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曾經滄海仍為水
——記戰友胡鞍鋼
訪問者：孔建國、黨大建、魯曉風、李曉奇 錄音整理：張維維
執筆：李曉奇
胡鞍鋼和我們曾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為了編輯出版這本文集，今年1月初，我們四位六團戰友一起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他。戰友見麵，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16歲兵團戰士的年代，訪問就像當年盤腿坐在炕上嘮嗑，一邊喝著瓶裝水，一邊欣賞著老照片，輕鬆、自然、隨意。
鞍鋼中等身材，一身西服便裝，臉上已經有了曆經滄桑的細細皺紋，絲毫沒有學者通常的矜持，也許是長年教學形成的習慣，說起話來常伴隨著豐富的手勢和表情，抑揚頓挫，底氣十足，依然青春飛揚，充滿自信。此時，你絕對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個掛著體外胰島素自動供藥泵的嚴重糖尿病患者。聊起健康，鞍鋼說：“你看我顯得年輕，是因為我跟中國最優秀、最可愛的學生們在一起教學相長、朝夕相處，就會使我的心理年齡顯得年輕。其實我是長期患病的，我還帶著泵呢，今年正好注射十年了，我不打胰島素，也許今天就見不著你們了。但我心理平衡，我想到社會需求我，學生需要我，我也不能栽倒。我今天還在布置下學期全校至少200名本科生的課，安排3、4個助教不一定夠。按照清華大學的規定，我這樣的教授每學年授課最少不能低於148個學時，我帶研究生，帶博士生，本科生的課也教，大約198個學時。注冊參加我的課的人數是196人。今年我還開了英文課《中國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其中還有15個外國人，既有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還來自亞洲、非洲等欠發達國家。這挺富有挑戰性的，主要是介紹中國發展的奇跡，總結中國經驗，分析發展與挑戰，麵對麵地講我的國情研究。”幾句話又回到了他多年潛心研究的經濟學領域。為此，他已經嚴重透支了健康。
近代學者王國維曾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 獨上高樓 望盡天涯路
1969年9月，胡鞍鋼與大批北京六九屆初中生一起來到六團，開始了長達7年的知青生活。在兵團，他幹過農工，當過兵團戰士，先後任過班長、排長、連隊副指導員，還分管過計劃生育……這成為他人生最初的曆練，也埋下了他日後雖已在經濟學界譽滿中外，卻仍不失其“草根性”的種子。
1976年10月鞍鋼從兵團轉到河北邢台一個屬於冶金係統的地質勘探大隊，並當上了這個大隊二中隊的“小胡書記”，因為這個大隊當時還有一個姓胡的“老胡書記”。在地質隊的日子，鞍鋼大部分時間是帶著幾個勘探機台在河北山區裏找鐵礦。
1976年底，文革後第一次全國高考給了他難得的改變命運的機會。鞍鋼找到老胡書記要求參加高考，老胡書記同樣舍不得放走這個能幹的“小胡書記”。
“小胡，你別考了，組織已經考慮在第一次全國性漲工資的名單中加上你，給你提一級工資。”老胡書記誘之以利。
“我不要那工資，我就是想考大學，你就讓我上學吧！”鞍鋼非常執著。
“你為什麽非要上學？”老胡書記不解。
“你讓我試一試吧，我沒上過真正的初中，也沒上過高中，你讓我考一回！”鞍鋼近乎哀求。
也許是鞍鋼的誠懇與執著，老胡書記也就同意了。就在這期間，大隊還把他送到邢台黨校學習培養。
當時鞍鋼所在的邢台章村礦地區大約有400多人參加高考，最後就隻有他一人被錄取了。“我考的是理工科，唐山工學院，當時叫河北礦冶學院。知道考上了我自己都嚇一大跳，本人可是沒有學曆，人家都有高中學曆呀！可那年我考上了，猶如神助！”時隔30年，鞍鋼依然相當感慨，“我就像落伍者追一列時代的火車，突然醒了，就趕緊去追這輛稍縱即逝的火車，我就追到最後一節，還算給追上了，然後不斷地向前行，最終走到了時代列車的火車頭上來了。”
鞍鋼於1982年初獲工學學士，1984年底獲北京科技大學工學碩士，1988年底獲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工學博士，1991年至1992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係進行博士後研究。在過去20餘年中，有將近4000名中國訪問學者和學生在有著300餘年曆史的耶魯大學學習，其中僅經濟學係就有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林毅夫、楊小凱和胡鞍鋼。以至於時任校長的理查德·萊溫不無感慨地說，“失去中國學生，耶魯將黯然失色。”
1997年，胡鞍鋼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客座研究員；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係做客座研究員；2000年任日本慶應義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訪問教授；200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教授；2003年初在法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研究員；2005年4－5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做訪問研究員；2007年夏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做客座教授。他稱這是對自己終身人力資本的投資。
