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德黑蘭機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訣別伊朗，他一心要把伊朗人民帶到現代文明，卻最終被自己的人民推翻。
當時的伊朗是世界第九大經濟體，那一年，伊朗的人均GDP接近2300美元，當時韓國隻有800美元，而中國大概隻有160美元。當時伊朗的護照可以免簽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它被稱為“中東的巴黎”。
隨著巴列維的離去，伊斯蘭革命成功，霍梅尼上台，此時很多受過西方訓練的國內經濟學家試圖跟他討論通脹和投資。但霍梅尼說了句名言：“經濟學是給驢看的，革命不是為了降低水果的價格。”
這不是玩笑話，而是一次公開的宣告：在我們這裏，意識形態高於經濟規律。
從那一刻開始，伊朗的經濟目標就不再是增長，而是控製。接下來，更凶蠻的刀砍下來，直接斷了經濟的基礎。
第一刀，沒收私有財產。原本屬於資本家、企業家的資產被統一沒收。這些資產塞進了一個叫做“宗教慈善基金會”（Bonyads）的機構裏。這些基金會不納稅、不審計，既不像企業，也不像政府，更像是最高領袖的錢袋子。很快，他們控製了伊朗20%到40%的經濟。一個民營企業家，他的競爭對手是一個不用交稅、還能動用革命衛隊的慈善機構，這個市場該怎麽運轉？
第二刀，實行“配給製”和印鈔，全麵控製生活的必需品——糧食、汽油全部按人頭分發。這是借兩伊戰爭給政權如此行事一個完美的借口，這種做法經濟效率很低，但政治效率極高，因為當一個人的口糧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裏，他就沒有資格做任何反抗。
第一刀讓資本外逃，加上戰爭的消耗的第二刀，雙重的絞殺之下，80年代伊朗長期的通脹在20%左右。錢逐年貶值。這種情況下，政府還鼓勵生育，提出要組建“2000萬大軍”。這種本可以有所成就的人口紅利，在沒有就業機會的情況之下，完全走向反麵，變成人口災難。20年以後，這批人進入社會，卻發現沒有工作、沒有產業、更沒有未來。
所以伊朗經濟真正的坍塌不是從外部製裁開始，而是從1979年就開始了。當一個國家公開宣布經濟不重要、規律不重要、效率不重要，它之後發生的一切，根本原因都來自內部。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接班成為最高領袖。當時哈梅內伊既沒有資曆，也沒有威望，他上台不是搞改革，而是靠槍杆子控製局麵—賦以伊斯蘭革命衛隊經濟掌控權。不僅讓軍隊從商，還讓軍隊成為主導經濟的力量，從這一刻開始，伊朗的經濟結構開始加速走向不可逆的變形。
讓軍隊下場做生意，從看起來最合理的地方開始，比如基建，修橋修路，他們背後是最高領袖，不需要接受正常的市場規則約束。很快，就從基建擴展到建築業、汽油、電信、交通、港口，一塊一塊把國家命門的行業都拿走。他們拿政府的項目不需要競標，因為他們既不是純粹的企業，也不是普通的政府部門，而是一個帶著武裝力量的經濟集團。
不隻是讓軍隊介入經濟，而且讓他們去控製經濟的命門，具體表現就是多重匯率製度。在伊朗，美元不是一個價格，而是好幾個價格。伊朗的多重匯率製度本質上是一套基於權力的定向利益輸送機製。
分為官方匯率（極低價格）： 僅限革命衛隊、核心國企及權貴關聯機構。他們能以極低成本兌換美元，進口物資後轉手套利，實現瞬間暴富。
中間匯率（過渡價格）： 名義上分配給特定進口商，但申請門檻極高，實則被用來稀釋和平衡市場的不滿。
黑市/自由匯率（真實價格）： 民營企業與百姓被迫使用的最高價。
這三個價格可以相差數倍、十幾倍，製度通過人為製造的價格鴻溝，讓權力直接變現。革命衛隊不僅通過產業壟斷獲利，更通過操控匯率通道，什麽都不幹就能賺錢。當革命衛隊既控製產業又控製外匯通道，多重匯率就是一台長期運行的抽血機，市場被掏空，中產被抽幹。
民營企業要麽被壓榨死，要麽被收編，要麽直接離開這個國家。這樣的環境下，伊朗經濟就是比誰的背景更硬。對於普通人來說，經濟不是被戰爭拖垮的，更不是因為外部經濟製裁，是被自己造的吸血機製一點一點抽幹的。
2005年，內賈德當選總統，他承諾把石油收入端上每個伊朗家庭的餐桌。他上台以後，正好遇到了油價暴漲的周期，於是他開始大幹快上。
