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五代亂世的秩序守夜人，不是英雄，亦非小人
在中國曆史的星空中，有一類人物始終處於爭議的漩渦中心——他們不似嶽飛般以忠烈名垂青史，也不似秦檜般以奸佞遺臭萬年，卻在特定的時代語境裏，成為無法繞開的坐標。馮道，便是這樣一個存在。在五代十國那片“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混沌天地間，他曆仕四朝十帝，官至宰相、太師，站在了權力的頂端；卻又因“事君數易”，被司馬光斥為“無節操第一人”，遭後世儒家士大夫口誅筆伐。
然而，剝離“忠奸二分”的簡單評判，我們會發現：馮道是“亂世保全型官僚”的巔峰樣本，他不是挽狂瀾於既倒的英雄，也不是逐利忘義的小人，而是黑暗亂世中，默默守護製度與秩序的守夜人。
一、四朝十帝的“官場不倒翁”：亂世裏的另類傳奇
公元882年，馮道生於幽州（今北京一帶），字可道。彼時的大唐王朝早已日薄西山，藩鎮割據如同潰爛的傷口，蔓延在華夏大地。誰也未曾料到，這個出身耕讀之家的普通青年，未來會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中，走出一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仕途。
馮道的“牛”，不在於開疆拓土的武功，也不在於經天緯地的文采，而在於一種近乎奇跡的生存與任職能力。他一生曆經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正統王朝，侍奉過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十位皇帝，期間還曾短暫效力於契丹。在那個“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年代，朝代更迭如同走馬燈，皇帝的性命往往朝夕不保——後唐莊宗李存勖滅梁稱帝，不過三年便死於兵變；後晉高祖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以“兒皇帝”自居，死後其子出帝便被契丹俘虜，王朝覆滅。
可馮道呢？無論朝堂如何血雨腥風，無論龍椅上換了誰的麵孔，他總能穩坐高位，從翰林學士到宰相，再到太師、三公之首，一步步成為百官之首。有人統計，他在相位上的時間累計超過二十五年，幾乎貫穿了五代中最混亂的核心時期。於是，亂世中便流傳著這樣一句無奈的斷言：“朝代可以換，皇帝可以死，但馮道不能沒有。”
為什麽是馮道？在那個武夫當國、斯文掃地的時代，手握兵權的節度使們可以輕易廢立皇帝，為何偏偏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如此倚重？答案，藏在五代十國那極端殘酷的現實背景裏。
二、五代十國：一個容不下“忠臣”的亂世
要讀懂馮道，必先讀懂五代十國。這不是中國曆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不是一個王朝在末期經曆農民起義或外族入侵後，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而是一場持續半個多世紀的權力真空與秩序崩塌。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皇帝的平均壽命短得可憐，大多死於兵變、暗殺或亡國之辱；朝代的平均壽命不過十來年，後漢更是隻存在了四年，成為中國曆史上壽命最短的正統王朝之一；政權更替的方式充斥著暴力與血腥，兵變、屠城、篡位如同家常便飯，今天還是九五之尊，明天可能就身首異處；而底層百姓，在連年戰亂、苛捐雜稅與軍閥掠奪中，早已失去了尊嚴，他們的訴求簡單到令人心碎：隻求不死、不亂、不餓。
在這樣的時代裏，“忠君”二字變得異常沉重。如果一個官員選擇效忠某一位皇帝，那麽當皇帝被殺、王朝覆滅時，他要麽隨之殉葬，要麽被新的統治者清算——後唐的宰相郭崇韜，為李存勖立下汗馬功勞，卻因功高震主被誣陷謀反，滿門抄斬；後晉的節度使景延廣，堅決反對向契丹稱臣，最終被契丹俘虜，受盡折磨而死。這些人，按照儒家的“忠烈史觀”，都是值得歌頌的忠臣，但他們的死，除了留下一個“忠義”的虛名，對混亂的時局、對苦難的百姓，似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善。