豐富乃至全方位的留學和講學經曆，使胡鞍鋼眼界更為開闊，思維更加敏銳，思考更有深度。怎樣使一個經濟尚且落後的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並駕齊驅乃至趕超？胡鞍鋼不斷地攀登理論的製高點和學術的台階。
鞍鋼在兵團時，辛苦勞作之餘，經常在停電的情況下借助小油燈堅持自學，這奠定了他考上大學、從事國情研究最初的知識基礎。當時書籍是知青最為匱乏的東西，而鞍鋼把當時能夠找到的全套馬恩列斯著作幾乎都通讀了，毛選更是通讀多遍，還自學習了物理、數學、化學等初高中知識，培養和塑造了自學能力，他後來稱之為“核心發展能力”。梁淑溟先生自稱：我的一生正是一個自學的極好實例（《我的自學小史》，1942年）胡鞍鋼也是這樣體會的，無論是在北大荒的自學，還是從高考、讀研、攻讀博士到留學、講學、著書立說，依然是不斷學習、不斷鑽研。今天，鞍鋼不僅追趕上了知識的火車，而且“登”上了知識的火車頭，並正在駕馭著它報效國家。
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
經濟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學科範疇，鞍鋼在這個領域幾乎都有涉獵，著述豐富，然而使他醉心的領域則是國情研究與公共政策。為何如此？鞍鋼的兩句話應該是解讀他矢誌不渝的一把鑰匙——不懂得中國農村，就等於不懂得中國；不懂得中國的貧困，就等於不懂得真正的中國。
即使在今天，“貧窮”仍然是中國最突出的國情，中國農村又是這一國情的集中體現；如何減少乃至消除“貧窮”？需要國家製定相應的政策。這就好比你拿到了國情這把鎖，同時又掌握了公共政策這把開鎖的鑰匙，既要有針對性，還要有可行性，有的放矢。事實上他的許多理論創新、戰略思考和獨到論述，常常先於國家政策的正式出台，一位政府部長曾評價：“他的建議三、五年之後會變為政策”。
對於世界最大的農民國家，鞍鋼說，中國存在著“四農”問題，農民工問題是核心；解決農民工問題是中國農民第三次解放；善待農民工就是善待我們的階級兄弟。於真、於理、於情，無可挑剔。因為他當過農民，了解農民，同情農民。
對於城市下崗職工及弱勢群體，鞍鋼說，他在1998年寫的致中央領導人的國情分析報告中，最重要的就是呼籲“為人民創造就業崗位”。他滿懷深情地說，“我當然屬於這代人了（指1949－1959年第一次生育高峰的2.6億人），我當然要關注這些人了！”因為他曾經是知青，他了解這代人的困苦。這代人大多先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後是返城待業青年，到了90年代末又成了下崗分流失業人員。他呼籲國家應為這批曾為國家發展做出犧牲的人，在就業、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方麵做出妥善安排。
對於反腐倡廉，他擲地有聲地提出警告，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以來反腐敗、廉政建設的關鍵時期，應以製度建設消除腐敗滋生的土壤，防止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構成的“社會公仆”變成“國家強盜”。
對於教育，他坦言，教育是民生之基，開發人力資源乃政府首責。
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他說，今天中國已開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這個階段恰恰凸顯出各種社會矛盾，因此，發展必須與和諧並重，當屬順理成章，“和諧也是硬道理”。
對於中國崛起，他說，中國的成功形塑了一種新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問題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問題，包括人口、糧食、資源、環境以及政治民主和社會治理等。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崛起模式必須是綠色崛起、創新崛起、和平崛起、合作崛起。
2006年先後有中外兩個版本關於“綠貓論”的學說問世。這年2月，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的一個講座上指出，中國若能把“黑貓變綠貓”，積極推行環保、節約資源，東方巨龍的崛起將能深刻地改變自己，並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他提出，中國在“和平崛起”的基礎上，同時也應該以“自主性崛起”、“自我約束崛起”及“綠色崛起”的策略在21世紀繼續挺進。胡鞍鋼將他提倡的“綠色崛起”視為中國今後發展的必選之路，他認為中國不能走高消費、高消耗、高汙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需要從“黑貓”模式轉到“綠貓”模式；中國不僅要“和平崛起”，也要“綠色崛起”，不僅是“和平發展”，也是“綠色發展”。