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回憶的意義
梁曉聲
人有一些能力是無法被禁止的，如思考、想象、回憶……
這些能力是人在智商方麵高級於動物的前提；能夠被限製，但確乎無法被禁止。
就說回憶吧，哪些人有辦法禁止另一些人回憶呢？
假使一個人被關入牢房裏，甚或正被押往刑場；開始回憶了，那麽也就開始了，沒誰禁止得了。別人隻能看出某人似乎在回憶，但卻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肯定這一點。至於某人究竟在回憶什麽，更是別人難以證明的。人類已經發明了些破譯腦波的儀器，然目前還沒有一種儀器，足以科學地肯定某人是否在回憶和正在回憶什麽。
禁止一個人的大腦正在進行著的回憶隻有一種方法，便是終止其生命，或使其大腦噶然死亡。此種方法理論上成立，卻沒有過現實中的例子。
人為什麽要回憶呢？
因為某些記憶在腦區留下深刻的烙印了。
這樣的一個人；一些人，他或他們自己想不回憶都做不到。於是鬱悶，苦悶。有時訴說能減輕；有時不能，隻有靠寫出來，白紙黑字印出來，引起別人們的關注；才能。
“上山下鄉”運動漸成曆史，距今40年了。幾乎每一個當年的知青，頭腦中都烙下了或這樣或那樣，深刻難忘的記憶。
知青大返城也是30年前的事了——為什麽三四十年過去了，早已不年輕的知識青年，仍要不斷地進行回憶呢？
我是在替不理解的人們發問。
我也曾是知青，我當然是理解的，正如我明白我自己何以寫了不少與“知青”二字有關的小說和散文、雜感與斷想。
所謂“上山下鄉”運動，當年是一場以不可抗力拋擲了一千幾百萬青年命運的大事件，任何一個人都根本不可能替代一千幾百萬人說盡他們的感受。絕大多數人永遠覺得自己是“沉默的大多數”；而事實其實正是如此。在以往的30年中，“知青”話題受限多多，“沉默的大多數”一直沉默，沒有多少機會表達個體感受。某些自以為曾替別人道出了些知青感受的人，比如我吧，又其實隻不過一廂情願，有時還未免自以為是地反映出了點共性的表象而已。
30年來，“沉默的大多數”一直盼望有機會親筆寫出他們的感受給世人看——現在，時代的禁忌少了，他們可以如願以償了。
十幾年前，曾有知青們策劃出版了一本《北大荒知青回憶錄》，我還是編委之一。很厚的一本書，也隻不過能收入幾十名北大荒知青的回憶而已。
“沉默的大多數”，仍是“沉默的大多數”。
而現在這一本書，以一個團的知青為範圍。那麽，隻要願意將自己的回憶“變為”一篇回憶錄性質的文章的，也許夙願都可實現了。
故我認為，倘言這一本書與別的關於知青的書有什麽不同，便是——它是由以往30年中“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一部分的回憶內容編輯而成的。
有什麽意義？——這是普遍的人們如何看待一本書的一向態度。
叩問意義，當然也就是價值要求。
我覺得，這一本書的價值不在於文學性，而在於史料性。能令讀者最大程度地相信的那種史料性。因為編輯在這一本書中的內容，都是真人真事，都是回憶者們頭腦中最深刻的記憶。
也許由於我當年曾是他們中的一個吧，讀其中的部分文稿時，心頭每覺愴然。
朱繼紅筆下的大力；鄒靜之筆下的梁明和她的父親；鄭誌宏老師筆下的路良才；鄭俊富筆下的那些所謂“舊軍人”；康勤筆下的妻子；黨大建筆下的父親……烙在回憶者們記憶之中那些以往年代的知青以及親人的印象，一經呈現於文字，仿佛看老照片，每使我心砰動，眼眶頓濕……
魯曉風回憶中的事令我掩卷沉思——那名當年為夥伴們盜書的知青，近乎是普羅米修斯了。曉風當年有幸得到了其中一本《辭海》，卻至今不知那名知青的姓名。故我覺得，他這篇回憶文章，具有對不知名者的“感恩”色彩。正因為不知其名，“感恩”之心尤見其誠。
具有“感恩”色彩的回憶文章，不至魯曉風那一篇。郝連娣回憶中的周排長；劉劍峰回憶中的指導員，也都確有值得知青們感激之處。
民間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有時那“滴水”並非滴入口中，而是滴入心間；我們雖然至今還做不到“湧泉相報”，但將我們的感激寫出來給世人看，證明好人是有理由被別人記住的，便也是一種回憶的意義了。
……
一月對許多人都是忙忙碌碌、顧此失彼的月份，對我也不例外。
承蒙六團的知青戰友們抬舉我，命我寫序，於是記下以上感想。不成文章，隻能算是完成任務罷了。我為“沉默的大多數”夙願成真而高興……
2008年1月17日
於北京
40年，這個世界變了很多很多。。。而這一代人對生活的熱愛還像當年一樣炙熱！還沒有讀到所有的文章，但從目錄上就能感受到那種樂觀堅強，愛和熱情！
謝謝筆者們這“湧泉”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