相反，那些試圖在亂世中堅守“清官”底線的人，同樣命運多舛。後漢的大臣蘇逢吉，雖有才幹卻嗜殺成性，而那些試圖為民請命、反對暴政的官員，往往被冠以“謀逆”之名，迅速被清除。這是一個“忠臣容易陪葬，清官容易斷頭”的時代，傳統的道德準則與政治邏輯，在赤裸裸的暴力麵前，顯得不堪一擊。
於是，一個尖銳的問題浮出水麵：在這樣的亂世裏，“忠於一朝一君”到底是值得推崇的道德高尚，還是一種脫離現實的自我感動？馮道用他的一生，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
三、生存哲學：國家比皇帝重要，秩序比名節重要
馮道晚年曾自撰《長樂老自敘》，回顧自己的一生，其中有一句話道破了他的核心追求，大意是：“我這一生，不求聲名顯赫，隻求百姓有飯吃，天下不更亂。” 這句話，不是他為自己“數易其主”的辯解，而是他貫穿一生的底層邏輯——在亂世之中，個人名節、君臣大義，都要讓位於更根本的價值：社會秩序的維係與百姓福祉的保全。
他的生存哲學，集中體現在三個核心維度。
首先，是“不站隊，不殉主”的清醒。馮道從不將自己的命運與某一個皇帝捆綁在一起，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超然的姿態。皇帝換了？他不反抗、不殉葬，而是坦然接受新的統治者，繼續留在朝堂上做事；新皇帝需要穩定人心、建立秩序？他早已在那裏，憑借自己的聲望與能力，成為新政權的“壓艙石”；舊皇帝被殺？他不痛哭流涕，也不公開反對，而是默默處理善後，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
在後世的儒家士大夫看來，這是典型的“投機取巧”，是“苟且偷生”。但在馮道自己的認知裏，這是一種更宏大的責任：“國家比皇帝重要，秩序比名節重要。” 他眼中的“國家”，不是某一個姓氏的天下，而是這片土地上的百姓與文明；他眼中的“秩序”，不是某一個王朝的典章製度，而是讓社會能夠正常運轉、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最低限度保障。在他看來，為了一個注定覆滅的皇帝殉葬，是對百姓、對文明的不負責任；而留在朝堂上，哪怕隻是多緩解一分暴政、多保全一個百姓，都比空有“忠義”之名更有意義。
其次，是“保全文官係統，傳承文化火種”的遠見。馮道真正被曆史銘記的功績，從來不是輔佐了哪位皇帝，而是他在亂世中主持刻印《九經》的壯舉。五代十國時期，戰亂頻仍，書籍焚毀殆盡，文化傳承幾乎中斷。讀書人找不到典籍，科舉取士無法正常進行，文官體係麵臨著“後繼無人”的危機。
馮道深知，文化是文明的根基，文官體係是社會秩序的核心。於是，他自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開始，牽頭組織國子監的學者，曆經後唐、後晉、後漢三朝，耗時二十二年，終於完成了《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等儒家九部經典的校勘與刻印。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官方刻印儒家經典，史稱“五代監本九經”。
這批監本《九經》的刻印，意義非凡。它不僅讓儒家經典得以完整保存並廣泛流傳，更讓科舉取士有了統一的標準，為文官體係的延續提供了人才保障。試想，如果沒有馮道的堅持，在那個“武夫當道”的時代，文化傳承可能就此斷裂，文官體係可能徹底崩塌。那麽，數十年後宋代“重文輕武”的文官治國體係，或許就失去了最堅實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馮道是五代亂世的“文明托底者”，他用自己的權力與影響力，為華夏文明守住了一絲火種。
最後，是“以穩定為最高政治價值”的務實。馮道從不追求轟轟烈烈的改革，也不搞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他的政治理念，簡單到極致：“別再死人了。”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不主戰、不好殺、不折騰、不搞意識形態對立。
麵對野心勃勃、想要發動戰爭的皇帝，他會婉言勸諫。後周世宗柴榮即位後，想要攻打北漢，馮道極力反對，認為“陛下新即位，宜先修德政，而不宜輕動幹戈”。雖然柴榮最終沒有聽從他的建議，但馮道的出發點，卻是擔心戰爭會讓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麵對嗜殺成性的統治者，他會用自己的方式化解危機。後漢高祖劉知遠死後，其子劉承祐即位，猜忌大臣，想要誅殺郭威等將領，馮道從中斡旋，雖未能完全阻止慘案發生，卻也保全了部分官員的性命。
