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土民粹浪潮和“身份政治”興盛下“二二八”事件的新波瀾

   每年的2月28日是台灣“二二八”事件紀念日。1947年的這一日，當時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權和軍警，對於不滿政府而抗議的民眾進行鎮壓，衝突和鎮壓持續到5月，共計約一萬人死亡和更多人受傷。之後近八十年，“二二八”造成的曆史傷痛一直存留於台灣社會。1987年“解嚴”之後對於“二二八”的討論和爭議也從未止息。

 

    2024年，民進黨籍的強硬台獨派人物賴清德當選台灣領導人後，不僅以“抗中保台”為口號對大陸強硬，還對台灣島內反對台獨、大中華主義立場的國民黨勢力加以打壓，並在外交、教育、經濟等多領域強化“台灣主體性”和“去中國化”。而“二二八”事件及相關爭議，則成為賴清德和民進黨重點宣傳和利用的問題。

 

   對“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參與勢力，可以從多個維度觀察和評論。在較主流和傳統的敘事中，大多將“二二八”評論為政府的腐敗和專製下，被欺淩壓迫的民眾反抗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在基於“身份政治”的敘事中，則強調“外省人（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光複之後來台的中國人及其後代）”和“本省人（1945年之前就在台灣定居的人及其後代）”的衝突；在左右鬥爭和階級敘事中，則是左翼親共勢力與右翼反共勢力的較量。

 

 

 

   在1987年“解嚴”後許多年裏，對於“二二八”的紀念主要基於民眾反抗政府壓迫、反專製和爭取自由民主。這與當時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潮流合拍，也被藍營綠營等不同派別共同接受。

 

   但最近幾年，伴隨著全球民粹主義浪潮的高企，台灣的民粹潮流和“身份政治”也日趨高漲。在2016-2020蔡英文執政時期，執政的民進黨就通過修改課綱、減少與大陸經濟文化聯係、挖掘和宣傳台灣本土曆史文化等，努力塑造台灣人身份認同，弱化馬英九時代的大中華認同。許多台灣人對“二二八”的認識，也從強調反專製要民主，轉向台灣人反抗外省人欺壓。不過蔡英文政府還較溫和，仍相對包容團結不同身份立場的台灣人。

 

   但賴清德執政後，“去中國化”加速，不僅中共執政的中國大陸成了台灣敵人，台灣島內的國民黨人士、1945年後來台的“外省人”、反台獨立場者，也都成了綠營、台灣本土派的“眼中釘肉中刺”，加以撻伐並欲除之而後快。如支持民進黨的台灣青年（“青鳥”）集體網暴和攻擊藍營人士、“出征”使用大陸語言的商家和個人（所謂“支語警察”）、對“陸配（大陸來台的配偶）”進行獵巫式攻擊和迫害等。還有不少非綠營的官員、議員、媒體人遭到選擇性的司法調查和懲罰。賴清德本人也多次批判中華民國憲法，強調台灣本土立場而排斥民國法統。

 

 

  而“二二八”事件成為賴清德和民進黨鼓動台灣本土派仇視和排斥“外省人”和藍營人士的重要工具。當下民進黨政府和綠營媒體對於“二二八”的宣傳，名義上雖然仍然是反專製壓迫、追求民主、祈願和平幸福，但綠營的輿論實際已引導向“反對外來者殖民”、“中國人（大陸人）殺害台灣人”的立場和宣傳。

 

  最近兩年的“二二八”的各種紀念和言論，反中華民國、反“外省人”/“中國人”的色彩日趨濃厚。因為二二八事件確實造成大量流血死亡，也確有“外省人”和“本省人”衝突在內，曆史的傷疤被揭開，難免引發憤恨和對立。這讓本土思潮和民粹主義本就高漲的台灣，陷入更激烈的群體對立和政治衝突中。

   回溯“二二八”事件，即便按照綠營所強調的族群衝突角度，情況也是複雜的，而非純粹的“外來者”對台灣本土人士的迫害。

   1945年日本投降、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前，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一部分。到了1940年代日本更是在台灣推行“皇民化”政策，塑造台灣人的日本皇民身份認同，從衣食住行到文化教育皆向日本看齊，還動員台灣人參加日軍、在太平洋戰場與盟軍作戰。而由於日本洗腦教育和在台灣確有一些建設扶植，不少台灣人真心忠於日本帝國，為日帝侵略擴張效力。如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兄長李登欽即參加日軍，戰死於東南亞，並被供奉在日本靖國神社。有類似為日本服役的台灣人不在少數。

 

 

  而當時中國大陸正在遭受日本入侵和殺戮，中華民國國軍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日殖台灣事實上成為了中華民國的敵對區域，並為日本侵略提供人力物力、作為軍事和後勤基地存在。日軍戰機曾從台灣起飛攻擊大陸國統區，大陸民國軍機也曾攻擊日占台北。這樣的曆史積怨，也就難免讓1945年前往台灣的國軍、民國官員、大陸人對台灣人有所歧視和怨恨。反過來，台灣人也反感替代日本統治台灣的民國人員，認為這些大陸來的人也是“殖民者”，且更加腐敗，不如日本人清廉高效。很多受惠於日殖時期的台灣精英被打壓，也更有失落感和怨憤心理。

