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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是近代中國同族人內鬥史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蔣介石是近代中國同族人內鬥史
蔣介石其掌權期間確實充滿了密集的同族內鬥。例如:蔣介石同國民黨內的各種派係之間的鬥爭、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的各路軍閥之間的戰爭、蔣介石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在大陸時的兩次內戰,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三年。敗退到台灣後的《反攻大陸》幾十年。這反映了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與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爭鬥,是理解這一時期中國曆史局勢的重要側麵。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先後與胡漢民、汪精衛、桂係等派係鬥爭。
蔣介石主導了中原大戰(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以“統一”之名頻繁開展同族內部的軍事衝突。致中國《軍閥混戰》。
蔣介石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長期內戰,是最大的同族武裝鬥爭。即《國共內戰》。
《蔣介石是近代中國同族人內鬥史》:這句話精準地戳中了中國近代曆史的痛點。蔣介石的一生確實與《內鬥》二字緊密相連。
從史學角度看,蔣介石的政治生涯可以概括為三個層麵的同族較量:
一是蔣介石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早年通過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排擠汪精衛、胡漢民;隨後在漫長的中原大戰中,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拚死搏殺,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
二是蔣介石開始了國共兩黨的生死決戰:這是近代中國最慘烈的同族衝突。從1927年“四一二”清黨到長達十年的內戰,再到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雙方的博弈決定了中國的走向。
三是蔣介石對地方軍閥的削藩:蔣介石利用“中央化”名義,在抗戰初期和圍剿紅軍期間,借刀殺人削弱川、滇、黔等地方軍係,引發了極深的內部芥蒂。
這種“內鬥”雖然讓蔣介石維持了很長時間的最高統治地位,但也極大地消耗了舊中國當時的國力,最終在抗戰後的民心背向和軍事潰敗中,蔣介石帶著國民黨的殘兵敗將隻能退守台灣。
當時的八路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相遇時,八路軍朝天開槍,並高喊:“東北軍弟兄們,不要替蔣介石打內戰!”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收複東北失地!”而東北軍也不開槍地走開了。《不要替蔣介石打內戰!》
《同族人內鬥》在曆史上司空見慣,各族裔都存在。也就是具有相同血緣、地緣、信仰或種族背景的成員內部發生的衝突。這通常由爭奪有限資源、權力鬥爭、理念差異或管理機製缺失引起,容易導致群體內部分裂、內耗嚴重,減弱整體應對外部競爭的能力。
《同族人內鬥》主要是因資源與利益爭奪: 族群內部有限的經濟利益、土地、職位或話語權分配不均,常引發“同室操戈”。權力與主導權: 族內不同派係為了爭奪領袖地位或控製權,采取激烈的競爭手段。理念與意識形態差異: 對族群發展方向、傳統守舊與改革的認知不同,導致內部產生裂痕。“方以類聚”,同類相聚後,由於距離更近,矛盾也更容易激化。
《同族人內鬥》主要是形成明確的對立幫派,公開或秘密攻擊對方。 通過散布謠言、抹黑對方成員的名譽來爭奪話語權。拒絕與族內特定群體合作,甚至故意破壞對方的利益。嚴重內耗: 寶貴的資源和精力被浪費在內部爭鬥中,難以團結一致麵對外部壓力。削弱族群內部的凝聚力和歸屬感。在市場或社會競爭中往往處於劣勢。
“同族內鬥”通常指具有共同文化、血緣或民族背景的群體內部,因利益衝突、權力鬥爭或觀念分歧而產生的相互排擠、攻擊或對抗。這種現象在曆史上和現實社會中都十分常見,具有極強的破壞性。就是因為這種現象十分常見,因而容易被外界或敵方利用。
美國曆任政府都是利用這個常態每次都能容易地讓別的族人之間進行內鬥以從中獲理。
2026年中東危機中,《放出蔣介石》再度被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拿來形容對伊朗的“不設限”打擊。又可稱《鬆綁蔣介石》,意指《讓蔣介石出場》是說,原本是美國冷戰早期用來製造嚇阻效果的戰略隱喻,意指解除美軍第七艦隊對蔣介石國民黨逃亡台灣的偽中華民國軍事行動的限製,讓蔣介石理論上能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跨海攻勢,借由“可能升級”的壓力逼迫對手計算風險。對中國大陸的“不設限”打擊,讓原本偏向心理戰的舊詞,突然被賦予“直接動武、全麵升級”的現實重量。
“鬆綁蔣介石”是美國在不同年代如何運用語言包裝軍事選項,如何把模糊空間當成嚇阻工具,也如何在政治記憶斷裂後,把曾經用來控製升級的詞匯,反過來變成宣示升級的開關。當“放手”被再次說出來,焦點不隻在話語本身,更在話語背後代表的界線消失,從約定代理人,到解除自身限製;從含糊威嚇,到公開預告更猛烈的攻擊即將到來。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蔣介石國民黨偽政權撤退到台灣,美國內部隨即爆發“誰丟了中國”的政治風暴,牽動華府究竟要把戰略重心放在歐洲還是亞洲。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把朝鮮越過三八線視為共產陣營的連動攻勢,迅速推進圍堵政策,並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當時第七艦隊的角色有著“雙向中立化”的意味:一方麵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動武,另一方麵也要攔住台灣貿然反攻,以免在韓戰泥沼中再開第二戰場,甚至引爆與蘇聯的全麵衝突。
然而,美國政府的方針在美國國內引來強烈反彈。以麥克阿瑟為代表的鷹派,與資源雄厚的“中國遊說團體”持續施壓,主張應讓蔣介石部隊對中國大陸施加軍事壓力,逼北京陷入兩線作戰,以減輕美軍在朝鮮半島承受的壓迫。共和黨也把這股情緒轉化成對民主黨政府“軟弱”的攻擊,麥卡錫更在紅色恐慌氛圍中把溫和政策描繪成道德失職,讓“鬆綁蔣介石”逐漸成為保守派要求更激進路線的象征性用語。
1953年艾森豪上台後,政策急轉。他在1953年2月2日國情谘文宣布解除第七艦隊的封鎖,不再用海軍去“遮蔽”共產中國免受台灣蔣介石國民黨攻擊,美國媒體隨即以“鬆綁蔣介石”概括這個轉向。傳統解讀常把此舉說成高明的心理戰:用模糊訊號讓北京與莫斯科擔心台海升級,配合核嚇阻與不確定性,推動韓戰停戰談判加速。但是從最新的解密檔案與台灣資料指出,這不完全是空包彈。美方官員在私下確實更積極地鼓勵蔣介石國民黨的攻勢想像,甚至探討聯合指揮與美軍支援的作戰設計,讓“口頭模糊”在暗處變得更具操作性。
在這種雙軌互動裏,嚇阻與失控隻隔著一層薄紙。 1954 與 1958 年所發生的台海危機,部分正源自美方一邊利用蔣介石國民黨的企圖施壓,一邊又必須在危機升高時重新拉住代理人,最後甚至動用核邊緣手段與外交壓製,才勉強避免局勢滑向無法收拾的方向。
接著當美中關係在1970年代出現結構性轉向,“鬆綁蔣介石”失去原本的軍事可行性。尼克森與基辛格推動對中接觸,美國政府不再以隔離新中國為核心思路,蔣介石“反攻大陸”也在現實上變得不可能。在這個過程裏,《Unleash Chiang 》詞語被抽離戰場,隻剩情緒與姿態。後來布什政治家族把這句話“內哏化”。
老布什在網球場上會用“Unleash Chiang”自嘲式地警告對手自己要用力發球,把冷戰右派的戰吼轉成帶幽默感的競技口頭禪。但到下一代,曆史識讀斷裂造成語音誤植與角色錯置:佛州前州長傑布.布什在2006年送給年輕政治盟友盧比奧一把劍,還在劍上刻了“Unleash Chang”,把“Chiang”誤轉成虛構的“Chang”,再硬塞進自由市場與道德價值的寓言故事裏,仿佛是一名神秘戰士的座右銘。
這段語言漂移的後果不隻是笑談。當一個原本與核彈危機、代理人失控密切相關的詞,被長期用在激勵或勝負心態上,它就會逐漸抹除“升級風險”的記憶。人們聽到它,想到的可能不再是台海危機如何逼近核衝突,而是“放開手腳、狠狠幹一場”的情緒指令。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蔣介石調動百萬軍隊圍剿共產黨
在193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工農紅軍被迫《長征》前夕及期間,蔣介石調集了百萬軍隊對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地井崗山瑞金根據地進行《圍剿》,蔣介石親自擔任總司令。針對第五次反“圍剿”和紅軍被迫戰略轉移史稱《長征》,蔣介石國民黨先後投入了數十個師的兵力,僅在1934年5月前後就調集了31個師的兵力向共產黨中央蘇區中心區發起進攻,采取分路包圍的戰略。
蔣介石調集了百萬大軍,其中首先以50萬兵力進行《圍剿》,企圖將中國工農紅軍圍殲在根據地內。蔣介石為了阻止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通過“甬道式”推進和層層封鎖,在長征初期就開始圍堵剿殺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麵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重兵,中國工農紅軍被迫在1934年10月放棄蘇區井崗山瑞金,開啟了《長征》。