他的政治風格，是“無為而治”的務實主義。在亂世中，不折騰就是最大的功績，不添亂就是最好的治理。他不追求個人的政績光環，隻希望用最低調、最穩妥的方式，維持社會的基本運轉，讓百姓能夠在夾縫中求生。這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在盛世或許是平庸的表現，但在五代十國那樣的亂世，卻是最珍貴的品質。
四、千古罵名：儒家史觀下的“反麵教材”
盡管馮道為亂世的秩序與文明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後世的曆史評價中，他卻長期被釘在“恥辱柱”上，成為“無節操”的代名詞。這一切，源於儒家“忠烈史觀”的深刻影響。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馮道做出了蓋棺定論式的批判：“馮道事四姓十君，苟免而已。” 這句話的意思是，馮道侍奉四個姓氏的十位皇帝，不過是為了苟且偷生罷了。在司馬光看來，“君為臣綱”是儒家倫理的核心，臣子必須對君主絕對忠誠，“忠臣不事二主”是天經地義的準則。而馮道“數易其主”，不僅不為主殉節，反而在新的朝廷裏繼續做官，這是對君臣大義的公然踐踏，是“大逆不道”的行為。
除了司馬光，後世的儒家士大夫們對馮道的批判幾乎一脈相承。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將馮道列入“雜傳”，而不是“宰相傳”，隱晦地表達了對他的不齒；朱熹更是痛斥馮道“不知廉恥”，認為他是“奸臣之尤”。
這些批判的核心，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換主子太快，違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倫理；二是不講“君臣大義”，將個人利益置於君主與王朝之上；三是不為舊主殉節，缺乏士大夫應有的骨氣。在儒家構建的“忠烈史觀”中，曆史的主角是那些為了君主與王朝不惜犧牲生命的忠臣義士，而馮道這種“苟且偷生”的行為，自然成為了人人唾棄的反麵教材。
這種評價，看似有理，卻忽略了一個關鍵前提：馮道所處的，不是一個正常的盛世，而是一個秩序崩塌、人命如草芥的亂世。儒家的“君臣大義”，是為了維護大一統王朝的穩定而建立的倫理準則，但在五代十國那樣的亂世，當皇帝如同“走馬燈”，當王朝如同“紙糊的燈籠”，用盛世的倫理去要求亂世的官員，本身就是一種脫離現實的苛求。
五、曆史翻案：他是“文明托底者”，而非小人
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跳出“忠奸二分”的傳統框架，重新審視馮道的曆史地位。近代以來，梁啟超、呂思勉、錢穆等史學大家，都對馮道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他們認為，馮道不是忠臣，也不是奸臣，而是亂世中的“文明托底者”。
要客觀評價馮道，我們不妨反問三個問題：
第一，如果馮道選擇為某一位皇帝殉葬，天下就會更好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馮道死後，新的皇帝依然會即位，戰亂依然會繼續，百姓依然會受苦。他的死，除了增加一個“忠義”的符號，對改變亂世的格局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第二，如果人人都像傳統士大夫倡導的那樣“以死明誌”，五代十國會不會更亂？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所有有能力、有威望的官員都為了“名節”而殉主，那麽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會伴隨著文官體係的徹底崩潰。沒有了文官的治理，亂世隻會更加混亂，暴政隻會更加殘酷，百姓的苦難隻會更加深重。
第三，宋代能順利建立“文官治國”的體係，靠誰打底？答案，離不開馮道。正是馮道在亂世中保全了文官係統，主持刻印了儒家經典，為科舉取士提供了基礎，才讓“重文輕武”的理念有了生根發芽的土壤。如果沒有馮道的努力，宋代的文官體係可能需要從零開始，華夏文明的傳承可能會出現更大的斷層。
