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在上海，幾乎天天跟朋友聚會，雖然2024年底回去過，離這次回國才14個月，然而這期間，有人走了，有人病倒了，有人失去了配偶...... 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歲月無情，世事無常。為此不少人更醒悟到時不待我，不免為聚會增添了幾許惆悵。聚會分手總是戀戀不舍，互相叮囑有機會一定要多聚聚，見一麵少一麵了。揮手道別的時間越來越長，再三再四互道珍重，甚至西方的擁抱也成了常態。

盡管無論哪個年齡的人，都是見一麵少一麵，差別在於年少的來日方長，生活還不到做減法的時候；而上了年紀的來日不多，相聚有了迫切感。

迫切感也影響到我，考慮到自己下次還不知何時再回國，決定抓緊時間，重走一遍以前常去的街道，再好好看看這座城市。

又瞥了一眼上海的老家（下圖）。

重訪了我出生的醫院——長樂路上的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記憶中的醫院規模不大，簡單的三層樓房。這次去三層樓長高長大了，成了一幢六層大樓。醫院的名字依舊，別的都變了。

醫院對麵那排黃色小洋房還在，我們的教研組長曾住在這裏。他氣宇軒昂，見多識廣，穿著考究，一副老克勒打扮，給人洋氣的感覺。他曾自嘲說，以前自命不凡，人生目標是三十成名，四十成家。可惜生不逢時，三十沒成名。好在沒妨礙他“四十成家”，40歲結婚了，妻子是婦嬰保健院的醫生。那個年代，40歲才結婚是很晚的晚婚了。教研組長前些年走了，沒見到他年邁的模樣，在我的記憶裏，他依舊精力充沛，風度不凡。

又去看了另一座醫院——曙光醫院。該院是中醫學院（現改名為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成立於120年以前——1906年。之所以去那裏，是因為我大姨在那座醫院工作了20多年。

文革中，有一陣家裏隻剩下上中學的我和上小學的妹妹，大人被隔離審查了，哥哥去東北插隊了，親戚被禁止來我家。有一次妹妹生病，大姨終於獲準帶她去曙光醫院看病。妹妹在曙光醫院做了個小手術，住院兩個星期。下午是家屬訪問時間，我每天一放學就去醫院看她。

記憶中的曙光醫院進門有花園草地。住院部不大，每間病房裏有好幾張病床。妹妹病房裏有位病人家屬剪了個“馬桶蓋”頭，看到他，我們忍不住笑，但是妹妹一笑傷口就疼，他一出現，我就讓妹妹趕緊換個角度，別看到他。

記得很清楚，妹妹進醫院時身高1.52米，出院時1.54米，原本的長褲有點兒短，出院時更短了，成了八分褲。那時候，造反派每個月發給我倆40元作生活費，沒錢做新褲子，多虧大姨有不少衣服，給妹妹送來幾件多餘的衣服。那年，妹妹11歲，後來她長到1.70米。

如今的曙光醫院，不見任何往日痕跡，除了一般門診樓，還有名醫診療中心，醫療樓群占據了醫院的每寸土地。大樓前人來人往，比我記憶中的曙光醫院繁忙多了，或許因為這是“三甲”醫院吧。

以前隻知道上海的醫院有市級、區級和街道三級。現在分得更細了，醫院被分為“三級十等”。一級醫院是社區/鄉鎮醫院，在上海是街道醫院，處理常見病、多發病。二級醫院是縣級和區級醫院，如XX區中心醫院，處理較複雜的疾病。三級醫院是省級、市級或國家級，處理疑難重症。

根據醫院的規模、功能、治療水平和服務能力，每一級又分為甲乙丙三等，三級醫院除了甲乙丙三等，還加了特等，“三級特等”是國家級的醫療中心。雖然尚未有一家醫院被冠以“三級特等”，但是業內普遍認為以下五所“三甲”醫院——北京協和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上海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擁有“特等”醫療水平。

上海的三甲醫院除了治療本地病人外，全國各地患有疑難病症、不治之症的病人，抱著一絲求生的希望，如潮水般湧入上海三甲醫院求醫，尤其是中山醫院和瑞金醫院。難怪上海人說，這兩所醫院的門檻都被踏破了。

相比之下，曙光醫院雖然病人不少，尚未到達踏破門檻的地步。

一日赴約，經過錦江飯店附近的蘭心大戲院，戲院建於1931年，采用了意大利文藝複興風格，這裏常上演話劇、戲劇和舞劇。解放後，這座戲院一度改名上海藝術劇場，文革後才恢複蘭心大戲院的原名。曾在這裏看過當年風靡一時的《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傷痕》等話劇。

在長樂路經過了一個幼兒園（下圖1）牌子上寫著威海幼兒園國際部，以前不叫這個名字，具體叫啥回憶不起來了。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們去上海展覽中心（下圖2）實習，那時展覽中心有個上海工業展覽，偶爾外賓來訪，我們的工作是做英文講解員。這是我首次跟外國人講英文，講解詞早背得滾瓜爛熟了，一開口聽上去挺流利的。但是一旦外國人問問題，一下子就懵了，怎麽語速那麽快？吐字那麽不清楚？看來在非英語環境裏學英語，要提高聽力不容易。

