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源自基督教文化、內含唯心論元素,但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化裏都沒有基督教、或唯心論。中國學界不理解愛情,即使領袖級人物也不懂,而且在婚戀中表現得如同流氓。在學界之外,各行各業上層人物都背棄婚姻、大搞婚外情,包括曆代偉大領袖們,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自然有人疑問,到底中國人有沒有愛情?其實有。
我小時候住在學校家屬大院裏。大院生活有個特點,人人互相知根知底。那時我姐和我媽會偶爾談起,誰家夫妻關係特別好,我自己也能看出來。記得有家鄰居,與我家沒啥關係。那位父親不是教員,在後勤部門作幹部;母親與大學沒關係,在一間工廠裏做工;孩子們都比我家孩子大很多,與我們沒交集。但我經常在大院裏遇見到那位母親,看她幹家務活、照顧孩子、如何對待丈夫等,那些場景和她表情還曆曆在目。當時我沒語言表達,但看得出她全心全意撲在家事上,把丈夫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得低,到了不在乎的程度。後來她丈夫去世,她非常傷心。鄰居們說她哭得天昏地暗,在家裏用頭撞床板,床板都被她撞壞了。我成年後與老鄰居說到她,才知道她教育程度很低,照顧家務的水平也不高,所以特別依賴和敬佩丈夫,覺得自己嫁得好,大小事都聽丈夫的。鄰居說她當然對丈夫好,因為她自己不行。但我覺得她行不行等具體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對丈夫真心好。那就是愛。
愛,就是以對方為目的,奉獻自己、不求回報。凡奉獻自己的,內心必然不計得失、超越現實。這位鄰居基本做到了,所以她有愛情。她不懂愛的理論,自身有很多缺點,並非在每件事上都做到無私。但沒人達到完美的愛,隻要真心努力就夠了。在很多人印象裏,愛情總與俊男美女、年輕漂亮、浪漫溫馨、吟詩作畫、社會精英、霸道總裁、高學曆、高地位等聯係在一起,其實不然。愛情可以發生在任何現實狀況下、在任何人身上,包括醜的、老的、木訥呆板的、苦命的、貧窮的、拘謹守舊的、失敗的、沒受過教育的,等等,就像《巴黎聖母院》裏那位鍾樓怪人。因為愛是關於靈魂,不關於現實。在我父母那代人中,在社會中下層裏還有很多傳統女人真心愛丈夫,類似魯迅夫人朱安。也許正因為她們受學校教育少、社會參與度低、思想守舊,所以受五四後各種瘋狂社會風潮影響少,還保持從祖輩傳下來的傳統倫理。她們的丈夫經常不理解她們、甚至瞧不起她們,類似魯迅。但她們確實有愛情。她們自己都不知道她們內心想法就是那萬眾膜拜的西洋玩意兒“愛情”,社會主流也不在乎、沒人注意,但她們的靈魂與地球另一邊那些大名鼎鼎的情種們,如雪萊、拜倫、雨果、歌德等相通。
【exp.49】在老輩中下層裏有一批傳統婦女,真有愛情。
當然,即使在那輩婦女中,大多數人也隻知結婚生孩子謀生活,有愛情的比例並不高。我們大院是個小社會,什麽事都有,包括夫妻打架、離婚、婚外情等,但也有幾家很和睦。我還記得那些媽媽類似上述那位,很愛自己老公。我隻是個小孩兒,不經意地遠遠觀察,不知道她們私下如何與丈夫相處。但愛在人心裏,旁人可以用心領悟到。我能感覺到她們對老公好,大概因為我了解我媽,知道她對我爸好,然後把這個印象投射到其他媽媽身上。我用我媽作例子,不代表她高大上。現在我已足夠老了,知道她也是個平凡人,人生中犯過糊塗,做過不得已的事,思想言行裏藏著矛盾。但她確實對我爸好,願意為我爸、為我們家做任何事。她不計自己得失,把我爸和我們家看得比自己重要。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愛。
我媽在遼寧農村長大,在錦州城讀高小和中學,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度過童年和少年時期,形成基本價值觀。那時五四運動已過去20、30年,但我外公外婆沒受什麽影響,繼續用傳統禮教教育孩子。我媽從來堅定認為女孩長大就應該結婚,結婚後就應該全心全意對待丈夫和家庭;如果為自己著想就是私心,有私心就是德行不夠好。她完全內化這套思想,長大後讀小說、看電影,看到蘇聯或西方式愛情,就覺得其中男女過於開放,經常到了大逆不道、不可思議的程度,於是堅決排斥,絕不接受。我這輩子沒聽我媽說過“愛情”二字,就是因為她把這個中文詞與那類男女關係聯係在一起,覺得與自己格格不入。
後來我讀到徐誌摩發妻張幼儀的一段話,聯想到我媽。在近現代中國文壇中,徐誌摩算是最著名的情種。他16歲、張幼儀13歲時,雙方父母撮合,為他們交換照片。張可能還太小、沒表示意見;徐則評論張是個“鄉下土包子”。兩年以後他們按中國傳統方式結婚,不久後大兒子出生。然後徐去美國留學,24歲時轉學到英國劍橋。張攜兒子從中國抵達英國與徐匯合。但就在同年,徐結識16歲的林徽因,並開始追求。張則生下第二個兒子。在張幼儀懷孕期間,徐開始逼迫張簽字離婚;在張剛生完孩子後不久,他們完成離婚。然後徐誌摩自豪地對外宣稱,自己完成了中國第一樁“西式文明離婚案”。其實整個過程很中式,而且缺乏文明。徐是個既缺德、又膚淺的傻瓜!
