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青春的記憶
孔建國 二營11連
38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那些帶著我們青春記憶的往事，經常會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在眼前閃過。
一、 一群大孩子來到了北大荒
1969年8月，我們登上了前往北大荒的火車，這一刻起，我們成為了知青。
北京站告別時的一幕，許多有過相同經曆的同代人，恐怕終生難忘。火車鳴響汽笛，開動的一霎那，車上車下哭聲一片，告別的場麵真有點“驚天地、泣鬼神”的感覺。多少年後，我們也大都已為人父母，才真正理解了父母和家人當時的感受。當年我們才15、6歲，在父母眼裏還是孩子，被發送到遙遠的北大荒，不知前途如何，家人無法照顧，而又無力改變這一切，無奈、擔憂、心痛交織在一起，父母那時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啊？！
但孩子就是孩子，火車剛剛開出不久，分別的悲傷很快就過去了，火車上的我們，感覺就像平時在學校參加春遊活動，車廂裏逐漸又熱鬧起來，甚至兩個學校的學生為一點小事，相互打起架來。
由於是臨時加車，我們的列車走走停停，一直開了三天三夜，沿途經過的錦州、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大些的城市，當地都組織了些敲鑼打鼓的小學生，歡迎我們這些來自北京的知青。當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二龍山火車站時，已經是3天後的半夜，各個連隊接人的拖拉機、馬車已經等待在那裏。我們這些“大孩子”在黑暗中，甚至來不及告別，懵懵懂懂地就在點名後，分別坐上馬車、拖拉機被拉到不知身處何地的各個連隊，開始了我們的知青生涯。
多少年後，我們的這段知青經曆，成就了我們這一代人吃苦耐勞的品格，也成為了我們特殊的精神財富。有時走在街上，看到建築工地的民工成群地坐在路邊吃飯的時候，我曾開玩笑地對夫人和兒子說，他們比起我們當年來，要強上不知多少倍，我們當年吃的苦，受過的勞累是沒有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所無法體會的。兒子15歲保送浙江大學，臨行時我和他媽媽諸多的擔心：怕他年紀小，沒出過遠門，不會照顧自己，會受委屈等等。“爸爸，當年你不是和我一樣大時，就離開奶奶到北大荒了嗎？你能行，我也行，你們放心吧。”兒子的一句話，感動得我差點落下眼淚。是啊，艱苦的環境未必都是壞事，隻有經過艱苦環境錘煉的人，才會懂得珍惜，才會在生活中自強不息，願我們的這種品格能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二、 麥收的鍛煉
來到連隊的第一天早上，我才看清自己身處的環境，由於知青來的太多，當地根本沒有能力在短時間裏做好準備工作，新蓋的宿舍還沒有安裝門窗，男女宿舍之間掛個麻袋片算是門簾，那時恰好是雨季，宿舍周圍一片泥濘，走起路來鞋子總被泥水粘掉。這群半大孩子不由得想起家來，原來在學校時男女生之間根本不說話，這時也都成了親人，不知是誰先哭了起來，很快就感染了大家，宿舍裏不由得哭聲一片。可哭歸哭，生活總還要繼續，第二天我們就被安排下地了。北大荒種的是春小麥，按常規應該是7月中下旬麥收，由於當年遭遇澇災，加之黑土地的特殊土質，所有的機械根本無法下地收割，小麥到了8月末，還泡在水裏。我們這些知青成了從水中搶收的生力軍。每人一把鐮刀，踩著沒膝深的淤泥，一點點地往回收著已經被泡的發芽的小麥。北大荒的氣候，早晚溫差比較大，早上下地時，泥水冰涼刺骨，到了中午，太陽暴曬，晚上收工時成群的蚊子、小咬的圍攻，這些都給了我們這些從小就生活在城市裏的孩子一個下馬威。