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我心中的長河屯
一營5連 李曉奇 北京知青
“知青”已經成為了曆史，步入中年的“知青”，除了自己不厭其煩地提起當年的悲壯、苦難與曆練，願意提起他們的人不多了。年輕人對那個年代、那十年、那批人知之甚少。一部由張愛萍將軍題寫片名的電視記實片《老三屆——與共和國同行》拍出來已經8年了，卻沒有一家電視台能夠播出，似乎那是共和國一段不光彩的曆史，不像波瀾壯闊的長征，不像摧枯拉朽的三大戰役，不像震驚世界的“兩彈一星”，不像碩果累累的改革開放，……可以長久地被主旋律津津樂道。然而偏偏就是這個群體，執著地去回憶、去感懷那些本應該成為主旋律的往事，“霜重色逾濃”，那種情結隨著時光的流逝越發顯得凝重、深沉、熾熱。
“五四”運動期間，學生們對“民主與科學”激昂地追捧而走上街頭的時候，時任北大教授的胡適和蔣夢麟曾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幹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但那個時代卻造就了一批革命的仁人誌士，並最終成為舊時代的掘墓人和共和國的締造者。而“五四”運動之後的半個世紀，雖然時代不同了，新中國的知識青年卻成了新時代“最不經濟的事”的犧牲品。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知青群體真像一群困頓、倦乏，但曾拖過共和國輝煌戰車的“蹇驢”。……
一
二龍山什麽樣子？我到現在都不清楚，隻知道是到兵團時的終點，是團部，是一個在地圖上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地名。
而長河屯——一個當年就已經有60多年曆史，在東北夠得上用“悠久”來形容的老屯子——於我則不同。老鄉們很少稱五連，隻管自己的家園叫長河屯。知青們背後管老鄉叫“老屯迷糊”，後來看著自己入鄉隨俗的邋遢樣，也自嘲地互稱起“小屯迷糊”。在長河屯那五年，種地、蓋房子、打石頭、挖沙子、起圈刨糞、漚麻起麻、上山伐木……現在戰友們一起聊天說起當年幹過的各種活計幾乎沒有沒幹過的。
長河屯位於二龍山農場轄區的最西北角，距團部大約50華裏，在出門基本靠腿的年代，那是一個遙遠的距離，也因遙遠而閉塞。屯子南麵是一塊大約30坰的水稻田，再遠是一座漫坡的崗子，老鄉稱它為南崗，緊貼著屯子後身是一條由東向西的倒流河——訥謨爾河。夏天，河此岸是大片遍開野花長滿山蔥的草甸，如果打到魚，草甸上摟一堆柴草，揪一把野蔥，再舀上一瓢河水，就可以美美地喝一頓鮮美致極的魚湯。河對岸王八柳、山丁子翠綠繁茂，遊到對岸，幸運時還會從草叢裏趟飛正在抱窩的野鴨、野雁，收獲一窩白得發青的鴨蛋。
夏耡收工回來，男知青們幾乎個個光著屁股下河洗澡、洗衣，誰要是穿著褲頭兒下水，肯定招來一片“裝什麽假正經”的笑罵聲。洗過的衣服往草甸子上一攤，茂密的草叢就硬挺著支撐起濕漉漉的衣物。等玩夠了水，衣服也差不多幹了。這時河套周圍絕對是男知青們的天堂。據說有個別膽大的女知青在河套往西拐過去很遠的地方也曾偷偷地下過水，被屯子裏的老娘們看見過，於是傷風敗俗的流言四起，以後女知青們最多也隻是到河邊洗洗衣物什麽的。但這條河的確曾慷慨地贈予了屯裏男女知青們無數的歡樂。
再遠處就是數座連綿起伏的五大連池平頂山，聽老鄉說到那裏直線距離至少有三、四十華裏。按風水看，長河屯勉強也算得上是“前有罩，後有靠”的寶地。在屯裏用不著登高就可以極目遠眺，空曠的周圍所有的線條都非常柔美，山崗、河流、丘陵、田野、道路以及遠方天地相接的地方都是曲線，就連“老屯迷糊”們住的塔頭房似乎也是圓圓的缺棱少角。
冬天，河套裏白茫茫一片，雪地上清晰地印著飛禽和動物、家畜的足跡。一馬平川的河麵上劃過彎彎曲曲的車轍，“冰雪覆蓋著訥謨爾（原詞為‘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的歌詞不由自主地就會湧上你的喉頭，那情境，那心情契合得那樣天衣無縫。