後續故事大家都知道。林徽因放棄徐誌摩,多年後嫁給梁啟超之子梁思成。徐誌摩回國後與朋友之妻、著名交際花陸小曼戀愛並結婚。陸生活奢華,徐隻得放下寫作,花很多心思賺錢,34歲時死於飛機失事。離婚後張幼儀依靠哥哥們幫助,成為當時罕見的成功女商人。她幾個哥哥都是近代史政商學界名人,但因為與共產黨關係惡劣,所以現在少有人談論。她繼續把徐父母當作自己父母看待,在徐死後還資助過陸小曼。1949年她逃到香港,1954年與一位醫生再婚。第二任丈夫於1972年去世,不久後她移民美國投靠兒子。她兒子是交大畢業生,在美國紮根做工程師。老年的張幼儀在接受采訪時說:
“你總是問我愛不愛徐誌摩。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誌摩做了這麽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麽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麽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誌摩和他家人叫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
張幼儀與我母親一樣,內心都是傳統中國女人。她們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對中文裏的“愛情”、“我愛你”之類詞匯感到迷惑。究其原因,這些詞匯的意義被胡適、魯迅、徐誌摩這批人決定和壟斷。這些五四運動之後的文化領袖們鄙視中國傳統、仰視西方文化。共產主義也是西方文化一部分。但他們對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都不真理解,所以不懂什麽是愛情,甚至傻到看不懂自己夫人的愛。但他們身居高位,備受中國文化界推崇。於是他們的思想局限變成了民族的思想局限,在過去百年裏一直傷害中國人,尤其傷害傳統中國女人,包括他們自己的夫人們。
【exp.50】胡適、魯迅、徐誌摩等對愛的理解不如他們原配夫人。

圖13. 朱安、江冬秀、張幼儀;分別是魯迅、胡適、徐誌摩的原配夫人。一個多世紀以來,國人推崇和聆聽她們的丈夫們解釋和定義愛情,其實她們比她們的丈夫更懂愛情。尤其朱安,一生體現忘我的愛,讓人動容。這三位夫人和她們的愛都不完美,但她們確實以丈夫和家庭為目的,貢獻遠比索取多,那就是愛。她們的丈夫雖高談闊論“愛情”,卻都沒跳出傳統思維,繼續以自己為目的,婚內出軌,還恬不知恥。沒記錄表明他們曾懺悔或道歉。他們明顯無德,主流社會卻糊塗、麻木到視而不見。
A. 愛情裏的道義
愛情裏存在道義。但在中國,連頂級思想家們都不懂,所以我們有必要整理和討論。首先是基督教道德金律:你希望別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論語》中有類似表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康德將之精細化成多條互相等效的定言令式。這個基本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超越現實,包括超越民族、文化、時代、法律等,屬於彼岸世界。第二,人心有個普遍性質:希望在愛情中獨占對方,因為隻有這樣,靈魂才感到完整和安寧。這點也超越民族、文化、時代、法律等,屬於彼岸世界。結合以上兩點,我們得出一條關鍵愛情道義原則:人應該讓愛人獨占自己,也就是愛情中人應該忠誠於對方。【exp.51】愛情中的忠誠原則基於基督教道德金律與人心本質。
這條愛情道義潛藏於所有人心中。即使一個人從來沒經曆過愛情、也沒聽說過這套道義原則,有天墜入愛河,也會希望獨占對方、也會感到良心要求自己忠誠於對方。凡不忠誠的人都違背了良心,也都會受到良心譴責。這些人硬是頂著良心譴責而做不忠誠的事,所以他們違反天意、或稱違背“自然”。道義形而上,類似數學,都客觀存在,獨立於人和現實。比如麵對 2 + 3 = ?時,人有回答7的選項,但會覺得應該選5不選7,因為5是對的、7是錯的。類似地,人麵對愛情時有“不忠誠”選項,但會感到應該忠誠,因為忠誠是對的、不忠誠是錯的。道義與數學都是真理。即使人間的法律和文化都認定2 + 3 = 7、或男人可以拋棄妻子、另找妾室,人也可以在心裏感到2 + 3 應該是5、人應該忠誠於配偶。雖然名字叫“基督教”道德金律、或具體語句來自《論語》,但道義獨立於基督教會或孔子;類似2 + 3 = 5獨立於阿拉伯數字。

圖14. 自由裏必然有選擇,但自由不是任意選擇。自由包含方向,要求人選擇真善美義愛、也就是基督教的神,排斥任何其他選項。比如麵對 2 + 3 = ?時,人隻應該選5、不選其他數。馬戲團裏的動物做算術題,在2 + 3 = 5和2 + 3 = 7兩個看板之間,哪個後麵有食物它就選哪個。絕對唯物論者追求現實利益最大化,所以也是絕對效益主義者。如果選擇7比5好處更多,他就會選7。他們本質與動物一樣。
婚姻就是愛情中雙方互相獨占的契約表達。因為這種互相獨占完全基於道義與人心,而道義與人心來自彼岸世界、高於現實。所以婚姻高於,包括獨立於,現實裏的政治、文化、社會製度、經濟地位等。即使法律改變了、或改朝換代了、或搬到另一個國家、或流落荒島,道義和人心本質依然有效,婚姻依然成立。基督教總結,婚姻基於神,隻與神、丈夫、妻子三方有關。婚姻由神設立、由神作證、由神助力維持,夫妻響應神的召喚,共同經營。這套婚姻倫理是真理,與2 + 3 = 5一樣,冥冥中存於彼岸世界,任何人都能在內心感受到。
