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運動及共產主義失敗論
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之後，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們就鼓吹“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在中國的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以及在國外的反共華人們也跟著鼓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空想論，不可行論”等等之後，那麽，在全世界一統式的新舊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資產階級反共分子們得出了如下結論：新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成了落後空想的社會製度，而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成了先進永恒的社會製度！
反觀資本主義製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經在封建王朝的多次複辟中反複失敗過，若按照走資派右派反共分子的鄧小平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邏輯，封建主義製度是否也是“曆史的終結”?在當時被推翻的封建主義製度之後的資本主義製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製度?而且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私有製代替另一種封建主義的私有製，尚且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反複多次的階級鬥爭和不斷地來回複辟與反複辟的多次較量，難道社會主義公有製代替資本主義私有製，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甚至是更為長期、更為殘酷的反複的階級鬥爭的較量?!
人類的社會實踐，有成功和失敗之分。而成功和失敗，又各自都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之分，戰役的和戰略的之分，現實的和潛在的之分，暫時的和最終的之分，部分的和整體的之分，根本的和枝節的之分，本質的和表麵的之分，真正的和虛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之分，等等。而這種區分，離不開一定的標準。運用正確的標準，正確地分析評價實踐的成敗(成功、失敗)和是非，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問題。
論英雄、評是非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英雄、評是非。同理，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也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也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如果僅以首輪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即真正的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被走資派複辟為例就得出““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的結論是否太早了。每一個新生事物都是經過多次反複的失敗再失敗之後才獲得最後成功的。何況社會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的巨大工程。
既然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為標準，那麽，究竟什麽才是正確的檢驗標準?這裏涉及到“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既有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而，客觀現實無疑是真理的標準。列寧說過：“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於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一卷第30頁)這說明，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客觀現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人類誕生以來的客觀現實，不僅存在自然界的客觀現實，而且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人類社會實踐這種新的客觀現實。社會實踐是將人的主觀與現實的客觀結合起來的中介，沒有這種人所參與的客觀現實，根本就無從認識真理。所以，也可以簡要地說，社會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但必須注意的是：“客觀現實”，不但包含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而且也包含無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會實踐”大得多。所以，即使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從精確上說，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和客觀現實作為“真理的標準”，並不涉及檢驗主體，隻是個自在的客觀標準，它不會自動地去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須通過人們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對理論進行檢驗才能完成。這說明，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僅有客觀的“真理的標準”是不夠的，還必須引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即習慣上所說的“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概念，二字之差卻產生了重大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無疑指的是本義的真理。而“檢驗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已經引申變異為“理論”概念了。因為，人們之所以要“檢驗真理”，是因為對作為檢驗對象的理論是否是真理存有疑慮，如果沒有任何疑慮，還檢驗它幹什麽?
所以“檢驗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實際上指的並不是本義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內的全部“理論”。因而，“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規範說法應該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不涉及檢驗主體，而“檢驗真理的標準”，則必須涉及檢驗主體。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要求人們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備必要的素質，必須能夠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進行檢驗，就像給人檢查身體的醫生，必須具備醫務人員的合格素質、必須能夠規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因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絕不是唯一的實踐標準，而是個複合標準：既包括客體標準——實踐基本標準(即真理的標準)，又包括規範指導檢驗者的主體標準——真理指導標準(人類已經創立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統帥的一定真理係統)。在檢驗理論的過程中，實踐基本標準和真理指導標準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辯證標準，離開實踐基本標準，真理指導標準隻是個抽象的標準，根本不能唯物客觀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而離開真理指導標準，實踐基本標準根本不會能動地解決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現的孤立、靜止、片麵的形而上學性與其內在體現的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的辯證性之間的矛盾（即合格的實踐標準同不合格的實踐標準之間的矛盾)，也不會能動正確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
總之，如果說，用同一個真理檢驗同一個真理，是自我循環論證的話，那麽，用“真理”指導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邏輯又必需的論證。
在檢驗理論真理性的過程中，正確運用實踐標準的關鍵有兩點：