記得剛到連隊的時候，陰雨綿綿，出工一天，混身浸透了泥水汗水。一晚伴著月光去井台打水，忽聽有知青在唱一首歌，“烏雲遮住了一輪明月，月兒出沒水中”，曲調幽怨。那時屯裏不通電，夜就顯得格外黑，月亮也就顯得格外亮。盯著腳下，跳過到處坑坑窪窪的水坑裏時隱時現的月亮，空氣中彌漫著潮濕青草麥香牛糞豬屎的味道，這歌聲就伴著濕漉漉的場景和氣味永遠留存在腦海裏。
二
三十多年過去了，戰友們時常小聚，淺酙慢飲地說起當年的往事，或笑談，或感歎，或調侃，似乎早已淡忘了苦難和艱辛。前幾天幾位同連隊的戰友聚會，有一個哥們還說：“其實我那時根本就沒覺得怎麽苦。那點活算什麽呀，但是我恨死那個地方了。”“根本”和“恨”這三個字是非常強調的語氣，然後是一聲長歎：“唉，我們的好時光都TMD扔在那兒了！”這哥們出身高知名門，當年他下鄉時比現在至少矮著一頭，顯然還沒有發育成熟。1979年返城後，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現在是一名工程師，在知青中命運算好的。可我相信他“恨”的理由，下鄉十年還能考上大學，假如沒有文革，不去上山下鄉，他肯定會比現在自我滿意得多。
我連的另一位也是出身高知名門的戰友，濃眉大眼帥氣聰明，同學都說他在學校時數學非常好，因為一台當年價值百多元的半導體收音機被盜，就此抑鬱寡歡，整日無言，一年到頭，連人帶衣，不洗不換，髒兮兮、黑黢黢，偶爾對上他的目光，他就兩眼直勾勾地盯著你沒有一句話，讓你心裏發毛。以他家庭的優越，即便是一台價值不匪的半導體又算得了什麽？還不是年代的荒唐、環境的抑鬱、前途的無望？失盜事件被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牽扯了連裏好幾個知青，有一個在“階級鬥爭”的高壓下就承認了盜竊，直到後來“真凶”在北京銷贓被拿獲押送回連，才真相大白，被冤枉的知青沒討到個說法還落了一個“欺騙組織”的罪名。那位被盜的知青由抑鬱而狂燥，如今人全瘋了，據說靠耄耋之年的老父親料理生活。
我連還有一位老高中知青，當年是連隊報道組的筆杆子。一位當過兵團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副指導員，認定這位知青在他“積極要求進步爭取入黨”時，沒有及時報道自己的“光輝事跡”，利用手中權力，借助團工作組在連裏駐點，抓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到“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高度，整了他將近兩年時間，大會批、小會整，看管勞動……。後來這位副指導員因為偷看女知青洗澡，被調到別的連隊當指導員去了。當年這件事被悄悄地掩蓋起來，可能是為了保護“典型”？過了若幹年，這位已經有頭有臉的正連職指導員在營部見到這位知青，突然走到跟前，深深地鞠了一個超過90度的躬，什麽話也沒說轉身走了。是被這位知青不肯低頭的倔勁折服了還是心中有愧良心發現？不得而知。
有一次，連隊專案組截獲了一位女知青發出的信，信開頭的稱呼是“親愛的×哥哥……”，專案組的一個小頭頭認為是抓到了“階級鬥爭新動向”，至少也是資產階級情調對知青的腐蝕，對上山下鄉的幹擾破壞，於是如獲至寶地在全連大會上，拖著齷齪的聲調念起了所謂“情書”。當年五連大抓階級鬥爭，不少知青的來往信件被連隊黨支部或工作組私拆或莫名其妙地“失蹤”，成為抓階級鬥爭新動向的線索。有個知青悄悄做個試驗：他給自己寫了十來封信，托人帶到外地再寄回連裏，結果一封也沒收到。想到自己的信件竟然可以隨意被人拆看，我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不再寫信。