第一步，各種派發作秀把國有資產變成可以隨意支配的政治資源，例如在盛大現場集會接受民眾求助，繞過議會的正常預算審批程序，直接下令動用國家石油基金為當地的某個項目撥款。
第二步，推動了一個曆史上規模極大的公共住房計劃，通過無序印鈔，在沙漠裏一次性修建了數百萬套住宅，短短幾年，伊朗央行的貨幣發行量直接漲40%。房子還沒住進去，通脹就先起來。更荒唐的是，大量的住房建在沒有水、沒有電、沒有燃氣的地方，直到今天，德黑蘭周邊仍然能看到成片的“鬼房”。
第三步，內賈德宣布取消能源補貼，把省下的錢直接按人頭發給每個伊朗人，每人每月發現金，問題是這筆錢根本不夠發，維持的辦法就是繼續印鈔，結果短短幾年內，伊朗通脹率飆升了40%以上，中產被拖進了貧困線，窮人被拖進了赤貧。這成為對沉屙已久的伊朗經濟最致命的一擊。
至此，從霍梅尼上台開始，40年下來，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的自毀行為累積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外部製裁不僅不能把伊朗這套經濟邏輯壓垮，反而給它一種解釋和保護，讓它運轉得更順暢，在一個已經被權力控製的經濟裏，越封閉越不透明，越方便內部定價、內部分賬。伊朗不是執行了“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是選擇了唯權力至上，經濟完全進入到胡亂妄為的地步，這才有了各種活不下去的抗議四處爆發的情況。
走了40多年的混亂倒退之路，外部看客不禁要問：為什麽伊朗人要要做這樣的選擇？
是的，這是伊朗廣大底層人民自己的選擇。
巴列維王朝的開創者認為西方文明代表著強大、進步和秩序，從他掌權的那一刻起，就立誌要把伊朗打造成一個和西方一樣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完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打掉國內根深蒂固的宗教勢力，因為在舊有的宗教版圖上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他的策略是對外擁抱西方，對內通過“波斯敘事”實現去伊斯蘭化。但是麵對伊斯蘭信仰占據99%的現實，他必須遵守伊斯蘭教的基本禮儀以維護合法性，同時又想要削弱這個宗教，因為這個宗教的權力已經被傳統的教士集團所控製。
1976年，巴列維廢除了伊斯蘭立法，回歸到波斯立法。他試圖向人民灌輸：巴列維王朝的人民是純種的雅利安人，而不是阿拉伯的閃米特人；伊朗的榮耀不是源於阿拉伯，而是源於居魯士大帝。
在“擁抱西方、回歸波斯”這兩個邏輯下，伊朗開啟了高速發展之路：教士集團被顯著削弱，現代大學製度得以建立，世俗法律取代了伊斯蘭教法，女性權利空前解放，科技和工業快速發展。直到伊斯蘭革命，這一切就戛然而止。
這是20世紀所有非現代文明發源地國家麵對的普遍問題。當這類國家的現行者精英試圖從上至下強力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時，底層人卻往往是反對的。
德國思想家赫爾德指出，每個人都生活在傳統的囚籠中，成長在曆史的觀念裏，他的一切行為都會受到傳統的製約。傳統的洪流內化於每個人心中，當激進的變革打破了人們原有的信仰和生活習慣，就會激活民族主義，從而導致現代進程的夭折。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這場文明換血確實是激進的。他希望伊朗人穿上巴黎的時裝，用上西方的科技，說著帶有雅利安口音的波斯語，從此擺脫那個宗教的千年束縛。但是這場文明的大換血，卻是通過精英集團自上而下的強製實現的。他過於暴力，過於忽視傳統，不但得罪了傳統的教士集團，也沒有照顧到底層人的利益，巴列維政府通過激進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時，它諸多類似簡單粗暴的扯下女子頭巾的行為，成為千年習俗之下民族主義的排異反應被激活的引子，最終導致了一種雙重的反噬。
