癡如醉，想得我心痛。愛，是不能忘記的。
我深深地愛著這片黑土地，以至夜不能寐。
那八月瓢潑的大雨，十月漫天的飛雪，嚴冬呼嘯的北風、雪地上一行行爬犁留下的痕跡，山穀裏一片片掛在樹上的血紅的山丁子、屋簷下一串串透明的冰淩……一樁樁，一幕幕，真切得像昨天發生的事情。
年輕的時候，認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提到它就十分厭惡，慶幸那段時間已成為過去。人到中年才領悟到那段歲月是如何令人珍惜，向往當年的純真、當年的迷惘，當年泥濘的散發著各種臭味兒的可愛的小鎮，甚至向往當年的苦難。
當女兒坐在膝上聽我講述那段歲月的時候，當戰友聚會，灌下一杯杯白酒的時候，曾經想過寫些什麽，幾番提筆，凝眉沉思，順頰而下的是淚，飽蘸筆墨，滴出來的是血！隻能把理想中的著作推到一個又一個明天。今天，先將一件件往事簡單記錄下來，把真實的素材留給今後真正的作者………
一
我們那兒的人管狼叫作“張三兒”，提起它時，不像提到大灰狼那樣恐怖，反倒有幾分親切，“張三兒”這個名字的來曆甚至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那年第一次大雪封山後的夜晚，知青們在馬號寬敞的土炕上，聽著席卷田野、偶爾夾雜著一兩聲狼嚎呼嘯而過的北風，嚇得連廁所也不敢去。這時，本地一個叫孫廣東的老漢慢悠悠地說：“‘張三兒’是抗日英雄”。於是在我們大家的要求下，他講起了“張三兒”的故事。
“日本開拓團占領二龍山屯的時候，修了路，打了井，蓋了房，還把附近十幾個村莊並成一個屯兒，就是現在的團部。十裏八鄉的人都聚在一起，由一個連隊的日本兵管著。人們惦記自己的村子，經常趁晚上偷著回去看看地裏的莊稼，日本人不幹了，要把出去的鄉親們抓回來，直到大雪封山，還在各村搜索。一次半夜出動，恰恰就撞上了山裏饑餓的狼群。
狼群圍成一個半圓，向日本鬼子進攻，人喊聲、狼嚎聲傳出幾裏之外，槍聲不斷，幾乎響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前，才沒了聲息。人們找到出事地點時，都被驚得目瞪口呆，滿地都是撕碎的軍裝和白骨，100多鬼子無一生還。饑餓的狼群不光撕碎了所有的人，連被打死的狼也撕吞了下去，遍地都是子彈殼。看來日本人是打光了子彈後，才被逼上絕路的。不知為什麽，日本人再不到這地方來了，也許是太恐怖，也許是在軍事上沒什麽太大價值，甚至從那以後，大群的狼也不知去向，隻偶爾拖走老鄉的一兩隻羊，卻沒有一例襲擊人的事情發生“。
老鄉們感“張三兒”們的好處，在出事的二龍山河套裏，立起一座碑，碑上無字，背麵刻著一隻狼。後來，我們經常到那兒去喝酒、野餐，“張三兒”的故事就這樣在知青中傳開了。
二
二龍山這個地方，在1969年共有一萬多北京知識青年，加上天津、上海、哈爾濱、鶴崗等地的知青共有兩萬多人，這些人都清楚地記得1969年的那場滂沱大雨。從7月開始一直下到9月，中間很少有連續兩天以上的晴天。當地的老人都說：從來沒見過哪一年有這麽多的雨。
潘小燕是上海知青，活潑漂亮，天生一副好嗓子，無論是在地裏幹活，還是在宿舍裏休息，總能聽到她動人的歌聲，她還經常到後勤排和機務排，跟那裏的老職工學唱東北地方歌曲，稍加潤色，從她嗓子裏一唱出來，就另有一番風味。全連的人都喜歡她。
一天早上，我們三三兩兩到連部門口集合，準備聽連長訓話後集體上工。這時，背後轟隆隆開來幾輛拖拉機，大夥兒邊躲邊向前走，拖拉機從背後擦身而過。最後一台拖拉機上坐著五、六個機務排的人，他們不願在泥濘的路上走，全擠在駕駛室裏，開拖拉機的小夥子叫張達，由於人多，他坐在一個人的腿上，雙手扶著駕駛杆。
潘小燕正在我們前麵大概五六米的地方走著，拖拉機快開到她身邊的時候，駕駛室裏的幾個小夥子一起喊：“嘿!小潘，唱支歌。”潘小燕一邊笑著一邊揚手作為回答。拖拉機從她身邊開過的時候，不知是離得太近，刮到了她的衣服，還是她害怕，腳下打滑，竟然跌倒在拖拉機的鏈軌上!還沒等人們發出驚叫聲，轉眼間，潘小燕就被軋在了沉重的鏈軌下。
拖拉機停住了，車身有點兒傾斜，一股股鮮血從鏈軌下混著泥漿噴射出來。我們都被嚇呆了，有人甚至想上前用手去抬拖拉機鏈軌。拖拉機邊一片驚呼聲。還是車上的一位老職工，發動起機車，向後倒退，把潘小燕露了出來：人已經軋扁了，一半兒陷進泥裏，一半兒流著血，有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骨頭。就這樣，我們到北大荒20天後，潘小燕成了死在車輪下的第一個知青。消息很快傳遍了全團。
張達是來自鶴崗的知青，出事的時候，他一句話也說不出，隻是渾身瑟瑟地發抖，一雙眼睛求助似地在我們每個人的臉上滑過。事後，他被團裏的警通連戴上手銬抓走了。
潘小燕在上海的父母和妹妹趕到了兵團，一到連隊，全體女生即以一片真誠的哭聲迎接了他們。屍體已經無法整容，但潘小燕的母親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棺材裏裝的是她那活潑可愛的女兒。在家屬再三要求下，我們掀開棺材的一角，這位母親隻看了一眼就暈了過去。我們把棺材蓋好，無論如何再也不打開了。
