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兵團怪事
一營五連 老道 北京知青
1969年10月，作為當時是67屆高中生的我，同北京眾多知青一起來到黑龍江兵團一師六團一營五連，開始了兵團戰士的生活。
經曆了那場政治家爭鬥、人民遭難的文化革命，人們對家庭出身更加敏感，它決定著一個人的命運，一生前途，甚至生命。我自知條件差，不斷告誡自己，在新的環境裏千萬別惹事，沒有遠大理想，隻求平平安安。雖然萬般小心，但是麻煩最終還是來了――戲劇性的兵團生活開始了。
朋友變冤家
五連小學校有位老師李某，雖然當時還未入黨，卻已經是兵團首屆積代會（全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了。我們同在連隊報道組，開始也互相尊重。一次，連隊組織批判會，批判一雙鴨山知青愛上了地主女兒。李某發言後按慣例呼喊幾句諸如“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站穩階級立場”的革命口號，之後突然又冒出兩句：“我們不跟他好！”“我們不跟他玩！”人們屏住氣，沒敢笑出聲來。
1970年初，兵團大搞冬季積肥活動，為了配合宣傳，我一直為籌稿著急。一天李某送來一篇自己寫的稿子，內容是“兵團積代會代表李某，積極響應團黨委號召，帶領全家大搞積肥活動，上至60歲老母，下至6歲小孩，每天早晨5點多鍾，不畏天寒地凍……”他要我抄送營、團廣播站。稿子正符合當時積肥活動的形勢，我很高興，當晚便將稿子壓縮後寫在了連隊的板報上，並全文抄寫後裝入兩個信封於次日早晨交給通訊員分送到營、團。然而不知什麽原因，三天過去了，營、團都沒有反應，李某也催了我三天。幾天後，報道組開會，李某突然當眾指著我說：“小王，你淨跟我玩稀的，你沒把稿子送出去，上邊都急了。”
不久，某部隊來五連幫助搞“整連建黨運動”。李某是“納新”（吸收新黨員）對象。但在聽取群眾意見會上，各排代表、貧下中農代表都對他表示不滿，說他“自己寫稿表揚自己”。李某從此對我就另眼相看了。
抓“老道”
1970年3月，李某入了黨，並立即被任命為副指導員。此時，“一打三反”運動也開始了。
團領導彭某帶著工作組來到五連幫助開展運動，在動員大會上，他和李某大講五連階級鬥爭複雜，並特別強調說：“知識青年裏也有階級鬥爭。男的留長發裝老道(由此，‘老道’成了我的綽號)，女的剃禿子，這是對社會不滿，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並號召群眾揭發檢舉。我所在的六排集中了全連所有所謂出身不好或是家庭有“問題”的男知青，特別是有幾個在北京就有“問題”的老高中生，自然成為運動的重點。當時在連隊，理發不方便，我也不修邊幅，頭發的確很長，但比起今天男人留長發，從長短上就無可比性。至於幾個女孩子剃禿子，實在是生活、環境所迫，與政治絕無半點幹係。
工作組先找六排很多人分別談話，要求他們同這幾個高中生劃清界限，檢舉揭發他們，並威脅說：“不寫他們的檢舉材料，你就是外圍組織，同情分子。”李某還說：“別以為來到邊疆第一步走對了，就是革命的了。你們是沒辦法不得不來。”在排會上他公然說：“過去我們光整貧下中農了，我看該整整青年了。”
為了分化知青，李某還拉攏個別知青為他提供“小報告”。他找到我的一個同學，打聽我在學校有什麽言論。同學問：“是要整他嗎？”李毫不掩飾地說：“說實在的，我早就開始準備他的材料了。”
一天，我從營部參加報道組會議剛回到連隊，報道組的北京知青朱某看見我，驚奇地問：“你沒回北京啊？”
“誰說我回北京了？”
“李某跟我們說你逃跑了，今晚開會還要批判你呢。”
幾天後，連裏另一個知青接替了我在報道組的工作。
第二天，政治學習班在六排宿舍正式開始，上下鋪坐滿了人，彭某坐陣，在我曆數李某抓“階級鬥爭”的荒誕言行時，聽到彭某對身邊的一個知青小聲說：“聽！有問題的人都這樣。”
