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震海已經是清原縣車輛修配廠的熟練工人了，手藝紮實，幹活利索，廠裏出了難題，總有人喊他去看看。他不多話，臉上常年掛著一層油汙和風霜，隻有在提起家裏的兩個孩子時，眼角才會泛出一點柔光。他和那個在養傷時照顧他的姑娘結了婚，姑娘話不多卻有一股子韌勁。他們的婚禮很簡單，牆上幾張大紅雙喜字，同事們一起湊個熱鬧，吃點糖果磕點瓜子就算禮成。夫婦倆後來有了一兒一女，都還在咿呀學語的年紀，下班回家四口人也是樂意融融。清原縣的生活還是苦了點。他們借了親戚的錢，在縣城邊上買了一棟小房，磚牆斑駁屋頂低矮，一家四口擠在這一間屋裏。冬天倒是不冷，屋裏生著爐子，煙氣從窗縫裏鑽出去，屋頂上結著厚厚的霜。住得太擁擠，好在兩個孩子還小，一時也不用顧及隱私。馬震海常在夜裏坐在院子裏抽煙，望著那間小屋，心裏盤算著怎麽擴建。他不是貪圖大房子，隻是想讓孩子們有個能伸展手腳的地方。清原縣有森林，木材不算難找，他又認識鐵路貨運站的人，能弄些木料回來。難的是磚瓦石塊，縣裏建材緊張，運輸也不便，要買沒有現錢。他心裏一直惦記著這件事。每次路過縣物資供應站，他都要停下腳步看看，哪怕隻是看看那堆紅磚和水泥袋，也像是在摸索著未來的形狀。他知道這事急不得，得一點點攢錢，等時機到了就親手把那小屋擴上一間。
一個知青點的同學大部分都回到了沈陽，那是他們曾經離開又始終牽掛的城市。清原縣歸屬撫順市管轄，有小部分人被招工分配到了撫順市的工廠、礦區或機關單位。撫順市比清原縣要好些，街道寬些樓房多些，離沈陽也近些；但在知青們心裏，還是不如沈陽，沈陽才是他們青春的起點和歸宿。那些沒能趕上招工機會的知青，在“大返城”高潮中陸續回到了沈陽。火車站的月台上，他們背著行李卷，眼裏閃著光，像是終於從一段漫長的流放中歸來。最初的日子是開心的，親人團聚鄰居熟悉，連空氣都帶著家的味道。但很快現實的重壓就落了下來，無休止的待業等待分配工作，沒有收入成了他們新的苦惱。找工作太難了，國營單位名額有限，街道辦事處排隊登記的地方擠滿了知青。有人靠關係進了工廠，有人靠考試進了機關，還有人在街頭擺攤掙零花錢。也有幾個一時找不到出路的，在家裏悶得慌，抽煙喝酒一身臭脾氣。多虧各級領導重視，市區街道都開始協調安排，最後這些返城的知青大多都落實了工作。生活慢慢安穩下來，他們也都談戀愛結婚生孩子。一大批知青“成家立業”，他們的婚姻對象大多是知青，是一種很實際的結合。由於家庭經濟條件有限，加上國家新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多人都隻生了一個孩子。一個孩子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必在柴米油鹽中疲於奔命，孩子也能得到更多的關愛。但有時夜深人靜，他們也會想起在鄉下的那些日子，想起闊野的農田和知青點大灶裏的爐火。那是一段痛苦卻又似乎值得回味的歲月，那是他們青春的底色，是他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經曆。
馬震海這樣有兩個孩子的知青家庭，都是結婚比較早的。知青回城都要“成家立業”，落戶在清原縣這種經濟發展還落後的地方，婚姻往往是生活穩定的第一步。馬震海小家的生活並不寬裕，沒有父母家人的幫助，什麽都靠小兩口自己。房子小收入低孩子還不懂事，馬震海在院子裏抽著悶煙，心裏盤算著未來的出路。馬副廠長趁著落實知青政策的風潮，寫信提醒他：“你這情況，爭取回城吧，現在政策寬鬆，以後就不容易了。”沈陽是馬震海魂牽夢繞的地方，現在父母回城了，城裏就又有了家。可他知道，自己一家四口，辦起來不容易。