尤其是蚊子和小咬，那種叮人的凶猛勁是我們以前從沒見識過的，蚊子可以隔著襯衫、尼龍襪叮咬得你顧此失彼，小咬鑽到你的頭發裏，叮得你滿頭起包。特別是在黃昏時，蚊子小咬成群，你根本拍不過來，越拍越出汗，越出汗蚊子越多。有的大小夥子給咬急了，把鐮刀一扔，坐在地頭哇哇大哭。沒經曆過的，可能會覺得誇大其詞，可當年我們剛到那裏時，確實如此。後來和老鄉學了個土辦法，點著了“卷大炮”（旱煙）吸著，蚊子小咬怕煙薰，圍著你的也就自然少多了。（我學會吸煙，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吧，以至於回到北京後，提起這段往事，我夫人總是諷刺我為自己吸煙找借口。）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全團1萬多知青，硬是從泥水裏把小麥搶了回來，雖然吃了不少苦，但當時我們心裏還是頗感自豪的。
在麥收中，還有段令我難忘的記憶，那就是第一次跟車裝小麥。在比較幹燥些的高地，收割機可以進行收割、脫粒，收割機上帶著許多空麻袋，裝滿一袋後，扔在地裏，一路走一路扔，然後由跟在後麵的汽車和拖拉機再沿途裝車拉回麥場，我和李平、李瑞海、三成子四個人跟著“鐵牛55”裝車。半幹的小麥裝滿麻袋再紮緊袋口，重量大約160斤左右，我們四個雖然個子長得不小，但畢竟年紀小，還沒有發育完全，沒有那麽大力氣，四個人提著麻袋往車上扔，費了半天勁也沒裝上幾袋子。要是這個進度，一天也裝不了幾車，這時開車的司機急了，從車上跳了下來，“你們四個人，抬起來往我肩上放，我來裝。”我們抬起麻袋，司機就勢往裏一鑽，麻袋就穩穩地扛在了肩上，簡直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同時也臊得滿臉通紅。為什麽呢？司機是個比我們早來才兩年的哈爾濱女知青，名叫曲秀波，外號“大軲轆”，其實也就大我們一兩歲，在我們這些半大小子眼裏，是個大姐姐式的人物，長得人高馬大。一車裝下來，讓我們崇拜佩服得不得了。99年到哈爾濱，見到曲秀波，提起這段往事，她說已經記不得了，可這段經曆卻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記憶裏。人的適應能力是強大的，經過勞動的鍛煉，很快我們這些半大小子也逐漸強壯起來，也能扛起180多斤的麻袋一溜小跑，登上三級跳板也不再腿打顫了，一個麥收下來，我們都成了個頂個的壯勞力。曾經有個哈爾濱知青和我們連當時扛麻袋最棒的老職工打賭，扛起三個180多斤的麻袋上跳板，楞是把跳板給壓斷了，至今感到後怕。
三、 我們連的“右派”老於
1969年，正是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們這些剛剛進入連隊的知青，在全連的一次大會上第一次被告知連隊裏還有一些“階級敵人”，要我們隨時提高警惕，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當時被點名的好像有三、四個人。其中一名叫於得水的“右派”，在我的記憶中非常深刻，此人出身“貧雇農”，當過兵，還上過朝鮮戰場，按道理應是根紅苗正的自己人，怎麽會是階級敵人呢？後來聽老職工講，老於嘴不好，見到什麽不滿意的事情總愛嘚嘚出來，尤其是對幹部的一些做法有意見時，就要不分場合的提出來，為此得罪了不少人，在反右中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連隊監督勞動。別小看這頂帽子，當年它可讓老於本人和家人吃盡了苦頭。那時中蘇邊境緊張，我們武裝連經常夜查行動。和於得水的初次接觸，就是在一次半夜緊急集合的夜查行動中。那夜連隊裏的重點戶，都被敲開門，巡查一遍，看看是否窩藏了什麽特務、壞人之類的。敲開老於家的門，一家人戰戰兢兢、地接受著盤查，老於家給我的感覺是“家徒四壁”，貧困到了極點。盡管那個年代普通百姓家都不富裕，但老於家更甚，家中隻有兩床破棉被，幾個孩子擠在一起，身上蓋的是用化肥帶子拚在一起的所謂被子，唯一賴以取暖的就是做飯時火炕的餘溫了，真不知這一家人如何捱過這北大荒的漫漫嚴冬。