當年到兵團的北京知青，69屆的居多，文革開始那年，剛剛小學畢業，去兵團時大多十五、六歲，被稱為“小北京”。然而在五連的“小北京”卻也經曆了文革的“洗禮”。在我下鄉的那五年裏，小小的長河屯“階級鬥爭新動向”經常冒頭，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幾乎不斷。其實，上山下鄉運動本來就是文革的一部分，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年代，哪裏又能躲過“其樂無窮”的“與人奮鬥”？
三
王征，67屆北京高中生，是一位令我想起就痛心的女知青。她出身革命老幹部，據說電影《永不消失的電波》中的男主人公李俠就是以她父親為原型塑造的。他的親屬是當年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下鄉前在學校她已經是交群眾看管的對象。她是以“五·一六”分子和“××反黨集團”成員的身份被“送”到五連“接受再教育”的。在北京被看管期間，她自學過針灸，在連隊時還為知青和老鄉治過病。
1970年秋冬時節，團裏派駐工作組到五連開展階級鬥爭，重點抓“五·一六”分子，在知青中搞所謂“背靠背”揭發，受牽連知青數十人，幾個老高中知青是鬥爭的重點對象。有一次，王征悄悄地對連裏另一位女知青說，“江青、林彪都不是好人”。這話把那個女知青嚇得不輕，但她對誰也沒敢提起過這事，後來這位女知青回憶此事，曾說過，她如果透露一點風聲，王征當年就“死”定了。我因為拒絕“揭發”他們的“反動言行”，被威脅劃入“五·一六”外圍組織。
那年王征得了肺結核，工作組就是不讓她去團部衛生院看病，據說是怕她逃跑。這個病需要加強營養，那時連裏養著幾頭奶牛，但熱奶很不方便，她隻能偷偷地把牛奶發酵製成所謂酸奶喝，其實那就是壞了的牛奶，對人的身體能不是一個摧殘嗎？在東北站過康拜因草車的知青都知道，那是又髒又累的活，上邊指示，“別人都可以替換，她不能……”，有人說，“她必須幹最苦最累的活”。那時她也不過是一個20歲的女孩子。1972年連裏推薦上大學人選，一位上海知青因為投了她一票，竟然受到開除（共青）團籍的威脅，理由是階級陣線不清。
林彪事件之後，中央逐步落實老幹部政策，1973年前後，中組部派人把她辦回了北京。74年我困退回京後和她來往較多，話題基本都是兵團的事。有一次說起指導員當年如何隨意上綱上線，大抓階級鬥爭，整知青，她卻帶著非常寬容的口吻告訴我，指導員曾經找她長談過一次，她覺得指導員能夠理解她。可至今回想起來，以當時的政策如果抓好改造“可教育好子女”這個課題，確實是能夠再立新功的。2007年我回農場時見到指導員，問起當年他和王征都談了些什麽？也許是年代久遠，指導員愣怔了半晌說，“我就是要她放下思想包袱，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卻可以自己走……”一大堆當年誰想說都能說的套話。但是，如果“五·一六”分子、“××反黨集團”成員真的被他“改造”好了，那將是多大的功勞啊！
1977年恢複高考，王征考上了北京醫學院，研究生畢業後又被公派到美國留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據說還得過全美傑出外籍婦女獎（名稱記不準）。大概是在90年新年前後，我給王征打電話，她媽媽接的，說王征住院了，我吃了一驚，忙問“住在哪個醫院？我去看看她。”她媽媽說，“不用了，過些天就回家了，等回家你到家裏來看她吧。”過幾天再打電話，她媽媽告訴我王征已經不在了。我的大腦好像突然一片空白，後麵再說什麽都不記得了，恍忽好像是說她患了胰腺癌，回北京後八個月就去逝了。算算那年她才四十二、三歲，留下一個不到10歲的男孩。我不敢想象王征臨終前的樣子，肯定非常痛苦，不光是肉體，在她的精神世界裏會留著多少遺憾啊！她媽媽怎麽肯讓我看到她當時的樣子？
四
五連的指導員是一位身殘誌堅的兵團典型，他可是拄著雙拐來到五連的，聽說是為了救知青被拖拉機大軲轆軋斷了雙腿落下了殘疾，心中肅然起敬。他的到來著實讓五連風風光光了幾年。不光是“階級鬥爭”抓得好，生產也很有建樹。
