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歲月，劉少奇與毛澤東可謂相知相輔。劉少奇不僅是毛的得力執行者，更是其權威的重要塑造者。1945年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劉少奇功不可沒。毛的“神化”，劉是重要推手之一。
建國之後，兩人的差異迅速顯現：毛澤東強調“繼續革命”，認為階級鬥爭仍是綱；劉少奇則主張製度化治理，強調經濟恢複與秩序重建。這種分歧，在“大躍進”之後驟然放大。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成為兩人關係的轉折點。大躍進失敗，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全國百廢待興。毛澤東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有意退居二線；而劉少奇則在報告中提出那句震動曆史的判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八個字，表麵是總結，實則已構成對毛路線的根本性否定。毛澤東退居幕後，但並未放棄最高權威，劉少奇則在實際治理中掌握了國家運轉的主導權。隨後，劉推行“三自一包”等政策，迅速恢複經濟。
經濟的成功，成為政治的不安。在毛看來，這種“務實路線”正是“修正主義”的開端，是對其革命理念的侵蝕。權力雖未明爭，心理已成對峙。
1965年前後，毛澤東開始布局反擊。他離開北京，南巡各地，在體製之外重新整合力量。其突破口，是一篇看似文藝批評的文章——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這篇文章由姚文元發表，但真正的政治意圖，直指北京市委乃至更高層。通過批判“替民請命的清官”，影射現實政治人物，從而打開政治鬥爭的突破口。
毛采取的是典型的“外圍包抄”策略，從文化領域切入，先打擊地方權力核心（如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逐步逼近中央最高層。劉少奇雖有察覺，但仍以傳統邏輯應對，未能識破其整體戰略。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出爐。這一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起點，指控黨內存在“資產階級司令部”，號召全麵揭發。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份文件，是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通過的。彼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在幕後掌控全局。劉作為國家主席，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一文件。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點，也是劉少奇的終點。局勢迅速失控，麵對高校動蕩，劉少奇與鄧小平試圖恢複秩序，派出“工作組”進駐各地，想維持秩序，控製極端行為，防止運動失控。但他們不知道，這場運動，目的就是要“失控”。
毛澤東隨後迅速反擊，指責工作組“壓製群眾”，將其定性為“路線錯誤”；進而將矛頭轉向劉、鄧。劉少奇從“領導運動的人”，變為“被運動針對的人”。
中國社會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傳統權力結構被主動削弱，群眾被賦予“造反權”。學生組織迅速激進化，“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批鬥、揭發成為常態。1966年8月，毛澤東返回北京，發表《炮打司令部》。這張大字報，直接點名劉少奇，標誌著鬥爭進入公開階段。劉少奇被定性為“走資派”，政治地位驟然崩塌。
在被批鬥過程中，劉少奇曾試圖以法律自保。他手持憲法，向紅衛兵抗議：“我是國家主席，應由人大決定罷免。”這段話，堪稱整場文革最具象征意義的瞬間之一。當政治運動淩駕於製度之上時，法律不再具任何作用。
1969年，劉少奇被秘密押往開封。身患重病，無人照料，被剝奪基本醫療條件。最終，他在孤獨與痛苦中去世。他火化登記使用假名，職業欄寫“無業”，從國家主席到“無業者”，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墜落，更是製度崩塌的象征。
1981年，中共通過曆史決議，否定文革。劉少奇得到平反，恢複名譽。
史臣觀此事，歎曰：昔劉少奇擁戴毛澤東，以立其威；後又主持文革，以啟其禍。始為功臣，終為罪人，非其本意，乃勢之所逼也。毛澤東運籌帷幄，假群眾之力，以製政敵；然十年動亂，亦幾損國本。是謂“以火攻人，亦自焚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