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期間,蔣介石為了《圍剿》和《追堵》中國工農紅軍,調動的兵力隨著戰線推移而不斷變化。根據曆史資料和官方統計,不同階段的兵力部署如下:
蔣介石圍剿開始階段,亦稱《第五次圍剿》在工農紅軍被迫長征前,蔣介石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總兵力:調集了約 50萬至100萬 兵力。核心策略:采取“堡壘主義”戰術,在中央蘇區周圍修築了數千座碉堡,企圖步步為營徹底消滅工農紅軍。
蔣介石追擊與攔截階段,亦稱《工農紅軍長征途中》。中國工農紅軍突破蔣介石幾十萬重兵封鎖線,並開始長征之後,蔣介石改變策略,采取《追剿》與《堵截》相結合的剿殺紅軍的方式。
蔣介石派追剿主力:以薛嶽為“追剿軍”總司令,率領中央軍主力約 10餘萬人(如吳奇偉、周渾元等部)一路緊隨中國工農紅軍。
同時蔣介石又命令收編的地方軍閥配合:就是蔣介石同時調動各省地方實力派進行攔截,包括:《湘江戰役》:調集湘、桂、粵等省兵力共約 30萬至40萬,在湘江兩岸設置封鎖線。
《四渡赤水》與入川:在雲貴川地區,蔣介石通過指揮中央軍和地方軍(如滇軍、川軍、黔軍),形成了總數約 40萬 的包圍圈。
《封鎖線部署》:在長征初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共設置了四道封鎖線,每一道都部署了幾十萬兵力。
在《長征》後期,蔣介石的再一次圍堵階段。當中國工農紅軍接近陝北時,蔣介石又調動了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以及胡宗南的中央軍等,企圖在西北地區完成最後的對紅軍圍殲。
在整個《長征》過程中,蔣介石直接和間接調動用於對付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兵力(含中央軍和各地方軍閥)累計達到了 100萬人左右,其中長期保持在紅軍周邊的“追堵”兵力常年在 40萬 規模以上。
而中國工農紅軍在二萬五千裏長征,到底犧牲了多少人?
1936年,傷痕累累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隊伍,終於在陝北紮下根。
當時的工農紅軍隊伍,人人帶傷,滿是疲憊,堪稱最虛弱的時候,這一趟下來,損失到底多大,麵對手握百萬大軍的蔣介石的圍追剿殺之後,剩下幾人?
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工農紅軍主力連同後方機關,總共八萬六千餘人,從江西的瑞金、於都,井崗山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即為《長征》。這次《長征》行動最初的目標是前往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工農紅軍穿越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封鎖,跨越了從中國南方和西南腹地複雜險峻的地形。中國工農紅軍們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嶺、烏蒙山等在內的18座主要山脈,其中多座海拔超過四千米。
中國工農紅軍們涉過了湘江、烏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條主要江河,期間,經曆了大小戰鬥六百餘次。平均每向前推進約300米,就有一名紅軍戰士倒下,犧牲如影隨形。
這場《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轉移中最慘烈的一役發生在湘江戰役。
1934年11月,急於西渡的中國工農紅軍在湘江上遊的廣西境內,遭遇了蔣介石國民黨中央軍、湘軍、桂軍的聯合圍堵剿殺。激戰持續了四晝夜,工農紅軍戰士在敵機轟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負傷員,在冰冷的江水中強行渡河。中國工農紅軍麵對的《前方》是嚴密的地方軍閥的強大火力封鎖線,《後方》是緊追不舍的蔣介石中央軍。
此役過後,中央工農紅軍兵力銳減過半,陣亡、被俘、失散者超過三萬人,戰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三人小組領導層(李德,博古,周恩來)也不得不承認在戰略上的失誤,導致紅軍損失慘重。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湘江戰役》的嚴重受挫,中國共產黨中央迫切需要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湘江戰役》的嚴重教訓迫使中國共產黨對中央工農紅軍要改變策略。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通過批判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錯誤、調整最高軍事領導機構(推舉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軍事指揮),會議扭轉了長征初期嚴重挫折的局麵,拯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決定在常委中進行適當分工,隨後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
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主張,糾正了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使得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開始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
遵義會議標誌著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開始形成,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身問題,從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關頭,遵義會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被官方評價為“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其領導地位,但毛澤東在黨內最高職務(如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正式確立是在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完成的。
1934年年底,中央紅軍遭受了自長征以來最嚴重的損失。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於湘江東岸外,全部渡過湘江,但人數已由出發時的8萬餘人銳減為3萬餘人。這是軍事上的錯誤領導造成的嚴重後果。
中央紅軍主力渡過湘江後向何處去?原打算往湘西一帶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這一戰略意圖,被蔣介石集團覺察,遂命“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在湖南洪江、芷江,貴州鬆桃、銅仁、石阡一帶集結近20萬軍隊,設置四道防線,布好口袋陣,企圖讓中央紅軍主力進入包圍圈。
在紅軍戰略轉移的方向問題上,共產黨中央領導內部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開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鑒於去紅二、六軍團的道路已被蔣介石集結重兵把守,中央紅軍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機,故毛澤東向黨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
12月12日,黨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力主向貴州進軍,而博古、李德等人堅決反對,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由於意見不統一,故會議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但作出了西進占領貴州黎平的部署。鑒於爭論仍在繼續,進入貴州後,中央政治局在行軍途中召開了一係列會議,圍繞黨和紅軍前途命運以及決策權、指揮權等問題不斷展開討論。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同誌讚同毛澤東關於西進渡烏江北上、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意見。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並決定攻入遵義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猴場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堅持不過烏江而要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重申由毛澤東提出並經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並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為加強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改變軍事上由李德專斷的狀況,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兩天後的1月3日,中央書記處責成各軍團首長將這個決定向團級以上幹部傳達。