老於有5個孩子，老伴常年多病，沒有工作，因為是監督改造，所以老於的工資永遠是32元（當時農工工資級別中最低的一級）。32元要養7口人，貧困程度可想而知，好不容易老大初中畢業安排了工作，屋漏偏遭連陰雨，在參加工作的第一年麥收，就遭遇事故被拖拉機壓死了，因為是右派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那時老於趕牛車，我們一排經常安排跟車的活，和老於接觸的機會就多了起來，閑暇時老於會講起在朝鮮戰場的一些往事，接觸多了慢慢地對老於的看法就有些改變，怎麽看也不像“階級敵人”，反而對他的遭遇生出許多同情。記得70年的初冬，氣溫已經降到零下十幾度，我和北京知青李平，跟老於的車往地裏送糞。我們裝車時，老於在那裏不停地跺腳，往返的路上，我們坐在車上，老於跟在車後小跑著。這時我們才注意到，老於居然沒有棉鞋，腳上穿著一雙不知從哪裏撿的元寶口的雨鞋，那麽低的氣溫，如果不是不停地運動，腳凍得肯定受不了。回到連隊後，我和李平一起，從知青宿舍的床底下，勾出了幾雙知青遺棄的棉膠鞋，給老於送了過去，身在逆境，別人給與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關心，老於那感激的眼神，令人至今難忘。雖然連隊的所謂“壞分子”由我們一排看管，但對於“右派”老於，知青們總是給與關照。
再後來，我離開了北大荒。改革開放後，曾經想起老於，全國的右派都得到了平反，老於也該過上好日子了吧？93年回訪二龍山農場，向連隊的老職工提起老於，準備去看望，才知老於在“右派”平反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讓人不勝唏噓。特殊的年代，給了老於那一批人諸多的痛苦和劫難，但願那將成為永遠不會再發生的曆史。
四、 一排的“百雞宴”
1972年臨近春節，能夠得到探親假的知青都已離開連隊，一排32個人還剩下20多人，這個春節要留在北大荒不能回家了。那時我們也就18、9歲，精力旺盛，而當地文化生活又及其貧乏，勞動之餘隻能自己找樂，用我們知青當時的語言叫“窮歡樂”。都是半大小子，有時就不免生出事端來。當時 “八個樣板戲”整天播個不停，聽得多了，所有台詞我們都能背出來。這時不知是誰提議，既然回不了北京了，春節我們一排留下的，也學《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搞個“百雞宴”吧！大家轟然叫好，一致讚成。
可是到哪裏去弄100隻雞呢？拿錢去買，那是不可能的，都是窮光蛋，誰兜裏也掏不出錢來。一幫“壞小子”這時就盯上了當地老鄉的雞窩。說幹就幹，當天晚上，幾個夜班在團部彈藥庫站崗的知青，下崗後提上麻袋，向二龍山火車站的家屬區出發了。白天去火車站拉煤時就看好的兩個雞窩先遭了殃，一氣兒掏了20多隻。洋洋得意地回到宿舍，在宿舍睡覺的知青，聽到雞叫，都爬了起來。連夜拔毛開膛，裝在麻袋裏往窗外一掛，零下30多度一會兒就凍成了冰坨。大家還盤算著：再有幾個晚上就能湊夠１００隻了！
誰也沒有想到，第二天“東窗事發”，我們被不知是哪個想要求進步的知青給告發了，團裏的參謀長發了火，責令連隊嚴肅處理，我和李平承擔了主要責任，分別在團員大會和連隊大會做出檢查，並被責令帶著褪好了的凍雞，登門去向老鄉道歉。到二龍山車站的一個老鄉家裏，我們想賠償些錢，老鄉說什麽也不要，“你們知青還是孩子，遠離父母來到北大荒，不容易，幾隻雞不算什麽。”“兩座山不能碰在一起，兩個人總有碰麵的時候，就算我們做個朋友吧。”一席話讓我們這些做了壞事的半大小子感動不已，至今難忘。
年輕時做出的荒唐事，現在回想起來還感覺對不住二龍山的老鄉，那個年代，誰都生活得不容易。９３年回訪時，特意來到二龍山火車站，想去看看當年被掏了雞窩的老鄉，已是人去屋空，讓人不免生出許多遺憾。事情雖然荒唐，但也算是一段青春時代的記憶吧。