好在馬家老六畢業後有了份工作，沒結婚時間上自由些，就由他在沈陽城裏幫著哥哥跑腿，辦理那一堆兒雜事，戶口、證明、關係、介紹信，哪一樣都不輕鬆。沈陽市找正式工作並不容易，各單位編製緊張，街道辦事處門口排隊的人從早到晚不散。但對於知青落戶，卻突然放鬆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前出台的《……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裏寫得清清楚楚：從小城鎮遷往縣城，從縣城遷往大城市，必須層層審批，幾乎是鐵板一塊。當年下鄉時，學校或居委會一句話，戶口就順利地遷到了各地農村，誰也沒想過將來咋回來。馬震海屬於“拖家帶口”的那一類，回城落戶最難辦，老六在沈陽跑了好幾趟街道辦和派出所遞交“申請報告”，跑清原縣要補充材料還有戶口證明孩子出生證明等等，還少不了馬震海的工作證明和婚姻證明。
經過千辛萬苦，清原縣和沈陽兩地來回奔波，馬震海終於帶著妻子和一兒一女回到了沈陽。他們賣掉了清原縣那間小房，加上多年積蓄，又向親戚借了點錢，在沈陽近郊買了一間磚瓦結構的小屋。房子不大沒有院子，門前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一家人在大都市有了吃飯睡覺的地方。經濟政策調整後，生產慢慢恢複了，國營廠的崗位依然緊俏，馬震海知道自己得不到那樣的機會。他依仗自己年輕身體好，幹起了那些大家都不願意幹的活。用倒騎驢給人送貨，冬天冷得手指都凍僵了；夏天在工廠掄大鐵錘，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流；再後來燒鍋爐，活又重又髒還要起早貪黑。這些活兒工資不高，工作也不穩定，但隻要舍得出力氣，總能掙份工資養家。他從不挑活也不嫌髒累，隻要能掙到錢就覺得踏實。媳婦也不閑著到處打零工，在菜市場賣菜、給食堂搞清潔，有時候一天幹兩份活。孩子還小花銷有限，一家人省吃儉用地在沈陽安家落戶了。晚上吃飯時，馬震海常常看著桌上的飯菜，心裏默默地算著賬，這個月工資是否夠花。他不說苦也不喊累，隻在夜深人靜時，坐在院子裏抽根煙；他望著城市的燈火，心裏想著要讓孩子們過上好一點的生活，像每一個回城知青一樣，一肩挑起生活的苦和難。
韓冬梅沒有回城，過年時馬家人去三道彎老鄰居家拜年，韓家還住在會計大院。韓嬸端著熱茶笑著說：“我那大閨女啊，在農村搞了對象，不回來了。”語氣裏有些無奈，也有些認命。韓冬梅的對象原來是個軍人，複員後回鄉務農，性子沉穩做事利落。兩人是在生產隊一起勞動時，感情悄悄萌生倆人好上了，他當兵後和韓冬梅確定了關係。結婚那年一同下鄉的知青都替韓冬梅惋惜：“嫁了農村人，再回不了城了！”知青大返城時，韓冬梅已經有了孩子，抱在懷裏眼神滿是柔情。她不願意把丈夫和孩子拋棄在農村，不想一家人分開在兩處，更不想離婚獨自回城去過好日子。
韓冬梅下鄉的地方還不錯，她和丈夫都不是那種死守一畝三分地的人，懂得變通敢於嚐試。他們在村裏養雞、種蘑菇、外出給人照相，還學著城裏人開了個小賣部，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沒有城裏的生活方便，但有房有地還有電視，孩子長得健康穿得幹淨，飯桌上也常有肉菜。後來政策放寬，允許知青攜帶農村家人一起回城落戶，她也沒動心。村裏不少人勸她：“你是城裏人就回去吧，孩子也能上好學校。”馬震海也來信勸她，說沈陽現在機會多，回來總比在鄉下強。可韓冬梅還是搖頭說：“我不走了。”她沒忘記自己當年要學習《朝陽溝》電影裏的銀環，紮根農村建設農村。