1月2日,在紅一軍團第二師的協助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隨同軍委縱隊和後續部隊安全渡過烏江。至6日,中央紅軍主力分別從三個渡口全部渡過烏江。1月7日,紅一軍團第二師襲占遵義城。這就為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條件。
在危急關頭敢於與錯誤路線作堅決的鬥爭,在重大問題上能夠對黨和紅軍的戰略戰術作出正確的決策,毛澤東的核心作用有目共睹。
1935年1月9日,毛澤東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同張聞天、王稼祥住在遵義新城古式巷原黔軍旅長易少荃的宅邸。
進駐遵義第三天,毛澤東就在遵義全縣民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講述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各項政策,指出中國共產黨願意聯合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強調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通稱“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就長征以來各種爭論問題,主要是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批評博古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其失敗主要由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還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使紅軍招致損失。毛澤東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托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建議和大多數人的發言內容,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後再印發。
遵義會議提出改變黎平會議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參加會議的鄧小平後來憶述:盡管名義上他(毛澤東)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
《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和軍委縱隊於1935年1月19日離開遵義,繼續長征路。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長征路上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一方麵繼續探索前進的方向和落腳點,一方麵進一步確立和鞏固新的領導集體。
1月26日,毛澤東等人到達土城。這時,川軍兩個旅先於中央紅軍到達赤水城,以阻止其北進,尾追的川軍則進至土城以東地區。1月28日,軍委縱隊幹部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一軍團一部從南北兩麵,向位於土城以東青杠坡地區之敵發起猛攻,激戰終日,戰鬥失利。此時,川軍後續部隊兩個旅迅速增援上來,位於旺隆場的川軍兩個旅也趁勢從側背向中央紅軍發起進攻。在此境況下,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開會,決定立即撤出戰鬥。隨後,作戰部隊和軍委縱隊迅速輕裝渡赤水河西進,開始了紅軍長征中舉世聞名的四渡赤水之戰。
2月5日,毛澤東與軍委縱隊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在這裏,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起張聞天提出的有關變換黨中央領導的問題。對這件事,周恩來曾這樣回憶道:“洛甫(張聞天)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隨後,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盡管毛澤東此時在形式上沒有“負總責”,但是毛澤東的胸懷、遠見和領導能力,卻得到黨和紅軍的進一步認可。
2月8日,中央書記處為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發布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係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緊接著,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人陸續到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幹部會議上傳達該決議精神。當月,毛澤東作詞一首,其中寫道:“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不久,在苟壩會議上,毛澤東堅持原則,以少數說服多數,使黨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免遭全軍覆沒的危險。會後,毛澤東認為,作戰不能像過去那麽多人來集體討論,指揮需要集中,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經他提議,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這就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自遵義會議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從此,紅軍長征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曆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隨後進行的強渡烏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等關鍵戰役,都體現了新的作戰思路,不再一味硬拚,而是力求在運動中調動和擺脫敵人。
1935年5月,為搶占大渡河上僅存的關鍵通道瀘定橋,紅軍挑選了22名戰士組成突擊隊。
麵對已被敵人抽走橋板、隻剩下冰冷鐵索的險境,他們冒著對岸密集的槍彈,攀爬鐵索強行衝鋒,最終奪下橋頭堡,為後續部隊打開了通道,但突擊隊員中有四人當場犧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與敵人的戰鬥,自然環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敵人。
進入川西北後,紅軍開始翻越夾金山、夢筆山等五座終年積雪的雪山。
空氣稀薄,嚴重缺氧,衣著單薄的戰士因體力耗盡和體溫過低大量倒下。
緊接著是穿越鬆潘草地,這是一片廣袤的泥濘沼澤地帶。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殺機,人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掙紮中迅速被吞沒。
當時糧食補給幾近斷絕,戰士們隻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帶充饑,許多人在耗盡最後一絲力氣後,無聲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發地的紅軍部隊都付出了巨大犧牲,紅四方麵軍從川陝蘇區出發時約八萬人,經曆長途轉戰,最終會師時減至約三萬三千人。
紅二方麵軍(由紅二、紅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從湘鄂川黔蘇區出發一萬七千餘人,到達陝北時約剩一萬三千三百人。
即使規模較小的紅二十五軍,從河南羅山出發時不足三千人,到達陝北時雖略有補充,但也經曆了萬裏轉戰和殘酷戰鬥。
綜合各方數據推算,整個紅軍在長征途中犧牲的總人數至少超過五萬人。
他們倒在了翻越山嶺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間,倒在了雪線的寒風裏,倒在了草地的泥濘中。
當這支飽經摧殘、衣衫襤褸的隊伍最終踏上陝北的土地時,他們身上背負的不僅是行囊,更有數萬犧牲戰友未竟的使命。
蔣介石調動了上百萬軍隊參與圍剿,實際效果卻大打折扣。
地方軍閥的消極避戰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這些地方實力派深知蔣介石借“剿共”削弱異己的意圖。
當紅軍進入不同軍閥的防區時,他們往往選擇保存實力,避免與紅軍硬拚。
比如紅軍進入廣東時,粵係軍閥陳濟棠就與紅軍達成秘密協議,允許紅軍“借道”其防區四十華裏,雙方互不攻擊。
紅軍進入四川後,川軍首領劉湘基於保存實力和確保核心區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標,對在非核心區域阻擊紅軍態度消極,傾向於采取“驅離”策略,避免主力決戰,力圖讓紅軍盡快離開川境