但每個民族對婚姻倫理的理解有不同深淺與偏重,類似每個民族對數學的理解有不同深淺與偏重。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都嚴格要求一夫一妻製,就是認同夫妻互相獨占。中國沒有基督教,不可能用至高無上的神作為婚姻基礎,但也認為婚姻非常重要。儒家經典《禮記》中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其中“昏禮”就是婚禮、婚姻;“事宗廟”就是維持祭祀。儒家也引用宗教信仰支持婚姻。
【exp.52】婚姻倫理是真理。
不難看出,中西傳統都重視婚姻。其中西方文化以神為終極理由,邏輯清晰明確,論證簡潔而有力。中國先賢們也冥冥中感到婚姻重要,但因為沒有基督教,所以不得不堆疊好幾個理由以加強說服力,包括兩家聯合、祭祀祖先、繁衍後代等,邏輯相對混亂,造成結論模糊不清。舉個例子,如果妻子不能生孩子、或情人生出更健康、更有出息的孩子,《禮記》中“下以繼後世”就不成立,是否婚姻就變得不重要呢?不應該。
在西方文化中,神是一切的基礎,哲學上叫作“本體論基礎”(Ontological basis)。在判斷現實問題時,這個基礎作用很大。比如神是真善美義愛的統一,代表愛不應該虛假、不義、偽善、或醜惡。如果號稱愛你的人要求你虛假、不義、偽善、或醜惡,你可以用這個原則斷定這個要求不出自真愛。中國傳統文化缺乏本體論基礎,造成根基不牢靠。當麵對西方基督教思想衝擊時,國人無以應對,要麽抱殘守缺、要麽邏輯崩潰。
【exp.53】基督教信仰為道德提供本體論基礎;中國傳統裏缺乏類似基礎,所以根基不牢。
中西方傳統都包含真理,但中方根基相對脆弱,造成傳統婚姻製度存在重大缺陷。關於共同點,雙方都認為婚姻關係高於其他男女關係。西方君王也必須尊重王後,找情婦也是醜聞,私生子沒有繼承權。古典騎士之愛非常美好,但因為是婚外關係,所以地位遠低於婚姻。近代興起的愛情觀念本身就包含婚姻倫理,目的是讓婚姻變得更好,而不是威脅、破壞婚姻。相對應,中國傳統也保護婚姻,防範一切婚外男女關係。比如要求所有女人,無論是否婚配,都必須嚴守貞潔,就是為增加婚姻裏的獨占性、減少婚外情。中國傳統允許男人納妾。妾與妻的地位差距巨大,妾存在的目的是緩解婚外男女關係威脅婚姻。但中西方傳統也有重大區別,關鍵是男女平等問題。西方依據基督教義,認為男女靈魂平等。中國沒有類似信仰,認為男尊女卑,這是個嚴重缺陷。
【exp.54】中西方傳統婚姻觀之間存在差別,關鍵是男女平等問題。
愛情、婚姻、男女關係等,本質是一回事。中西方觀念都不複雜,區別也很容易看清。但五四精英們,包括胡適、魯迅、徐誌摩等都沒搞懂。其中胡適最不應該。他是哲學專業博士,被視為中國頂級哲學大師、民族思想導師,卻完全不懂基督教或唯心論。我努力找都沒找到他的任何獨道哲學論述。他的文章和講話稿裏低級錯誤百出,讓人不堪卒讀。我人輕言微,也許讀者不敢相信我的論斷。其實很多專業哲學家早發現,比如牟宗三說胡適“完全不懂哲學”、“根本不知道什麽是哲學”。持類似意見的還有金嶽霖、徐複觀、張君勱等。中國學界、文化界充斥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他們互相維護、互相遮醜。胡適位高權重,很多人靠他生存並發達,所以不顧事實地吹捧他。
【exp.55】在哲學方麵,胡適是南郭先生,濫竽充數。
魯迅和徐誌摩主要是文學家,但喜歡做民眾導師、引導社會潮流。其中魯迅內心敏感,罵人文章寫得好,但沒什麽深刻思想。他其實與大多數中國文人類似,最關心政治,其他想法都圍繞政治主張,包括關於愛情的觀點。而政治上他傾心於蘇聯。蘇聯相信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宣言》明確認為愛情虛偽、傳統婚姻本質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本質為錢。所以他主張愛情依賴經濟基礎。徐誌摩是個缺心眼的紈絝子弟。他的詩言辭華麗,但內容空洞,胡適說是“現代駢文”,如放到現在,也就是流行歌曲歌詞水平。總結下來,五四領袖們瘋狂反傳統,把其中好東西也扔掉,卻又沒搞懂西方文化精髓。東方人如要理解西方文化,必須精神升華。川端康成知道這點,希望在日式美學範疇內完成升華,但努力一生也沒做到。北村透穀大概做到了,在東亞文人裏少見,難能可貴。而中國五四名人們不但沒做到,甚至沒意識到自己需要升華。
論追求愛情,中國男人平均講遠不如中國女人,因為社會一直教育中國男人專注現實,結果他們都追求自己利益,成為效益主義者。無論家裏家外,他們幾千年來習慣性自私。讓他們學會以別人為目的、為別人服務而不求回報,如同讓生活在一維世界裏的生物理解二維世界,不能依賴在原有思想框架裏延展,必須生出新維度、建立新框架,就需要首先思想升華,非常困難。連中國頂級思想家們都沒做到,何況一般男人。但中國女人不同。傳統禮教一直要求她們以丈夫為目的、忘掉自己。這已很類似愛,隻差雙方靈魂平等一條。而教女人要求男人平等對待自己,女人既容易理解也願意爭取。這就是為什麽像張幼儀和我母親那樣的傳統女人能夠表現出真實的愛,雖然她們也不理解西方文化。不過,我同輩或後來的中國女人就很難說了。她們受教育更多,參與社會更深。而中國社會和教育係統都由男性主導、反映男性思維,造成這些女性思維接近男性、甚至超越男性。她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已丟掉傳統道德觀念,信奉萬事都以自己為目的,包括在家庭內部。