六排魏排長是當地老職工、黨員，正直、坦率，有工作方法，他帶的六排在各方麵都很出色，他關心群眾，對我也很關心。雖然李某想盡辦法整我，但他仍然讓我負責六排的學習，給了我精神上的最大支持。
抗爭
三天的政治學習班結束了，李某也在團部開完會回到連隊，見 “老道”沒有揪出來，大為不滿。當晚在全連大會上繼續抓“老道”：“他能說會道，你們都被他欺騙了……。”
第二天早晨，在全連生產大會上，李某又喊了：“他文化高，劉少奇高不高？我們照樣把他拉下來！”“我們要念念不忘和他鬥爭到底，我要把他批倒批臭！”我悄悄退出會場。
散會了，李某隨眾人走出來，我迎上去問他是否看過我寫給他的信，他生硬地說：“你讓工作組看。”
我急了：“我他媽的是寫給你的！”
他立即振奮起來，提高了嗓門：“好！你敢罵共產黨員！”並用手指著身邊的一位老職工說：“貧下中農同誌！你說，他剛才是不是罵我了！”“咳！都是口頭語。”這位老職工不鹹不淡地說。
我當然也不甘示弱，對李某說：“你整天說五連複雜，青年複雜，其實就是你複雜。你到處散布不健康的東西，你說趙知青長得漂亮，一走身後跟一串。你這是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嗎？階級鬥爭根源就在你身上。”他急忙否認：“我沒說”。一知青馬上作證說：“是你說的，你坐在炕上補鞋時說的。”他惱羞成怒用手指著我，轉身對大家喊：“貧下中農同誌們，兵團戰士們，今天不出工了，是他破壞生產。” 並宣布當晚開會批判我，各排留下人寫批判稿。連隊安排我去團部參加對幾個死刑犯宣判執行大會，接受教育。
在晚上的批判會召開之前，李某先召開了一個預備會，找來各排代表說：“今晚批判他，他一定會跳出來，我們該怎麽辦？”大家說：“他有什麽問題？”“批判什麽？”“他沒有什麽問題呀。”他對身邊的團幹部說：“請團首長決定。”團幹部沉思了一會慢慢地說：“這個人今天我們談了很長時間，他說你的問題是階級鬥爭問題，你說他的問題是階級鬥爭問題，到底誰的問題是階級鬥爭問題，我看等調查清楚再說吧。”見此情景，李某隻得說：“今晚批判會不開，以後一定開。晚上各排開會，背靠背批判。”
第二天一大早，李某召集各排代表聽取匯報昨晚批判會情況。各排代表的匯報發言是：“排裏人都說王某沒問題，不知道該批什麽？大家都說你不對。”聽到這些匯報，李某惱羞成怒：“你們都受騙了，到現在還跟他穿一條褲子。”指責黨團員沒有立場。
李某氣急敗壞地又把我那位同學攔在路上再次逼他寫材料：“這是命令，是黨支部交給你的任務，不是給我李某寫，是黨對你的考驗，這是看你在運動中的表現。”我的同學被嚇跑了。
李某把這次公開爭論稱作4·25事件，在營部講用會上，他大肆渲染恐怖氣氛：“見我抓階級鬥爭，有人聲稱要殺掉我的腦袋。”“王某組織四百人圍攻我。”他表示要“油燈不幹隻管熬，舍身忘私捍政權。”
幾天後，“一打三反”突然停下來，開始搞路線分析，團工作組坐陣，動員群眾提意見。在李某入黨前，連隊幾乎所有人就對他有不好的看法，現在經過幾個月的鬧騰，亂整群眾，尤其亂整知青，對他的意見更大了，全連的職工、知青大都以我的問題為例，對他進行批評，工作組不得不讓他檢查，無奈他隻好在會上表態：“我們整他不對，”然後又狠狠地補上一句：“他有錯誤！”事後。李曾向人表示：“這次我虧了”。
“老媽媽”上任了
此時正指導員許某早已悄悄上任，隻是未到連隊，一直住在八裏地以外的四連家裏遙控指揮。他雙腿殘疾，架一副拐走路。據說，當他聽到副指作了檢查，頗為震怒：“連個知青都整不了！等我回去……。”
李也乘機“翻案”，把群眾對他的批評幫助變成了他抓階級鬥爭的材料：“煽動群眾攻擊領導，否定上級黨委親自領導的整連建黨運動，”“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是我們身邊活生生的階級鬥爭。”