當一種文化被外部的力量壓製，它就會以一種扭曲的、非理性的方式爆發，這是民族主義的起源要素，這種情況，尤其在那種古老的、長期的所謂文化古國更為顯著，慣性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說到底一個國家的廣袤土壤才是決定這個國家根本成色的最基本力量，邪也好，惡也罷，它都不會憑空長出來，巴列維的良好用意，鐵血的做派，急轉彎的方式，自己和先富階層的奢華生活，都讓暫時在巨變空間裏的最廣大民眾難以接受，這時候後出現一個以簡樸生活示人，鼓吹民粹主義的霍梅尼，情勢立即反轉，千年傳統的底色立即擊退暫時西化的表象，隻有這股力量占據主流，才能夠讓這四十年以來一係列的荒唐，反智的做法大行其道，也隻有讓底層民眾自己品嚐他們一度支持的東西釀出來的苦酒，才有可能根本發生改變。
過去的百年，被稱作XX的巴黎的地方很多，大多最後是一地雞毛，一片廢墟，可見現代化進程的曲折與複雜。
也是在1979年，另一個東方古老文化，在走了30年的反智，極度倒退的路之後，經濟瀕臨崩潰之際，開始了改革開放，在物質上第一次真正全麵的接觸了現代化，雖然還有很多的不適應，但至少在理性層麵變得能夠溝通，不會做過於明顯違背經濟規律的荒唐事，隻是走到這一步代價一點也不比今日的伊朗更低。
歸根結底，西方的文明進程根植於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人文主義和工業革命等一係列軟硬件之上，而文化古國的現代化卻普遍輕視思想啟蒙，妄圖通過幾十年的硬件改造就實現趕超，其實那個看似無用的思想啟蒙才是最重要且繞不開的。當文化古國想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繞開這個漫長的思想啟蒙，那麽他們被民族主義反噬就成為注定的結局。
而伊朗，因為頑固的宗教傳統，在這個層麵更加困難，這也是它成為世界最大亂源的根本，它完全是另一套敘事體係，在經濟層麵可以說是胡作非為，這樣的政權一直要掌握大規模殺傷武器，又控製著世界經濟的航運通道，幾十年反複的溝通談判什麽也改變不了，反讓其國內狀況因為持續累積的亂搞不斷惡化，對於伊朗，隻有縱向的了解這幾十年的情況，才能深刻理解當下特朗普政府說的，根本性的解決問題，怎樣的代價都是值得的，世界已成一體，個體強烈的排異反應，也終究會影響整體，這個手術，是非做不可的。
伊朗—對現代化最劇烈的排異反應
木子力_ (2026-03-09 10:36:38) 評論 (4)1979年，德黑蘭機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訣別伊朗，他一心要把伊朗人民帶到現代文明，卻最終被自己的人民推翻。
當時的伊朗是世界第九大經濟體，那一年，伊朗的人均GDP接近2300美元，當時韓國隻有800美元，而中國大概隻有160美元。當時伊朗的護照可以免簽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它被稱為“中東的巴黎”。
隨著巴列維的離去，伊斯蘭革命成功，霍梅尼上台，此時很多受過西方訓練的國內經濟學家試圖跟他討論通脹和投資。但霍梅尼說了句名言：“經濟學是給驢看的，革命不是為了降低水果的價格。”
這不是玩笑話，而是一次公開的宣告：在我們這裏，意識形態高於經濟規律。
從那一刻開始，伊朗的經濟目標就不再是增長，而是控製。接下來，更凶蠻的刀砍下來，直接斷了經濟的基礎。
第一刀，沒收私有財產。原本屬於資本家、企業家的資產被統一沒收。這些資產塞進了一個叫做“宗教慈善基金會”（Bonyads）的機構裏。這些基金會不納稅、不審計，既不像企業，也不像政府，更像是最高領袖的錢袋子。很快，他們控製了伊朗20%到40%的經濟。一個民營企業家，他的競爭對手是一個不用交稅、還能動用革命衛隊的慈善機構，這個市場該怎麽運轉？
第二刀，實行“配給製”和印鈔，全麵控製生活的必需品——糧食、汽油全部按人頭分發。這是借兩伊戰爭給政權如此行事一個完美的借口，這種做法經濟效率很低，但政治效率極高，因為當一個人的口糧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裏，他就沒有資格做任何反抗。
第一刀讓資本外逃，加上戰爭的消耗的第二刀，雙重的絞殺之下，80年代伊朗長期的通脹在20%左右。錢逐年貶值。這種情況下，政府還鼓勵生育，提出要組建“2000萬大軍”。這種本可以有所成就的人口紅利，在沒有就業機會的情況之下，完全走向反麵，變成人口災難。20年以後，這批人進入社會，卻發現沒有工作、沒有產業、更沒有未來。