【exp.56】在愛情實踐方麵,中國男人平均講遠不如中國女人。
我母親、和我家鄰居裏那些傳統婦女們,即使在五四過去半個多世紀以後,還執著於傳統男女倫理。道理其實簡單。她們身為妻子和母親,在生活中深切體會到傳統倫理有道理。比如我母親,覺得愛丈夫、跟隨丈夫,符合自己內心渴望,既自然又有利於家庭,何樂而不為?關於男女平等,她對我父親的態度非常敏感,她要求我父親在乎她,有時利用家庭小事發難。但她其實不在乎那些具體小事,而希望我父親重視她的努力,並表達感激。我知道的其他家庭也類似。基督教裏關於男女靈魂平等的教義是真理。即使中國傳統裏沒有,我母親和很多中國婦女也能在心裏自然感到。
B. 五四後知識界墮落
五四運動當天,兩三千北京大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喊口號等。就像所有學生運動一樣,參加者中隻有少數人頭腦清晰,在這部分人裏又存在多種思想傾向,其餘大多數隻是隨大流、湊熱鬧而已。現在關於五四的評價單一,是後來政治勝利者們強加的,掩蓋了運動中的觀念多樣性。五四改變曆史,並非1919年5月4日的學生們改變曆史,而是很多國際國內因素借學生運動融匯、爆發。一句話概括五四後中國曆史,蘇聯人操控中國政治太成功了!輕鬆搞垮北洋共和體製,並一手主導其後主政中國百年的國共兩黨。國共都依賴蘇聯起家,都是列寧式政黨。這造成現代國人對五四運動的印象都是蘇聯式解讀,嚴重偏離中肯態度,需要重新審視。在北洋時期,中國思想界活躍,各種派係都有,重要的包括傳統儒學派,如辜鴻銘,教會學校裏的基督徒們,如趙紫宸、吳雷川、以及很多西方人,還有新文化運動派,如胡適、魯迅等。他們之間總體和平交流,還沒有劍拔弩張。清末民初,基督教會在中國教育、醫療、出版、和工商業等眾多領域裏舉足輕重。著名教會大學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廣州的嶺南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濟南的齊魯大學等,代表中國頂尖學術水平,集中了大量優秀的基督徒學者。但後來中國政治激化與思想極端化相輔相成,造成新文化運動派一枝獨大。他們敵視不同思想,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帝、反封建”等口號,嚴重壓製其他流派,尤其通過1922年至1927年間的非基督教運動,清洗掉對中國現代化起過重要作用的基督徒學者群,以至於現代國人很少知道。
【exp.57】國共都是列寧式政黨,都排擠基督教,抹殺其對中國的關鍵貢獻。

圖15. 趙紫宸(1888-1979)著名基督教神學家,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東吳大學文學院院長。他19歲受洗成為基督徒,26歲去美國讀神學院,後來回國成為著名基督徒學者。右為其全家福,中間站立者是大女兒趙蘿蕤(1912-1998),燕京大學本科,芝加哥大學博士,北京大學英語係教授。趙蘿蕤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被公認為校花,圈內人認為她就是《圍城》裏唐小姐的原型。但作者錢鍾書從沒公開承認過,說那是他唯一“不舍得傷害”的角色。
趙紫宸是中國著名神學家,但這裏隻介紹他的婚姻、以及他對婚姻的態度。在很多方麵他與胡適和魯迅相像,也是江南才子,出身浙北中產家庭,年紀介於胡適和魯迅之間。他17歲時奉父母之命、按中國傳統結婚。妻子比他大兩歲,是富商之女,思想傳統,未受過正式教育,與胡適和魯迅夫人們類似。最開始他也嫌棄太太,又和胡適、魯迅一樣。但兩年後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從此洗心革麵,之後終生忠誠於太太,並寫下心得:
“父母之命不必聽;媒妁之言不必從;不過已娶的婦人不可不敬重,已嫁的夫不可不尊愛…義是男子對於妻子的忠貞,將清潔的身體與人格完全交托妻子;節是女子對於丈夫的忠貞,將清潔的身體與人格完全托付丈夫。”
後來他們的兒女們總結,“他們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七十多年來一直同甘共苦,我們做子女的為有這樣的父親和母親而覺得幸福和驕傲。”
對比胡適、魯迅、和趙紫宸如何對待婚姻,高下立見。中國不是沒有懂得愛的男人,隻是百年來社會一直存在強烈的反向淘汰。國人集體性漠視、甚至迫害品質高尚的人,同時推崇底線低的偽君子們。1949年前,總體情況屬劣勝優汰,南郭先生們勝出;1949年後變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勝出者大多是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流氓。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之後,趙紫宸就被邊緣化;1949年後,他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連續挨整、直到去世,失去社會影響力,被大眾遺忘。晚年趙紫宸曾為老妻賦詩一首,其中寫道,“夫寫文章終碌碌,妻勤針黹漸皤皤”,感歎自己一生無所成就,因為沒人理睬。任何民族把胡適、魯迅這樣的人奉為聖人、同時把趙紫宸這樣的人打入冷宮,這個民族怎麽可能發展得好?真心為民族好的人又怎麽可能幫得到它?一百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總體不辨真假、不識好歹,罪孽深重,所以苦難不斷,讓愛之者痛心疾首。