一是要解決“什麽樣的社會實踐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基本標準”的問題。米尺是測量長度的標準，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自然物經過人類改造的產物，粗製濫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長度標準。同樣，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必須經過人類的理性改造和運用，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指導的理性改造運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實踐標準。合格的實踐標準，決不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歪曲的、甚至是虛構的社會實踐，而是具有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性的客觀真實的社會實踐。且不論虛構的社會實踐，即使真實的社會實踐，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現著孤立、靜止、片麵、表麵等形而上學的性質。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實踐標準，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
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極端，就否認了人類已經掌握的真理係統是進一步認識世界、檢驗理論所必不可少的科學指導標準，就否認了人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而在實際運用上必然表現為“實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貓論，隻能為了私利和偏見實用主義、瞎子摸象、指鹿為馬地歪用實踐標準。這樣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認識不到;即使認識到了，也往往死不認賬。一個政權如果操起這種貓論哲學旗幡，必然會使權力運行墮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決“什麽樣素質的人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合格主體”的問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合格主體，關鍵是必須具備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檢驗主體的人，其技術素質無疑是基礎性的，而其政治素質則是統帥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都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在階級社會裏，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無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真理，其運用過程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所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領域的合格檢驗主體，首先必須具備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立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作為檢驗主體的人，若達不到真理指導標準對其的基本規範要求，甚至連公正的良知都沒有，還談何正確地運用實踐標準?談何正確地檢驗相關理論的資格?比如說，讓皇帝和官僚來檢驗農民起義;讓資本家及其乏走狗來檢驗馬克思的《資本論》;讓漢奸公知來檢驗普世價值;讓美國鬼子來檢驗抗美援朝;讓孟山都勢力來檢驗中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讓土豪劣紳來檢驗土地革命;讓官僚公知來頂層檢驗文革;讓資改精英和西方勢力來檢驗改革開放;讓尚未暴露的凶手來檢驗作案現場，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結論，豈非異想天開?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所以，人民群眾才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真正主體。
真理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並非是唯心主義的標準，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實踐標準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社會實踐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對性、外部聯係的“形而上學假象”等等，決定了其根本不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標準的這些先天不足，必須由真理指導標準予以理性彌補——如果認為隻要有社會實踐，無需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指導，就可以發展理性認識，那麽野人早就個個都是理論大師了!而作為真理體係統帥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經過社會實踐反複檢驗過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根本規律和靈魂，它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能夠反映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動態係統的整體現實客觀性，這才是最可靠的現實客觀性。
而很多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不可能確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而且，在社會科學領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往往要受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根本製約。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許真理，他們也往往不會去踐行。因為，“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列寧)
關於一切真理性的、科學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觀性，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列寧全集》第38卷第 181頁)。
而對於客觀實踐標準來說，即使其時空跨度再大，也隻能是無限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存在，並不能代表整個的客觀現實，隻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觀性。但作為真理標準的客體(包括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和無限自然界在內的整個客觀現實)，卻是一個具有無限性的客體存在係列，具有完全的客觀性。所以，一個不具有完全客觀性的實踐標準，根本不可能成為“唯一”地反映客觀現實完全客觀性的真理標準。就像檢驗“空間是無限的”理論，唯一靠人類的高速飛行實踐，即使其速度再快、時間再長，也永遠得不出空間無限性的必然性結論，隻有借助於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和辯證邏輯的指導，才能解決這個難題。所以，實踐基本標準與真理指導標準隻有辯證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理論的標準具有盡可能完全的客觀性。當然，由於真理的相對性和實踐的相對性，使得檢驗標準的絕對完全客觀性，隻是一個永遠也達不到的極限;不過，人類在全麵性要求的正確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卻可以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標準，無限地趨近這個極限，而不是背道而馳!
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辯證關係，也決定了真理指導標準的必要性。
關於這一點，列寧的下列論述很經典：“實用主義……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49頁)
“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如果為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第142-143頁)
“在社會現象方麵，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當然，“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中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麵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32卷第83頁)
列寧的精辟論述揭示了，正確認識和運用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哲學、科學問題，即使認識到其真諦，操作起來也是一個大難題，就像學習武林劍俠絕技一樣，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為武林高手，更不用說不諳武林的真諦了。而一句武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恰恰暴露了實用主義者們在哲學上的愚昧無知和別有用心!