回過來說幼兒園，不知何故那時幼兒園空著，因離展覽中心不遠，用來作為我們實習期間的宿舍。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相對快樂，一是因為在外實習，我們班的極左分子難以召集大家開展大批判，鬥老師，鬥同學。二是因為不像平時住在郊區的校園裏，而住在市中心。幼兒園離我家不遠，下班後常溜回家去。晚上抓緊時間跑東跑西，去拜訪一些長輩，為自己即將到來的分配找關係開後門。插隊幾年，好不容易回到上海，最怕大學畢業後又被分往外地。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畢業後留在上海。定下心來一想，那已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

在上海展覽中心的斜對麵，是著名的馬勒別墅，這座北歐風格的建築建成於1936年，主人是英籍猶太商人愛立克·馬勒 (Eric Moller)。可惜他在美麗的豪宅裏剛生活了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為避戰亂，不得不丟下別墅離開中國。日軍占領上海後，這裏成了日軍俱樂部；抗戰勝利後，成為國民政府的特務機關；1949年後是上海共青團委的辦公場所。如今，馬勒別墅是衡山集團下經營的花園酒店，不能隨意進去參觀。如想進去欣賞建築，可以入住酒店或去餐廳用餐，也可以去用下午茶，但需要預定。這次沒時間去了，希望以後有機會進去一飽眼福。

我沿著長樂路，走到了長樂路、富民路、東湖路、延慶路的交叉路口，那裏有片小綠地，附近居民稱為“三角花園”，內有田漢的雕像。

從我家去位於東湖路上的小學，有兩條路可走，可以走淮海路，寬大明亮，也可以走延慶路，狹窄清淨。延慶路上有一排小洋房，小洋房門口有電鈴，這在當年相當罕見。調皮的男生會走上台階去摁電鈴，然後跳下台階飛快奔離現場，萬一洋房主人來開門，發現是惡作劇，有時候罵一句“野蠻小居”（小鬼），男生會開心得哈哈大笑。

下圖曾是派出所所在地。插隊前，我去派出所注銷上海戶口。那年16歲，全然不懂上海戶口的珍貴，看著戶籍警在戶口本上蓋了“遷出”的印章，依舊跟同去遷戶口的發小嘻嘻哈哈，無動於衷。離家前，我還信口開河對媽媽說：我16歲離開家，60歲再回來。這事我早忘了，若幹年後媽媽提起，作為我“幼稚”、“簡單”的鐵證。

戶口遷出七年後，又去了一次派出所，蓋上了“遷入”的印章。那天別提多高興了，回家把戶口簿放進五鬥櫥的抽屜，有一塊石頭落地的踏實和安心，終於又成上海人了，下決心以後再不離開上海。結果又走了，我走了之後，媽媽去派出所替我遷出了上海戶口。

派出所旁邊的這座高樓，現在是商務樓，以前這裏是羊毛衫八廠，中學時代，是我們學工的地點之一。我們的工作是坐在灰塵中，用啤酒瓶蓋子“拆紗頭”，即把剪裁下來的羊毛衫邊角料拆成毛線團，用來擦機床。

羊毛衫八廠對麵的小馬路是眼下大名鼎鼎的安福路。我記憶中的安福路是條小馬路，路兩邊的建築魚龍混雜，有漂亮的獨家獨戶的小洋房，也有老舊破爛的低矮房子。破舊房子底樓的街麵房子裏，有糧店、醬油店、修鞋鋪、裁縫店等等。如今，美化城市，舊房子臨街的一麵塗抹一新，小店掛上了英文招牌，賣服裝、茶葉、禮品等等。

安福路上曾有一條四通八達的大弄堂“木齊裏”，在烏魯木齊中路有出口，裏邊的房子質量參差不齊。20多年前開始拆遷，有好幾年，一片廢墟中孤零零的幾座小破房子依然屹立，那是所謂的“釘子戶”。他們堅持了若幹年後，最後不見了蹤影。2008年建起了高級公寓“匯賢居”。那裏的平均房價約為13-14萬人民幣/平方米。

高級住宅改變了安福路。如今，安福路被視為時尚打卡熱點，時尚人士以及奇裝異服者喜愛聚集於此，街拍十分流行。

此外，由於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坐落在安福路，吸引了不少懷揣進入演藝圈夢想的年輕人。據朋友說，有不少帶點兒文藝範兒的年輕人，還有不少穿著打扮模仿演藝明星的年輕人，常聚集在安福路附近的酒吧咖啡吧裏，神情凝重，一開口拿腔拿調。朋友見多識廣，一眼便能分辨出誰是上戲（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誰是模仿者。無論如何，安福路能為文藝青年提供一個做夢、演戲的場所，還是難能可貴的。下圖是安福路上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前的雕塑。

安福路上沿街的老洋房，精致咖啡店，異國風味的餐飲店、精品小店，在梧桐樹的掩映之下，頗有歐式風情，引來不少人拍照留念。（見下圖）

安福路的盡頭是梧桐區最著名的打卡街道武康路，那一段遊客較多（見下圖）。

在上海的最後一天，去了我人生的來源之地——父母舉行婚禮的地方。在整理母親遺物的時候，看到了父母的結婚證書，他們的婚禮是1947年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前一陣，看到博友陶次瓦兄的博文《2025 上海行之三，入住八仙橋YMCA基督教青年會賓館》，內有一段視頻，拍攝了青年會賓館的內部裝飾，中西結合的經典裝飾，十分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