【exp.58】懂得愛的中國男人其實存在,但被社會打入冷宮,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好人自然越來越少。
早有人說過,北洋不如晚清、蔣時代不如北洋、毛時代不如蔣時代。1980年代時有人說當時不如1950年代。現在又有人環視後總結,還是1980年代更好。其中每對具體比較都可商榷,但大趨勢基本有共識。這就是嚴重逆向淘汰的結果。現在回頭看,清末文人,包括梁啟超、譚世同、嚴複等,還有真才實學。麵對西方文化衝擊時,他們間或展現真知灼見。但五四之後,他們總體退出曆史舞台,於是中國知識界大崩潰。
胡適屬於崩潰後第一代。他出生書香門第,世代靠讀書和科舉晉身。但他少年時科舉被廢除,原有當官之路被堵死,於是匆忙轉成西學,所以他從未深入理解國學精髓。胡適是標準江南才子,聰明伶俐,特別會考試,但所有努力的最高目的都是出人頭地,而不是求真理。本質上他把西學看成科舉替代物、新時代裏的晉身墊腳石。他並不在乎西學裏包含國學沒有的真知灼見。比如他為支持自己社會和政治觀念,經常大談科學精神,但從未花時間精力理解最新科學,如相對論和量子物理。今天中國數以億計的讀書人也持同樣態度。反正最後都要在中國混,中國沒有科舉了,名利場看重西學,所以我才學西方學問,目的是通過考試、獲得文憑、然後當官發財,何必透徹理解西學?胡適留學美國,卻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因為外國老師都不懂中國,他可以省力取巧。即便如此,他博士之路也很艱難。畢業十年後,他已在中國功成名就,才拿到學位。在美國時他最關注的還是未來如何在中國發達,沒多少心思認真觀察西方社會思想,所以沒努力理解基督教或唯心論哲學,當然也就不能透徹理解愛情背後的道理。他一生精明,很會在中國人圈子裏做人。這本身不是缺點。但他精力都傾注於俗世,不在探索真理上。在哲學領域,他是個南郭先生;被推崇為近現代中國思想大師,他濫竽充數。這樣說一點不冤枉他。
【exp.59】現代中國讀書人把西學看成科舉替代物、新時代裏的晉身墊腳石,並不特別在乎其中包含的真理。
相比於胡適,魯迅不算順利。年輕時他是那種隻會讀書、但讀書不特別好的江南人。他最開始在國內讀礦業學校,後來去日本讀醫學,目的都是基本謀生,但一直不成功。後來試著寫文章,因為言辭激烈,一炮走紅。但他沒什麽深刻思想,包括關於愛情。
那代人裏重要的還有郭沫若。他與胡適年紀類似,經曆與世界觀也大同小異。郭非常聰明,為成功不擇手段,身段特別柔軟。他把學問當墊腳石,青年時代長期留學日本,在多個領域暫露頭角,號稱天才。在胡適出版《紅樓夢考證》同年,郭沫若出版詩集《女神》,熱情謳歌自由、個體覺醒、泛神論等在當時日本文化界時髦的觀念,迅速走紅。但隻6年後,他在1927年秘密加入共產黨,轉而主張人是動物、集體主義、絕對無神論等。作兩麵派是不真誠最簡單的證明。無論在宣揚個體覺醒和泛神論時,還是在宣誓絕對忠於組織、抹殺人個性、相信無神論時,他都火熱極端,說明他的信誓旦旦都是假的。隻要有助於向上爬,他可以火熱地宣揚任何主義、任何信仰。幾百年來中國主流讀書人都如此。他們其實隻追求現實利益,不理解、也不相信任何主義或信仰,不知真誠為何物。郭沫若後來很成功,做到中共副國級領導人,真所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鬱達夫在中國時間較短,這裏不詳談,但也類似。
五四後新文化運動派獨大,然後內部分裂,互相惡鬥。魯迅、胡適、郭沫若、和鬱達夫都是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一個多世紀以來,他們的世界觀通過徒子徒孫們,強烈影響中國文化界和中國人如何思考,影響力不但涵蓋中國大陸,還延至台灣香港、東南亞等。比如這些地方的大學中文係、中小學中文課等,至今還大量傳授他們的作品、遵從他們對文學的解讀等。這些新文化運動派頂尖人物在思想上有共性。他們都理所當然地唯物、宣稱信仰科學,反對中國傳統和西方基督教,卻不懂科學、儒家精髓、基督教、或唯心論。他們無知、不知道自己無知,所以他們是徹底的無知。關於愛情,他們沒搞懂其本質,誤認為與中國傳統男女私情一樣,所以不知羞恥地談論徐誌摩那些不上台麵的戀愛、胡適的婚外情人們、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等,還以為這些人的行為屬於追求自由、他們的感情就是愛情。不對的。真正的自由有方向,是擺脫現實羈絆、肉體誘惑,回歸形而上的道義;真正的愛包括“不做害羞的事”。而破壞正當婚姻、傷害無辜妻子,都是讓人害羞的事。自由與愛情最終都屬神。
【exp.60】五四中勝出的文化領袖們無知,不知道自己無知,所以是徹底的無知。