人類認識真理的辯證過程也說明，實踐隻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絕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指導標準，真理理念“舍我其誰”？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實踐的指導，而真理理性認識，是實踐的唯一正確指導。認識真理，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是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人的認識，隻有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認識。而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理性認識階段。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和實踐。但僅僅依靠實踐和感性認識，並不能自動得出真理性認識，還必須根據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導對實踐材料和感性認識的科學改造，才能上升為真理性認識。也可以說，沒有真理指導標準所要求的合格認識能力、認識態度，想僅僅通過實踐材料(實踐標準)和感性認識去正確檢驗理論的真理性，無疑是異想天開!猴子也有實踐，為什麽檢驗不出真理?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不行嗎?茅於軾之流也有實踐，也有某種認識能力，為什麽卻瞪眼噴漢奸胡話?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理論思維)和認識態度(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卑下嗎?
毛主席經典地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毛澤東：“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隻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理論來。”
毛澤東：“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隻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曆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隻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麵的和表麵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係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的認識，相反，隻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毛澤東：《實踐論》)
可見，離開辯證唯物主義真理理念的指導，不經理性的“科學地改造”，僅僅依靠實踐，永遠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認識。
而所謂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卻將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在檢驗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統帥指導，割裂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聯係，隻能使認識陷入實用主義的粗野極端。實際上，在所謂的用唯一的實踐標準檢驗真理的過程中，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導，而是隻排斥真理指導，尤其是刻意邊緣化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卻放縱實用主義的理念指導標準——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貓論、摸論、不爭論、唯生產力論”等特色理論——大行其道。他們所極端化的實踐標準，並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唯物辯證的實踐標準，而是被實用主義扭曲的實踐標準——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劍的、牛頭馬麵的、指鹿為馬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實踐標準。
例如，在走資派鄧小平的二代核心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哲學輿論風暴中，上演了對四人幫的審判，“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破壞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狀，但是審判結束才五個月，《1981年曆史決議》就將文革全麵否定為“浩劫”，於是，“破壞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實際上就聯動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功勳。然而，“破壞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圓其說?管它呢，再貼上個“文革餘孽”和“極左”的補丁就得了!這真是，同一個實踐行為，一會兒貼上個“破壞文革”的反革命標簽，一會兒又自相矛盾地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標簽，但不管標簽是革命還是反革命，說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壞文革”的罪名從組織上鏟除文革派的中堅，再利用“浩劫”的罪名從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後再用“文革餘孽”和“極左”的罪名從組織上政治上全麵收官。這，就是“用實踐標準唯一檢驗”出來的“真理”!原來，閹割真理指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就是“勝者王侯(正確)敗者賊(錯)”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哲學旗幡!
總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隻能是以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為基礎的、用“實事求是”掩蓋著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貓論!所以，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絕不能將實踐(的成敗或歪曲的成敗)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必須將包括社會主義實踐在內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作為基本標準，將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作為指導標準。否則，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亂，最終隻能是權力意誌說了算，由權力頂層實用主義地設計“理論思維”，“不爭論”地宣判理論和路線的是是非非。
社會主義運動及共產主義失敗論
yongbing1993 (2026-04-07 11:30:37) 評論 (3)
社會主義運動及共產主義失敗論
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之後，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們就鼓吹“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在中國的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以及在國外的反共華人們也跟著鼓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空想論，不可行論”等等之後，那麽，在全世界一統式的新舊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資產階級反共分子們得出了如下結論：新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成了落後空想的社會製度，而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成了先進永恒的社會製度！
反觀資本主義製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經在封建王朝的多次複辟中反複失敗過，若按照走資派右派反共分子的鄧小平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邏輯，封建主義製度是否也是“曆史的終結”?在當時被推翻的封建主義製度之後的資本主義製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製度?而且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私有製代替另一種封建主義的私有製，尚且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反複多次的階級鬥爭和不斷地來回複辟與反複辟的多次較量，難道社會主義公有製代替資本主義私有製，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甚至是更為長期、更為殘酷的反複的階級鬥爭的較量?!