桂係將領白崇禧、李宗仁指揮的部隊,麵對紅軍時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後便放行,雙方甚至形成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紅軍有時僅需開幾槍就能順利通過其哨卡。
蔣介石對這些地方軍閥的行為並非不知情,但他麵臨兩難困境。
一方麵,他需要依靠這些地方力量參與圍剿,頻繁撤換或嚴厲懲處容易激起兵變或公開對抗,反而暴露中央權威的虛弱。
他對地方軍閥的控製力有限,往往隻能下達命令,難以有效更換將領或直接指揮其部隊。
另一方麵,蔣介石意識到,紅軍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對他維持對各派係軍閥的威懾力是有用的。
隻要“剿共”任務存在,中央軍就有理由駐紮各地,地方軍閥也缺乏公開對抗中央的口實。
可當紅軍突破重重阻礙進入陝北後,蔣介石確實試圖給予最後一擊。
他迅速調集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馬鴻逵的西北軍,計劃在陝甘邊界,徹底殲滅立足未穩的中央紅軍主力。
1935年10月,雙方在吳起鎮附近爆發激戰。
此時紅軍雖然疲憊不堪,彈藥匱乏,許多戰士還穿著草鞋甚至赤腳,但士氣高昂,決死一戰。
彭德懷指揮紅軍依托有利地形頑強阻擊,東北軍本以為麵對的是一支不堪一擊的殘兵,結果反遭重創。
戰鬥不到兩小時,東北軍即被擊退,損失六百餘人陣亡,七百餘人被俘。
紅軍也付出了不小的傷亡,但成功挫敗了追兵,初步在陝北站穩了腳跟。
緊接著,1935年11月,在陝西鄜縣直羅鎮,紅軍再次設伏。
東北軍裝備精良的第109師一頭闖入伏擊圈,幾乎被全殲。
此役,109師陣亡超過一千人,包括師長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這次慘敗對張學良和東北軍震動極大,張學良緊急向蔣介石求援,要求補充兵員和武器彈藥。
但蔣介石的反應出乎意料,他不僅拒絕了張學良的請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銷了第109師的番號。
蔣介石這種既利用地方軍剿共,又不願付出代價彌補其損失的做法,嚴重激化了與東北軍的矛盾,也為後來的重大事變埋下了伏筆。
當紅軍在陝北奮力建立根據地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擴大。
陝北紮根
中央紅軍在吳起鎮擊退追兵後,迅速在陝北展開行動,與先期到達的紅十五軍團(由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合編)會師,恢複紅一方麵軍番號。
紅軍開始在陝北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獲得了寶貴的喘息和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吳起鎮和直羅鎮的連續失利,特別是109師被全殲後蔣介石拒絕補充兵員、反而撤銷該師番號的做法,在張學良和東北軍內部激起了強烈反彈。
東北軍官兵背井離鄉,承受著“不抵抗”丟失東北的輿論壓力,如今又被驅使在西北“剿共”並遭受慘重損失,卻得不到撫恤和支持。
部隊內部厭戰情緒蔓延,“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呼聲日益高漲。
這種普遍存在的情緒,促使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開始重新審視時局。
他們意識到繼續進攻紅軍不僅師出無名、損耗自身實力,更違背了官兵和民眾強烈的抗日意願。
1936年夏,南方局勢突變,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發動“兩廣事變”,打出“抗日救國”旗號,公開挑戰南京中央政府權威,要求北上抗日。
蔣介石被迫將主要精力和中央軍主力南調,以應對這場內部危機,南方戰事的爆發,使得蔣介石暫時無法全力顧及陝北的紅軍,圍剿行動實質上陷入停滯。
當蔣介石於1936年12月初親赴西安,意圖督促張、楊繼續積極“剿共”時,長期積累的矛盾爆發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采取兵諫行動,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要求其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在各方調停和全國抗日救亡浪潮的壓力下,蔣介石最終接受了停止內戰、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誌著持續十年的國共內戰基本結束。
隨後,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獲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對穩定的後方。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蔣介石中原大戰亦稱為軍閥混戰
《中原大戰》,亦稱《蔣馮閻軍閥大混戰》,指的是1930年4月至11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之間的戰爭,因主戰場在中原地區,故得名為《中原大戰》。
蔣介石當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是由孫中山的國民黨和陳獨秀的中國共產黨合作領導的國民政府發動的統一戰爭,旨在打倒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北洋軍閥。革命軍從廣東起兵,擊敗軍閥勢力,最終以1928年東北易幟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早在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1924年起,國共合作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北伐戰爭於1926年7月9日誓師,1928年12月29日結束。主力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總司令。
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北伐軍迅速控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擊敗吳佩孚、孫傳芳。1927年,國民黨內部分裂,汪精衛和蔣介石先後借清黨為名,蔣介石在上海進行了四一二大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的左派後造成國共兩黨的合作徹底破裂。再經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結合馮玉祥、閻錫山的軍事力量攻克北京。
1928年6月,北伐戰爭告終之際,蔣介石決心獨裁國民黨軍隊,實施國軍編遣,引起了各地方實力派的不滿。1930年4月,《中原大戰》正式爆發。中原大戰共分為南、北兩個戰場。北方的主戰場在河南、支戰場在山東,分別沿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線進行。反蔣主力是改編後的馮玉祥的第二方麵軍和閻錫山的第三方麵軍,以及石友三的第四方麵軍。南方戰場在湖南,沿湘江進行,以衡陽附近為決戰區,反蔣聯軍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麵軍。
中原大戰在1930年5月至6月,北方戰場的反蔣聯軍在隴海線、平漢線向蔣介石中央軍發起攻勢,攻占許昌和濟南,南方聯軍則攻占長沙。7月,是雙方相持時期。反蔣聯軍在湖南戰場失利,被迫退回廣西,但在北方占據優勢。8月後,蔣介石中央軍發起反攻,奪回濟南,聯軍被迫退至黃河以北。9月18日,張學良發表通電擁護南京中央,東北軍入關助蔣,奪取平津等地。反蔣聯軍在南北夾擊下潰不成軍,完全失敗。
中原大戰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軍閥大內戰,戰火波及南北多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中原大戰後,國民黨各派軍閥力量對比發生較大變化,東北軍實力大增,蔣介石實權得到鞏固,正式確立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麵,軍閥大混戰也給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創造了時機,使中國共產黨農村根據地得以發展壯大。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平、津。1928年底,東三省易幟,其與南京中央維持著“分治合作” 的關係,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沈陽等6個軍權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舉行國軍編遣會議,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編,東北軍列入第二期整編;規定每個軍事集團最多保留11個師 ,李宗仁部、馮玉祥部先後舉兵反抗,均告失敗。同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召開,規定各編遣區以團為單位實施編遣,軍隊數量一律壓縮到7-9個師 。東北軍並未參與其中,張學良且與閻錫山等人聯名通電“擁護中央統一” 。但因“中東路事件”及與蘇聯交涉問題 ,奉張與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張學良既未出席曆次編遣會議,也未執行會議決議,財政方麵依然自收自支。
