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
隨便寫寫
要說中關村，還要說一說它的幾任領導（不一定是院長，但是是主要負責人）。從第一屆開始，郭沫若任院長，實際上是張勁夫主持工作，然後是胡耀邦，方毅，周光召，盧嘉錫，到現在的路甬祥。這幾個人裏，郭沫若和後麵這三位都是海歸，都是大知識分子，海歸。而口碑最好的卻是兩位不是知識分子的領導---張勁夫和胡耀邦。（我並不是說其他幾位不好，隻是說人們懷念誰當政的時期）不信你去中關村問問老人們，人們最懷念的領導，保證是這二位。這可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誰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誰說工農幹部不能領導知識分子，我看問題不在這些，在於誰尊重知識分子，誰把知識分子當回事。當然這個問題不是我在這裏能討論的。
記得母親的一個同事講起過，當年張勁夫作為副院長，曾親自帶著人在中關村檢查衛生，發現問題就立即解決。他還隨隨便便的就走進了母親那個同事的家裏，坐在他家的床上，隨和的和他們聊天，說要是中關村的每家每戶都像你們家這麽幹淨就好了。現在能身居高位，卻又能這麽細致地做工作的人，恐怕不是很多了。
那時的張勁夫也才不過四十幾歲，卻能把一個中關村搞得那麽有聲有色，能吸引那麽多知識分子，包括許許多多海歸，不顧國內生活條件比國外差，全身心的投入到祖國建設中去，實在是應了“士為知己者用”那句話。
還有一件令中關村的孩子們難忘的事情。60年代初，中國乒乓球隊在世界比賽中不斷取得好成績，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張燮林的名字家喻戶曉。為了讓小孩們有地方打球，院裏在每個樓前麵都砌了個水泥的乒乓球台子，小孩兒們一放學，就聚在球台前打乒乓球。事情雖小，卻讓人難以忘懷。時至今日，球台恐怕已不複存在，但在那一茬孩子的心裏，大概都還記著。
張勁夫之後，經曆文革初期幾年暴風驟雨般的動蕩之後，70年代初，胡耀邦主持科學院的工作。為了能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他搞了個人們稱為“五子登科”項目，就是為中關村的知識分子解決五個具體的生活問題。
房子，從50年代末，中關村就沒再蓋過新住房，人們的居住條件越來越差，像景潤那樣身居六平方米鬥室的人大有人在。要按人均住房麵積算，景潤一個人還算寬敞的呢。雖然胡耀邦蓋的幾座樓是杯水車薪，可在那時已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爐子，說白了就是他給大家弄來了煤氣罐，那時大家還在用蜂窩煤，每個月要自己往樓上搬幾百塊蜂窩煤。煤氣罐終於讓人們告別了蜂窩煤的時代。
孩子，中關村人口越來越多，幼兒園卻一直隻有一個，我上幼兒園時就是那個，等我都下鄉了，還是那一個。於是在23樓旁邊，蓋了一個漂亮的第二幼兒園。
妻子，就是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文革中許多家庭分居兩地，三地。一紙北京戶口如千金難求。胡耀邦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解決了一些兩地分居的問題，但鞭長不及馬腹，還是有不少人家未能解決。我們一家分居三地，直到77年才得以團聚。
票子，就是漲工資。這實際上是人們一廂情願的想法。那時漲工資哪能一個單位自己漲，胡耀邦也就是在權限許可的範圍內，搞了點補貼而已。
但就這些，已經讓中關村的老九們（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稱呼）感激不盡了。老九們雖然可以耐得住一時的清貧，卻也不能長期不食人間煙火。胡耀邦實在是為中關村的人們切切實實的辦了實事。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批判右傾翻案風，胡耀邦又黯然離去。
多少年後，中關村的人們憶及走過的曆程，打心眼裏懷念為他們做了好事的人。這就如那歌裏唱的，“天地之間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中關村是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有人說，站在82樓的副食店樓上往下扔磚頭，被砸中的，十個人裏有八個是研究員或副研究員。此話不無道理。常常走在中關村大街上，冷不防看著對麵過來一個人，留著寸頭，鼻子上架著一付眼鏡，目光直視，若有所思，待走到近前一看，喲，這不是景潤嗎？要不就是排隊買菜，看見前麵一個人正和別人說話，看著像在哪裏見過，再一細想，嗨，這不是楊樂嗎？有一次，在福利樓吃飯，旁邊就坐著錢三強，何澤慧夫婦一家，想著身邊就坐著中國的核彈之父，你說這頓飯吃得是什麽滋味？