人類的社會實踐，有成功和失敗之分。而成功和失敗，又各自都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之分，戰役的和戰略的之分，現實的和潛在的之分，暫時的和最終的之分，部分的和整體的之分，根本的和枝節的之分，本質的和表麵的之分，真正的和虛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之分，等等。而這種區分，離不開一定的標準。運用正確的標準，正確地分析評價實踐的成敗(成功、失敗)和是非，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問題。
論英雄、評是非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英雄、評是非。同理，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也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也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如果僅以首輪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即真正的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被走資派複辟為例就得出““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的結論是否太早了。每一個新生事物都是經過多次反複的失敗再失敗之後才獲得最後成功的。何況社會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的巨大工程。
既然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為標準，那麽，究竟什麽才是正確的檢驗標準?這裏涉及到“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既有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而，客觀現實無疑是真理的標準。列寧說過：“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於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一卷第30頁)這說明，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客觀現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人類誕生以來的客觀現實，不僅存在自然界的客觀現實，而且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人類社會實踐這種新的客觀現實。社會實踐是將人的主觀與現實的客觀結合起來的中介，沒有這種人所參與的客觀現實，根本就無從認識真理。所以，也可以簡要地說，社會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但必須注意的是：“客觀現實”，不但包含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而且也包含無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會實踐”大得多。所以，即使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從精確上說，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和客觀現實作為“真理的標準”，並不涉及檢驗主體，隻是個自在的客觀標準，它不會自動地去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須通過人們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對理論進行檢驗才能完成。這說明，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僅有客觀的“真理的標準”是不夠的，還必須引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即習慣上所說的“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概念，二字之差卻產生了重大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無疑指的是本義的真理。而“檢驗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已經引申變異為“理論”概念了。因為，人們之所以要“檢驗真理”，是因為對作為檢驗對象的理論是否是真理存有疑慮，如果沒有任何疑慮，還檢驗它幹什麽?
所以“檢驗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實際上指的並不是本義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內的全部“理論”。因而，“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規範說法應該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不涉及檢驗主體，而“檢驗真理的標準”，則必須涉及檢驗主體。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要求人們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備必要的素質，必須能夠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進行檢驗，就像給人檢查身體的醫生，必須具備醫務人員的合格素質、必須能夠規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因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絕不是唯一的實踐標準，而是個複合標準：既包括客體標準——實踐基本標準(即真理的標準)，又包括規範指導檢驗者的主體標準——真理指導標準(人類已經創立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統帥的一定真理係統)。在檢驗理論的過程中，實踐基本標準和真理指導標準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辯證標準，離開實踐基本標準，真理指導標準隻是個抽象的標準，根本不能唯物客觀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而離開真理指導標準，實踐基本標準根本不會能動地解決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現的孤立、靜止、片麵的形而上學性與其內在體現的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的辯證性之間的矛盾（即合格的實踐標準同不合格的實踐標準之間的矛盾)，也不會能動正確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
總之，如果說，用同一個真理檢驗同一個真理，是自我循環論證的話，那麽，用“真理”指導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邏輯又必需的論證。
在檢驗理論真理性的過程中，正確運用實踐標準的關鍵有兩點：
一是要解決“什麽樣的社會實踐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基本標準”的問題。米尺是測量長度的標準，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自然物經過人類改造的產物，粗製濫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長度標準。同樣，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必須經過人類的理性改造和運用，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指導的理性改造運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實踐標準。合格的實踐標準，決不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歪曲的、甚至是虛構的社會實踐，而是具有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性的客觀真實的社會實踐。且不論虛構的社會實踐，即使真實的社會實踐，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現著孤立、靜止、片麵、表麵等形而上學的性質。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實踐標準，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