所以伊朗經濟真正的坍塌不是從外部製裁開始，而是從1979年就開始了。當一個國家公開宣布經濟不重要、規律不重要、效率不重要，它之後發生的一切，根本原因都來自內部。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接班成為最高領袖。當時哈梅內伊既沒有資曆，也沒有威望，他上台不是搞改革，而是靠槍杆子控製局麵—賦以伊斯蘭革命衛隊經濟掌控權。不僅讓軍隊從商，還讓軍隊成為主導經濟的力量，從這一刻開始，伊朗的經濟結構開始加速走向不可逆的變形。
讓軍隊下場做生意，從看起來最合理的地方開始，比如基建，修橋修路，他們背後是最高領袖，不需要接受正常的市場規則約束。很快，就從基建擴展到建築業、汽油、電信、交通、港口，一塊一塊把國家命門的行業都拿走。他們拿政府的項目不需要競標，因為他們既不是純粹的企業，也不是普通的政府部門，而是一個帶著武裝力量的經濟集團。
不隻是讓軍隊介入經濟，而且讓他們去控製經濟的命門，具體表現就是多重匯率製度。在伊朗，美元不是一個價格，而是好幾個價格。伊朗的多重匯率製度本質上是一套基於權力的定向利益輸送機製。
分為官方匯率（極低價格）： 僅限革命衛隊、核心國企及權貴關聯機構。他們能以極低成本兌換美元，進口物資後轉手套利，實現瞬間暴富。
中間匯率（過渡價格）： 名義上分配給特定進口商，但申請門檻極高，實則被用來稀釋和平衡市場的不滿。
黑市/自由匯率（真實價格）： 民營企業與百姓被迫使用的最高價。
這三個價格可以相差數倍、十幾倍，製度通過人為製造的價格鴻溝，讓權力直接變現。革命衛隊不僅通過產業壟斷獲利，更通過操控匯率通道，什麽都不幹就能賺錢。當革命衛隊既控製產業又控製外匯通道，多重匯率就是一台長期運行的抽血機，市場被掏空，中產被抽幹。
民營企業要麽被壓榨死，要麽被收編，要麽直接離開這個國家。這樣的環境下，伊朗經濟就是比誰的背景更硬。對於普通人來說，經濟不是被戰爭拖垮的，更不是因為外部經濟製裁，是被自己造的吸血機製一點一點抽幹的。
2005年，內賈德當選總統，他承諾把石油收入端上每個伊朗家庭的餐桌。他上台以後，正好遇到了油價暴漲的周期，於是他開始大幹快上。
第一步，各種派發作秀把國有資產變成可以隨意支配的政治資源，例如在盛大現場集會接受民眾求助，繞過議會的正常預算審批程序，直接下令動用國家石油基金為當地的某個項目撥款。
第二步，推動了一個曆史上規模極大的公共住房計劃，通過無序印鈔，在沙漠裏一次性修建了數百萬套住宅，短短幾年，伊朗央行的貨幣發行量直接漲40%。房子還沒住進去，通脹就先起來。更荒唐的是，大量的住房建在沒有水、沒有電、沒有燃氣的地方，直到今天，德黑蘭周邊仍然能看到成片的“鬼房”。
第三步，內賈德宣布取消能源補貼，把省下的錢直接按人頭發給每個伊朗人，每人每月發現金，問題是這筆錢根本不夠發，維持的辦法就是繼續印鈔，結果短短幾年內，伊朗通脹率飆升了40%以上，中產被拖進了貧困線，窮人被拖進了赤貧。這成為對沉屙已久的伊朗經濟最致命的一擊。
至此，從霍梅尼上台開始，40年下來，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的自毀行為累積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外部製裁不僅不能把伊朗這套經濟邏輯壓垮，反而給它一種解釋和保護，讓它運轉得更順暢，在一個已經被權力控製的經濟裏，越封閉越不透明，越方便內部定價、內部分賬。伊朗不是執行了“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是選擇了唯權力至上，經濟完全進入到胡亂妄為的地步，這才有了各種活不下去的抗議四處爆發的情況。
走了40多年的混亂倒退之路，外部看客不禁要問：為什麽伊朗人要要做這樣的選擇？
是的，這是伊朗廣大底層人民自己的選擇。
巴列維王朝的開創者認為西方文明代表著強大、進步和秩序，從他掌權的那一刻起，就立誌要把伊朗打造成一個和西方一樣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完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打掉國內根深蒂固的宗教勢力，因為在舊有的宗教版圖上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他的策略是對外擁抱西方，對內通過“波斯敘事”實現去伊斯蘭化。但是麵對伊斯蘭信仰占據99%的現實，他必須遵守伊斯蘭教的基本禮儀以維護合法性，同時又想要削弱這個宗教，因為這個宗教的權力已經被傳統的教士集團所控製。