軍隊編遣和取締政治分會。使蔣介石操縱了全國的軍政大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正統”地位,卻未真正統一國民黨,國民黨內四分五裂、派係林立。麵對這種形勢,蔣介石希望通過召開三全大會來穩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除通過“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為“最高之根本法”,《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外交決議案》外,還決定:追認編遣方案,從法律上肯定了蔣介石消滅地方實力派為合法。
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陳公博、甘乃光等人的黨籍,對汪精衛予以書麵警告,桂係及改組派勢力被完全排除於三大中央之外。開除國民黨二屆中央中共黨人的國民黨籍,並對鄧演達、彭澤民、路友一尹等人以開除黨籍或停止職權的處分。
民國十八年年饉,馮玉祥所主政的陝西關中地區,一場大災荒對“中原大戰”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民國十八年發生在陝西關中的大饑荒,又名“民國十八年年饉”。
陝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稱為饑年,兩料未收稱為荒年,連續三料未收稱為年饉。而民國十八年年饉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說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說是三百年一遇。
實際上民國十八年年饉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了,據近代大量史誌和報刊資料記載,民國17年(1928年)陝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麥歉收,秋未下種,冬麥亦無透雨下播。民國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嚴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涇、渭、漢、褒諸水斷流,多年老樹大半枯萎,春種愆期,夏季收成不過二成,秋季顆粒未登,饑荒大作,草根、樹皮皆不可得,死者日眾、殍滿道旁、屍腐通衢、流離逃亡,難以數計。
據當年9月5日陝西救災委員會統計,在全省92個縣中,發生旱災的縣達91個,除濱渭河各縣略見青苗外,餘均滿目荒涼,盡成不毛之地。在91個災縣中,有特重災縣24個,重災縣27個,一般災縣15個,輕災縣25個。長安、武功、鳳翔、扶風、乾縣、岐山、眉縣、興平、鹹陽、臨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陽、寶雞、隴縣、澄城、淳化、長武、褒城、禮泉等縣為重災區。全省940餘萬人口,餓死者達250萬人,逃亡者約40萬人,有20多萬婦女被賣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東等地。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黨新軍閥政權。6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通過徐州會議,實現了國民黨兩派新軍閥的合作。1928年2月,蔣馮結拜“換譜兄弟”。4月,在北伐奉係張作霖的戰爭中,四派新軍閥組成的“二期北伐”軍迫使奉張軍退回東北。其後蔣、桂、馮、閻四派對張作霖的臨時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麵。蔣、馮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明顯突出。
“二期北伐”開始之前,蔣介石控製國民黨中央政權,據有滬、寧、杭等富庶地區,需要借助馮玉祥的軍事力量,北伐奉張,占領北方地盤,進而“統一”中國。馮玉祥控製西北,地瘠民貧,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張之機到北方爭奪自己的地盤。尤其對財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為看重。
“二期北伐”結束以後,蔣介石擔心馮勢力發展過快,利用閻錫山與馮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劃給閻錫山。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允許閻的第3集團軍開進北京。而馮的第二集團軍隻允許留駐南苑,不準進入北京城。為此,馮玉祥對蔣介石極為不滿,他命令所屬撤兵,退回山東與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鄉,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馮玉祥強調“平民政治”,反對獨裁。在國民黨建設上反對蔣介石的主張,要求建立廉潔政府,提倡共辦實業,救濟災民,反對貪汙腐化,反對中央政府委員加薪,以各派的實力大小分配中央領導權,反對蔣介石包辦黨務與南京政府、這與蔣介石的主張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北伐”勝利後,蔣介石提出要編遣軍隊。在編遣軍隊的問題上,蔣、馮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在北平邀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召開座談會,在會上,馮玉祥和其他派係首領大力反對蔣介石的裁兵計劃,座談會不歡而散。
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議討論馮、閻兩個裁兵方案時,多數人讚閻案,反對馮案,後通過了有利於蔣介石的《國軍編遣委員進行程序大綱》。馮、閻、李很快從相互攻訐轉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設法抵製編遣會議。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為集中兵力,消滅桂係,蔣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華山拉攏馮玉祥,以行政院院長及鄂、湘兩省地盤為條件,要馮繼續與蔣合作,並請馮出兵助蔣討桂。馮表麵答應了蔣的要求。隨即在豫鄂邊界頻繁調兵,希望待蔣、桂兩敗俱傷之時,乘機出兵占領武漢。但蔣很快打敗了桂係,增加了蔣介石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
蔣介石隨後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馮玉祥,大舉向山東、河南調兵,造成對馮係大兵壓境之勢。接收濟南事件則成了蔣、馮矛盾爆發的導火線。蔣介石以武力把孫良誠擠出山東。馮玉祥看到蔣介石消滅西北軍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禦策略,命令山東、河南的守軍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縮短戰線,鞏固西北。
同時,馮係在南京供職的鹿仲鱗、熊斌也同時辭職,返回了西北。馮玉祥完成了一係列的軍事調動之後,於5月中旬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5月16日,西北軍將領孫良誠等人發表反蔣通電,推舉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北路總司令。蔣介石調兵遣將,設作戰總部於徐州,在湖北和山東,隨後用金錢收買了馮係將領韓複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軍受到很大削弱。
在政治上蔣挾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指責馮“破壞革命”、“大逆不道”、“統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的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5月25日蔣致電馮,要馮下野出洋,交出兵權。馮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麵對蔣介石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為了在政治上爭取主動。馮玉祥於5月27日通電全國表示下野。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振作的時機,但中國積重難返,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1930年7月底,蔣在津浦線發動總攻,8月15日重新占領濟南,晉軍倉惶往黃河北岸撤退,適逢河水上漲,被蔣軍俘虜或入水溺斃的不計其數。閻軍在津浦線首告失敗,這對整個戰局形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0年8月21日,蔣在濟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黃河北岸晉軍取對峙監視態勢,而把津浦線蔣、蔡、李及陳誠、胡宗南等部調到隴海、平漢線方麵來,將進攻重點放在平漢線上,同時進擾隴海線西段以截斷西北軍退路。24日,蔣懸賞各軍:先占領鞏縣者賞洋20萬元,先占領洛陽、鄭州者各賞洋100萬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與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麵,彼此互爭正統。