當副指在五連無法無天的時候，五連的群眾希望正指早來連隊能阻止副指的錯誤行為，然而許某後來不尋常的“革命”表現，讓我驚訝：
北京一知青探親回連，在連長家給小孩子掏出一把水果糖，又順手想遞給在場的許某，許擺手不要。次日在連隊大會上許說：“有人給我糖，我說了，‘這糖我不能吃，它有毒！’”
許的老婆生孩子了，他在全連大會上說：“我讓她第二天就下地幹活，我跟她說了，‘躺在炕上是要變修的！’”
許某來到連隊後，李某對許某就是一串的頌揚聲：“許某是五連活著的焦裕祿，我們的好班長，好帶頭人，好書記，學習的好樣板，是楊水才……，是知識青年的老媽媽……。”
這些讚美語言最終簡化為一個稱號――知識青年的老媽媽。
此後，李某在連隊抓“階級鬥爭”有了新思路。他竭力挑動許某：“五連有個小集團，四、五個人，矛頭指向許某”，“有人整黨支部的黑材料”，“他們要奪黨支部的權，奪許某的權。”更加聳人聽聞的是“貧下中農同誌們，他們要殺我們的腦袋了！”
許某來五連後第一天我就找他說，“您是許指導員，我有事想跟您談！”他看了我一眼：“你等著，我找你。”每次找到他，他都是這樣答複，這一等就是10個月。其間我給他寫了20封信，如石沉大海。
終於，許某親自動手了。他不斷找人談話，搜集材料，分化知青，他更想整出個“集團”來。
一天，他對一排（都是連裏認為出身好、根正苖紅的知青）的人說：“現在有一夥人破壞生產，準備的種子供不上地裏播種，你們說，怎麽辦？”一排的人對此習以為常，明白他的用意：“批評幫助他們唄！”許某瞪起雙眼嚴肅地說：“不！要把他們揪出來！這次運動得好好處理幾個，該開除的開除！”“他們的目的是搞我們的班子”
在五連曾抓過一陣子“5·16”分子，起因是兵團要求傳達中央關於“5·16”擴大化的糾偏文件，他們把它當成了新武器，在知青中使勁抓，目標仍然是幾個高中生。找人揭發檢舉，不揭發、不檢舉就是同情“5·16”。在他們眼裏，隻要認為是可以整人的“武器”都拿來用。
“罵貧下中農是特務”
那段時間，連裏專門安排人對我進行監視、跟蹤、盯梢，我雖然習慣了，但還是很反感。一天排會上我發言了：“幫助同誌要像雷鋒那樣對同誌滿腔熱忱，春天般的溫暖……不能像特務一樣整天監視、跟蹤，盯著人找毛病、湊材料。”
第二天，許某又來到一排，煞有介事地說：“有人罵貧下中農是特務，你們說怎麽辦？”一排知青還是不冷不熱答道：“批評、幫助他們唄！”許大怒：“不！要把他揪出來！”李把問題又提升為：“有人一見貧下中農進宿舍，他就喊抓特務！”
第三天，一個支委找我，不讓我出工了，要跟我談話。他說：“你罵貧下中農是特務，是立場問題，指導員說了，要挽救你。”我說：“我不會罵貧下中農是特務，我說得很明白，有人的行為像特務一樣。是誰把貧下中農培養出了特務行為，這個人有罪，應該把他找出來。”
第四天，支委說：“指導員說了，你隻要承認不對就行。”我說：“我沒錯，把貧下中農培養出特務行為的人有錯，我希望支部把這個人揪出來，這才叫抓階級鬥爭。”
這種談話持續到第九天後，因為 “罵貧下中農是特務”的罪名沒能成立，便沒人再提此事了。
指導員指的這個“特務”曾很仗義地替知青抱不平，聽說有人許願讓他入黨，人才變了味。更有趣的是，不久以後，有人又懷疑他的成份，他又失寵了。
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
70年7月團部某首長著便服來到宿舍，我正在過道給人理發，見生人進屋便輕聲問身邊的人，“這是誰？幹什麽來了？”日後，此事作為對首長不恭敬的典型被斷斷續續講了一年，直到