記得有一年夏耡，為了“隻耡資本主義的草，不傷社會主義的苗”，指導員下令把一人多長的鋤頭把拆下，每人手裏隻攥著鋤頭板鏟地。隻見大豆田裏的知青一個個大哈腰、高撅腚地在地裏蠕動，有的知青幹脆趴在田壟溝裏爬著往前挪。有一個上海女知青，下地時一手拎著鋤頭板，一手拎著個小馬紮，這個“新型”農民的形象，絕對是對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創新”。
1972年，“上綱要”的口號響徹全連。為了畝產400斤，全連多次動員，表決心、下保證，大家真玩了命了，好像每畝地用了400斤化肥，然後是在麥收上“精打細算”，連裏小學校的學生都停課去撿麥穗，知青食堂管飯，十歲上下的孩子，一頓至少吃8個大饅頭，撐得走不動路，幾十個小學生撿一天麥穗不夠一個學生吃一頓。還有就是重新丈量地塊，七算八算的那年五連的確上了“綱要”，畝產403斤，師裏來人敲鑼打鼓送喜報，指導員成為全兵團的模範。雖然上了“綱要”卻是虧損連隊，離五連8裏地的四連沒上“綱要”，卻是盈利連隊。
冬天刨糞也極出成績，那時規定每人每天要刨2立方，有個老職工一天竟刨出10立方，原來人家是把凍得梆硬的糞塊壘成空膛，老遠看去糞堆不小，一估摸，指標就上去了。不過那時放一顆“糞星”（借用大躍進年代，畝產萬斤被稱作“放衛星”之說）除了表揚，也真沒有什麽獎金之類的實惠。
長河屯的知青最多的時候有200多人，幹活是絕對的主力。春天備種春播，夏天夏耡鏟地，然後是麥收，場院活沒幹完就要秋收了，大豆、穀子、苞米收了，還有小秋收，割麻漚麻，打條子，釤草等等炸石頭、打塔頭、蓋房子這些力氣活更是以知青為主。冬天在東北叫“貓冬”，這詞極形象，像隻懶貓蜷縮在溫暖的炕頭睡它一冬，或像黑瞎子冬眠，反正東北農村祖祖輩輩就這麽過的。我們那時的口號是“變冬閑為冬忙”，打石頭、拉沙子、起圈刨糞、搖顆粒肥……，等刮起“大煙泡”實在出不去門了，就圈在屋裏扒麻皮。90年以來，重回了三次長河屯，問起這些農活，年輕點的都沒聽說過，老人們則說，“早不幹這些活了！”那個“早”字拐著彎拖很長的音。唉，不知如今是有那些活沒人幹了，還是根本就沒有那些活了。
五
那幾年指導員治連有方的，政績突出，是“牆裏開花牆外紅”的典型。當年指導員在全團、全師甚至全兵團的確很出名，什麽“身殘誌堅的……”啦，“知識青年的好媽媽”啦，然而在連隊卻讓很多知青戰戰兢兢。
剛到連隊時，知青們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發槍，來兵團不就是為了“屯墾戍邊”嗎？整天光屯墾了，啥時也能真刀真槍地練一回？為了作好持槍的準備，連隊開始練武了。早晨天不亮，連裏值班幹部就吹起了溜子（即吹哨，東北人說“哨”是罵人），然後是集合、整隊、跑步、出操，人手一根雞蛋粗細的木杆練持槍、練刺殺，有時跑著跑著，突然排長一聲斷喝“空襲”，大家立刻作鳥獸散，找個溝溝坎坎的地方一趴，等聽到“集合”的口令，再重新整隊。那時，知青們大都非常認真地做好每一個戰術動作，有一個知青趴下後發現自己正好趴在一個糞堆上，就那麽認真地趴到集合的口令響起。後來真槍總算發下來了，一色的蘇式裝備，好像在電影《攻克柏林》、《上甘嶺》裏見過。衝鋒槍管四周都是散熱孔，槍托是金屬的可以折疊起來，老屯迷糊神秘兮兮地說，當年剿匪時土匪最怕共軍拿這種槍，說是槍杆上都是孔，子彈橫著飛。還有就是轉盤式的機關槍，一盤裏最多能壓49發子彈。沒幾天我就把各種槍玩熟了。有一次戰友矇上我的眼睛，我能在幾十秒種內把機關槍拆散了再組裝起來。開始時，大家還都惦記著擦槍上油，後來累得沒人再去碰槍了，最後那些槍真就“鏽得拉不開栓”了。畢竟屯墾和接受再教育是主業嘛。
五連的文化也不落後。那年自排自演了樣板戲《紅燈記》。我可以拉二胡、彈月琴，被收編到樂隊，不知連裏從哪弄來的鑼鼓鑔，還有知青們帶來的幾樣樂器：京胡、笛子、手風琴、提琴，所有的都用上了，看著還是太簡陋，又吸收了一把與京劇從不沾邊的吉它，正經曲調沒它什麽事，專等老鬼子鳩山出場，撥拉幾組低音合弦，到也能造出幾分陰森的氣氛。
在這位指導員治下，五連那幾年建起了粉房、酒房、磚廠。伴著濃濃的政治氣氛和壓抑的精神世界，生活的確有所改善。