無獨有偶，同一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在認真研究考察了中國的現狀後，於11月15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他的中國觀感，題為《中國需要一隻綠貓》（Bring in the green cat），語出驚人而又耐人尋味地宣講了他的一個新發現，也叫“綠貓”。他明確提出中國的環境汙染已經到達了一個極限，不能再這樣發展下去了，否則不僅人們的生存環境惡化，而且經濟終有一天會陷入停滯。弗裏德曼最後說，鄧小平曾經講過“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但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一隻“綠貓”，否則在沒有抓住老鼠之前，貓就都死了。這位在中國有“轉行的全球化傳教士”之稱的暢銷書作家，為給中國帶來蓬勃朝氣的經典“貓論”下了個新注腳：“無論黑貓白貓，如果不是綠貓（健康環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貓”。
東西方兩個版本的“綠貓”論殊途同歸，這是一則中國經濟發展思路應時謀變的時代寓言。我們不能不從這樣的理論背後解讀出正在崛起的中國非常鮮活而嚴峻的現實。鞍鋼的這種“超前”的理論思考恰恰與今天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的思維理論不謀而合——他一直在努力創新。
眾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
作為新聞記者，我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從經濟學領域和新聞報道中越來越多地知道了他：
1985年，鞍鋼參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並作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員，係統地從事國情研究（國際上通稱“中國研究”），成為這一新領域的主要開拓者之一。
1989年初，鞍鋼作為第一執筆人，發表了中科院第一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報告”係統分析了影響中國長期發展的若幹重大問題，如人口、環境、資源、糧食等，提出了這些矛盾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思想，闡明“中國要搞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不能重蹈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的觀點。這篇報告被包括小平同誌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同誌傳閱。1991年，小平同誌的長女鄧楠和北京電視台專門邀請鞍鋼等人撰寫了大型國情係列政論電視片《震撼的回聲》。
1993年胡鞍鋼與耶魯大學政治學係王紹光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推動了1994年開始實行的中央與地方分稅製改革。如何評價胡鞍鋼的這一奠基性理論的作用與貢獻？胡鞍鋼說，當時的財政部長看了這個報告後對他說，“我才體會到改革為什麽這麽重要。我們的總理機動費就是十幾個億，或者二十幾個億，如果出現一個特大災害，我們都不知道從哪找錢去！”從1994年到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8%上升至18.5%，成為解決十幾億人民民生問題的財源。
90年代，鞍鋼每年都要到中西部貧困地區去調查研究。1994年5月，他和中國科學院六位院士一起赴中國最貧窮的貴州、雲南、廣西等地考察。考察的結果，“令我震驚！這些地區比我25年前插隊的農村還要落後，而且大多是少數民族地區。我的心靈受到強烈衝擊，立誌要為改變這種落後愚昧的狀況大聲呐喊。”胡鞍鋼說。事後，他在調研報告《“貴州現象”呼喚重大政策調整》中大膽地提出：“領導人不僅要南巡，還要西行!”他不能不讓自己站出來為改變中國最貧窮人口的命運說話。而他自己，為這篇調研報告先後去貴州四次，行程超過3000公裏。
2000年初，胡鞍鋼被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聯合聘為國情研究中心主任，目前這個中心已成為中國高層決策的重要思想庫和國內外頗有影響力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胡鞍鋼著作為代表的“中國國情研究圖書”在國內外經濟學界乃至解讀和研究中國問題方麵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經過多年的努力鑽研，胡鞍鋼在中國國情分析和經濟發展等領域已經發展出較為係統的理論和觀點，並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學術研究特點。他所撰寫的報告多次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批示,多次應國家部委邀請參與國家“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的製定和政策谘詢。其研究成果不僅為高層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而且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和重大的社會效益。