1930年9月6日,蔣軍開始總攻。馮認為還有實力與蔣決一死戰,便將平漢、隴海戰線縮短,集結兵力於鄭州外圍,想在晉軍協助下背城一戰,挽回頹勢。但閻為保存實力,卻密令隴海線晉軍也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部無力支持。17日,蔣軍楊虎城部攻占了洛陽附近的龍門,截斷了馮軍西撤退路,馮軍隻得轉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表示中立。 [23]為了籠絡奉張,寧蔣方麵主要透過三個管道:(1)蔣經常親自致電張氏;(2)何成浚與張學良保持密切聯係;(3)派方本仁、吳鐵城、李石曾、張群等人,前往沈陽進行勸說與談判。晉閻方麵為了拉攏奉張,主要通過:(1)派遣代表赴沈向張學良勸說;(2)秘密透過崔廷獻等結納張學良,同時讓與部分控製區。
1930年9月28日起,吉鴻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繼倒戈投蔣,平漢線的反蔣軍處境險惡。
1930年10月3日,隴海線蔣軍攻入開封,進追鄭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參與中原大戰的諸多將領。
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取消太原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至此,蔣、馮、閻中原大戰已告結束。
《中原大戰》的戰爭結果:
1930年11月4日,閻錫山發表通電,即日釋權歸田。隨後,取消太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中原大戰徹底止息。“中原大戰”曆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雙方死傷達30萬之巨” [45],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的青壯年男子 [46],“南方每月所需軍費約三千萬元,北方每月約需一千萬元” [47]。“雙方軍費總數,達二萬萬元以上” [48]。新軍閥對老百姓加捐加稅,濫發紙幣。
戰禍所及,破壞嚴重。作為戰場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陽等27縣嚴重受災,農業損失量為常年產值的160.2%;雎縣等十幾個縣農民平均每戶損失牲畜0.22頭,大車0.07輛 [49],河南省“因戰事死亡達12餘萬口,受傷1.95餘萬口,逃亡在外者118.5餘萬口,被軍隊拉夫者達129.77餘萬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萬餘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內。財產損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內,總計為65146.9萬餘元。全部損失估計10年之後方可恢複” [48]。以鄭州為例,開戰以來,“每日必來飛機,來必擲炸彈。……而每擲一次炸彈,必死伍若幹人民,毀壞若幹建築”;“夫此種情況,不止鄭州,凡戰地都會,隴海、平漢兩路附近之各縣城與各村落,處處如是,白日皆然”。
工業衰敗,農業破產。戰爭使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舉凡國家財政、社會經濟,兩俱枯竭” [48]。僅鐵路交通一項,“計資本損失22165504元;駐軍提款4206155元;軍運計帳29958042元;營業損失17018271元。總計亦達7300餘萬之巨” [47]。“農產品中之煙葉一項,謂豫魯皖三省,當煙葉收割之期,正戰事劇烈之日,其損失當在2千萬至3千萬元之間。損失之巨亦倍於戰費” [48]。其他如航業、礦業、紡織業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斷,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失,則其為數當必不小” 。
《中原大戰》的戰爭影響:
蔣介石徹底打敗對其威脅最大的軍事力量。其後蔣扣押胡漢民,釀成新的“寧粵對峙”事件,並迅速形成了國民黨內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蔣勢力的大聯合。西北軍隊戰力強但軍備差,在中原大戰之後被初步瓦解。東北軍軍備強但戰力差,幸運的是未受戰事影響。晉綏軍戰力與軍備實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戰事影響。新桂係軍備差而戰力強,但是由於蔣桂戰爭,實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戰之後的局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徹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係。閻錫山領導的晉綏軍也受到重創,內部的商震和傅作義等將領也前後聯合成一個係別。東北軍因為進入關中幫助中央軍,所以在戰後得到了華北的地盤,緊隨其後又收編了大量的西北軍和晉綏軍派係的殘餘勢力,一舉成為全中國第二大的軍事派別。新桂係撤退回廣西以後,在陳濟棠派粵軍的幫助下自保。與此同時,派係領袖中的黃紹竑退出了新桂係。
在中原大戰之後一些小軍閥的勢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建國豫軍的首領樊鍾秀陣亡,他領導的派係也在戰後被收編了。石友三領導的西北軍由張學良收編。而後因為密謀奪取華北,被蔣介石和張學良左右夾擊致使全軍覆沒。楊虎城領導的陝軍因為協助蔣介石而得到了陝西地盤。張發奎領導的粵軍因戰鬥實力大損,不得不依附於新桂係。陳濟棠領導的粵軍在幫助了蔣介石後並未得任何好處,導致矛盾激化。後來以胡漢民被囚為借口,和新桂係聯合反對蔣介石。
《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國力之疲,已如風前之燭奢” 。東北軍的入關,造成邊防空虛,入關後的張學良和東北軍,轉而關注於華北事務,予日本以可乘之機,一年後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 一八”事變。
《中原大戰》,使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實力,同時放棄進攻紅軍,成為中共領導的紅軍和紅區的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 [52]。在中原大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區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等11省。紅軍共成立14個軍,人數約10萬,並建立了中央(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閩浙贛、廣西右江左江等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較快較大的發展。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即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軍事“圍剿” ,而政治上則再次陷入內部紛爭的混亂局麵。
經過《中原大戰》,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從此再也沒有發動反蔣戰爭的實力。南京國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正統地位。
《中原大戰》的性質是非正義的,爭權略地是貫穿戰爭全過程的實質,戰爭雙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新軍閥,他們曾聯合鎮壓了人民革命,並且在混戰中也不忘以“縱共”指責對方。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派雖最終敗北,但他們喊出的“反對專製、獨裁”的口號,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幟,製定的具有聯邦精神的憲法,其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敗了對手,可在政治上卻很被動而不得不接受反對派的主張,召開了國民會議、頒布了約法,並提前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則形成了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蔣汪分治共管的“均權製”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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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中統軍統暗殺了多少人
蔣介石的《中統》的前身是1929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打造的“CC係”,名義上是國民黨中央俱樂部,實則是監控全黨的“思想警察”。
蔣介石的《中統》們像蜘蛛一樣,把特務網織進各級黨部、學校甚至郵局——連魯迅的信件都被拆封審查。
中統的背後是國民黨CC係,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用來控製黨內的特務機構。“中統”局內設人事科、專員室、經濟調查處、交通處、統計處,以及一、二、三組(分別負責訓練、黨派、情報工作)。