1990年我第一次重返農場，聽人說起在場部合作社任書記的這位指導員，“還那樣，下班就組織政治學習，改不了啦！”語氣裏帶著明顯的嘲弄。那次見到他，雙拐不見了，隻拄著一根手杖。
2007年我第三次重回農場，聽說他已經信基督教了。這的確讓我吃了一驚，當年那個滿嘴都是最時髦的革命詞匯，全兵團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指導員會信教？為什麽信教？……於是帶著一肚子疑問，獨自一路打聽著找到他家。在院門口，給我領路的人高喊：“×××在家嗎？”指導員從菜園子裏閃出身子，竟然沒有拄拐！“我是×××！”70歲的人了聲音十分洪亮，人也胖了不少，身體比當年強壯了許多。見到我竟愣在那裏，待我自報家門，他轉為驚喜，熱情地把我讓進屋裏。家裏收拾得幹淨利落，地是木板地，還刷著紅油漆，屋裏有沙發、冰櫃、彩電。我們聊了許多往事，最後我終於忍不住問道：“指導員，我聽說您信教了？”他直直地看著我好一陣，終於堅定地“嗯”了一聲，然後站起身，從櫃子裏取出一個布口袋，掏出一本黑漆皮的《聖經》。我拿過來隨手翻著，裏邊有許多折頁，看來確是常看。在聊天中我得知，指導員前後用了8年時間，花光了所有的錢，還寅吃卯糧地借了不少債，但總算把自己和老伴的病都治好了。他說：“我有困難不找組織，不給組織添麻煩。”可當年他總對我們說，“有困難找組織嘛。”如今他找組織和我們當年找他一樣，能夠解決的困難十分有限。他告訴我，為了信教，他找法院谘詢過，說是信教不犯法。我忍不住問了一句最想問但可能是最不應該問的一句話：“您怎麽就信教了呢？”他到很坦然，“上帝教人要做好事，做善事，不做壞事，背後都不能說別人壞話。”衝著他正在淨化的心靈，我沒好意思再問他當年抓階級鬥爭是幹了好事還是壞事。沉默了一會兒，他突然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曉奇，咱們不是外人，你對我說實話，信教對不對？”看著他嚴肅認真的樣子，我說，“這沒什麽對不對的，信教挺好，做善事唄。”可能是看我說得不虔誠，他語氣更堅決了，“曉奇，你要是說信教不對，我立刻把這書扔了！”我一愣立刻說，“信教真的很好，人有信仰總比沒信仰好……”然後是什麽真善美啦，什麽天堂、伊甸園、極樂世界、大同社會的一陣胡侃，生怕他剛剛“改邪歸正”再彎回去。然後像突然想起什麽似的又問指導員，“農場會不會定期組織你們這些老幹部學習，傳達文件？”他反應很快，語氣堅定：“宗教不能違反黨的政策，要是違反黨的政策，我堅決不信！”此時，指導員當年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不知是修行不到家還是過去的信仰太牢固了。
回北京後見到幾位當年同連的戰友，說起這件事都十分難以相信，但最後都覺得對指導員來說真是件好事，起碼他人本質不壞，內心還有善的根基，隻是被時代扭曲了。一位當年被他的大搞階級鬥爭狠整的所謂“五·一六”分子感歎了一句，“讓他對自己的罪過好好悔過吧，願上帝拯救他的靈魂。”
六
當年，知青們被一股大潮席卷著離開城市，幾乎沒有人知道今後的命運會怎樣，在那裏會呆多久。然而虔誠的理想在大多數尚還懵懂的少年心中燃燒著，群體效應使他們在遠離家鄉和親人的茫然中得到些許安慰，衝淡了孤獨與無助。但是，當個別知青通過各種門路參軍、返城，紮根的根基動搖了。終於從個別知青的悄然離去到幾十萬知青狂潮般的大返城。知青們義無反顧地倉惶離去，毫不留戀自己親手開墾耕耘的土地，親手喂大的豬馬牛羊，曾經承載著理想的拖拉機、康拜因，曾經親手蓋起的校舍和朝夕相處的學生，……這與“五四”之後一些青年學子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走得似乎是同一條路，然而卻有著不同的結果。
那時，也許沒有幾個人會想到，在他們人到中年後，那份對黑土地的情思會越來越緊地纏繞著自己，他們或形單影隻，或三、五結伴，或成群搭夥、或拖家帶口地返回曾經讓他們發誓再也不會回去的黑土地。這究竟為了什麽？是追憶逝去的青春？是看望曾經朝夕相處鄉親？是感懷曾經追求過的理想？是尋找自己情感上的家園？……