由他主編的專供中央及省部級領導參閱的《國情報告》，迄今已發行900多期，僅2007年他就撰寫了其中的24期，是勤奮高產、具有創新力、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截止到2007年底，他已正式出版中國國情研究係列專著和合著共計54部；在國內核心期刊發表文章近200篇;由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內部刊物摘發的國情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若幹份。其代表作有《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國經濟波動報告》、《中國地區差距報告》、《就業與發展－中國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中國發展前景》、《中國挑戰腐敗》、《中國戰略構想》、《影響決策的國情報告》、《中國大戰略》、《第二次轉型：國家製度建設》、《透視SARS：健康與發展》……。
胡鞍鋼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中國國情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1991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胡鞍鋼“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5年初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1995年經美國華盛頓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評選，獲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資助”；1995年以來，連續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多項獎勵；2000年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選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特優項目。2001年獲第九屆（2000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2007年4月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公布《中國最有影響力人物五十人》，胡鞍鋼榜上有名；2000-2004年期間，他的著作和論文在《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索引》（CSSCI）經濟學論文被引用前十位作者中居第六位，排在張維迎、林毅夫、鄧小平、江澤民、列寧之後[1]。
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最近日本出版了一本名為《伴隨中國發展的經濟學家》的書，其中有一段寫的就是像我這樣的一批人，實際上從本質上來講，我們與文革中的‘草根化’是有關係的，沒有北大荒時期‘草根化’的閱曆，我也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國情。”鞍鋼一席話道出了今天一批像他這樣的國之棟梁為什麽能夠站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放眼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而不斷為民請命的根本。
鞍鋼告訴我們，“我今天在看《蘇聯興亡史論》，因為我在寫《中國改革史論》，研究中國的改革為什麽會成功？而前蘇聯為什麽會失敗？我覺得前蘇聯的知識精英們恰恰就是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越來越偏離社會實際，隻要西方人一說民主，他們就跟著附和、響應。我認為，蘇聯解體首先是因為這些知識精英在催化和推動超級大國蘇聯的解體，後來蘇聯真的解體了，他們也自然解體和敗落了。我為什麽有這感覺？我到了俄羅斯，看到他們堂堂的科學院，比咱們中國科學院，甚至地方科學院都差遠了，經費大幅度削減，人才紛紛流失，靠租房度日。你要說蘇聯解體是戈爾巴喬夫的罪行，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識分子的罪行。而我們跟他們最大的不同點，我們來源於底層，特別是當過知識青年，是草根性的，是一個腳步跟著一個腳步發展的。”鞍鋼對文革也做了不少研究，對文革從根本上給國家、民族造成的危害積極反思，不僅如此還對城鄉的不平等和所謂“一國兩製”（城鄉的兩種體製）有切膚之痛，從而積極推動改革開放，對國家發展、長治久安積極建言。