70年8月中，團宣傳股祁股長來五連整理許某的講用材料，李某乘機誣蔑說：“前報道組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宣傳資產階級的東西，壓製正麵宣傳（那時我是報道組組長，李是成員，他曾極力推舉報道組參加營講用會）。”對他不顧事實，前後不一，顛倒黑白的說法原報道組的人感到氣憤，於是我給團領導彭某、祁股長和許某各寫一封信揭穿李的謊言，李知道後主動找我解釋說：“我見你不服，就想壓你，”又說：“你再三向團裏寫信，是不是想讓團裏知道我李某是什麽人？你不要用我整你的辦法來整我。”聽他說話還算實在，我表示：“隻要你不整我，咱們之間的矛盾到此為止。”
實際上，他整人的活動，從未停止過。
黃參謀事件
71年1月進行70年四好總評，群眾對連隊一年來亂抓階級鬥爭，將鬥爭矛頭指向無辜群眾和廣大知青意見很大，對李某紛紛提出了批評。
其實，一年來五連的是是非非都與許某有關係，尤其70年5月份以後，連隊的大小事情都由許某做主，許多事情都是許某自己或支持李某幹的。由於李某是五連是非的始作俑者，又跳得最歡，而許某當時正紅得發紫，所以批評的意見都指向了李某。
我把自己的問題也反映給了當時主持連隊工作的黃參謀（許某參加兵團積代會去了），並根據黃參謀的指示，主動找李某談心。李說：“這一年，我糟蹋了你，你也糟蹋了我，咱倆互相糟蹋。”我見他說的還是挺誠懇，便說：“你隻要不再整我，咱們之間什麽問題都可以解決。”
一天的“爬坡會”（當時管幹部提高認識叫“爬坡”）上，李某正在作檢查，女排突然有人揭發說：“李某扒女廁所”。問題一下子變得複雜了，批評他的聲音更大了。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許某和黃參謀同時出現在會場上，表情嚴肅，黃參謀氣憤地說：“聽指導員跟我講，五連有那麽幾個壞家夥，躲在暗處，煽風點火，鼓動群眾攻擊黨支部。”“我領章帽徽不要了，你去告我！”說完憤然離開會場回團部了。
許某的發言道出了黃參謀發火的原因：“有人造黃參謀的謠，說黃參謀在二排說李某如何，如何，又在6排說李某如何，如何！”
形勢逆轉，出乎人們的預料，群眾很想知道是誰造了黃參謀的謠。我請求副排長轉告李某，要他把造黃參謀謠的人找出來，把事情查清楚。李某一反常態漫不經心地說：“隻講現象，不需要落實到人頭！”這與他往日抓住不放的風格截然不同。沒事的時候，他可以造謠生事，現在真有事了，反而要偃旗息鼓。其實，許，李二人心裏最明白：有人故意製造了“造黃參謀的謠”的事件。這一招很靈，一箭雙雕，既逃避了責任，逃脫了檢查，又讓團部知道五連知青可氣，應該整！所以事後團政委會說出這樣的話：“五連在總評中存在階級鬥爭。”
團部首長的表態，使我明白，許、李二人的錯誤，想通過上級部門解決很難，隻能靠自己奮鬥。
入黨申請書
為了表示絕不向錯誤政策屈服的決心，我向五連黨支部呈上了入黨申請書，在申請書裏表示要同一切違反黨的政策、路線的人或事鬥爭到底。並要在鬥爭中接受黨的考驗，爭取火線入黨。
在連隊的一個早會上，“知識青年的老媽媽”許某正在那裏滔滔不絕地講他如何關心女知青的話時，我的入黨申請書便從會場傳上了講台，他接過去，不再講話，慢慢地看起來，好一會兒，他突然抬起頭環顧台下，臉色一沉說道：“有人懷疑我們講他，”停了一下，又惡狠狠地說：“講你又怎麽樣！”
在當晚的排會上我針對許某的話說：“講我不怎麽樣，說明你不負責任，不配一個優秀典型！”我知道這些話很快就會被他知道，這是我跟指導員的一種特殊交流方式，非常有效。
整人記事
1971年2月底，在全連大會上，許某推出李某作檢查，李某說：“我向王某道歉，我們整他是不對的。”許某接著表態：“以後不許再叫‘老道’，再叫‘老道’，就是挑撥他同副指導員的關係。”這是李某對我作的第五次檢查，也是態度最好的一次。許某是第一次正式表態。我心裏明白，他倆在演戲，全是假的，隻為堵群眾的嘴。但我還是很滿意，畢竟是他們一次最明確的表態，話也很中聽。想想他們對其他人，連假的認錯表示都沒有。隻是“老道”這個外號至今還被同連隊的朋友叫著，當然沒有任何惡意。
十六、七歲的北京知青張某，被逼承認偷東西。半年後，真的小偷在北京銷贓被抓到了，他們對張某不僅沒半點歉意，還給加了新罪名：“不老實”、“欺騙黨組織”。