就這樣，我們在離連隊4裏地的南山坡上的一片白樺林中挖了一個大坑，安葬了潘小燕，墳前豎了一塊碑，寫著：潘小燕烈士之墓。
在這座墓前，召開了我們團第一次公審大會。那天，全連500名戰士分左右兩排站立，背後是全團各連隊派來的知青代表。團長宣布潘小燕被授予烈士稱號後，又厲聲道：“把犯有破壞上山下鄉罪的張達帶上來!”張達五花大綁被持槍的警通連戰士從車上推下，來到人們麵前。幾天不見，他消瘦了許多，眼窩深陷，眼裏布滿了血絲。有人帶頭喊起了口號，喊些什麽我都忘了，隻是覺得非常憤怒，不管是不是破壞上山下鄉，一條生命毀在他手裏，而且是大家都非常喜歡的一個人。
潘小燕的父母見到張達更是怒不可遏，他們不顧身邊人的勸阻，一起撲上去，拳頭像雨點一樣落在張達的頭上、肩上。張達開始愣了一下，當他確認這兩個人就是潘小燕的父母時，非但不躲，反而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在他們由於氣憤而沒有踹著他時，竟主動將臉迎向潘小燕父親抬起的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不知該同情誰更好。這時，潘小燕的妹妹尖著嗓子喊一聲：“住手!”跨了一步，用身體擋在張達和她父母之間，拉起父母，把他們從張達身邊推開。口號聲又響起來，張達被拖上停在一邊的吉普車，他被兵團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7年。
事情很快被人們淡忘了。第二年，烈士的墳前長滿了青草，開著各種顏色的野花。又過了3年，由於張達勞動出色，被提前釋放了。人們再見到他時，已經認不出來了：他比以前高了一頭，滿臉胡子，沉默不語。回來的當天下午，他就直奔南山，把墳周圍的草全都拔光，在墳上重新培了土，把墓碑擦得幹幹淨淨，並焚香燒紙。有人說他在那裏坐了一夜。以後每隔幾天，張達就要到墳上去一次。
每到清明，他都扛起自己紮的花圈，帶著鐵鍬，來到南山。祭奠之後，在墳上重新培土，以至這座小墳越來越高。不知什麽時候，墓碑也被換了，上麵刻著：潘小燕姐之墓。
回城風席卷整個兵團的時候，張達也回到鶴崗。又是幾年之後，張達成了一個公司的經理，聽說他每年清明還回二龍山掃墓。
事隔30年了，人生的悲歡離合充滿著整個世界。有一天，我的一個上海戰友來北京辦事，幾杯白酒落肚，他突然講到一件事情，使我非常驚訝：“張達去美國了，前幾天帶著妻子和女兒回到上海，你知道他妻子是誰嗎?”我搖搖頭。“潘小燕的妹妹，他們的女兒叫張小燕。”
後麵的故事是怎麽發生的，我一無所知，但能夠想象得到，張達費多少苦心才有今天的結果。沒有任何冤仇是不能化解的，也沒有任何過失是不能被原諒的。我的心裏突然升起一種神聖的感覺，潘小燕如果在天有靈，會不會原諒張達呢?
三
到兵團半年後，正好是春節，由於那年雨水特別大，雪也特別大，二龍山屯接連3個月夜間的溫度常達到
我突然接到家裏一封電報，說母親病重，非常想念我，讓我請假回家，並隨電報寄來了住院證明。
母親1945年參加革命，非常堅強，我知道如果她不是病得很重，不會發電報叫我回去。我心急如焚，馬上找到連長家，把電報交到他手裏。連長是山東籍的轉業老職工，他推開酒瓶，用一雙狡猾的小眼睛盯著我，然後“嘿嘿”地笑了起來：“我這兒還有一些電報。”他隨手從炕席底下抽出十幾張電報，我接過一看，全是“病危”、“病重”之類的內容。看我發愣，連長“哈哈”大笑著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假不能批。”我回到宿舍，把衝鋒槍、子彈、手榴彈全都交給排長，告訴他我在七連的哥哥身體不好，我去探望一下。然後，又叫來我班裏的兩名戰士，告訴他們：“我母親有病，連長不準假，我要逃跑回家了。”班裏一共3個人，我任班長，兩個戰士一個是北京老馮，一個是通縣的王東。聽到我的情況，他們先是吃了一驚，然後馬上表示替我保密。王東還告訴我，他有一個相好的上海知青，也想逃跑回家，問我能不能帶著她?我猶豫了一下，就答應了。
第二天早晨，我3點起床，隻背了一個書包，書包裏是一壺水和幾個饅頭，還有剛剛開支的32元錢。在廁所邊，等了20多分鍾，那個上海女知青才由王東陪著走過來。她左右手各提了一個手提包，一包是衣服，另一包是幾十斤黃豆。來不及說什麽，我就和她一起上路了。
從我們連到團部火車站有40多裏山路，平常還要走3個多小時，加上冰天雪地，必須趁天亮之前走到車站。我大步地在前麵走，上海姑娘跑在後麵跟著。還沒走出2裏地，她就跟不上了，我回過頭，接過裝黃豆的手提包扛在肩上，又開始上路，可沒走出10裏，她又跟不上了，氣得我把手提包扔在地上，破口大罵。我說：“你回去吧，這麽走，一會兒就得被人抓回去。”她哭著說：“一個人也不敢回去。”我一見到眼淚，馬上心就軟了，接過兩個手提包，用手絹係起，搭在肩上，幹脆把她的書包也接過來，左右開弓，和我的書包一起斜背在背上，繼續上路。這一來，大大影響了前進的速度，沒走一半兒路，我就渾身大汗淋漓。太陽升起來了，我們迎著太陽向山下走。突然，背後傳來急促的馬蹄聲，我們站定，不一會兒，十幾匹馬一字排開，擋住去路。指導員和一排的戰士全副武裝，騎在馬上，指導員用天津話厲聲喝道：“要革命你就回去，不革命你就滾蛋!”我把手提包、書包摔在雪地上，用比她聲音大一倍的怒吼回答：“老子要革命，也要回家。”我一把推開他們，向山下跑去，但不一會兒，就被幾個人緊緊抓住，掙脫是不可能了。就這樣，在早晨7點多開始返回連隊，9點多又被送回宿舍，全排的戰友用各種不同的眼光盯著我，隻有我們班的兩名戰友趕緊過來，接過書包，打洗臉水。我狠狠地瞪著王東，心裏想：要不是帶著你的相好，現在興許坐上火車了。