1990年1月，為籌備“魂係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展”，我去佳木斯市黑龍江農場總局搜集有關知青的曆史資料，然後專程折向二龍山。我離開兵團15年後第一次回到二龍山，重返長河屯。
當晚宿在場部，自然是一頓豐盛的農場大餐。當年的連長、指導員等都來了。東北人的豪爽、熱情在酒席上會體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否心存芥蒂。此時我真覺得他們都是非常可親的、可交的好人。
酒到酣時連長衝著我感慨道：“你們知青在時，是咱們農場最紅火的時候了。那時候人多，幹活不愁。”
“是啊，”我應對著：“那時在連隊，知青是最底層的，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一走，貧下中農又落到最底層。”連長一時語塞。
2005年7月，我帶著兒子第二次重回二龍山，同一位農場幹部閑聊到知青的話題時，他非常認真地說，“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犯了多少錯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就是好。鄧小平改革開放非常好，取消上山下鄉就不好。”我奇怪，文革過去多少年了怎麽還有這種認識？於是說：“您的兩個孩子現在也上中學了，如果把他們送到新疆兵團，您願意嗎？”“這……，當然……”他一時語塞。
一次在農場同一些農場的老領導吃飯，席間他們感歎著：“當年知青返城，可真是把農場閃了一下子。那段時間，農場車沒人開了，書沒人教了，病沒人看了……”是啊，農場人和知青們都在深深感懷那個年月。
我的一位長河屯的戰友，69年到6團挨了幾年整，1973年支援六師去了25團後，一直教書。在兵團、農場前後呆了20多年直到1990年才拉家帶口地回到北京，繼續從事教書育人，也做到了一校之長，數起教過的學生可謂是桃李滿天下。有一次他告訴我，他的一名學生現在已經是常駐聯合國裁軍委員會的中國代表了，每次回國都會去看他，也幾乎是每一次都要爭論上山下鄉好壞的話題，戰友非常理性地給他分析為什麽上山下鄉是一場錯誤的運動，然而始終無法說服他的學生。終於有一次他的學生十分動情地說出一句讓我的戰友無言以對的理由：“老師，如果沒有你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哪會有我的今天？！”
這是我聽到過的北大荒人說出的最讓我動情的話。這情感是文明碰撞的結果，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個人的得失。這也許就是知青的作用雖然不可與他們的父輩同日而語，但多少農場人留戀知青時代，多少知青為自己曾經的付出感到驕傲和自豪，並足能以此衝淡曾經的苦難，不就在於知青們的付出得到了第二故鄉親人們的銘記？這種情感也已經遠遠超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對是錯的政治話題，就像我至今仍然念念不忘長河屯，和老排長握住我的手時那傳遍全身的溫暖。＃
我以為當年的主要問題，是在那時的社會環境裏，知青們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再次鼓掌！
當年團宣傳隊曾將該連指導員的模範事跡搬上舞台。但由於當時有‘三突出’的原則，如果讓模範人物在台上拄拐，一瘸一嗲地走路，會損害英雄人物的形象。於是處理成：大幕拉開，指導員拄拐站在台中，後麵簇擁著人群。指導員豪言壯語後群眾稱頌，大幕即時合上。
曉奇此文令我感觸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