中統以國民黨各級黨部為基地,在全國各地都有分支機構,以黨政機關、文化團體和大中學校為其主要活動目標。
中統負責軍、警、憲部門之外的情報工作,對內監控國民黨黨政機關,對外打擊和破壞中國共產黨,監控社會輿論,進行各種反革命的特務活動。中統跟著國民黨的基層黨部走,一度勢力很龐大,遠比軍統強。
蔣介石的《軍統》則誕生於“九一八事變”後的1932年,戴笠帶著黃埔軍校的十三太保,在複興社裏搞出個“藍衣社”。這群穿藍衣黃褲的軍人,專幹暗殺、爆破等“髒活”,連汪精衛都差點死在他們的槍下。
軍統是以軍、警、憲部門為重點,主要任務是收集各類情報、對軍隊監視整治,對敵對勢力逮捕暗殺,同樣也以打擊和破壞中國共產黨為重中之重。
軍統增加了執行破壞、暗殺、鋤奸等任務,實力飛速發展。最鼎盛時,軍統總計有5萬多人,設有八處六室一所。軍統下麵還有準軍事組織忠義救國軍,人數有萬人之多。
由於中統在淪陷區的各級組織實際上均被破壞,無法有效運轉,軍統的地位和實力開始壓製中統。當然這也得益於軍統的實際掌門人戴笠的精明強悍。
1946年之前,軍統在各方麵都壓製中統。但46年戴笠飛機失事之後,繼任者不如戴笠,中統又重新占據了上風。
從根子上看,《中統》是“文官特務”,靠控製輿論和清洗異己維係蔣家王朝;《軍統》是“武官特務”,用子彈和炸藥替蔣介石掃清障礙。一個像東廠,一個似錦衣衛。
蔣介石的《中統》曾經風光無限,巔峰時掌控20萬眼線,連上海市長的婚外情都了如指掌。但蔣介石的《軍統》們發明了“三刀六洞”酷刑,搞出“中美合作所”引進美國測謊儀,甚至用鴿子傳遞密電。
《中統》和《軍統》之間還內鬥。軍統特工假扮中統,在租界綁架富商敲詐。中統往軍統據點扔炸彈,嫁禍共產黨。山東戰場上,軍統直接派人刺殺中統高官。最諷刺的是,雙方連抓漢奸都要搶。中統抓到汪偽特工,軍統就半夜劫囚車。軍統暗殺大漢奸李士群,中統立刻散布謠言說是戴笠公報私仇。
蔣介石曾得意地說:“中統是左眼,軍統是右眼,少一個我就成瞎子了。”蔣介石還故意讓兩派爭鬥,蔣介石讓兩派爭鬥的目的是:
1. 人事製衡:中統歸陳立夫,軍統歸戴笠,雙方都隻能通過他匯報;
2. 業務重疊:規定中統管黨務、軍統管軍隊,但默許雙方越界搶活;
3. 資源傾斜:抗戰前捧中統,抗戰時扶軍統,讓兩派永遠不敢抱團。
這種“養蠱式管理”雖然防止了一家獨大,卻讓40%的特務資源消耗在內鬥上。1943年戴笠飛機失事,蔣介石竟在日記裏寫:“雨農死,軍統危矣!”——其實蔣介石擔心的不是失去臂膀,而是蔣介石掌握的權力天平徹底失衡。
抗戰後期,軍統靠暗殺漢奸和破譯日軍密碼逆襲成“特務一哥”,巔峰時掌控9萬武裝。但戴笠死後,毛人鳳把軍統變成“戴家軍”,連蔣介石都指揮不動。中統更慘,陳立夫失勢後淪為黨部閑職,隻能靠查黨員作風問題刷存在感。
這兩大特務機構最終活成了蔣介石最怕的樣子:軍統走私鴉片、倒賣美援,變成腐敗集團;中統淪為派係鬥爭工具,連大學教授的情書都偷。
1949年上海解放時,軍統特務忙著卷黃金跑路,中統檔案員在燒毀文件——他們用20年證明,再厲害的特務機關,也救不了一個失去民心的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權。
《軍統最後的暗殺名單》: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那份最後的暗殺名單。其名單如下:李宗仁、龍雲、白崇禧、黃紹、劉斐、李濟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蘊山、梁漱溟、柳亞子、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馬寅初、洪深、翦伯讚、施複亮、孫起孟、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何思源、陳儀、楊傑、衛立煌、張瀾、羅隆基、章乃器、章伯鈞、史良、沙千裏、黃炎培、張東蓀、王造時、儲安平、賀耀祖、範樸齋、程潛、唐生智、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盧漢、劉文輝、鄧錫侯、鄧漢祥、潘文華、鮮英、盧燾、顧毓權、榮德生、袁翰清、劉人爵、張嚴佛、唐伯球、鄧介鬆、肖作霖、陳雲章、安恩溥、龍澤匯、陳汝舟、李宗理、楊玉清、唐鴻烈、麥朝樞、林式增、黃翔、駱介子、毛健吾、祝平、駱美輪、李炯、朱敬、瞿綏如、羅大凡、郭漢鳴、徐天深、劉紹武、王慧民、郭威白、黃耀、彭覺之、楊德昭。
以上人員共計84人,蔣介石審核後,又親筆添上了宋慶齡、張學良、楊虎城三人。毛人鳳當時大為驚異,他小心翼翼地問道:“這三人也要添上?”蔣介石不滿地瞥過他一眼,意味深長地說:“你毛人鳳還有菩薩心腸?”毛人鳳頓時嚇得大氣都不敢出。
蔣介石進一步命令道:“你們著手準備,按照名單上的人嚴密監視,具體行動我會單獨通知你。記住,這是黨國的最高機密,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毛人鳳連連應聲,領命而去。就此,軍統在大陸的最後暗殺名單在蔣介石與毛人鳳的密謀中正式出爐。
【AI 概覽:蔣介石統治時期,中統(CC係)和軍統(軍統局)具體暗殺人數因涉及機密且時間跨度長,無精確官方統計。其行動針對共產黨人、進步民主人士及異己分子,涵蓋國共內戰、抗戰及白色恐怖時期,在撤離大陸前夕曾擬定涉及80餘人乃至更多的最後暗殺名單。
相關細節:
行動性質:主要是針對共產黨人、進步民主人士、愛國將領及其他異己分子。
最後暗殺名單:在撤離大陸前夕,蔣介石與毛人鳳擬定了一份包括李宗仁、宋慶齡、張學良等在內的80餘人的暗殺名單。
時間與規模:在國共內戰、抗戰以及早期的白色恐怖中,中統和軍統進行了大量的暗殺和拘捕行動。
《蔣介石的中統軍統暗殺了多少人?》
關於蔣介石領導下的中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和軍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暗殺的具體人數,史學界尚無一個絕對精確的總數統計,因為此類行動多屬秘密性質且檔案分散。但根據現有研究和曆史資料,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了解其規模與重點:
1. 軍統的抗日暗殺戰果
軍統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暗殺行動最為活躍,主要針對侵華日軍和汪偽政權的漢奸。
刺殺規模:據統計,抗戰期間軍統在淪陷區製造了數千起針對日偽的暗殺和破壞事件。
核心目標:成功刺殺的重要人物包括大漢奸張嘯林、傅筱庵、唐紹儀(存疑)、以及汪偽特工總部首腦李士群等。
自身損失:在執行包括刺殺在內的敵後任務中,軍統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犧牲人數達 1.8萬人 以上。
2. 中統的政治清洗與破壞
中統的職能重心在於“清黨”和監控國內政治勢力,其暗殺和處決多針對中共人員、民主人士和內部政敵。
目標群體:重點打擊中共地下黨組織、進步青年以及像史量才(《申報》總經理,被刺殺)、楊杏佛(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被刺殺)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民主人士。
屠殺與處決:在內戰及政治清算期間,中統(及後來的黨通局)參與了大量針對“政治犯”的秘密逮捕、審訊及殺害行動。
3. 總體政治暗殺與鎮壓
若將特務機構的秘密暗殺、集中營屠殺(如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以及針對平民的政治屠殺統一來看,人數規模極大。
國共內戰時期:有研究指出,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通過各種手段(含特務機構執行)導致約 100萬平民 被屠殺。
重點名單:在蔣介石敗退台灣前夕,軍統(保密局)曾製定過一份最後的暗殺名單,涉及楊虎城(後被殺害)、宋慶齡(未果)等重要人物。
4. 兩大機構的主要區別
機構 核心領導 主要職能 重點暗殺對象
中統 陳立夫、陳果夫、徐恩曾 黨務、社會監控、反共 中共地下黨、民主人士、異議分子
軍統 戴笠、鄭介民、毛人鳳 軍事情報、反間諜、敵後暗殺 日軍、漢奸、國民黨內部異己
總結:雖然無法給出確切的“人頭數”,但中統和軍統通過暗殺這一手段,在抗戰中重創了日偽勢力,而在政治鬥爭中則造成了成千上萬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的犧牲。】
馬振魁 發表評論於
蔣公的一生太複雜,三言兩語說不明白,既有國內因積弱而泛起的各種救國思潮和政治派別,也有列強對自己在中國利益不折手段的掠奪。人民在滿清長期奴役製度下的愚昧,外部文明對知識精英的劇烈思維衝擊,整個中國如一團亂麻一堆散沙。日本侵略讓中國人開始民族意識覺醒,讓蔣公名正言順成為中國最高領袖,可自家親戚的貪婪,國民黨的腐敗,外部形勢的無法管控,終讓蔣公飲恨台灣孤島。
誠信 發表評論於
So insane.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AI 概覽:
蔣介石統治時期常被視為近代中國同族內鬥的典型。他通過北伐統一名義下的“削藩”(如中原大戰),致力於國民黨一統。其執政生涯充斥著國共內戰、派係紛爭及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名的同胞間武力衝突,反映了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艱難的權力整合過程。
以下是基於該視角的具體分析:
國共內戰(同族相殘):蔣介石執政期間長達二十餘年致力於圍剿中國共產黨,即“四一二”事變後的國共十年內戰和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這種“兄弟鬩牆”使大量資源消耗在內部,是同族人內鬥最激烈的體現。
削藩與派係鬥爭:在北伐完成名義統一後,蔣介石為了鞏固中央權力,不斷與桂係(李宗仁、白崇禧)、晉係(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爆發衝突,即“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這表明名義上的統一掩蓋了深刻的同族軍事割據與權力鬥爭。