一個在90年代中期曾在貴州做英語老師的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唐興（Daniel Burton Wright），在他所寫的《我看中國：美國學者仔中國西部的百姓生活劄記》[2]書中崇拜般地把鞍鋼有關中國國情的觀點作為語錄似地加以引用。他深深感到“中國這些人太奇特了!”的確，奇特的曆史造就了奇特的一代人。
如何解讀這“奇特”？鞍鋼說，“這就是我們和蘇聯精英、東歐精英最大的差異、不同。”鞍鋼常常以自己的經曆和感悟告誡他的學生：“別看我是一位教授，但基本上我是人民性教授。所以我把自己就定義為八個字：知識報國，知識為民。”他不斷把“精英大學如何為貧困服務”這個理念傳給學生們，不斷呼籲“精英必須為大眾服務”。
鞍鋼培養學生的目標是能夠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而不是在培養一批精神貴族，他提出了“清華大學的社會職責感”的理念。
1995年5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題為《胡鞍鋼現象說明了什麽？》的評論文章：“胡鞍鋼曾經上山下鄉，到過北大荒插隊，實際了解到了中國農村的貧窮和中國農民的內心世界。這使胡鞍鋼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在今天為中國走向21世紀的發展過程出謀劃策時，能夠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而不至於在書齋裏紙上談兵。”這也是解讀胡鞍鋼心路曆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線索。
“‘北大荒’是我認識中國國情的‘社會大學’，認識了真正的農村，才有可能真正認識中國。”
“我是在1998年時就提出了政府從追求GDP增長轉向關注民生問題，這不是從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領悟的，而是源於30年前的‘上山下鄉’。”
“我曾多次深入研究中國人口國情，並視為發展挑戰之首，這與我在農場僅隻有20歲就做計劃生育工作有關。”
“我的許多觀點可能都源於此，如‘解放農民、投資農民、服務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這與我個人曆史經曆有關。我深知城鄉分別的戶籍製是城鄉隔絕、對立和不公平的製度根源。”
“我作為一位中國學者與那些發達國家學者的最大不同之處，就是來自社會底層，來自占全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隻有親身體驗社會底層，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人民，關注民生。”
鞍鋼的這些話語已無需解讀，我們看到的是一顆赤子之心。
“這一代人大多沒上學，被社會邊緣化了，而且現在都陸續進入退休年齡了，所以這就回答了我為什麽當時在1998年寫的《就業與發展－中國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國情分析報告的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呼籲為人民創造就業崗位，工作崗位。”當你親耳聽他說這話的時候，你會感到他內心湧動著一種積蓄很久的情緒，一種為親人尋找有尊嚴的生存方式的情感。
“1949年至1959年這十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累計約有2.6億人，是兩個日本總人口之和，這反映了我們在人口學、經濟學上這個年齡段的人的經曆，所有的不公平都讓他們趕上了，而所有這些都是錯誤路線及政策導致的，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和社會成本不能再讓這代人長期地承擔。”當你親耳聽他說這話的時候，你會感到這是一位學者的冷靜判斷。
“我當然是屬於這代人了，我當然要關注這些人了，多不公平啊！當正在接受正規教育時，被迫停課鬧革命；當需要繼續獲得人力資本的時候，你不得不上山下鄉了，有的人還死在那裏，或者是致殘終身；當改革開放開始之際，農民解放了，但這些人變成了返城待業青年了[3]。當整個國企改革、亞洲金融危機、結構調整，你又變成下崗失業人員了；隨後當你進入退休年齡，又變成弱勢人群。這是多次的、積累不斷的不公平所致。曆史的錯誤卻付出長久的曆史代價。”當你親耳聽他說這話的時候，你會感到這是一位血性漢子的仗義執言。
古人雲：“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難為水”，情語也。情來何處？“突然之間，兵團的這些人，特別是農民，都已經變成我認識中國國情的來源和財富，它不斷地激勵我不僅要促進社會變革，更要促進社會正義。”鞍鋼深情地說，仿佛一個掘寶人突然發現本來就屬於他的寶藏。正是由於情之所係，心之相通，已經譽滿中外的胡鞍鋼仍自覺地溶於水；而已經“遊於聖人之門”的胡鞍鋼卻始終為貧困線上的國民“敢於言”。其中無疑也包括為他當年的同學和戰友。
有這種“核心發展能力”的人，就是所謂的“生而知之”資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