一個北京女知青寫給男友的信，落在連隊手裏，被作為五連階級鬥爭的“好教材”。“大牙”（當地一職工的綽號，曾是專案組成員，以整人為樂）在全連大會上用極酸的口吻念人家的信。信中 “返城”的“返”誤寫為“反”，“大牙”說這是“反攻”的“反”，這個女知青要“反攻回城”！
老貧農蘇某家中人口多，維持生活很難，趁田間休息時，趕忙揪幾把豬菜，被許某看見，指著鼻子說：“你看看你，資產階級腦袋，光搞資本主義。”這位老職工還因利用工餘或休息時間抓過幾次魚、打過獵而被當成是搞資本主義的典型，多次在連隊受批判。後來這位樸實的農民為了攔驚馬救人犧牲了。
借口北京一女知青（高中生）有特殊背景，對其更是肆意折磨打擊，她患病要去團部醫院看病，“不行！”說什麽“別人行，她不行，她不能離開連隊”。幸虧人家懂點醫，隻得忍氣吞聲，自行調養。
在整知青的問題上，許多老職工也不認可，總是幫知青說話，也招來許某、李某的報複，有人被抓到了把柄：
李某在職工王某家，見貼在牆上的毛主席像空白處別了一根做針線活的針，他沒說話就離開了。待到深夜，帶人突闖其家，指著小針抓現行，關押、批鬥、毆打。其實，收拾王某不單是他敢於替知青說話，還有更深的原因：68年10月，五連準備迎接天津知青那天，李同王有一段不尋常的對話：李：“老王啊，你想往上爬嗎？”王反問：“你呢？”李答：“我想！”李又問：“你寫入黨申請書了嗎？”王問：“你呢？”李答：“我寫了。”李又說：“要想往上爬，得定個方案……。”
五連水稻專家陳某被整起因是：他把毛主席像章裝在了自行車尾燈裏。對他也是關押、批鬥、毆打。記得在一次連隊組織的討論會上我說了一句“認識問題”，一個主持會的天津知青說：“什麽認識問題，是反動，是仇恨毛主席！”
幸運的是，兩人最終都沒定成反革命，但原本身強體壯、樂觀豁達、喜愛說笑的兩位老職工，事後變得沮喪、萎靡、恍惚、呆滯。
在那個時代，整人這類問題，似乎絕對天經地義，沒有錯誤可言。
專職積肥
在指導員宣布不許再叫我“老道”的當晚大會上，連長宣布了我的新工作：調離知青排，同兩個受管製的人組成三人小組，專職積肥、拾糞、刨廁所。由一貧農任班長，工作地點：豬圈、馬號及一切有糞有屎的地方；並立即搬出知青集體宿舍，住到貧農班長家。連長話音未落，全場嘩然。連長馬上製止：“安靜，不要笑，這是支部決定。”
支部決定，人員調整，工作安排，理由很正當，也很堂皇，不能說是“報複”。
我當然必須服從“支部決定”，但要求支部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舉辦學習班。我的理由也很正當，不能說我對“支部決定”有“意見”。
會後一知青來到我的新住處探視，一支委急忙找此人作思想工作：“咱們都是工人階級的後代，可不能忘本啊……。”他的話飽含敵意，令人不可忍受。
對此，我要求黨支部舉辦學習班的願望更加強烈了，我除了通過班排長、各位支委向許某轉告我的要求，還向能夠見到的營、團來人，不管職務級別，都提出了這種要求。
近一個月後，聽班長說，一個營幹部認為連隊的作法不恰當，決定把我調離連隊。“大牙”通知我去營部報到，並說我的入黨申請書已轉過去了。我表示在五連的問題不解決，不離開連隊。許某對人說：“我們本不想整他，是他沉不住氣，自己跳出來的！”同時極力推脫責任：“我們沒點你的名，又沒給你戴帽子，黨支部沒整你，工作組沒整你，都是李某一人搞的，他不代表組織！”
我認為必須和許某見麵，把事情說清楚。近一年來，他一直拒絕同我談話。
押解回連