馬震海那天送貨去北陵附近一家單位，天剛下過一場小雨，路邊的柳樹葉還掛著水珠。他騎著倒騎驢，車鬥裏裝著幾箱貨物，忽然想起吳綿縝在這附近開了家書畫社。他記得那家店在北陵那條街上，小店不大坐南朝北，門口掛著一塊“綿縝書畫社”的木牌。他推著倒騎驢一路走去，順著記憶找到那家店，看見那塊木牌邊角已經有些斑駁。他站在門口張望了一下推門進去，屋裏一個人正在書架前忙著什麽，背影瘦削穿著一件皮夾克外套。馬震海靜靜地看著那人的背影，屋裏彌漫著墨香和舊書的味道，像是一下子回到了當年的小人書店。那人聽到有人進門後就沒動靜了，回過頭來看了一眼，臉上帶出笑來。“啊呀！怎麽是你！”吳綿縝驚喜地叫出聲，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三步並作兩步走過來，拍了拍馬震海的肩膀，聲音裏帶著真切的激動。“快坐快坐，我這兒簡陋，茶還是有的。”他忙著燒水沏茶，手忙腳亂地張羅著，嘴裏還念叨：“你這家夥，怎麽也不提前打個招呼。”馬震海笑著搖頭，走到櫃台邊四處張望，回憶起他倆當年一起看小人書的時光。他忽然故作抱怨地問：“怎麽沒有小人書啊？我還想著來你這兒找幾本《水滸傳》或者《三國演義》呢。”吳綿縝一邊往茶壺裏倒水，一邊笑著調侃：“我說這位老同誌，童年回不去了，能保住的是童年的友誼！”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眼神裏滿是快樂，兩人哈哈大笑，一起坐下來喝茶。窗外的雨又細細地下起來，屋裏很是舒適。他們聊起當年的知青點，聊起那些一起燒飯和上山打獵的日子，也聊起各自的孩子和生活的起伏，時間仿佛在這一刻慢了下來。
吳綿縝的哥哥當年下鄉因病去世，消息傳來時，家裏像塌了一角。那是他最親的兄長，也是家裏最倚重的人。因為這樁事吳綿縝被列為“特殊困難”，得以提前返城，比大多數知青都早一步。但他心裏並不輕鬆，哥哥的離世像一塊石頭壓在心頭，返城的路也並不平坦。他沒有正式工作，隻在街道辦的小廠裏幹些雜活，那廠子效益不好，有時連工資都開不出來。吳綿縝靠著一手好字，過年時總是幫人寫對聯，後來政策放開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他便盤下一間臨街的小屋，開了這間書畫社。書畫社是一間屋子，櫃台前一套桌椅櫃台後一排書架，牆上掛著幾幅字畫。他知道人們生活逐漸改善，開始有精神上的追求，書畫雖然是小眾的需求，但買字畫的人往往舍得花錢。他對書畫社的定位把握得很好，不搞高端不賣名家，隻專注於那些還沒出名的書法家和畫家。他在文藝圈子裏混得人熟，常去看書畫展，和那些有才氣卻沒門路的藝術家建立關係。他幫他們把作品推向市場，自己隻收點介紹費，靠的是口碑和回頭客。比起服裝市場上的個體戶們，他掙得少可也不用付出那麽多的辛苦。他不需要天天吆喝，也不用起早貪黑進貨出貨。他是一個書畫中介，把顧客的審美需求和書畫家的藝術特長進行有效溝通。有時顧客說想要一幅“鬆鶴延年”圖，他就去找擅長工筆的畫家；有人要一副“難得糊塗”橫幅，他先確定顧客是要行書還是楷書字體，然後再去請善寫該字體的書法家。他認真讀書學習書畫理論，彌補自己知識和學識的不足，以期讓顧客滿意。吳綿縝的小日子也算過得逍遙自在，他每天燒壺茶翻翻畫冊，有時自己也臨摹幾幅字，書畫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賴以維持一家三口小康生活的商品。