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極端，就否認了人類已經掌握的真理係統是進一步認識世界、檢驗理論所必不可少的科學指導標準，就否認了人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而在實際運用上必然表現為“實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貓論，隻能為了私利和偏見實用主義、瞎子摸象、指鹿為馬地歪用實踐標準。這樣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認識不到;即使認識到了，也往往死不認賬。一個政權如果操起這種貓論哲學旗幡，必然會使權力運行墮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決“什麽樣素質的人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合格主體”的問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合格主體，關鍵是必須具備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檢驗主體的人，其技術素質無疑是基礎性的，而其政治素質則是統帥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都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在階級社會裏，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無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真理，其運用過程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所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領域的合格檢驗主體，首先必須具備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立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作為檢驗主體的人，若達不到真理指導標準對其的基本規範要求，甚至連公正的良知都沒有，還談何正確地運用實踐標準?談何正確地檢驗相關理論的資格?比如說，讓皇帝和官僚來檢驗農民起義;讓資本家及其乏走狗來檢驗馬克思的《資本論》;讓漢奸公知來檢驗普世價值;讓美國鬼子來檢驗抗美援朝;讓孟山都勢力來檢驗中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讓土豪劣紳來檢驗土地革命;讓官僚公知來頂層檢驗文革;讓資改精英和西方勢力來檢驗改革開放;讓尚未暴露的凶手來檢驗作案現場，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結論，豈非異想天開?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所以，人民群眾才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真正主體。
真理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並非是唯心主義的標準，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實踐標準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社會實踐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對性、外部聯係的“形而上學假象”等等，決定了其根本不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標準的這些先天不足，必須由真理指導標準予以理性彌補——如果認為隻要有社會實踐，無需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指導，就可以發展理性認識，那麽野人早就個個都是理論大師了!而作為真理體係統帥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經過社會實踐反複檢驗過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根本規律和靈魂，它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能夠反映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動態係統的整體現實客觀性，這才是最可靠的現實客觀性。
而很多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不可能確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而且，在社會科學領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往往要受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根本製約。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許真理，他們也往往不會去踐行。因為，“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列寧)
關於一切真理性的、科學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觀性，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列寧全集》第38卷第 181頁)。
而對於客觀實踐標準來說，即使其時空跨度再大，也隻能是無限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存在，並不能代表整個的客觀現實，隻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觀性。但作為真理標準的客體(包括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和無限自然界在內的整個客觀現實)，卻是一個具有無限性的客體存在係列，具有完全的客觀性。所以，一個不具有完全客觀性的實踐標準，根本不可能成為“唯一”地反映客觀現實完全客觀性的真理標準。就像檢驗“空間是無限的”理論，唯一靠人類的高速飛行實踐，即使其速度再快、時間再長，也永遠得不出空間無限性的必然性結論，隻有借助於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和辯證邏輯的指導，才能解決這個難題。所以，實踐基本標準與真理指導標準隻有辯證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理論的標準具有盡可能完全的客觀性。當然，由於真理的相對性和實踐的相對性，使得檢驗標準的絕對完全客觀性，隻是一個永遠也達不到的極限;不過，人類在全麵性要求的正確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卻可以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標準，無限地趨近這個極限，而不是背道而馳!
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辯證關係，也決定了真理指導標準的必要性。
關於這一點，列寧的下列論述很經典：“實用主義……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49頁)
“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如果為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第142-143頁)
“在社會現象方麵，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當然，“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中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麵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32卷第83頁)
列寧的精辟論述揭示了，正確認識和運用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哲學、科學問題，即使認識到其真諦，操作起來也是一個大難題，就像學習武林劍俠絕技一樣，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為武林高手，更不用說不諳武林的真諦了。而一句武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恰恰暴露了實用主義者們在哲學上的愚昧無知和別有用心!
人類認識真理的辯證過程也說明，實踐隻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絕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指導標準，真理理念“舍我其誰”？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實踐的指導，而真理理性認識，是實踐的唯一正確指導。認識真理，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是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人的認識，隻有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認識。而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理性認識階段。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和實踐。但僅僅依靠實踐和感性認識，並不能自動得出真理性認識，還必須根據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導對實踐材料和感性認識的科學改造，才能上升為真理性認識。也可以說，沒有真理指導標準所要求的合格認識能力、認識態度，想僅僅通過實踐材料(實踐標準)和感性認識去正確檢驗理論的真理性，無疑是異想天開!猴子也有實踐，為什麽檢驗不出真理?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不行嗎?茅於軾之流也有實踐，也有某種認識能力，為什麽卻瞪眼噴漢奸胡話?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理論思維)和認識態度(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卑下嗎?