審查開始當晚，聯合專案組在同連隊各排代表座談後，團部的人撤走了。第二天早飯時，一知青趁排隊，塞給我一張紙條，內容是昨晚宣布的我的罪狀：一是宣傳封資修思想，有黑書《燕山夜話》（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三家村”的代表作）；二是抄寫淫穢詩詞；三是準備組織人強奸女知青曲某。我向專案組抗議：抄寫一些唐詩宋詞和名言警句是一些知青練習寫字要我寫給他們的，內容都很健康，不是封資修。《燕山夜話》和淫穢詩詞，純屬李某捏造，栽贓誣陷。至於要強奸曲某，“大牙”拿出了“證據”：“你們說過，曲某（該女知青的弟弟）是你小舅子，小舅子是什麽？是姐夫的內弟，他是你小舅子，你跟他姐的關係不就很清楚了嗎！”“大牙”極無知，又無賴，這種“推理”令人哭笑不得，但凡是整人，在前邊張牙舞爪的總是他。
“大牙”：“你要那麽多書幹什麽？貧下中農不讀書、不看報，批判劉少奇比知識分子都好！”
我說：“要書是看的！”
“大牙”：“看什麽書！有一本《毛主席語錄》什麽都會了。”
我說：“你們還不向中央建議，今後大學不用辦了，每人發一本《毛主席語錄》什麽都學會了。”
“大牙”：“你別你們、你們的，分得這麽清楚，你把自己劃到支部對立麵了。還說自己沒問題。”
我說：“你們審查我，不能說‘你們’，還能說成‘我們’審查我嗎？”
“大牙”：“你說你沒問題，我都不敢說自己沒問題，”
我說：“你有問題，為什麽不交待？……”
這樣的對話，除了能表現出“大牙”的無知、無賴外，沒有任何意義。我要求上大會接受群眾“批判”。
“大牙”：“不行！你得先承認自己有問題，才能讓群眾批判。”
我說：“我頑固不化，需要群眾幫助。”
“大牙”：“你不承認自己有問題，不能見群眾！”
他們還給我羅織了不少的罪名：
李說：“他派人帶材料去北京控告兵團。他說要出蔣介石全集，他要當王克思”。
許說：“五連的路線鬥爭越來越明顯了，他有半箱子帝修反的書。”
還有不少謊言，因為謊撒得太離譜，沒敢向我當麵提出。
6月初的一個晚上，看管人把我從夢中叫起來，說是有事，帶我來到連部經常開會的小屋。屋裏一盞油燈發出微弱的光，看不清人的麵孔，“大牙”讓我交待問題。我毫無準備，隻是說：“五連的問題，全在李某身上……。”沒等說完，“大牙”站起來要揪我，我極力反抗。周排長見事不妙，示意看管人把我帶離會場。事後才知道，這個會叫“貧幫會”，會上李曾躲在角落裏暗示一知青上前動手。並在會上宣布：“明天，我在全營批鬥他。”
奇怪的看管
4個半月過去了，專案組好像不存在了，一直沒人理我，看管我的人由兩個變成了一個，還照樣跟著，但放鬆多了。我可以和連隊的人一同幹活，與外界可以接觸。我仍然抓住各種機會向營、團反映問題，但沒有結果。
5個月過去了，還是沒人理會我的事，一次見到“大牙”，我問：“某師傅，咱們的事什麽時候完啊？”“大牙”：“我早不管了，支部讓幹別的事呢。”原來他已經入黨，並升為司務長了。說著，他掏出一堆食堂錢票，背麵全是抄寫的名人語錄：“這是你寫的？”“是！與世隔絕，隻能用這種方式宣傳毛澤東思想！”他無言應對。
後來，看管我的人也不來了，於是每到吃飯、上廁所，我都主動跑到宿舍找看管我的知青，叫他跟著我。持續了近半個月，這位老弟對我說：“當初支部交給我們的任務是：看著你，還不能讓你看出來是看管，但必須把你看住。現在說我被拉下水，給你通風報信，當初看管你時，我是支部培養的對象，正在接受考驗，現在吹了。支部對我不滿意，你又追著我，我是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左右為難！”
我理解他的難處，看下去，沒結果；不看下去，又沒人出來表態。的確很難。
許某在這方麵很聰明：表態等於承認事實；不表態，還可以裝作什麽事都沒發生。現在他就是采取裝傻的態度，想不了了之。
私拆私扣來信
一天，看管人交給我一封信，我發現信封被拆過，隨即提出抗議。事後，再有來信時不再由看管人交給我，而由看管人帶我去“信箱”處自取，我還是發現了被拆的痕跡，再次提出抗議後，一封來信都見不到了。我懷疑為了不讓我發現他們私拆信的行為，索性把來信全扣壓了。為了得到證實，我請外出或探親回城的知青將10餘封自寫自收的信帶出連隊後再寄回連隊，結果一封都沒有收到。