連裏宣布：吃完晚飯後，全連集合開大會。讓我準備做檢查。我連鞋都沒脫，直挺挺躺在炕上一動不動，腦子裏盤算著時間：每天上午9點從團部有一輛開往哈爾濱的火車，每到晚上7點有一輛從哈爾濱開往龍鎮的火車路過團部。我決定乘這趟火車走相反的方向，先離開二龍山屯，再曲路回北京。
休息了一會，吃完午飯，趁大家都睡覺，我連書包也沒拿，便一個人離開了連隊。沿著山間小路，快速地走著。兩個小時過去，風越來越大，天上飄起了鵝毛大雪，我平生第一次看見下午3點鍾的東北山區，竟然與黃昏一樣。不到4點，天就黑下來。雪地裏出奇地冷，我不斷地用手搓著臉、鼻子。風雪太大，看不清路，也辨不出方向，幾次走到溝裏。後來，我才知道我離開連隊不到兩個小時，就有人報告了連長。連長從天氣預報中得知當天有暴風雪，聽到我一個人離開連隊，嚇壞了，怕我迷路凍死在路上，親自帶了幾十人開車來追我。天完全黑下來的時候，我聽見了背後的馬達聲，趕緊遠遠離開路麵，趴在齊腰深的雪裏。不一會兒，兩輛膠輪拖拉機拉著許多人從路麵上慢慢地開過去，車上的人在喊我的名字，隔幾分鍾，就有人向天上放幾槍。我把頭深深地紮在雪裏，等車走遠了，馬上躍上路麵，順著車在雪地上軋出的轍，向前奔跑。
離團部五、六裏地，兩輛車又返回來，我又離開路麵，趴在樹後，等車走遠了，便一個人走向車站。晚上7點，我坐上了去龍鎮的火車，雙手、雙腳、臉都被凍傷，在溫暖的車廂裏滴著黃水兒。
回到北京，上了“大1路”，車慢慢開過天安門，看見久違了的廣場，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漫天的大雪，喊著我名字的人們和劃破夜空的槍聲。
四
從小，受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那些作品的影響，我就夢想著能當兵，確切地說是當一名軍官。但到了東北農村之後，經曆了那些特殊的日子，看見那些還不知自己得了什麽病就死了的老鄉們，想做一名醫生的念頭逐漸在頭腦中清晰起來。
應該說生長在黑土地上的人們是非常健康的，他們很少得病。從小孩到老人都喝生水，卻從不鬧肚子。身上、手上的破口隨便抓把黃土按上，也從不得“破傷風”。知青和當地的小孩經常被狗咬傷，從來沒聽說過什麽叫“狂犬病”。可當地的水不知道是什麽成份含量高，還是什麽成份含量低，不少人得了“大骨節”病，輕的走路姿勢比較難看，行動慢，重的甚至爬不起來。我15歲到那個地方，喝那兒的水長大，回到北京和同齡人相比，骨節也有點大，以至於報考中央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時，老師看著我長滿了老繭的一雙大手，連連搖頭。
我做醫生的最後抉擇，是因為東北人的“中風”。
當地人無論男女老少，全都喝酒，有菜沒菜每天晚上都要喝上幾兩。我和當地的幾位老職工同住在馬號兒的一條大炕上，本地人有句玩笑話：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跑腿兒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行李是單身漢們最重要的財富。裝在軍用水壺裏的老白幹常常是卷在行李裏的。每天晚上，靠著自己的行李，一邊喝酒，一邊天南地北地神吹。煙味兒、酒味兒、汗味兒彌漫著整個馬號兒。許多男女知青來湊熱鬧，一概受到我們的熱烈歡迎。他們經常和我們一起喝酒，實在沒有菜時，就把喂馬的豆餅掰上一兩塊兒下酒，人散後，我們才打開行李蒙頭大睡。
記得那是我到東北第二個冬天發生的事情，前一天經過一番痛飲，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見相鄰的老王頭兒鼾聲大作，居然還沒有起床。老王頭兒負責喂馬，每天夜裏都起來幾次，每到清晨給馬飲水，從沒見他有睡懶覺的時候。其他人都起來了，他還是不動。我們覺察不對，老王頭看上去滿麵紅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嘴歪向一邊，還一口一口地向外吹氣。“中風了!”一位最有經驗的車老板兒說。“怎麽辦?”我嚇得有點兒想哭，一邊用力抱起老王頭兒，一邊想往連隊醫務室走。“放下別動!”車老板告訴我：“千萬不能動，你到酒房拉一車熱酒糟來，千萬別涼了”。我上炕拿起自己的被子，趕緊跑出門，套上馬車，直奔酒房而去。