五、 與虱子的“戰鬥”
來到北大荒，遠離了家人，我們這些半大小子30多人擠在一個不大的宿舍裏，一長溜的大通鋪，住宿條件非常擁擠。又不像在北京隨時能洗個熱水澡，男孩子生活自理能力普遍較差，宿舍裏的衛生狀況可想而知。尤其是晚上收工回來，勤快些的還知道洗個冷水澡，懶些的倒頭就睡。那時我們宿舍裏燒的是火牆，（半個汽油桶做成的煤爐，帶一段紅磚砌成的磚牆），火牆在晚上放滿了我們白天穿的棉膠鞋，準備烤幹第二天接著穿。宿舍裏臭汗味、臭棉膠鞋味混合在一起，那種奇異的味道，恐怕城裏人初次進門能給薰個跟頭。我們身處其中，久而久之倒也不覺得怎麽難聞。
衛生狀況不好，自理能力又差，很快我們就受到了懲罰，不知在誰的身上首先發現了虱子，迅速蔓延到了全宿舍，連我們排最講衛生的楊柱（如今已是北京大學的知名教授）也沒有幸免。晚上，睡覺前脫下內衣，衣縫裏隨手就能捏出幾個吸血吸得滾瓜溜圓的虱子，丟在火裏燒得啪啪響。虱子這個東西，光靠手捉是不行的，它繁殖能力強，產的卵（蟣子）又不易發現，很快不光衣服被子裏有虱子、蟣子，有的連頭發裏也發現了虱子的蹤跡。怎麽辦？生活條件不好，營養本來就貧乏，我們的血總不能養著這樣一批吸血蟲吧？一定要徹底消滅之！經過全排的討論，一致決議在休息日統一、徹底治理，這樣才能有效果。首先每人把所有穿過的內衣褲，被裏、床單等全部集中在一起，跑到夥房借來一個大號的鋁盆，放在火爐上，把所有可能帶有虱子和蟣子的衣褲統統放在大盆裏，水燒開後爆煮一天。為了消除頭發裏可能殘存的虱子，我們一排全體戰士在排長高興運帶領下，全部剃成光頭。以至於在全連集合時，一排的光頭居然成了連隊的一道風景，引起哄堂大笑。
說也奇怪，經過實施我們自己琢磨出的治理辦法，倒也效果顯著，虱子居然被徹底消滅了，加之後來人長大了些，也知道勤換衣服，講究衛生了，在後來的北大荒生活的日子裏，我們身上再也沒有出現過虱子。
後來戰友們聚在一起，提起往事，有人笑稱：“如果誰在北大荒沒有生過虱子，就不能說真正接受過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六、 我們連隊的文藝宣傳隊
在北大荒的日子裏，文化生活是匱乏的，加之文革的特殊年代，能看到的電影就那麽幾部，現在都能背出來：國產片《地道戰》、《地雷戰》、《英雄兒女》，朝鮮影片《賣花姑娘》，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等等寥寥幾部，但是偶爾能看到這幾部老掉牙的電影簡直就是一種奢侈了。
每逢團部放映露天電影時，知青們總是走幾十裏路也要去看，那時既是享受看電影的樂趣，同時也是各個連隊之間多日不見的同學間聚會，所以團部一到這時就格外熱鬧起來。
放映電影的次數很少，一年也趕不上一、兩次，而我們這些知青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齡，除去出工勞動、站崗放哨，業餘時間總要想辦法打發掉，這時我們連隊裏自發組織的“文藝宣傳隊”也就應運而生了，連隊領導居然也表示支持。知青裏人才多，吹拉彈唱的人才一應俱全，鄧國慶出任隊長和總導演，徐婉、趙大陸的小提琴、手風琴，張安生和木匠小李的二胡、京胡，我的笛子，居然很快就組織起了像模像樣的樂隊，擔當舞蹈演員的有黃三秀、劉中蘇、李士英、孫國慶、邢誌勇等人。節目緊跟當時的潮流，有樣板戲選段、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還有舞蹈等等。湊出了一整台在當時感覺還不錯的節目。宣傳隊的成員收工回來後，都到連隊的大食堂裏業餘排練，有時連隊領導也破天荒地在舉行演出前允許宣傳隊可以占一部分工作時間排練。占用工作時間能暫時離開艱苦的勞動，也引起一些人的羨慕，後來知青聚會時，有的知青開玩笑說，你們這些當年“從事”文藝工作的，逃避了不少勞動。