文革結束後，科學院把在中關村南麵靠近北大附中的那個屠宰場買了下來，在上麵蓋了幾座漂亮的高樓，號稱正研（究員）樓。馬路對麵，還有幾座副研樓。一大批知名科學家都搬了進去。這時，中關村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才算真的得到了一些解決。
住在中關村，可以得到許多學習上的便利，你可以感覺到占了許多得天獨厚的資源。身邊的那些老九們，對生活比較馬虎，對做學問和教育孩子，卻並不馬虎。常常是他們無意的一句話，就讓你受益匪淺，終身不忘。
高考前夕，有一次我在一個朋友家複習物理，他老爸看見了，就隨便問了一句“質量是什麽”？我們當時也是懵懵懂懂，一個說是重量，一個說是含物質的多少。他老爸告訴我們，應該說質量是物體慣性的表示。等到後來考物理時，這個問題就赫然印在考卷上。考過之後看到標準答案，就是他老爸說的。這幾分簡直就跟白送我一樣。心裏真是佩服的不得了。
父親的那個大學同學，有一次到我家來，看見我在複習數學，隨手就寫出一道比較難的三角函數證明體讓我去做，我可是真佩服他的記性。那麽長的一串，居然一點不錯。前些日子在電視上看到他和別人辯論偽科學，仍是當年那幅樣子。他的觀點人們見仁見智，但他思考的敏銳和邏輯的清楚，確是給我很深的印象，說話往往是一針見血，一語中的。那時他問我想報什麽專業，我說想學工科，文科是非太多，畢業後又不好找出路。他說，你可不要重理輕文呀。比如這經濟學，我們大學裏現在隻教政治經濟學，而國外的經濟學，管理學都已經到了定量分析，可以預測的程度了。想到十多年後的MBA火爆，經濟，管理專業成為熱門，而數理化卻相對變冷，不能不說他有一些先見之明。
中關村的老九們愛說，我們一沒錢，二沒權，隻能在給孩子們講數理化上下點功夫。有一陣子為了高考，給中關村的子弟辦補習班，可來勁著呢。數學所辦數學補習班，物理所辦物理班，化學所辦化學班，一個個都不遺餘力。這當中屬數學所講的最好。能把枯燥的數學講的讓人不煩，沒兩下子還真不行。你聽著他們講課的架勢，就如同聶衛平，馬曉春講圍棋複盤那樣子差不多。數學所的那些人當年一個個可都是全國高考的數學尖子，講高中數學是小菜一碟。講完例題後常常意猶未盡，問下麵的學生，你們誰有不會的題，盡管拿上來。他們都是當堂解答，從不打磕喯。
後來，科學院團委還委托數學所出題，舉辦了一次科學院青年工人數學競賽。記得有一道題出的十分刁鑽。給了一道二次曲線方程，讓你畫出它的圖形。一般的二次曲線無非是圓，橢圓，拋物線或雙曲線。而這道題的答案卻是一個極端情況，是一個點。結果隻有物理所的一個青工作對了。發獎那天，是在友誼賓館的科學會堂，還請來了華羅庚。參賽的人每人發了一本華羅庚簽名的數學手冊，就是那種64開本綠封麵的。相信每個人都會覺得那本數學手冊編的十分好用。
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會聯想到杜甫的詩句，“好雨知時節，. 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正是這些人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才使我在經曆文革之後，仍能擠上大學的末班車。
到了8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的大潮也衝向了中關村。記得是物理所的一個研究員，陳春先，率先在黃莊郵局旁邊買下了一家飯館，開了知識分子辦公司的先河。他的名字倒是應了“春江水暖鴨先知”之說。那時，許多人尚不知公司為何物。聲學所辦了一家“科理高技術公司”，應該念做科理--高技術公司，許多人為了順口。都念做了科理高—技術公司。
再到後來，有了電子一條街，人們戲稱為騙子一條街。馬路兩側，皮包公司林立。走在路上常常冷不丁的被路邊賣毛片的鄉下婦女攔住。如今，雖然難免偶爾還會碰上，但已經比以前少多了，公司也越來越正規了。
出國以後，每次回去，都可以感受到中關村的變化，中關村的變化，實際上就映射著我們國家的變化。
就如同任何一件事都會有它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一樣，在經曆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之後，中關村終於開始向成熟邁進了。如今，海龍大廈，中關村圖書城等諸多大樓早已取代了當年的建築。一個個有自己產品的公司也應運而生。四通，聯想, 紫光這些公司雖然還比不上美國的IBM，CISCO, Apple, 但我相信它們早晚也會躋身於世界級的公司之林的。
中關村的明天會是非常美好的。我衷心地祝福中關村的人們。
完
那時候幾乎每個公式都會背出來。現在是一個也記不住了。
我見到的中關村已經和你筆下的很不同了，也是一段不可磨滅的印記。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