我們連的酒房每天出兩鍋酒，早上正好是出酒糟的時候，我裝好一車酒糟，用被子蓋上，就趕回了馬號兒。大家七手八腳把老王頭兒扒光了衣服，鋪上一條褥子，把他連人帶褥子放到了酒糟上，上麵蓋了一床被子。“這行嗎?”我問車老板兒。“沒問題”，車老板兒說：“咱這地方治中風就這辦法，命硬的就能闖過來。”
過了20幾分鍾，酒糟上的老王頭兒開始動彈，並睜開眼睛說口渴，我趕緊舀了一瓢水遞上去，送到他唇邊。老王頭兒喝了幾口就又躺著不動了。過了約摸一個小時，老王頭兒醒過來，嘴好像不那麽歪了，說話也比剛才清楚了一點兒。他說：“太熱了，讓我下去。”所有的人都伸手按住他，讓酒糟的熱氣繼續向上蒸騰。
該吃午飯的時候，老王頭兒實在受不住了，開始罵人，要下來。這時候，車老板兒才讓我幫他穿上衣服，從酒糟上下來。開始時，老王頭兒站不住，最後能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路了。大家鬆了一口氣，車老板兒也開始誇耀自己的機智與勇敢，大夥非常佩服他，而我更敬重得五體投地。
過了些天，我們又和車老板一起喝酒，對他“手到病除”的療法大加讚賞，車老板兒眉飛色舞，沒留神就多喝了幾杯。第二天一早兒，我們發現他也口眼歪斜，和老王頭兒一樣，“中風”了!不等人吩咐，我馬上抱起棉被，趕上馬車，拉回一車熱騰騰的酒糟來。由於有了經驗，車老板兒很快被我們放在熱氣騰騰的酒糟上，蓋好了棉被，大家都耐心地等待著奇跡再一次出現。誰知還沒到半小時，車老板兒突然一陣手扒腳踹，把棉被掀下地來。我們趕緊把棉被重新蓋好，死死按住四角，連一隻手還不太靈活的老王頭兒也來幫忙。又是一陣亂踢亂蹬之後，車老板兒安靜了下來，誰知再一看，嘴裏流出很多口水和白沫兒，人已經死了!大夥把車老板兒從車上搬下來的時候，酒糟還很熱乎。
事隔多年，當我真正成為一名醫生，親自治療許多“中風”病人後，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中風”分為出血性和梗塞性兩類。梗塞性病人用酒糟療法也許能有點效果，出血性病人則是嚴禁使用酒糟療法的。當然，北京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家醫院使用這種方法治療。不知現在我那遙遠的故鄉是不是還有人在使用它?
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我偶爾會提到這種酒糟療法，每次都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但我的心卻在流淚：實在對不起了——車老板兒!
五
1971年，全國“學大寨”已經到了最熱的時候，兵團黨委提出：“當年上綱要，三年過黃河，五年跨長江。”
北大荒一向是靠天吃飯，二三百斤的畝產就算是大豐收，要想提高產量，興修水利才是根本。六團黨委決定在二龍山屯修一座水庫，於是從各連抽調知青上山炸石頭。
我們每天在山上打炮眼、裝炸藥、插雷管，再把炸下的石頭運到水庫邊。二龍山並不太高，但綿延起伏，地勢開闊。
水庫選擇在一個三麵環山的低窪地裏，原來就有一條河從那裏流過。夏天，雨水大時，山坳裏一片汪洋；冬天，河水幹枯，露出河床和許多石頭。日本人占領時期，據說也想在這裏修一座水庫，而且還動了工，但不知為什麽，山上看不出任何工程的痕跡。
石頭整整炸了一冬天，備料的工作眼看快要完成了。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隨著幾聲炮響，我們走向冒著硝煙的采石場。我突然發現一塊石頭被整齊地分為兩半兒，其中一半兒上麵竟然印著一條魚，圖案非常清晰，用手摸上去和石頭連成一體，原來是一條魚的化石。在場的幾個知青圍攏在一起，談論著這奇妙的圖案。這條魚有一尺半長，頭大，身子小，背上的鰭和身上的鱗片清晰可見，連腹鰭也能容易地分辨出來，尾巴有點像鯨魚，分成兩叉，不像市場上能買到的魚種，倒很像漫畫上誇張了的魚。“這地方原來肯定是海!”一個女生說。我彎下腰，試著搬起這塊石頭，起碼有100多斤，帶回宿舍不太可能，這時候，連長催促我們，搬石頭的哨聲又響了，大夥散去，我一腳把石頭蹬下了山坡。
18年後，我在民政部工作，偶爾一次出差時，和一位考古學家坐在一個包廂裏。茶餘飯後，和考古學家談起那塊石頭的事，專家大為可惜，他不斷地用手拍著膝蓋說：“在北方的山區裏麵，魚的化石是很難找到的，尤其是二龍山屯緊靠五大連池，五大連池是北方著名的火山口，在那附近的魚類化石標本更有著重要的考古意義。一塊石頭的價值不亞於一塊黃金。”專家不斷地搖頭歎息，我也後悔得痛心疾首。知識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確實是太貧乏了，沒文化不光影響了專家的考古，還失去了應該屬於我的一塊黃金。
再炸下去，又有了新的發現。當我們的采石任務馬上要完成的時候，突然在山上炸出了一個洞，一股股冷氣從洞裏冒出，帶著濃濃的工業黃油的氣味，我們竟然發現了一座日本人留下的倉庫，工地上所有的人都擠在洞口觀看。消息快速地報到團黨委。團長、政委都驅車而至，幾名知青腰上係了繩子，下到洞口，不一會兒就把一個個木箱搬了上來，大家興奮而緊張，都認為裏麵是武器和彈藥。小心翼翼地打開箱子後，才發現每個箱子裏都裝有20個瓷瓶，瓷瓶打開全是辣椒醬，瓷瓶原被蠟封著，辣椒上麵又有一寸深的油，這辣醬倒在地上，一片紅色散發著芳香。經團衛生隊化驗，辣椒醬質量完好，可以食用。