吳綿縝一邊給馬震海續茶一邊問：“下星期李國華出差到沈陽，大家要聚一聚，你能參加嗎？”馬震海放下茶杯笑著說：“會去啊，有兩年沒見他了。在清原時他去縣醫院檢查工作，我們總要在一起吃頓飯。我調回沈陽，國華還幫了忙呢。那會兒辦手續哪兒卡著，還是他托人打了招呼才順利下來。”吳綿縝點點頭：“他當了撫順市衛生局的副書記，咱們這撥人在撫順工作的，看病住院找大夫都是國華幫忙。他平時就人緣好，現在當幹部了也肯幫人。”馬震海望著窗外，語氣裏透著欣慰：“希望他越幹越好，咱們這夥人裏出個能幹的可不容易。” 吳綿縝笑著接話道：“可不是，個人能幹是一方麵，還得有領導賞識你，‘朝中有人好做官’嘛。”馬震海歎了口氣：“平民家庭出身，往上走每一步都不容易，比那些有背景的要付出額外的努力。國華那會兒在知青點就不一樣，肯學肯幹還會寫材料，大家都服他。”兩人坐著閑聊，把一起下鄉的同學近況都交流了一遍。有些同學還不錯，入了黨當了幹部，或者在國營廠當了工人，日子過得穩當；也有的工作不好，生活比較落魄，靠臨時工維持，一家人住房困難。吳綿縝忽然問道：“你還記得王玉華嗎？她後來回城嫁給一個下鄉在鄰村的知青，聽說丈夫得病去世了，她在菜市場擺攤賣菜挺辛苦的。”“王玉華那會兒在知青點是文藝骨幹，唱歌跳舞樣樣行。誰能想到呢，命運這東西真說不準。”馬震海眼神裏透出一絲感慨接著說：“咱們這代人，從山溝裏出來走到今天，誰不是一路磕磕絆絆。”兩人坐在茶桌旁，用過去的回憶，感歎那段知青歲月。
三道灣胡同的穀潤田回城後一直沒個滿意的工作，後來就在故宮旁邊租個門麵開個小飯館，一直不溫不火地賣些家常飯菜。沈陽市有很多國營大廠，為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開始改革獎金發放方案。原先那種依靠行政命令和思想教育已經行不通，新的獎金製度一下激發了工人的勞動熱情，各個工廠有了自主權，職工們普遍都提高了收入。房地產市場還沒發展，城市居民主要消費就是吃喝玩樂，穀家的小飯店逐漸就火了起來。來故宮遊玩的人們不再自己帶點心或者麵包充饑，逛完故宮都要找家飯店吃飯，穀潤田原來自己做大廚；顧客有錢了吃飯開始挑剔，他看到商機雇了專業的廚師，小飯店每天中午到晚上顧客盈門。他掙到錢後擴大門麵，現在他已經是真正的老板了，飯店上午十一時開門營業，晚上八時打烊。營業期間他隻是前堂後廚走走看看，有時門口站著招攬顧客，吃得好生活順心，他已經是一副身寬體胖臉冒油光的樣子了。
穀潤田開飯館剛有起色的那些年，從上到下人們議論著“雇工算不算剝削”。他雇了一個廚師，一個服務員，心裏總有點不踏實；不是怕他們不好好幹活，而是怕以後再有啥運動，說他“剝削”人。改革初期政策還不明確，人民日報組織專題討論這個問題；胡喬木寫信給中央領導：“此事離開了社會主義製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製止和糾正，……”。中央討論時有人搬出馬克思原話：“……雇工超過八人就是剝削……”。幾經爭辯後有觀點認為馬克思說的八人數字是隨意假設，改革不必拘泥於概念，這個問題最後定為避而不談。到了九十年代，“黨建”文件明文規定“共產黨員不準雇工”，穀潤田不是黨員，他一心想要發家致富。很多黨員幹部也下海經商，這個黨員不準雇工的文件，直到私企雇工占全部就業人口超過百分之八十也沒有被廢除。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說法，該思想寫入黨章並進一步延伸，資本家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姓“資”還是姓“社”已經不是問題，企業家（資本家）也是貢獻大的勞動者。一大批私人企業蓬蓬勃勃發展壯大，為解決就業發展經濟提高工業化水平做出巨大貢獻，私人企業家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推動力量。穀潤田不懂也不關心這些，隻知道那些年他飯館門口掛了紅燈籠，生意太好他雇了更多的人。城市和鄉村一批批私人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解決了就業拉動了消費，很多穀潤田這樣的人都有了“老板”的身份。馬克思“雇工……隱藏著剝削的秘密”這些話已沒人再提，私企老板們創造了工作機會，也給了自己和家人一個好生活。