1976年，巴列維廢除了伊斯蘭立法，回歸到波斯立法。他試圖向人民灌輸：巴列維王朝的人民是純種的雅利安人，而不是阿拉伯的閃米特人；伊朗的榮耀不是源於阿拉伯，而是源於居魯士大帝。
在“擁抱西方、回歸波斯”這兩個邏輯下，伊朗開啟了高速發展之路：教士集團被顯著削弱，現代大學製度得以建立，世俗法律取代了伊斯蘭教法，女性權利空前解放，科技和工業快速發展。直到伊斯蘭革命，這一切就戛然而止。
這是20世紀所有非現代文明發源地國家麵對的普遍問題。當這類國家的現行者精英試圖從上至下強力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時，底層人卻往往是反對的。
德國思想家赫爾德指出，每個人都生活在傳統的囚籠中，成長在曆史的觀念裏，他的一切行為都會受到傳統的製約。傳統的洪流內化於每個人心中，當激進的變革打破了人們原有的信仰和生活習慣，就會激活民族主義，從而導致現代進程的夭折。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這場文明換血確實是激進的。他希望伊朗人穿上巴黎的時裝，用上西方的科技，說著帶有雅利安口音的波斯語，從此擺脫那個宗教的千年束縛。但是這場文明的大換血，卻是通過精英集團自上而下的強製實現的。他過於暴力，過於忽視傳統，不但得罪了傳統的教士集團，也沒有照顧到底層人的利益，巴列維政府通過激進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時，它諸多類似簡單粗暴的扯下女子頭巾的行為，成為千年習俗之下民族主義的排異反應被激活的引子，最終導致了一種雙重的反噬。
當一種文化被外部的力量壓製，它就會以一種扭曲的、非理性的方式爆發，這是民族主義的起源要素，這種情況，尤其在那種古老的、長期的所謂文化古國更為顯著，慣性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說到底一個國家的廣袤土壤才是決定這個國家根本成色的最基本力量，邪也好，惡也罷，它都不會憑空長出來，巴列維的良好用意，鐵血的做派，急轉彎的方式，自己和先富階層的奢華生活，都讓暫時在巨變空間裏的最廣大民眾難以接受，這時候後出現一個以簡樸生活示人，鼓吹民粹主義的霍梅尼，情勢立即反轉，千年傳統的底色立即擊退暫時西化的表象，隻有這股力量占據主流，才能夠讓這四十年以來一係列的荒唐，反智的做法大行其道，也隻有讓底層民眾自己品嚐他們一度支持的東西釀出來的苦酒，才有可能根本發生改變。
過去的百年，被稱作XX的巴黎的地方很多，大多最後是一地雞毛，一片廢墟，可見現代化進程的曲折與複雜。
也是在1979年，另一個東方古老文化，在走了30年的反智，極度倒退的路之後，經濟瀕臨崩潰之際，開始了改革開放，在物質上第一次真正全麵的接觸了現代化，雖然還有很多的不適應，但至少在理性層麵變得能夠溝通，不會做過於明顯違背經濟規律的荒唐事，隻是走到這一步代價一點也不比今日的伊朗更低。
歸根結底，西方的文明進程根植於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人文主義和工業革命等一係列軟硬件之上，而文化古國的現代化卻普遍輕視思想啟蒙，妄圖通過幾十年的硬件改造就實現趕超，其實那個看似無用的思想啟蒙才是最重要且繞不開的。當文化古國想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繞開這個漫長的思想啟蒙，那麽他們被民族主義反噬就成為注定的結局。
而伊朗，因為頑固的宗教傳統，在這個層麵更加困難，這也是它成為世界最大亂源的根本，它完全是另一套敘事體係，在經濟層麵可以說是胡作非為，這樣的政權一直要掌握大規模殺傷武器，又控製著世界經濟的航運通道，幾十年反複的溝通談判什麽也改變不了，反讓其國內狀況因為持續累積的亂搞不斷惡化，對於伊朗，隻有縱向的了解這幾十年的情況，才能深刻理解當下特朗普政府說的，根本性的解決問題，怎樣的代價都是值得的，世界已成一體，個體強烈的排異反應，也終究會影響整體，這個手術，是非做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