我們把倉庫裏的辣醬全部搬出，共有20000多箱，銷售部在采石場以10元1箱的價格銷售。每個知青都買了一、兩箱，我買了3箱，準備帶回北京，我媽愛吃辣醬。
漫長的冬天又來臨了，水庫工程進展不利，整整一個冬天，3000多知青挖了幾十萬立方的土，修起了四堵長城一樣高的牆，但不知什麽原因，水庫的基底老是漏水，勞動強度越來越大，食品供應也越來越困難，辣醬被一瓶一瓶地吃完。加上各連隊的同學不斷來索要，一瓶也沒帶回北京，隻有辣醬的香味至今仍清晰記得。
前幾年到日本講學，我在幾個超市分別買了辣醬，味道都不如當年的好吃，釀造工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國是這樣，沒想到日本也是這樣。
六
到兵團以後，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不能洗澡。北安縣有個澡堂子，洗熱水澡成了我們階段性的一個理想。
有一年春節放假，我和兩個戰友相約去北安縣洗澡。北安是一師的師部，有兩條比較熱鬧的大街，街上主要是商店和飯館，也有不少照相館，其中一條街上有個電影院，另一條街上有個澡堂子。我們在一天內盡情享受著城市給予的快樂：下飯館，逛商店，看電影，泡澡堂。
認真地洗完澡、照完相，回到北安車站時，除了我身上還有一塊錢外，另兩個戰友一分錢也沒了。我很不滿意，但埋怨他們也沒用，隻好買了3張站台票混上車，一邊在車廂裏抽煙，一邊忐忑不安地等待著查票。
當年的鐵路管理很嚴，如果逃票被抓住，就當盲流送到勞改農場幹活，什麽時候掙夠了一倍的路費，什麽時候放人。我們想大過年的，興許不會查票，1小時20分鍾一會兒就混過去了。兩根煙功夫過去了，查票的還沒出現，我們把買的煙、糖、啤酒拿出來，準備慢慢享用。突然後麵的人穿過車廂跑過來，邊跑邊喊：“查票了!”我們收起東西，跟著人群一起往前跑。沒票的大概有三、四十人，半數是知青，還有些賣花生瓜籽兒的小販。突然前麵一陣大亂，不少人又跑回來，原來查票是從車廂兩頭一起開始的。我們幹脆坐下，拿出啤酒，慢慢喝起來，放下酒瓶，乘警也到了眼前。我們仨被推搡著向中間的車廂走去。
進去的時候，已有20幾個人在地上蹲著，我們看旁邊有空座位，剛坐下，一個乘警就厲聲喝道：“站起來，蹲到過道裏!”我們相視笑了笑，慢慢站起來。我突然靈機一動，伸手拉了拉身邊的戰友，迎著乘警走了過去，乘警愣了一下，沒等他發問，就從包裏拿出一盒煙，塞在他手上，然後大聲說：“我到前邊車廂取錢，回來補票!”乘警把身子讓了讓，我趕緊擠過去，快步離開了車廂。
走了十幾步，回頭再看，兩個戰友竟沒跟上來!我急了，但又不敢回去，隻好站在那邊等。這時，離下車的時間還有20分鍾，查票已經結束，車廂裏恢複了安靜。我焦急地張望著，希望他們能夠出來，但很快就明白，他們身上1分錢也沒有，不可能出來了，怎麽辦?
我漫無目的地向前走著，腦子快速地轉著：身上還有7毛錢，補票顯然不夠，找人借吧，沒熟人，偷吧，又不會，唯一的辦法就是搶!想到搶，不由得頭皮一陣發麻。他們兩個還在地上蹲著，我咬咬牙，從靴子裏拔出匕首，放進褲兜，握著刀把，四處搜索著對象。
走進一節車廂，昏暗的燈光下，我一眼就看見最後一個座位上坐著一個知青，俊俏的麵孔蒼白、清瘦，一頭黑發向後梳著，比我們六九屆的學生略顯年長。我看周圍沒人，便一直走到他的麵前，緊靠著他坐下，想著如何開始我的話題。他抬起雙眼直視著我，一雙大眼炯炯有神。我幹咳了一聲，試探著問道：“哥們兒，借點錢行嗎?”他愣了一下，嘴角向下一瞥，露出一個不易察覺的微笑：“你把手拿出來，把兜裏的那個東西也拿出來!”我臉一紅，索性連手帶刀一起從兜裏拿出來，把刀拍在小桌上。我們倆對視著。他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說：“我可能打不過你，但會做困獸之鬥，而且可以喊，你想怎麽辦呢?”說實話，我當年還不太懂什麽是困獸之鬥，於是脫口而出：“我的兩個朋友沒買票，給抓去了，我需要點錢。”“是這樣!”他從口袋裏拿出五塊錢，遞到我手裏，“先去把他們弄出來!”一見到錢，我立刻跑向補票室，補完票，車已到達二龍山屯，要停車3分鍾。我和兩個戰友下了車，向後跑了兩節車廂，才找到他坐的窗口。我用拳頭拚命地敲著窗子，他把車窗打開一道縫兒，把匕首遞了下來。我接過匕首插在靴子裏，大聲問：“大哥，留個地址吧!我把錢還給你!”他擺擺手：“不用了!”“那你留個名字吧，謝謝你!”“別打聽了，打聽是塊病!”他的最後一句話隨著汽笛聲送入我們耳中，我們呆呆地看著火車遠去，手裏還舉著剩下的三塊多錢……
事過多年，我仍然不能忘記這個戰友，五塊錢在當時是我們工資的六分之一，也算是個數兒。今天，我也有點兒錢了，10個、100個、1000個，甚至10000個五塊都裝進過我的兜裏，但份量都沒有那個五塊錢重，我多想把錢還給他，同時說一聲“謝謝”啊!
戰友，你在哪裏?