“攘外必先安內”:蔣介石在麵對外侮(日本侵略)時,堅持優先解決國內政治異己(共產黨及其他派係),這種政策導致了在民族危亡時刻,同族間的武裝衝突依然優先於抗日行動。
綜上所述,蔣介石的統治史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從清末帝製崩潰後,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之間的同族間血腥權力重組。
這是一個非常宏大且充滿爭議的視角。將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從幾個維度來看,這種“內鬥”可以被歸納為:
國民黨內權力鬥爭: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並非一帆風順。從早期的寧漢分裂(與汪精衛),到後來的兩廣事變(與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他始終在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消滅黨內的“異己”和地方實力派。
國共長期博弈:這是內鬥中最慘烈的篇章。從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開始,長達十年的內戰、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雙方的博弈決定了現代中國的走向。這種“同族相殘”也成為後來許多史學家和文學作品反思的重點。
地緣與軍閥整合:他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過程充滿了對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等各路地方軍閥的削藩與混戰(如中原大戰)。
蔣介石的這種“內鬥”,在支持者眼中是由於國家積弱、必須強力整合權力的無奈之舉;而在批評者看來,則是他固執於獨裁、缺乏包容性,導致消耗了大量國力,未能有效避免內部消耗。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AI 概覽:
蔣介石統治時期常被視為近代中國同族內鬥的典型。他通過北伐統一名義下的“削藩”(如中原大戰),致力於國民黨一統。其執政生涯充斥著國共內戰、派係紛爭及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名的同胞間武力衝突,反映了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艱難的權力整合過程。
以下是基於該視角的具體分析:
國共內戰(同族相殘):蔣介石執政期間長達二十餘年致力於圍剿中國共產黨,即“四一二”事變後的國共十年內戰和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這種“兄弟鬩牆”使大量資源消耗在內部,是同族人內鬥最激烈的體現。
削藩與派係鬥爭:在北伐完成名義統一後,蔣介石為了鞏固中央權力,不斷與桂係(李宗仁、白崇禧)、晉係(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爆發衝突,即“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這表明名義上的統一掩蓋了深刻的同族軍事割據與權力鬥爭。
“攘外必先安內”:蔣介石在麵對外侮(日本侵略)時,堅持優先解決國內政治異己(共產黨及其他派係),這種政策導致了在民族危亡時刻,同族間的武裝衝突依然優先於抗日行動。
綜上所述,蔣介石的統治史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從清末帝製崩潰後,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之間的同族間血腥權力重組。
這是一個非常宏大且充滿爭議的視角。將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從幾個維度來看,這種“內鬥”可以被歸納為:
國民黨內權力鬥爭: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並非一帆風順。從早期的寧漢分裂(與汪精衛),到後來的兩廣事變(與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他始終在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消滅黨內的“異己”和地方實力派。
國共長期博弈:這是內鬥中最慘烈的篇章。從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開始,長達十年的內戰、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雙方的博弈決定了現代中國的走向。這種“同族相殘”也成為後來許多史學家和文學作品反思的重點。
地緣與軍閥整合:他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過程充滿了對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等各路地方軍閥的削藩與混戰(如中原大戰)。
蔣介石的這種“內鬥”,在支持者眼中是由於國家積弱、必須強力整合權力的無奈之舉;而在批評者看來,則是他固執於獨裁、缺乏包容性,導致消耗了大量國力,未能有效避免內部消耗。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AI 概覽:
蔣介石統治時期常被視為近代中國同族內鬥的典型。他通過北伐統一名義下的“削藩”(如中原大戰),致力於國民黨一統。其執政生涯充斥著國共內戰、派係紛爭及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名的同胞間武力衝突,反映了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艱難的權力整合過程。
以下是基於該視角的具體分析:
國共內戰(同族相殘):蔣介石執政期間長達二十餘年致力於圍剿中國共產黨,即“四一二”事變後的國共十年內戰和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這種“兄弟鬩牆”使大量資源消耗在內部,是同族人內鬥最激烈的體現。
削藩與派係鬥爭:在北伐完成名義統一後,蔣介石為了鞏固中央權力,不斷與桂係(李宗仁、白崇禧)、晉係(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爆發衝突,即“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這表明名義上的統一掩蓋了深刻的同族軍事割據與權力鬥爭。
“攘外必先安內”:蔣介石在麵對外侮(日本侵略)時,堅持優先解決國內政治異己(共產黨及其他派係),這種政策導致了在民族危亡時刻,同族間的武裝衝突依然優先於抗日行動。
綜上所述,蔣介石的統治史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從清末帝製崩潰後,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之間的同族間血腥權力重組。
這是一個非常宏大且充滿爭議的視角。將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同族內鬥史”,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動蕩局勢的核心特征。
從幾個維度來看,這種“內鬥”可以被歸納為:
國民黨內權力鬥爭: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並非一帆風順。從早期的寧漢分裂(與汪精衛),到後來的兩廣事變(與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他始終在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消滅黨內的“異己”和地方實力派。
國共長期博弈:這是內鬥中最慘烈的篇章。從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開始,長達十年的內戰、抗戰後的全麵內戰,雙方的博弈決定了現代中國的走向。這種“同族相殘”也成為後來許多史學家和文學作品反思的重點。
地緣與軍閥整合:他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過程充滿了對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等各路地方軍閥的削藩與混戰(如中原大戰)。
蔣介石的這種“內鬥”,在支持者眼中是由於國家積弱、必須強力整合權力的無奈之舉;而在批評者看來,則是他固執於獨裁、缺乏包容性,導致消耗了大量國力,未能有效避免內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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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東亞人的悲哀。為什麽東亞人相互之間會惡鬥呢?沒有別的原因,人口和資源的矛盾。上帝讓亞洲環境適合生育,人多了,資源就不夠,所以要鬥。無解,除非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
小土豆_0130 發表評論於
蔣介石是人不是史。曆史和人物都分不清,長篇大論能講清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