同屬東亞文化圈,為什麽日本文化領袖們,如北村透穀、川端康成等,比中國同行們看得更深、更懂呢?一個關鍵原因是日本人有宗教信仰,而且真信。日本人看西方人,是一群有信仰的人看另一群有信仰的人,雖然信仰內容不同。日本人虔誠對待信仰,所以理解為什麽西方人虔誠追求神、為什麽西方愛情的根基在於神。因為愛情源於傳統日本沒有的神,所以日本人很容易懂自身傳統裏不可能有愛情,如果自己不洗心革麵,也不可能理解愛情。大多數中國人沒信仰,少數人名義上有,實際也不虔誠。中國人看有信仰的人,如同一維空間裏的生物看二維空間裏的生物,非常難理解。所以中國雖然自明朝起就與西方交流,卻連頂級文化精英都沒能理解基督教、唯心論、或其實很簡單的愛情。
【exp.61】日本比中國更理解西方,一個關鍵原因是日本人虔誠信仰宗教。
中國文化領袖們那麽聰明,怎麽又如此愚蠢?簡單講,他們沒把聰明用在求真上,而隻用於追求利益。設想巴西與德國爭奪世界杯足球冠軍,巴西隊教練和啦啦隊高喊“巴西必勝”,德國隊教練和啦啦隊高喊“德國必勝”。他們都喊得非常賣力,看似非常真誠,但不可能都是真的。實際上他們也不追求真,而隻追求贏。類似地,中國知識分子們經常態度激烈地宣揚觀點、非常賣力,比如胡適等人聲稱中國自古就有愛情、魯迅說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郭沫若宣揚泛神論或無神論等。他們說這些話,目的都不是求真相,而是為攻擊對手,幫助自己陣營獲勝。他們自認軍師或宣傳員,類似球隊教練和啦啦隊員。胡適一心要出人頭地;魯迅心屬無產階級,自視“戰士”、筆下文字是“投槍”和“匕首”;郭沫若宣誓忠於黨,常說自己是“宣傳員”。隊伍贏,成員得利。他們在求利方麵思維縝密,懂得個人利益與團體利益終極統一。
【exp.62】中國文化人的聰明才智都用在求利上、沒心思求真。
中國文化領袖們激烈反傳統,卻跳不出傳統。讀書人不求真理、隻求個人或集團利益,在中國源遠流長。儒家從一開始就自我定位成君王的師爺或智囊,明確不追求真理,甚至沒有真假概念。孔子寫《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就是為自己的君王或集團撒謊;《論語》裏完全不提“真”或“實”,卻有親親相隱原則,也是這個原因。西方學者求真,真理隻在彼岸世界,所以他們唯心。中國從古至今幾乎沒有這樣的學者。中國讀書人求利,是效益主義者。利在現實,所以他們幾乎都唯物。唯物是世界觀,效益主義是人生觀,二者緊密相關。五四文化先鋒們高喊革命,舉起反傳統大旗,自己卻保持傳統儒生人格。他們思想水平又太差,看不出自己依舊傳統,或看出來後拒不承認。當有人指出他們受利益驅動、見利忘義時,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比如大家都學過,魯迅認為文學有階級性,大白話翻譯,他寫文章就是為自己支持的集團得利。梁實秋指出他收蘇聯人錢,魯迅不否認也不承認,當然絕不反思或悔改,反而罵梁是“資本家的乏走狗”,意思是你也為你支持的集團服務。他們在求利思想裏自洽。
【exp.63】絕對唯物論者必然是絕對效益主義者。他們唯利是圖,必然不求真。
C. 徐誌摩東施效顰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徐誌摩是最著名的西方愛情觀實踐者。他的婚戀故事家喻戶曉。回顧他經曆中的關鍵點,能幫助我們看清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愛情觀不兼容、以及國人在理解愛情時常犯的錯誤。他與張幼儀在1922年初離婚,之後二人分道揚鑣,他回國,張繼續留在歐洲上學。三年後,1925年初,張突然收到徐消息,說徐正在歐洲旅行,於是二人在意大利會麵。張本以為徐是為小兒子病逝而來,後來才發現他是為躲避陸小曼丈夫王賡。王與徐原本是朋友。王是職業軍人,經常因公務不在家,徐趁虛而入,與王太太陸小曼談戀愛。王發現後怒不可遏,揚言要殺徐。徐嚇得遠遁歐洲,留下陸小曼獨自麵對丈夫。1925年底,徐得知陸與王已完成離婚手續,才敢回到國內,然後與陸完婚。從五四運動前後、到九一八日軍占領東北,也就是從191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中國社會流行“戀愛至上主義”,俗稱“戀愛教”。期間徐誌摩備受推崇,堪稱教主,聲名顯赫。現代人幾乎遺忘這段曆史,當年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崇尚西方浪漫主義,把愛情視作個人解放標誌,主張人都要為愛情而活、沒有愛情的人生不完整等。戀愛教聲勢浩大,不但在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深入人心,也傳到內陸鄉鎮。影響有多麽廣泛?作為國人都容易理解的例子,就連身處閉塞的湖南、生長於傳統農民家庭的青年毛澤東也被吸引、積極參與相關討論。
在1919年的長沙,讀過新式學堂的姑娘趙五貞,因反抗包辦婚姻而自殺,召來社會廣泛關注。新文化運動幹將們借機發力,為戀愛至上思潮推波助瀾。時年25歲的毛澤東剛在北京大學做了半年圖書館管理員,此時已途經上海回到長沙。得知事件後他義憤填膺,奮筆疾書,在是年11月不足兩周時間裏連續寫出10篇文章,發表在湖南《大公報》上(不是著名的香港《大公報》)。他明確寫下“戀愛是神聖的”,激烈抨擊舊婚姻製度、父母權威、迷信思想等,認為祖宗傳統“萬惡”、中國急需變革或革命。但這些觀點都停留在現實層次,沒觸及西方浪漫主義的形而上精髓。他總體思想境界與胡適、魯迅、郭沫若等類似,隻看到愛情與倫理在現實裏的矛盾,卻不理解二者終極一致。