七
1969年前後，黑龍江兵團的整體生活水平在全國的農村來講，應該是非常優越的，口糧百分之百是白麵，滿地是收不完的黃豆、土豆兒。但人們還是覺得苦，仔細想起來，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生活的貧乏。
當時沒有電視，尤其在我們山區，廣播收不到幾個台，收到的台，節目也極其平淡、乏味。報紙隻有過期一個多月的兵團戰士報，全是口號式的新聞。書，成了奇缺的資源。
行李裏帶來的幾本書被傳得沒頭沒尾，破爛不堪。有一段時間，我實在沒有書看，加上當時形勢的要求，就硬著頭皮通讀《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列主義的6本書。但馬克思他老人家畢竟離我們的現實太遠，且當時年齡也太小，沒有任何政治經濟學的基礎，讀不懂的東西就覺得沒意思，所以，最後隻會把馬列主義的一些辭藻經常掛在嘴上，而根本不懂其本意。
書的缺乏幾乎使知識青年變得沒有知識，生活的枯燥也促成了大多數人對文化的渴求。於是，各種各樣的故事便在知青中流傳起來，記錄這些故事的即是手抄本。手抄本這個詞不知道是什麽時候由什麽人發明的，但知青中很少有人沒看過手抄本的。
我們團最初流行的一個手抄本名為《逃亡者》，是我一個名叫義冬的朋友寫的，來源於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不知是哪個團的兩個女戰友路過我們團，吃了一頓飯後，扒上一輛貨車去北京。兩個女孩子可能怕被人發現，藏在悶罐車廂裏一動也不敢動，一夜之間，竟然被凍死了。某貨站發現兩個人的屍體，從衣袋裏翻出我們團的飯票，以為是我們團的人，就打電話讓我們去收屍，任務恰好交給我們排。我因為偶爾生病沒能去。其他的幾個戰友連夜出發了，我的一個朋友也在其中，他還穿著我的軍大衣。
回來以後，他們一直都沉默著，問什麽也不說。過了些天，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喝酒，他才把情況說了。他一張口就哭出了聲：“太慘了，兩個女孩子凍死的時候，抱在一起，身上什麽證件都沒有，但我憑直覺知道她們一定是北京知青，上麵命令把她們拉到兵團所屬的最近的地界安葬，刨開凍土，挖完坑以後，我們把大衣脫下來，把她們包上，就下葬了，不能讓黃土直接蓋在她們臉上啊!”這善良的舉動使我在東北以後的冬天沒有了大衣，再後來這件事寫成了一篇小說，名叫《逃亡者》。故事完全是在想象中虛構的，很快，手抄本被越傳越遠，越抄就越豐富。許多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和故事也寫進其中，再傳回來的時候，竟然已經非常離題。小說中存在著大量的攻擊性語言，被官方得知後，就和《第二次握手》等十幾部手抄本一起成了兵團當時主要追查的對象。人民戰爭的威力是無窮的，追查的範圍越縮越小，為了逃避厄運，我的朋友也倉惶逃竄了。
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知青文學作為一代人心靈傷痕的記錄，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忽然，我的那位朋友闖進我家，手裏舉著一本雜誌，高聲叫道：“《逃亡者》被發表了!”我們一起一口氣把小說看完，中間的文字全是熟悉的，其中有的段落一字沒變。據說，這篇小說在當時也引起了一些轟動，許多讀者為主人公悲慘的故事落淚。
八
中年以上的人也許還記得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和伴隨著那年代而產生的八個樣板戲。憑心而論，每出戲的水平都相當不錯，那台詞、唱腔、武打傳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甚至山溝裏的人也能哼唱。當然，樣板戲被江青一夥人利用，達到他們的一些政治目的是另作別論的。
東北兵團曾經把八個樣板戲都唱遍了，853農場的上海知青還排出了整出的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令當地老鄉大開眼界，《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更是普及到了各團。於是，“大唱特唱革命樣板戲，大學特學革命後來人”的口號被喊得十分響亮。我們連長頭腦一熱，便決定以連為單位，排一出樣板戲，在全團放一顆衛星。
經過連裏討論，先把《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放棄了，又把《海港》、《奇襲白虎團》、《龍江頌》也放棄了，最後在剩下的三個戲裏確定了《智取威虎山》。連長選了一個自己滿意的角色——常寶他爹，這個角色任務不多，難度不大，在戲裏輩份還挺高。正好秋收結束，除了麥場上的活，並沒太多的事，戲就這樣開排了。
我從12歲開始拉小提琴，這是家裏的主意，一開始拉《開塞爾》、《霍曼》等練習曲，一年後，開始拉自己喜歡的《新疆之春》、《山丹丹開花紅豔豔》等，經常在小夥伴中得到廉價的掌聲。
我把小提琴帶到了兵團，但幾乎沒打開過琴盒，這回普及樣板戲，小提琴卻派上了用場。這裏會民樂的人太少，沒辦法，就把手風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也加進了樂隊。為了少出點兒工，我高興而積極地加入了樂隊，和另一個拉小提琴的女同學一塊混雜在二胡中間，認真地為樣板戲伴奏。
我們在麥場的大倉庫裏苦練了一個多月，在新年這一天，正式和全連男女老少見麵了，二龍山那地方，隻要有場電影或戲，不管是看了多少遍的老片子，全屯都是傾巢出動。
第一場戲開始的那個晚上，全連殺豬宰羊，大大地會餐了一頓，連長化好戲妝上台敬酒，引起一片掌聲。
晚7時，大幕拉開，《解放軍進行曲》以排山倒海的氣勢，伴著京戲的鑼鼓點兒奏響，演出正式開始。當演員一個個出現在台上的時候，全連男女老少發出驚訝的歡呼聲，一個個喊出那些熟悉的名字，報以一片掌聲和口哨。