毛主席經典地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毛澤東：“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隻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理論來。”
毛澤東：“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隻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曆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隻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麵的和表麵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係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的認識，相反，隻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毛澤東：《實踐論》)
可見，離開辯證唯物主義真理理念的指導，不經理性的“科學地改造”，僅僅依靠實踐，永遠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認識。
而所謂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卻將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在檢驗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統帥指導，割裂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聯係，隻能使認識陷入實用主義的粗野極端。實際上，在所謂的用唯一的實踐標準檢驗真理的過程中，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導，而是隻排斥真理指導，尤其是刻意邊緣化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卻放縱實用主義的理念指導標準——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貓論、摸論、不爭論、唯生產力論”等特色理論——大行其道。他們所極端化的實踐標準，並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唯物辯證的實踐標準，而是被實用主義扭曲的實踐標準——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劍的、牛頭馬麵的、指鹿為馬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實踐標準。
例如，在走資派鄧小平的二代核心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哲學輿論風暴中，上演了對四人幫的審判，“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破壞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狀，但是審判結束才五個月，《1981年曆史決議》就將文革全麵否定為“浩劫”，於是，“破壞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實際上就聯動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功勳。然而，“破壞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圓其說?管它呢，再貼上個“文革餘孽”和“極左”的補丁就得了!這真是，同一個實踐行為，一會兒貼上個“破壞文革”的反革命標簽，一會兒又自相矛盾地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標簽，但不管標簽是革命還是反革命，說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壞文革”的罪名從組織上鏟除文革派的中堅，再利用“浩劫”的罪名從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後再用“文革餘孽”和“極左”的罪名從組織上政治上全麵收官。這，就是“用實踐標準唯一檢驗”出來的“真理”!原來，閹割真理指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就是“勝者王侯(正確)敗者賊(錯)”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哲學旗幡!
總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隻能是以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為基礎的、用“實事求是”掩蓋著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貓論!所以，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絕不能將實踐(的成敗或歪曲的成敗)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必須將包括社會主義實踐在內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作為基本標準，將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作為指導標準。否則，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亂，最終隻能是權力意誌說了算，由權力頂層實用主義地設計“理論思維”，“不爭論”地宣判理論和路線的是是非非。
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之後，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們就鼓吹“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在中國的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以及在國外的反共華人們也跟著鼓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空想論，不可行論”等等之後，那麽，在全世界一統式的新舊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資產階級反共分子們得出了如下結論：新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成了落後空想的社會製度，而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成了先進永恒的社會製度！
反觀資本主義製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經在封建王朝的多次複辟中反複失敗過，若按照走資派右派反共分子的鄧小平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邏輯，封建主義製度是否也是“曆史的終結”?在當時被推翻的封建主義製度之後的資本主義製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製度?而且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私有製代替另一種封建主義的私有製，尚且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反複多次的階級鬥爭和不斷地來回複辟與反複辟的多次較量，難道社會主義公有製代替資本主義私有製，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甚至是更為長期、更為殘酷的反複的階級鬥爭的較量?!
人類的社會實踐，有成功和失敗之分。而成功和失敗，又各自都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之分，戰役的和戰略的之分，現實的和潛在的之分，暫時的和最終的之分，部分的和整體的之分，根本的和枝節的之分，本質的和表麵的之分，真正的和虛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之分，等等。而這種區分，離不開一定的標準。運用正確的標準，正確地分析評價實踐的成敗(成功、失敗)和是非，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問題。
論英雄、評是非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英雄、評是非。同理，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也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也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如果僅以首輪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即真正的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被走資派複辟為例就得出““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的結論是否太早了。每一個新生事物都是經過多次反複的失敗再失敗之後才獲得最後成功的。何況社會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的巨大工程。
既然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為標準，那麽，究竟什麽才是正確的檢驗標準?這裏涉及到“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既有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而，客觀現實無疑是真理的標準。列寧說過：“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於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一卷第30頁)這說明，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客觀現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人類誕生以來的客觀現實，不僅存在自然界的客觀現實，而且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人類社會實踐這種新的客觀現實。社會實踐是將人的主觀與現實的客觀結合起來的中介，沒有這種人所參與的客觀現實，根本就無從認識真理。所以，也可以簡要地說，社會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但必須注意的是：“客觀現實”，不但包含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而且也包含無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會實踐”大得多。所以，即使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從精確上說，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和客觀現實作為“真理的標準”，並不涉及檢驗主體，隻是個自在的客觀標準，它不會自動地去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須通過人們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對理論進行檢驗才能完成。這說明，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僅有客觀的“真理的標準”是不夠的，還必須引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即習慣上所說的“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概念，二字之差卻產生了重大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無疑指的是本義的真理。而“檢驗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已經引申變異為“理論”概念了。因為，人們之所以要“檢驗真理”，是因為對作為檢驗對象的理論是否是真理存有疑慮，如果沒有任何疑慮，還檢驗它幹什麽?