在戀愛教盛行時期,知識青年們追捧雪萊、拜倫、濟慈、雨果、歌德、普希金等西方文學家兼情種群體。據親曆者們回憶,當時幾乎人手一本歌德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甚至有個幽默說法,如果誰沒在朋友圈裏表現出維特式的憂鬱,他都不算是合格的“現代青年”。但維特為愛而死,隻發生在虛構小說裏。而普希金的死千真萬確,他才是“戀愛教”信徒們推崇的終極浪漫偶像。

圖16. 普希金(1799-1837),俄國浪漫主義文學家,為愛決鬥,中槍而亡。他的情敵丹特斯是一位法國流亡貴族、職業軍人,愛上普希金太太。兩人因此決鬥,結果普希金死亡。世界文學史上著名詭異事件,多年前普希金出版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其中講述一場愛情決鬥,精準預言他自己的死亡方式,包括決鬥起因、情景、季節、甚至天氣。左圖為小說插圖。中圖描繪普希金之死。右圖是上海衡山路上的普希金雕像,離交大校園不遠,初建於1937年,為紀念他逝世百周年,後來被侵華日軍和紅衛兵兩次搗毀,當前版重建於1987年。
就在全國青年熱烈追求戀愛至上主義之時,徐誌摩上演了一部個人多情連續劇。從1921年到1926年,他先婚內追求林徽因,再與原配張幼儀離婚,然後與朋友之妻陸小曼談婚外戀,最後與陸結婚。這一連串情節突破傳統道德、驚世駭俗,掀起社會輿論巨浪,廣受大眾矚目。但作為戀愛教中國教主,他與西方浪漫偶像普希金之間的差別太過明顯、讓人無法忽視。當麵對情敵時,普希金選擇保護妻子,然後主動挑戰,明知對方是神槍手,還堅決走上決鬥場,迎接死亡。不止於此,他的情敵丹特斯也類似。決鬥是短距離互相射擊,任何人都可能打死任何人,即使神槍手也遠非安全。丹特斯也選擇不退縮,直麵死亡。而徐誌摩收到情敵挑戰後,卻選擇遠遁他鄉以自保,留下情人單獨麵對憤怒的丈夫。東西方兩個著名事件之間的差別不可謂不大。
一般國人很容易理解徐誌摩的選擇。對方是正牌老公、自己是偷情者。正牌老公打過來,如果自己不跑,被打死也很難收到同情。何況對方是職業軍人,自己硬打也打不過人家。不如先逃跑,讓陸小曼單獨對付他。小曼是他老婆,他不會下手過重。讓小曼說服他離婚,等他們離婚後自己再回來找小曼。這套想法似乎天經地義。但國人看不懂普希金和丹特斯。普希金明擺著找死,何必呢?丹特斯隻是找情人,值得為露水夫人賭上性命嗎?即使他贏了決鬥,鬧出人命,普希金太太也不可能與他繼續發展感情。他為什麽不逃跑?徐誌摩的選擇、國人的想法,其實都隱含中西方文化對待愛情的深層區別。
簡單講,普希金和丹特斯都認為自己的愛情很高尚,沒什麽見不得人。高尚的愛超越婚姻、超越生命。但兩個人的愛無法共存,其中一方必須死。於是雙方決定決鬥,然後泰然接受命運安排。

圖17. 浪漫主義價值觀。價值排序:高尚愛情 > 婚姻 > 生命 > 低級愛情。
愛的階梯裏存在肉體與現實之愛,它們是低級愛情。在長期基督教傳統影響下,西方大眾都理解,低級愛情的價值低於生命,但婚姻家庭的價值高於生命。具體講,男人不應該為滿足性欲而丟命,但必要時要為保護婚姻與家庭而獻身。比如在戰爭中、或船舶失事時,即使普通男人都能主動把生存希望讓給老婆孩子,自己麵對死亡。普希金和丹特斯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驕傲的貴族。普希金信東正教、丹特斯信天主教。他們更理解和推崇這套基督教價值觀,當然要求自己比普通人做得更好。
什麽愛情是高尚愛情、高過婚姻與生命?就是【exp.5】中定義的愛,以對方為目的、忘我無私。所謂忘我無私,就是不計自己現實利益、包括不計生命,也就是超越現實。因為超越現實,高尚的愛隻在彼岸世界裏,是形而上之愛。傳統基督教義籠統認為婚姻神聖。浪漫主義者們進一步深究,婚姻神聖是因為婚姻是基於神的契約之愛,但那隻適用於理想化婚姻。現實中很多婚姻參雜其他因素,比如財富、地位等考慮,並不完全基於神,甚至其中沒有愛,所以不是完全神聖的契約。當愛情足夠純潔,就接近基督之愛、高尚到超過世俗婚姻。浪漫主義者們追求這種愛情。
每個人的愛情都複雜,混合低級愛情和形而上之愛。人與人區別隻在比例不同,具體比例有時連本人都不清楚,外人更難確認。但基督徒們都認同,芸芸眾生中隻有最虔誠的人,靈魂才足夠接近神;隻有最真誠的人,愛情才足夠高尚,形而上之愛多、肉欲和功利少;隻有最優秀的頭腦,才能看清自己的愛情;隻有最勇敢的人,才願意為愛麵對死亡。人人都尊重這樣的人,很多人想成為這樣的人,但很難做到,原因很多,包括現實成本非常高。普希金和丹特斯走上決鬥場,用生命證明自己內心之虔誠、愛情之高潔,因此被全世界景仰,不僅包括西方大眾,也包括1920年代中國知識青年群體。
再看徐誌摩。他為什麽臨危逃跑?如果他真愛陸小曼,他就應該直麵王賡。即使不像普希金和丹特斯那樣決鬥,他也應該對外說明自己對陸小曼的感情。按西方愛情原則,愛與真善美義相統一,真愛不會違反道義。他與王本是朋友,他奪朋友之妻,有責任向對方解釋,這是道義。《聖經》說,愛是“不做害羞的事”,真愛沒什麽好害羞,他應該麵對王。按中國傳統,君子不做虧心事,如果虧心就不做。他也應該光明磊落,不應該逃跑。有一種可能,王已經失去理智。對瘋子解釋永遠不可能說通,不如躲避。如果那樣的話,徐誌摩應該帶陸小曼一起逃走。留下一個弱女子獨自麵對被嫉妒心驅使的瘋子更危險。但徐誌摩選擇單獨逃跑、讓陸小曼對付王賡,沒有道理,同時違反了中西方道義。