清楚記得宣傳隊第一次在連隊亮相，連隊的所有人員還有職工家屬等幾百人，早早地就都擠在400米大食堂裏，等待著欣賞我們連隊知青自己的演出，居然有些節日的氣氛。節目的順序現在已經忘記，但舞蹈《亞非拉人民要解放》，贏得了滿堂喝彩，為追求演出效果，出演非洲人民的邢誌勇用鞋油把自己的臉和脖子抹得漆黑，（真是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後來用了許多肥皂才洗幹淨。）《智取威虎山》選段中，黃三秀出演“小常寶”，我們連的貧下中農代表老肖出演她爹，一段唱腔，一聲呼喚，也感動得大家熱淚盈眶。鄧國慶出演的“李勇奇”，一大段唱腔後，應該有出演老鄉的演員出場，拉住出演“少劍波”的演員孫國慶的手，叫一聲“長官”；由於人員不夠，隻好由我客串。我出場後，一身破棉襖，弓著腰，朝著孫國慶低沉的喊了一聲“長官——！”，我是樂隊成員，從沒登過台，出場後就一句台詞，給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前仰後合，笑得簡直直不起腰來。演出結束後，全連給與了我們熱烈的掌聲。
現在回憶起來，我們的演出水平並不高，樂器也破舊，又沒有音響設備，但在文化匱乏的當時，我們這隻業餘宣傳隊給連隊裏帶來了不少的活力和歡笑，也算是苦中作樂吧，現在回想起來還頗有些自豪感呢。
七、 對於“寒冷”的記憶
我們下鄉的那個年代，北大荒的冬天特別的寒冷，白天零下30多度，到了夜裏，最低氣溫曾經達到過零下40多度。一泡尿撒出去，還沒等流散開來，就已經結成了冰，那才叫真正的“滴水成冰”呢。
我們連隊是武裝連，當時組建武裝連的目的，按照官方說法叫“屯墾戍邊”，是打算一旦中蘇開戰，我們這些武裝也能抵擋一陣子。所以我們的建製和武器裝備完全是按照正規部隊配備的。日常的訓練也是必不可少的，冬天趴在雪地裏練射擊，一趴半天，起來時腿凍得沒有了知覺，活動半天才緩過來。一次半夜緊急集合拉練，走在我前邊的知青老朱，皮帽子沒有係緊，耳垂露在了外邊，寒風一吹，耳垂眼看著就變成了白色，回到宿舍後，變白的部分迅速膨脹出一個雞蛋大的水泡，治療了好長時間才痊愈。後來老鄉告訴我們，遇到這種情況，一定不能進屋，要用雪地的雪使勁揉搓凍處，直到出現血色，才不會被凍傷。我們的鄰居15連有個北京知青，小時候得過腦膜炎，落下個夜遊的毛病，三九天半夜犯病，光著腳從宿舍裏跑了出去，被凍倒在鐵路旁，被夜間巡道的鐵路工人發現，趕快給團部打電話，送到師部醫院，命保住了，雙腿從膝關節處被截了肢。後來被父母接回了家，戶口也隨之轉回北京。那時不少知青還覺得他是因禍得福呢，都沒想想他這輩子怎麽過？
北大荒最可怕的天氣是刮“大煙泡”，大煙泡是當地人的叫法，其實就是狂風裹著雪漫天飛舞，讓人睜不開眼睛，幾米之外看不到東西，能見度極低，氣溫急劇下降，這個時候如果在野外，那就慘了，根本找不到道路，隻能在風雪裏瞎轉，最後由於寒冷而凍斃。聽當地人講附近村裏就曾發生過刮大煙泡時凍死人的事情，事後發現那個人倒下的地方已經離村子很近了，就是沒有能摸回去。
那時候，我們冬天穿的就是臃腫的棉衣棉褲，羽絨服等防寒用品從沒聽說過，那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能有件毛衣的都寥寥無幾。空心棉襖居然也扛過了寒冷的冬天。出門前，棉大衣、棉手套、狗皮帽子、大頭鞋一件也不能少，臉上要捂上厚厚的大口罩。回來時都是一個模樣：皮帽子和眉毛、頭發上掛滿白霜，口罩外邊凍成了硬梆梆的冰殼，每個人不用經過職業訓練，都掛著一樣的笑容，那是臉部肌肉被凍僵硬後呈現出的表情，就像安徒生童話裏賣火柴的小女孩。
現在全球變暖，北大荒也沒有了當年的超低溫嚴寒，2006年春節假期，和夫人一起去黑龍江亞布力滑雪場，由於防寒服、防寒鞋等穿戴齊全，沒有覺得寒冷，反而有冷得很舒服的感覺。當年我們小小年紀就在北大荒的嚴寒中勞動、訓練，也沒有覺得如何的不能忍受，大概就像我們開玩笑時所說的：“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吧。