所以“檢驗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實際上指的並不是本義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內的全部“理論”。因而，“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規範說法應該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不涉及檢驗主體，而“檢驗真理的標準”，則必須涉及檢驗主體。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要求人們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備必要的素質，必須能夠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進行檢驗，就像給人檢查身體的醫生，必須具備醫務人員的合格素質、必須能夠規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因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絕不是唯一的實踐標準，而是個複合標準：既包括客體標準——實踐基本標準(即真理的標準)，又包括規範指導檢驗者的主體標準——真理指導標準(人類已經創立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統帥的一定真理係統)。在檢驗理論的過程中，實踐基本標準和真理指導標準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辯證標準，離開實踐基本標準，真理指導標準隻是個抽象的標準，根本不能唯物客觀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而離開真理指導標準，實踐基本標準根本不會能動地解決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現的孤立、靜止、片麵的形而上學性與其內在體現的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的辯證性之間的矛盾（即合格的實踐標準同不合格的實踐標準之間的矛盾)，也不會能動正確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
總之，如果說，用同一個真理檢驗同一個真理，是自我循環論證的話，那麽，用“真理”指導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邏輯又必需的論證。
在檢驗理論真理性的過程中，正確運用實踐標準的關鍵有兩點：
一是要解決“什麽樣的社會實踐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基本標準”的問題。米尺是測量長度的標準，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自然物經過人類改造的產物，粗製濫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長度標準。同樣，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必須經過人類的理性改造和運用，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指導的理性改造運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實踐標準。合格的實踐標準，決不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歪曲的、甚至是虛構的社會實踐，而是具有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性的客觀真實的社會實踐。且不論虛構的社會實踐，即使真實的社會實踐，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現著孤立、靜止、片麵、表麵等形而上學的性質。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實踐標準，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
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極端，就否認了人類已經掌握的真理係統是進一步認識世界、檢驗理論所必不可少的科學指導標準，就否認了人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而在實際運用上必然表現為“實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貓論，隻能為了私利和偏見實用主義、瞎子摸象、指鹿為馬地歪用實踐標準。這樣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認識不到;即使認識到了，也往往死不認賬。一個政權如果操起這種貓論哲學旗幡，必然會使權力運行墮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決“什麽樣素質的人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合格主體”的問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合格主體，關鍵是必須具備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檢驗主體的人，其技術素質無疑是基礎性的，而其政治素質則是統帥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都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在階級社會裏，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無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真理，其運用過程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所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領域的合格檢驗主體，首先必須具備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立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作為檢驗主體的人，若達不到真理指導標準對其的基本規範要求，甚至連公正的良知都沒有，還談何正確地運用實踐標準?談何正確地檢驗相關理論的資格?比如說，讓皇帝和官僚來檢驗農民起義;讓資本家及其乏走狗來檢驗馬克思的《資本論》;讓漢奸公知來檢驗普世價值;讓美國鬼子來檢驗抗美援朝;讓孟山都勢力來檢驗中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讓土豪劣紳來檢驗土地革命;讓官僚公知來頂層檢驗文革;讓資改精英和西方勢力來檢驗改革開放;讓尚未暴露的凶手來檢驗作案現場，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結論，豈非異想天開?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所以，人民群眾才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真正主體。
真理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並非是唯心主義的標準，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實踐標準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社會實踐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對性、外部聯係的“形而上學假象”等等，決定了其根本不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標準的這些先天不足，必須由真理指導標準予以理性彌補——如果認為隻要有社會實踐，無需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指導，就可以發展理性認識，那麽野人早就個個都是理論大師了!而作為真理體係統帥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經過社會實踐反複檢驗過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根本規律和靈魂，它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能夠反映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動態係統的整體現實客觀性，這才是最可靠的現實客觀性。
而很多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不可能確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而且，在社會科學領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往往要受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根本製約。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許真理，他們也往往不會去踐行。因為，“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列寧)
關於一切真理性的、科學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觀性，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列寧全集》第38卷第 181頁)。
而對於客觀實踐標準來說，即使其時空跨度再大，也隻能是無限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存在，並不能代表整個的客觀現實，隻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觀性。但作為真理標準的客體(包括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和無限自然界在內的整個客觀現實)，卻是一個具有無限性的客體存在係列，具有完全的客觀性。所以，一個不具有完全客觀性的實踐標準，根本不可能成為“唯一”地反映客觀現實完全客觀性的真理標準。就像檢驗“空間是無限的”理論，唯一靠人類的高速飛行實踐，即使其速度再快、時間再長，也永遠得不出空間無限性的必然性結論，隻有借助於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和辯證邏輯的指導，才能解決這個難題。所以，實踐基本標準與真理指導標準隻有辯證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理論的標準具有盡可能完全的客觀性。當然，由於真理的相對性和實踐的相對性，使得檢驗標準的絕對完全客觀性，隻是一個永遠也達不到的極限;不過，人類在全麵性要求的正確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卻可以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標準，無限地趨近這個極限，而不是背道而馳!