 

 

   “二二八”正是在大陸來台的民國官民和長期受日本殖民影響的台灣人之間爆發的。雖然民國官吏的腐敗和對民眾的欺淩是原因之一，但“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也有台灣本身人對外省人的暴力攻擊，惡化了當時局勢。語言、行為、穿著帶有日本色彩的本省人，也被飽受日本侵華傷害的大陸民國人士憤恨。許多國軍將士的家人和家鄉慘遭日軍屠殺，難免對於和日本有關、在殖民下或自願或被迫接受日本認同和文化的台灣人連帶厭惡。“二二八”之所以血腥，也在於台灣人卷入了中華民國和日本的殘酷戰爭和怨仇中。

 

 

  台灣人因中日問題在“二二八”遭受慘痛傷害，本身當然是不幸的事。但近80年過去，今日台灣民進黨政府，卻一方麵挑動族群對立和對“外省人”及中華民國的仇恨，另一方麵回避台灣本省人在二戰期間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並實行親日反中（而非僅僅反對中共獨裁）的政策。而親日外交也超出正常的外交內容，而頗多美化和粉飾日本曆史上侵略殖民行徑的內容。

 

   如民進黨政府積極紀念加入日軍參與二戰的台籍日本兵、阻止國軍紀念抗日（如在台黃埔軍校紀念抹去抗日事跡，隻留下北伐和剿共等）、移除紀念二戰期間被日軍奴役女性的“慰安婦”雕像、和日本右翼相互呼和等。甚至在國軍空軍節，綠營人士卻操作儀仗隊演奏日本軍歌。對於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戰爭罪行，綠營人士幾乎從不紀念，還有一些綠營人士和支持者發表過對相關曆史和受難者的侮辱性言論。

 

 

 

   另外，民進黨和綠營一直批判國民黨曆史上的專製威權和“白色恐怖”，以“二二八”事件等作為撻伐藍營的理由。但如今民進黨政府卻正在以濫用司法、打壓議會、群眾運動等方式打壓在野黨、打破權力製衡，破壞民主政治。這些行為披著“保衛自由民主”、“反中共滲透”的外衣，但實則是台灣本土派“身份政治”和民粹政策的具體化實踐。這些行為與國民黨威權時期勇敢抗爭的民主誌士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馳，也是以自由民主法治名義加劇台灣撕裂對立的行徑。

 

   從領導人到一般綠營人士的這些行為，無疑是在延續“二二八”之前的族群對立和仇怨，也損傷了紀念“二二八”的正義性。當台灣本土派在二戰等曆史問題上站在侵略中國並給中華民國和中國人帶來巨大傷痛的日本一方，美化侵略者而貶損抗日軍民，也就是在損耗同情心、消磨正義性，也將進一步撕裂台灣社會，加劇不同群體的對立。而且台灣本土人在日本殖民時代也遭到殘酷壓迫和屠殺，本不該美化日本殖民。

 

   “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無論是日本侵華受害者，還是國民黨鎮壓的受害者，都應當得到同情和告慰。而祭奠其一，而對另一方橫加侮辱，有違普世價值，和公平正義相悖。筆者個人作為中華民國的支持者，一直同情“二二八”事件中罹難的無辜平民，也主張持久的紀念。但筆者也反對侮辱二戰中犧牲的中華民國軍人和國民，反對混淆抗日戰爭的正義與邪惡。

 

   日本侵華造成中國超過2000萬人死亡，日本在台殖民也造成數十萬人死亡，都勝於國民黨統治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死亡人數。從手段上，日本侵華和在陸台殖民也比國民黨統治台灣更殘酷，屠殺更多、奴役更重。即便日本對台灣有些建設，其目的也是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而非為了台灣人的利益。所以台灣本土派更不應為了紀念被國民黨鎮壓的罹難者，而不顧日本殖民時代的殘酷、台灣藍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曆史記憶與情感。而且就“二二八”本身的悲劇，也是日本侵略殖民、造成台海兩岸分裂和族群隔閡等深層原因促成，而非僅僅是國民黨的過錯。

 

   “二二八”事件雖然過去近80年，二戰也已過去了80年，但曆史的回聲仍然縈繞於今日的台灣及周邊地區。不同立場的人們，對曆史有不同的詮釋和情感，這可以理解。但無論是怎樣的立場、出於什麽動機，都不應該扭曲曆史、選擇性的闡述部分事實、為一部分人而損害另一部分人的正當情感和合理利益。

   願“二二八”事件死難者得以安息、生命與事跡被銘記，中華民國台灣的和平與民主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