徐誌摩的選擇,與劉備在長阪坡之戰中獨自逃命、丟下糜夫人,或劉邦在彭城之戰中獨自逃命、丟下夫人呂雉等如出一轍,都是把自己的安全看得高過女人的安全。其內心實質也與豐臣秀吉砍殺妻妾、川島揮別熏子、我同學為前途斬斷情愫等一樣,都是必須在自己的廣義利益與情人之間做選擇時,選擇前者、拋棄後者。這就是中國和東亞傳統男人的思想本質。他們在男女關係裏自私。他們對待情人的外在方式無論看上去多麽香豔,如徐誌摩對陸小曼、川島對熏子,或多麽殘忍,如劉邦對呂雉、豐臣秀吉對妻妾,本質都是以自己為目的、把對方當工具,沒跳出低級愛情範疇,屬於肉體或現實之愛。其實不是愛、而是欲望。
按中國傳統思想,徐誌摩的行為既談不上高尚、也談不上低級,而是唯一選項,他隻能這麽做。我們祖先不知道形而上的愛情,但把現實男女關係看得很透徹,早認定無論表麵上多麽溫馨浪漫、或冰冷殘忍,本質都是追求現實利益。比如司馬相如是西漢著名風流情種、“文君當壚”是古代著名浪漫故事。但《史記》一針見血,明確講相如家貧,聽說富家女文君新寡,於是設局接近。劉邦為逃命丟下呂雉,看似無情,但正統史書認為劉邦為成大業,隻能如此。這套思想直到現在依然是中國主流。這就是為什麽普通人覺得徐誌摩逃跑正常,反而看不懂普希金和丹特斯決鬥,覺得他們是兩個傻子、瘋子。徐誌摩在躲避王賡期間與陸小曼通信,後來整理出版成《愛眉小劄》,被中國文壇認為是“極致的浪漫”、代表“刻骨銘心的傾城之戀”、“愛情至上主義的圖騰”等。文壇可悲、可憐。雖然先賢們也不懂愛情,但至少看得更深刻。
不但沒有形而上愛情,東亞傳統裏根本沒有愛情概念,而且是有道理的。既然所有男女關係最終都追求廣義利益,那麽它與做生意、找工作、謀生計等其他現實事務沒有本質區別,人們也就不需要專門為它設立一個新概念,它也沒什麽可歌頌的。所以中日古代男女私情都不登大雅之堂。東亞傳統把男女關係類同生意關係,生意人之間合作需要契約,男女之間合作需要婚約。好生意人遵守契約,好夫妻遵守婚約。按中國傳統,所有男女關係都必須為婚姻讓路,徐誌摩違反了中國傳統。按西方道德,低級愛情不可破壞婚姻,他又違反了西方道德。道義客觀存在。他那麽聰明,大概早覺得自己理虧,所以不敢直麵王賡或公共輿論,選擇逃跑避風頭。

圖18. 梁啟超(1873-1929),張幼儀(1900-1989)與徐誌摩(1897-1931),陸小曼與徐誌摩。梁啟超是晚清政治家、思想家。徐誌摩21歲時,赴美留學之前,經張幼儀哥哥介紹,拜梁啟超為師。梁啟超也是林徽因父親的好友。徐誌摩在英國追求林徽因時,梁啟超在國內聽說,對徒弟拋棄發妻、婚內追求新女友的行徑非常反感,在1923年寫長信給徐誌摩,史上著名。1926年,徐誌摩與陸小曼結婚,梁啟超應徐父之邀作證婚人。又過了兩年,林徽因在1928年嫁給梁啟超之子梁思成。
在中國頂層文化圈裏,幾乎沒人真信基督教。但確有一批思想中正、懂得常識的人,比如梁啟超。在1920年代科玄論戰中,他和張君勱是唯心派核心人物。說來有趣,這兩位都與徐誌摩關係親近。前者是徐的老師,後者是張幼儀親哥、徐誌摩大舅子。但他們的思想和著作長期被後世漠視,現已基本被大眾遺忘。1923年梁啟超在信中勸誡徐誌摩,其中講到:“萬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複能自拔。”梁啟超其實在痛批徐誌摩,你不應該為自己快樂而傷害發妻。當今青年講愛情神聖,但都不懂如何獲得這樣的愛情。你在墮落!
徐誌摩回信強力辯解,說自己“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我將於茫茫人海之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我嚐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明照我深奧之靈府”。徐誌摩為解釋自己感情,講到靈魂救贖、靈魂伴侶、靈魂的深邃等。這些觀念都不來自中國傳統,而來自基督教義。靈魂屬於鬼神、或怪力亂神,孔子明確告誡人要遠離。西方基督教重視人的靈魂。當時知識青年熱捧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家們。而這些文學家追求愛情的理論根據就是基督教義,言語中自然頻繁涉及靈魂。徐誌摩照樣學樣。
徐誌摩大談“靈魂”,但他不是基督徒。人若不信神,像他那樣萬事為現實利益,靈魂隻是肉體與現實的奴隸,高談闊論靈魂又有什麽意義?梁啟超與徐誌摩討論愛情“神聖”,但兩人都不信神、哪來什麽神聖?這其實是東亞人嚴肅討論愛情問題時遇到的普遍問題。愛情從基督教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任何人要理解愛情,都躲不開基督教核心教義。幾千年來中國和日本先賢們那麽聰明、偉大,因為沒有基督教,都沒能發現形而上的愛情,何況一般人?梁啟超與徐誌摩都不懂基督教義,所以討論浮於表麵,沒談出個所以然。可惜後來的中國文人們還不如他們,甚至沒意識到愛情依賴基督教觀念。
徐誌摩外表西化,但骨子裏依舊是個傳統中國男人。他雖然渴求愛情,但沒能完成必需的內心升華,所以與其他千百萬普通人一樣,不懂什麽是忘我的高尚愛情。在他和陸小曼結婚典禮上,梁啟超評論他,“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徐誌摩所謂“多情”,實質就是簡單的用情不專,不值得別人崇拜模仿。作個普通人並不算大錯,但他硬要打腫臉充胖子,想當中國的雪萊、普希金,享受大眾膜拜,於是變成了東施效顰、貽笑大方。現在還真有一些人推崇他為中國情聖,他們太容易被忽悠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