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辯證關係，也決定了真理指導標準的必要性。
關於這一點，列寧的下列論述很經典：“實用主義……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49頁)
“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如果為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第142-143頁)
“在社會現象方麵，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當然，“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中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麵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32卷第83頁)
列寧的精辟論述揭示了，正確認識和運用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哲學、科學問題，即使認識到其真諦，操作起來也是一個大難題，就像學習武林劍俠絕技一樣，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為武林高手，更不用說不諳武林的真諦了。而一句武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恰恰暴露了實用主義者們在哲學上的愚昧無知和別有用心!
人類認識真理的辯證過程也說明，實踐隻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絕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指導標準，真理理念“舍我其誰”？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實踐的指導，而真理理性認識，是實踐的唯一正確指導。認識真理，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是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人的認識，隻有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認識。而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理性認識階段。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和實踐。但僅僅依靠實踐和感性認識，並不能自動得出真理性認識，還必須根據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導對實踐材料和感性認識的科學改造，才能上升為真理性認識。也可以說，沒有真理指導標準所要求的合格認識能力、認識態度，想僅僅通過實踐材料(實踐標準)和感性認識去正確檢驗理論的真理性，無疑是異想天開!猴子也有實踐，為什麽檢驗不出真理?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不行嗎?茅於軾之流也有實踐，也有某種認識能力，為什麽卻瞪眼噴漢奸胡話?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理論思維)和認識態度(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卑下嗎?
毛主席經典地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毛澤東：“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隻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理論來。”
毛澤東：“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隻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曆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隻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麵的和表麵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係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的認識，相反，隻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毛澤東：《實踐論》)
可見，離開辯證唯物主義真理理念的指導，不經理性的“科學地改造”，僅僅依靠實踐，永遠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認識。
而所謂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卻將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在檢驗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統帥指導，割裂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聯係，隻能使認識陷入實用主義的粗野極端。實際上，在所謂的用唯一的實踐標準檢驗真理的過程中，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導，而是隻排斥真理指導，尤其是刻意邊緣化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卻放縱實用主義的理念指導標準——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貓論、摸論、不爭論、唯生產力論”等特色理論——大行其道。他們所極端化的實踐標準，並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唯物辯證的實踐標準，而是被實用主義扭曲的實踐標準——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劍的、牛頭馬麵的、指鹿為馬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實踐標準。
例如，在走資派鄧小平的二代核心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哲學輿論風暴中，上演了對四人幫的審判，“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破壞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狀，但是審判結束才五個月，《1981年曆史決議》就將文革全麵否定為“浩劫”，於是，“破壞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實際上就聯動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功勳。然而，“破壞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圓其說?管它呢，再貼上個“文革餘孽”和“極左”的補丁就得了!這真是，同一個實踐行為，一會兒貼上個“破壞文革”的反革命標簽，一會兒又自相矛盾地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標簽，但不管標簽是革命還是反革命，說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壞文革”的罪名從組織上鏟除文革派的中堅，再利用“浩劫”的罪名從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後再用“文革餘孽”和“極左”的罪名從組織上政治上全麵收官。這，就是“用實踐標準唯一檢驗”出來的“真理”!原來，閹割真理指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就是“勝者王侯(正確)敗者賊(錯)”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哲學旗幡!
總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隻能是以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為基礎的、用“實事求是”掩蓋著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貓論!所以，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絕不能將實踐(的成敗或歪曲的成敗)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必須將包括社會主義實踐在內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作為基本標準，將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作為指導標準。否則，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亂，最終隻能是權力意誌說了算，由權力頂層實用主義地設計“理論思維”，“不爭論”地宣判理論和路線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