一天，偶然在八排宿舍一知青（專案組成員）的棉手套裏發現了我的一封半月前的來信，我把手套放回原處，躺在鋪上等著。這位知青進屋後，躺在對麵鋪上，還主動跟我說話，表示友好。等同屋的人到齊後，我坐起來問他為什麽扣我的信，他從對麵鋪猛撲過來搶手套。我順手把手套抓在手裏，掏出信，讓大家看，見無法抵賴，隻得承認是許某讓他幹的。
“黃豆事件”
71年10月豆收後，場院裏堆滿了晾曬的黃豆。一上海知青想吃黃豆，又不敢拿，要我給拿一些。我當時雖在看管期，卻是沒人管的人。要收工時，我把黃豆裝在棉衣兜裏，高排長見了，拉我去見許某，這是審查中第二次見許某。許愣住了，我們都清楚，事已至此，誰也別想躲避，硬著頭皮攤牌：在會上，偷黃豆，我檢查；看管審查問題，許代表支部表態。
其實，許某根本就不打算開什麽會，他明白，開不開會，都不會收到他期望的結果。所以，還決定采取回避態度，於是“偷黃豆”事件又無聲無息，不了了之了。
對我的審查，營清查辦的人曾表示：屬於思想認識問題。
李某聽後大發雷霆：“你給他定性了？他就是對審查不理解，認識不到是在幫助他……。”
許某比李某高明，他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人，會表示不同意見：麵對首長，他會說：“我也不知道怎麽搞的。”麵對不明真相的同僚，他會說：“不能批判，我們要對他作過細的工作。”麵對群眾，他會說：“有些問題，還未解決，還懸著，不是不搞了，我們是看他跳，看他表現，以後我們還要辦階級鬥爭學習班，”
對看管我的事，支部拿定主意拖下去，耗下去。營部的態度也是拖，也是耗。
悄悄回營——不明不白收場
我靜靜地等，沒有任何消息。我想把事情鬧大點，促成問題的解決。寫好了大字報準備張貼。當時兵團規定，不準貼大字報。我想把材料交到營部，隻要半天內不答複，就有理由把大字報貼出去。沒料到，還不到一個小時，營部來人把我接走了。營部也在尋找時機。劉教導員說：“你回來吧，過去的事別提了，我過去挨整的時候比你厲害。”對劉教的表態，雖然很不滿意，但可以理解。
第二天我找到陳副教，我說：“當初大張旗鼓押我回連隊，一年後卻悄悄回來，總該有個結論吧！”陳副教說話了：“那是1971年，現在是偉大的1972年，你就該回來了。怎麽？你還想讓黨支部向你賠禮道歉啊！”
陳副教的一席話令我難以接受，它又一次教育了我――解決這種問題，不能寄希望於組織或上級部門，隻能通過自己的方式來解決。――我把寫給許某的信做成摘錄，散發給我認為很正直、有頭腦的知青們，讓人們認清這個“知識青年的老媽媽”。我認為利用書信摘錄比利用名人語錄對許某的揭示更直接、更有力。
在五連時，許某想方設法避開同我見麵，但當我離開五連後，他又不甘心了。據說當我在營部享受探親假準備回家時，許某跑到營部質問劉教：“誰教你們把他放走了？”劉教對他的質問好像有些不滿，說了句：“你把他整了兩年，人家最後沒要求什麽，夠可以了，不要再沒完沒了。”許某忿忿地走了。又據說，事後劉教後悔了：“不該為了一個知青，弄得我們幹部不和。”（劉教與許某當時同是６團團黨委成員。）
“偷麻袋”
在看管期間，許某曾扣留了我自己裝行李的麻袋，說是偷連隊的東西。我服從營黨委的決定，決心無條件悄悄離開五連。在五連的是是非非沒作任何解釋，也沒有任何結結論。像麻袋這樣的事情，我本不想同他們計較，沒有討要這麻袋。
但是他們又開始拿麻袋這件事做文章。許向新單位的領導介紹我：“他有嚴重問題”。“他偷連隊的麻袋！”
對許的沒完沒了，繼續“編故事”的行為，實在令我氣憤。我決定要回自己的東西。我通過正在五連辦事的營保衛幹事於某，傳話給許，於又轉達許某的話給我：“許指導員說了，麻袋還你可以，但要你拿發票來！”我說：“許某說得對，很合理，沒有發票的東西就是偷來的。我去拿發票。不過請你轉告他，等他不在屋的時候，我會把他的行李搬走，那時，他不拿出發票來，就別想要回去！”於某又去找許某，回來後對我說：“許指導員說目前正是用麻袋季節，連隊想先借用一下，可以吧？”我說：“連隊急用，可以，如果需要，我還可以貢獻床單，但請告訴他，以後不要用‘偷麻袋’來搬弄是非。”