從這三個問題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馮道的“數易其主”，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在亂世中尋找一個能夠讓他繼續守護秩序、傳承文明的平台；他的“苟且偷生”，不是膽小懦弱，而是一種“忍辱負重”的責任與擔當。他或許沒有嶽飛那樣“精忠報國”的豪情壯誌，沒有文天祥那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氣節，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黑暗的亂世中，為華夏文明守住了一絲光明，為百姓守住了一絲希望。
六、曆史定位：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亂世與秩序的守護
馮道的曆史定位，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他不是為皇帝服務的人，而是為“社會最低限度秩序”服務的人。他的存在，揭示了亂世中理想與現實的深刻碰撞。
如果說嶽飛是“理想型人格”的代表——為了心中的道義與信念，不惜犧牲一切，哪怕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那麽馮道就是“現實型人格”的極致——在認清亂世的殘酷現實後，選擇用最務實、最穩妥的方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嶽飛的價值，在於為後世樹立了“忠義”的標杆，他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成為支撐華夏文明的精神脊梁。而馮道的價值，在於他在亂世中展現了“責任”的另一種可能——不是隻有轟轟烈烈的犧牲才叫責任，默默守護秩序、傳承文明、保全百姓，同樣是一種偉大的責任。
亂世裏，兩種人都需要。沒有嶽飛那樣的理想主義者，文明就會失去精神的高度；沒有馮道那樣的現實主義者，文明就會失去生存的根基。曆史往往隻歌頌前者，因為他們的故事更具感染力，更符合人們對“英雄”的想象；但曆史同樣離不開後者，因為他們在黑暗中默默付出的努力，才讓文明的火種得以延續，才讓後世的盛世成為可能。
馮道的偉大，不在於他有多高尚，而在於他有多清醒。他清醒地認識到亂世的本質，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做什麽、該做什麽。他放棄了個人的名節，卻保全了更大的價值；他看似“沒有骨氣”，卻展現了最堅韌的擔當。
七、結語：盛世罵他，亂世幸他
評價馮道，從來都離不開時代的語境。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海晏河清、國泰民安的盛世，你大概率會罵他“沒骨氣”“無節操”——在盛世裏，秩序井然，倫理清晰，人們有資格追求更高尚的道德標準，有底氣要求官員堅守“君臣大義”。此時的馮道，自然成為了“反麵教材”。
但如果你生活在五代十國那樣的亂世，親身經曆過戰亂的殘酷、暴政的壓迫、生命的脆弱，你大概率會慶幸：“幸好還有馮道這種人。” 在那樣的時代裏，生存是第一要務，秩序是最大的奢侈品。馮道的存在，意味著還有人在為百姓的溫飽奔走，還有人在為文明的傳承堅守，還有人在為社會的穩定努力。他或許不是英雄，但他是亂世中最可靠的“守夜人”，用自己的方式，為黑暗中的人們守住了一絲溫暖與希望。
馮道的爭議，本質上是不同時代價值觀的碰撞。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否認他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是五代十國這段亂世裏繞不開的一個名字，是“亂世保全型官僚”的巔峰樣本，是製度與秩序的守夜人。
曆史需要嶽飛，也需要馮道。前者照亮了文明的精神天空，後者守住了文明的生存土壤。正是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交織，才讓華夏文明在數千年的風雨飄搖中，始終能夠薪火相傳，生生不息。而馮道，用他充滿爭議的一生，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極端的環境下，堅守秩序與責任，或許比追求虛名與氣節，更需要勇氣與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