演少劍波的景芝，唱得字正腔圓，現任一個國家級雜誌社副主編。演座山雕的北京知青鄒杜，動作維妙維肖，現在已經是真正的藝術家，遠渡重洋去了美國。一位姓趙的天津知青演楊子榮，從小出生在武術世家，舞台動作中加了不少大成拳的招術，博得陣陣掌聲。我們演奏《打虎上山》序曲，兩把小提琴整齊地奏出一串串京劇曲牌，指揮怕音量小影響效果，親自把麥克風舉到我們麵前，直到演員唱出：“穿林海，跨雪原，氣衝霄漢”。小提琴的演奏才告結束。
京戲伴奏中，突然出現一段小提琴演奏，猶如沙漠中突然出現一道清泉，猶如濃濃夜色中劃破天空的流星，激起老鄉們一陣歡呼。演出愈來愈熱鬧，我出了一身大汗。台上用的都是真酒，前排座位的人都聞到了酒香。首場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
接下去，我們劇組到兄弟連隊、解放軍駐地、附近農場和縣城，演出一場接著一場，我們幾乎成了真正的演員。後來，為了演出需要，我們又編排了一些小節目，有獨唱、合唱、舞蹈，自然也有小提琴獨奏。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從12歲就開始學習的小提琴，終於派上了用場。
年輕人幾個月不勞動，又長期呆在一塊兒，開始一對兒一對兒地分成小集體，很快地“常寶”愛上了“座山雕”，“白茹”愛上了“小爐匠”，我們樂隊裏也有幾對兒開始日夜談心。“常寶他爹”大為惱火，於是各種大小批判會不斷召開，演出受到了影響，甚至鬧出了笑話。
事情是這樣的：楊子榮打虎上山獻聯絡圖之前，座山雕表演槍法，抬手一槍打滅一盞油燈，而楊子榮一甩手，打滅兩盞油燈。演出前，因為搞對象，“常寶爹”把“常寶”和“座山雕”叫到一起痛罵一頓。到了座山雕打槍時，後台扳電閘的常寶心神恍惚誤扳了兩個閘，兩盞油燈同時滅了，座山雕和楊子榮都嚇了一跳。楊子榮在台上走了一圈，扣動扳機，“叭”的一聲，全場的燈都滅了。八大金剛趕緊喊了一聲：“好槍法!把電線都掐斷了!”全場哄堂大笑。中央電視台有一年的春節聯歡會上，袁闊成講了一個笑話，就是這個題材。不久，劇組下馬了，我們各自回到班排，一切成為美好的記憶，和以前唯一不同的是勞動之餘，我開始拉小提琴，偶爾也去找另外那個提琴手做一點交流……
離開兵團上大學的時候，我們交換了小提琴。
九
我從15歲開始喝酒，到現在整整喝了30年，幾乎每天都沒落過，記不得喝了多少，也記不得有哪些特殊的日子不曾喝過。
北京站汽笛一聲長鳴，我們和送別的戰友們高舉盛滿香檳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摔碎酒杯，頭也不回地登上列車。想起那一幕是多麽的壯烈，多麽的年輕而單純。
北京站那驚天動地的嚎哭聲，每個人臉上掛著的眼淚和鼻涕，都似乎和我們毫無關係。我們乘上向北方的列車，疾馳飛奔，一路歌聲：
“如果在節日裏，
有幾個好朋友，
和我們歡聚在一起，
讓我們舉起杯，
唱一支飲酒歌，
唱起那歡樂的歌……。”
“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
穿好軍裝，拿起武器，
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
踏上征途，萬眾一心，
保衛國家!”
唱這些歌的時候，我們把大杯的啤酒倒進肚裏，似乎自己已經成了一名軍人，成了一名男子漢。
誰知好景不長，到了兵團以後，才知道生活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不都是浪漫的故事。連綿的秋雨，滿地的泥濘，成群的蚊蠅，轟鳴的拖拉機，陰影中的“康拜因”，連熱水也喝不上一口。於是，絕大多數人開始想家，哭泣，病倒。一切都讓人想起北京，想起自己溫暖的家。這時候，東北的白酒成了我們知青唯一的朋友。
“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隻有酒是真的。喝一兩就是一兩的感覺，喝二兩就是二兩的感覺。”在一次喝了半斤酒之後，我感慨著說的這句話，成了自己生命中第一句至理名言。誰知這句話不翼而飛，傳遍了整個兵團，後來又跟著我傳遍了香港和台灣地區。
在兵團的那些日子裏，酒伴隨著我度過了無數日日夜夜。冬天用它禦寒，夏天用它解暑，春天喝著它跳進冰冷的水裏撈麻，秋天喝著它歡慶田野上的豐收。想家的時候喝酒，節日的時候喝酒，立功、當“五好戰士”喝酒，逃跑回家，被連隊開除也喝酒。上山伐木離不開酒，打火壯膽更離不開酒。南山放牧，酒伴隨著我策馬揚鞭；水庫運石，酒為我解除一天的疲勞。
我們在一營七連的時候，背靠五大連池，一到星期天，就約幾個最好的朋友，到河套去。遠處有不知何時爆發過的火山口，天空中有棉絮一樣的朵朵白雲，小溪清澈見底，草地上開著各種不知名的小花，散發著奇異的芳香。我們在河邊壘起石頭，架上臉盆，把從屯裏買來的雞、鴨、鵝剁成大塊丟進去，撒上幾把鹽燉起來。有人添火，有人下河摸魚。當肉香彌漫著整個河套的時候，我們席地而坐，大塊兒地吃肉，大碗地喝酒，大聲地唱歌兒，然後扯開喉嚨猜拳行令。我們學會了東北所有的喝酒競賽遊戲，很多遊戲透著深奧的科學，也包含著許多數學和文學的知識。盡情地喝上幾個時辰，日落連池時，我們才手挽手，肩並肩地踏著夕陽歸去。
1976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在北京的一所大醫院工作，有時也會碰上患了不治之症的兵團戰友。除了為他們治療，我還有特殊的政治思想添加劑，那就是酒。雖然我本人是一名醫生，但我堅信能夠治病的不光是藥。我把戰友帶進辦公室，喝酒，談人生，談情緒對疾病的作用。酒作為媒介，使戰友破啼為笑，我也從中得到無限欣慰。
1979年，一場疾病使我落下嚴重的殘疾，不得不放棄心愛的醫療專業，痛苦得想到了自殺，但我很快就擺脫了尋死的念頭，這當然離不開組織的關懷和親人的體貼，但不能不承認，酒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我真正體會了中國的一句老話：“酒壯宋人膽”。我並不太song，酒也就更壯了我的膽。