我跟於某的接觸隻這一次，但他就事論事的行事方法，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我們在五連聽到的都是：“我們不能就事論事，我們要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分析一切人和事。”在許某、李某眼裏，一切都是階級鬥爭，隻要把人和事掛上階級鬥爭，就能成為他們的英雄事跡。
離開六團
1973年春，六團向六師轉調大批知青，營部借機想把我調走，並把我的瓦工工種改為木工，在當時，這絕對是領導對我的恩惠，其實我一天木工活都沒做過，但他們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整整三天，我往返於六師參謀長和六團軍務股之間，如果六團對我的問題有個正式結論，或者六師出麵幫我跟一師交涉處理這些問題，我會毫不猶豫去六師。最後六師把我退回六團，而營部的意見是，不去六師可以，但不能留在六團。
當時一師正組建工程連，要我去工程連。我想，隻要不出一師就有解決問題的機會。在團部開調令時，發現工種又變成了瓦工，說是營部電話通知的。我找到宗股長：“這幾天我一直是木工，怎麽開成了瓦工？”股長當即批示辦事員說：“他是木工。”我拿著團部的調令剛回到營部，聽說營部的調令剛送去團部，工種還是瓦工。
90度的一鞠躬
此時，我已身心疲憊，在逆境中，雖然沒有屈服，沒有低頭，但耗盡了精力，感到很累。
一年後，我回一營，偶遇李某，當時我正下車，他準備上車，看見我，突然對著我慢慢地彎下腰，深深地一鞠躬，身體彎過90度。我們都沒說話，他上車走了。我沉思良久：難道是歉意？！
回顧當年，那是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年代，那是少數人橫行，多數人無奈的年代。在那個年代，黑白被顛倒，正氣被壓抑，邪氣受推崇。
每逢提起那段曆史，人們常常感歎說：“那年代把人都扭曲了！”其實，不如說是那個年代給了一些心術不正的人機會，使這種人得以充分表演和暴露。生活就是一場戲，各種人物都要登台亮相。
這種靠“運動”﹑靠權術起家的人，在那個年代能不擇手段撈取政治資本，在當前就會不擇手段撈取不義之財。
不信！查查已落網的腐敗分子在那個年代的曆史，肯定是不光彩。
離開兵團已經30多年了，文革也早已被國人深惡痛絕，今天回首這些痛苦的往事，隻是為了記錄下一個真實的年代發生的真實往事，並由衷地希望這樣的事情永遠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人應該永遠絕跡。
作者說明：
此文不是文學創作，文中事件、情節、時間、人物、對話全是實錄，為的是想讓那些沒經曆過“下鄉”，更沒經曆過“文革”的人能知道——“文革”中政治家們以堂皇的理由，瘋狂地打擊對手的後果是：對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和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我相信作者的誠實。也謝謝作者的誠實。
文革不能簡單用“對”或“錯”來評價，那樣太粗略了。
這一句話，我無法同意。事實是，文革具備十分廣泛的群眾基礎，左糞絕對比要民主的人數多。
而且我斷定，在不遠的將來，文革還會回來的，這一次新文革會血流成河，再次把中國打回石器時代。
他們和他們的太子公主們可都是現在的當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