八、 動物也通人性，需要和諧相處。
牲畜是幫助人進行生產勞動的幫手，雖然不會表達，但人對待它的態度好壞，其實它是有數的，有時會通過某種方式表達出來。一年冬天，記得是我和北京知青劉玉峰一起跟著馬車去很遠的地方拉木柴。車老板是連隊裏技術和人品都口碑不好的人，名字忘記了，平時好喝酒，喝多了就打老婆。去的路上是空車，但路程遠，他就不停的抽打著拉車的馬匹，總讓馬車一溜小跑著，不給牲畜喘息的時間，還沒裝車，牲畜已是大汗淋漓。到了山裏，用了不長的時間，我們砍好的木柴裝了高高的一車，勒好刹車繩，我們爬到裝好木柴的車頂，準備往回走，盼望能在天黑前能趕回連隊，要不然在野外碰上狼群那可就糟了。
馬車出發後，車老板依然像來時那樣，不顧現在已經是重車，用鞭子啪啪的驅趕幾匹馬快些走，還沒有走出樹林，轅馬突然罷工了，四條腿死死地釘在地上，任你怎麽抽打，再也不肯挪動半步。車老板拿出一根粗木杠，讓我們在後邊驅趕架轅的馬，他在前邊用鞭子狠狠抽打著拉套的三匹馬，企圖靠暴力強迫馬車前行。我們不忍心打那匹轅馬，隻是用木杠輕輕敲打著馬屁股，前邊三匹馬在鞭子的驅趕下，拉套的繩子被繃得緊緊的，可轅馬身體後傾，四條腿撐在地上，一副“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幹了”的架勢，車老板折騰得滿頭大汗，馬車再也挪動不了半步。天色漸漸暗了下來，距離連隊還有三、四十裏的路程，我們心裏暗暗著急，不由地朝車老板發起火來，不許他再死命地抽打馬匹，大概車老板也是筋疲力盡了吧，跑到一邊喘著粗氣。我們兩個知青跳下車，用手輕輕撫摸著馬頭和脖子，對轅馬進行撫慰，轅馬緊繃著的四條腿才漸漸放鬆下來。可我們發出前進的指令，轅馬依然不肯前行，我們跑到車前麵仔細看看裝好的滿車木柴，不由得心中大怒，原來由於車老板在碼放木柴時給裝偏了車，整車木柴的重心完全壓在了轅馬的背上，而且還向右側傾斜著。這樣的車怎麽拉？幾十裏山路豈不是要把轅馬累死？！天已經黑了下來，重新裝車根本來不及，我們爬上車，七手八腳地把車上的木柴卸下大半，壓在轅馬背上的車轅漸漸抬高了，重量不再完全壓在轅馬背上，轅馬輕輕的打著響鼻，似乎是在表示著感謝。馬車繼續前行，一路上我們無語，那天我們很晚才趕回連隊。
現在回想起來，那匹轅馬是在用“罷工”對不能善待它的趕車人進行著無聲的抗議，馬雖然是牲畜，但在與人的合作中也需要善待和關愛，那樣才會建立起相互之間的和諧，它才能努力地為你工作。可悲的是有些人可能永遠也明白不了這個道理。
九、 對“飯票”的記憶
前段時間看了部電視連續劇《血色浪漫》，描寫的是在陝北插隊北京知青的遭遇，劇中有一段情節：一群北京知青和當地老鄉一起，由於村中斷糧而出去乞討的故事。劇情我相信在現實生活中也是絕對真實的。由於都有過下鄉的共同經曆，我的情緒在隨著劇情的發展而跌宕起伏，看到感人處禁不住熱淚長流。一段我自己在黑龍江的經曆也不禁浮上心頭。
和那些在陝北和山西插隊的北京哥們兒、姐妹兒們相比，我們在黑龍江的知青要幸福多了，最起碼大白饅頭管夠，隨便往飽了吃。雖然副食不好，但吃飽是毫無問題的。
十六、七八歲這個年齡段，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們承受著超出那個年齡不該承受的重體力勞動，使我們這些半大小子飯量驚人，一般一頓都能吃個四、五個饅頭再加一大盆菜湯。我在同齡人中，當時算是比較強壯的（不然也不會給我分到機槍班）。所以飯量更大一些，2兩一個的肉餡大包子，一頓能吃10個，饅頭最少也要吃5個。好在不限量，使勁往飽了吃就是了，胃也越撐越大。