重新走上工作崗位，酒也為事業幫了點兒忙。記得一次我去山東某市，下屬單位的領導告訴我，主管他們的副市長不但人聰明，敬業精神強，有政績，而且為人豪爽，酒量過人，隻要喝得高興，什麽事都好辦。我們的工作有求於當地領導，自然是與他開懷暢飲。酒過三巡，副市長提出讓遠方的客人先喝三杯，由他親自端酒。
他倒滿三個八錢小杯，我端起來一一喝幹，並告訴副市長：“我也是山東人，爺爺奶奶當年闖關東，才到了外地。”“你也是山東人?”副市長睜大眼睛看著我，然後向服務員招招手：“換大杯子!不這麽喝了。”他從服務員手中接過兩個一兩二錢的大杯，“你喝六個，俺也陪你喝六個。”接著上一道海鮮，喝一杯酒，再上一道海鮮，再喝一杯酒，六杯酒下肚，我說：“我家是山東登州府人，還有一些親戚在這裏。”副市長仔細端詳我：“俺這裏確實有些姓滕的，長相也有些和你相似，反正山東姓滕的不多，500年前肯定是一家。”席間談得熱鬧，喝得盡興。
每人喝完一斤酒，我們到海灘上散步，交流了許多工作方麵的事，一見如故，竟成了朋友。事過兩年，我又到該市出差，他已經當了市長，老遠看見我就大聲問：“老鄉，這回用大杯還是小杯?”弄得周圍的人都莫名其妙，隻有我們倆會意地一笑了之。
我的肝髒總算對得起我，30年來，轉氨酶都未曾高過。等到
十
剛到兵團時，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少年，似乎轉眼之間便長成一個高大結實的小夥子。記得那是1972年秋天的事情，也是我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整滿3年的時候。因為我沒有請假就回家探親，返回兵團後，被連隊調到後勤排，和本地一個山東籍老職工一起到南山放牛。
南山距我們連隊4裏地，景色非常美，山上綠草如茵，穀中百花爭豔。每天太陽剛剛升起，我就把牛群從山上趕到山下；夕陽西下，再把一群肚子吃得圓滾滾的牛趕往山上。每逢此時，我們連隊的羊群在野外放牧歸來，總是與我的牛群擦肩而過。
走在羊群最後麵的是個紮著兩條小辮兒的姑娘，當太陽的餘輝把整個草地染上一片金黃色的時候，姑娘優美的歌聲便沿著山坡傳來：“人將毛主席著作比太陽，我說太陽比不上，太陽照得人身暖喲，毛主席著作照得我心裏亮堂堂……”歌聲由遠而近，響徹整個山穀，增添了草原的嫵媚，每當此時，我的心似乎也被夕陽燒得灼熱起來。
和姑娘擦肩而過時，她總是向我點頭微笑，並不搭話。我也忙從牛背上跳下來，向她招手致意。日子久了，才了解到，她也是北京知青，父母都是部隊醫院的軍醫。再後來，我們之間見麵多了，彼此熟悉了，交談的話題也逐漸展開，從小說、散文到詩詞、歌曲，從北京傳來的各種消息到連隊的人際關係，有時也互相交換書看。我還經常把烤熟的土豆、老玉米送給她吃，這些食品在當時可是極其珍貴的禮物。
誰知好景不長，隨著第一場暴風雪的降臨，滿山的草都枯萎了，不能再出外放牧，大雪封山以後，南山的路上就隻剩下牛群和孤獨的我。
太陽落山，撒在茫茫雪原上的金色餘輝，已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日子變得越來越漫長，晚上點起油燈，坐在寬敞的土炕上，一邊兒和老山東聊天，一邊兒卻總想著牧羊姑娘。突然想給她寫封信，攤開紙筆，又不知該寫些什麽好。搜腸刮肚，翻來覆去才寫了一小段，沒辦法，便翻小說，摘錄與愛情有關的字句。於是，有生以來，第一封中西合璧的情書就這樣艱難地大功告成，發出了。
幾天後，沒見回信，在焦慮中又過了1個多月，仍然沒有消息。接下來，隨著暴風雪的肆虐，牛群越來越難管理，經常是早出晚歸，寫信的事兒很快就被忘到腦後了。直到第二年秋天，由於我勞動出色，被提升為後勤排排長，才又被派回連隊工作，在那裏見到了被我稱為“牧羊姑娘”的她。
她似乎比過去顯得蒼白、消瘦，見麵第一句話就說：“我給你的信怎麽一直沒見回音呢?”我驚訝得蹦了起來：“什麽，我什麽時候收到你的信了?”她似乎不相信，但證實我真的沒收到她回信後，才淡淡地說：“沒收到就算了，當時我一直沒收到你回信，也就不再……不再想那件事了。”
聽她說完這番話，回想起等她回信的那1個月的煩燥心情，又想起同屋的老山東一直在用信紙卷煙，想必是他把那封回信當作廢紙卷煙抽了。
這件事過去不久，回城風席卷了整個兵團，我有幸被推薦上了大學，而牧羊姑娘卻悄然離去，不知去向，經過4年的大學生活，我從首都醫學院畢業成了一名醫生。
直到1982年的一天，我剛剛走出地鐵車站，迎麵碰見一位女軍人，我們似乎同時認出了對方，4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盡管歲月流逝，卻沒有改變她當年牧羊姑娘的動人風采和那獨特的氣質。她告訴我，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她參軍入伍，現在在一所軍事院校學習。那天，我們漫步在長安街上，回憶10年前的蹉跎歲月，依依不舍地分手。
時光飛逝，又過了一個10年，正所謂人到中年。1992年，我參加政協會議，剛做完關於衛生工作改革的發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有位記者想采訪我。走出會場，迎麵一張熟悉的麵孔映入我的眼簾，啊!又是她——牧羊姑娘。
經過交談，我知道她5年前轉業後，考入《光明日報》社，經過幾年的努力，已經成了小有名氣的記者。
20年，對一個人來說，是多麽無情，又是多麽難忘啊!彼此四目相對，我仿佛又看到了當年那個紮著小辮子的牧羊姑娘。我們一直談到大廳內空無一人，分手時她說：“我會將新聞稿寄給你的。”
一星期後，果然有一封信，靜靜地躺在我的辦公桌上，望著這封遲來了20年的信，不由百感交集，我暗下決心，到2002年又一個10年時，如果再見到她，我一定要問問，在兵團時，她給我的回信中到底寫了些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