可好景不長，第二年由於一師的其他團遭災減產，我們團要節約出糧食支援兄弟團。結果是我們人人都要限量供應糧食，每人45斤定量，飯票發到手裏，憑飯票到食堂打飯。一開始，我還能算計著手裏的飯票，看看一頓應該吃多少合適。可畢竟勞動強度大，消耗也大，那時副食又沒有什麽油水，所以總感覺饑腸轆轆。後來幹脆先吃飽再說吧，要不然哪有力氣幹活。一天，從麥收的地裏回到宿舍，幹了一天，人人都很疲勞饑餓了，大家爭先恐後地拿起飯盆就往食堂跑去。我一摸兜才發現，30天的定量不到20天已經吃光了。隻好垂頭喪氣地一個人回到宿舍，想想後邊還有十幾天呢，該怎麽過啊？！要是在家裏，在父母身邊該不會這個樣子吧，越想越委屈，忍不住一個人在宿舍裏“哇“的一聲哭出聲來。剛剛17歲，還是個孩子，請大家別見笑。這時同宿舍的戰友們剛剛從食堂回來，大家紛紛圍了過來，有的趕快跑出去給我打飯，有的拿出自己也剩的不多的糧票塞到我的手裏，不知是誰跑到女生排那裏又湊了不少糧票（女生畢竟飯量小些），居然給我湊出了下半月的糧票還有富裕，在戰友們的幫助下我度過了難關。
人在危難中，戰友之間的相互關心、支持和幫助，那份純真的感情，那份不求回報的真誠相助，使我至今曆曆在目，不能忘懷。盡管至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給我湊的飯票，但我知道他（她）們都是我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兄弟姐妹！永遠忘不了你們，我的好兄弟好姐妹們！你們的戰友情誼，是我一生最為寶貴的財富。
十、 知青情結
知青情結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是深入到骨髓裏去了，知青的經曆對我們產生的影響，其實很難用語言描述清楚。前些年出現過許多知青題材的作品，我個人比較喜歡梁曉聲的小說和影視作品，畢竟是黑龍江的知青作家，有過親身經曆，作品讓人感到真實親切。知青生活也不是像有些作品描述的那樣始終充滿苦難和悲慘，畢竟我們的青春年華是在那時度過，還有許多值得我們留戀和回味的東西。那裏既留有我們在革命傳統教育下的青春激情，也留有我們對艱苦生活的無奈。這兩樣情緒其實是矛盾的，但卻是實際存在的。記得一次看鳳凰衛視主持人魯豫的一次訪談節目，被訪者是當年雲南插隊的上海知青，說到一件事情，是我們幾乎所有知青都曾有過的經曆，那就是一個夢境，回城多年後不斷重複的夢境，夢中都是一個情景，就是又回到了當年下鄉的地方，而且再也回不了城了，結果都是從夢中驚醒。這個情景共同發生在有過知青經曆的大多數人身上，很值得心理學家研究。其實那是在我們當時尚未發育完全的身心上一次深深的恐懼烙印。與此相反的一種情緒，就是所有知青對當年下鄉的地方都有著深深的眷戀，許多知青一有機會，就拉家帶口地跑回去看看。無論是內蒙、黑龍江、山西，還是陝北、雲南，知青們無不把它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當年黑土地的老鄉到北京來，北京知青就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無比熱情地接待，坐在一起有著拉不完的家常話。
最值得我們珍惜的是知青之間的濃濃戰友情，無論是上海還是北京、天津，當年的戰友聚在一起，沒有貧富貴賤，沒有地位高低，雖已都年過半百（有的已經做了爺爺、奶奶），相互叫著外號，擁抱在一起，仿佛又都回到了年輕時的純真年代，那種感覺是如此的美好，以至於我們都忘記了時間，分手時又戀戀不舍地相約著下一次的聚會。平日裏一個電話，一封短信，相互的問候裏帶出的是濃濃的戰友情誼。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這一代人最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願我所有的知青戰友們永遠保留這種純真友情，再過20年我們雖然不再年輕，但那時聚在一起我們會依然充滿著歡笑。
孔建國 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六團十一連
現在北京雁棲經濟開發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