一家地方國營啤酒廠的真事兒，計劃經濟下啤酒供不應求逢年過節要憑票購買，廠子效益好獎金多，工人們喝啤酒像喝涼白開水。那時候的廠區是個自給自足的小王國，圍牆高聳門衛守門，大家都是工廠的主人。原料處理車間、糖化與煮沸車間、發酵與儲酒車間，工人們邊幹活邊聊天，誰家孩子考上大學了，誰家媳婦又懷了二胎，消息像啤酒泡沫一樣四處飄散。有工人在廠裏喝高了，下班在公交車上睡著了，車繞了一圈又回到廠門口，工人迷迷糊糊地下車，又回車間上班去了。大家笑得前仰後合，類似的笑話不少，廠裏管理鬆散，工人抱著鐵飯碗不急不慌。
九十年代後期，外來啤酒品牌如潮水般湧入市場，包裝亮眼口味新奇。地方國營啤酒廠的老設備和老觀念改起來笨重又遲緩，最後啤酒廠依市場經濟被收購。新組成的管理層宣布：“所有工人必須接受培訓，考試合格才能上崗。”大家皺著眉頭嘴裏嘟囔：“幹了這麽多年，還要考試上崗？”工人們去參加培訓，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現代企業管理製度，講啤酒釀造新工藝。考不過的也沒丟掉工作，都被分配去做搬運或者清潔這些輔助工作，工資和獎金都打了折扣。大家有了明確的崗位責任，市場經濟下的啤酒廠安裝了自動化設備，啤酒口味更新了，銷量也上去了。工人學會了掃碼入庫，做電子報表，產品質量保證和產品質量控製。馬家老六已經是老員工了，工人們偶爾提起那個喝醉下班坐公交車轉一圈又回車間上班的人，大家依然笑得前仰後合。笑過之後不由得感歎：“還是當年好啊，有人在廠裏喝醉成那個樣子，也不算個啥事兒。”啤酒廠在改革大潮中沒有倒閉，產品還遠銷省內外，工人們保住了飯碗。有人還是懷念工人是工廠主人翁的年代，那時幹好幹壞都一個樣。
三道彎胡同 下 四 天高放鳥飛
馬振魁 (2026-02-07 08:18:22) 評論 (0)
馬震海已經是清原縣車輛修配廠的熟練工人了，手藝紮實，幹活利索，廠裏出了難題，總有人喊他去看看。他不多話，臉上常年掛著一層油汙和風霜，隻有在提起家裏的兩個孩子時，眼角才會泛出一點柔光。他和那個在養傷時照顧他的姑娘結了婚，姑娘話不多卻有一股子韌勁。他們的婚禮很簡單，牆上幾張大紅雙喜字，同事們一起湊個熱鬧，吃點糖果磕點瓜子就算禮成。夫婦倆後來有了一兒一女，都還在咿呀學語的年紀，下班回家四口人也是樂意融融。清原縣的生活還是苦了點。他們借了親戚的錢，在縣城邊上買了一棟小房，磚牆斑駁屋頂低矮，一家四口擠在這一間屋裏。冬天倒是不冷，屋裏生著爐子，煙氣從窗縫裏鑽出去，屋頂上結著厚厚的霜。住得太擁擠，好在兩個孩子還小，一時也不用顧及隱私。馬震海常在夜裏坐在院子裏抽煙，望著那間小屋，心裏盤算著怎麽擴建。他不是貪圖大房子，隻是想讓孩子們有個能伸展手腳的地方。清原縣有森林，木材不算難找，他又認識鐵路貨運站的人，能弄些木料回來。難的是磚瓦石塊，縣裏建材緊張，運輸也不便，要買沒有現錢。他心裏一直惦記著這件事。每次路過縣物資供應站，他都要停下腳步看看，哪怕隻是看看那堆紅磚和水泥袋，也像是在摸索著未來的形狀。他知道這事急不得，得一點點攢錢，等時機到了就親手把那小屋擴上一間。
一個知青點的同學大部分都回到了沈陽，那是他們曾經離開又始終牽掛的城市。清原縣歸屬撫順市管轄，有小部分人被招工分配到了撫順市的工廠、礦區或機關單位。撫順市比清原縣要好些，街道寬些樓房多些，離沈陽也近些；但在知青們心裏，還是不如沈陽，沈陽才是他們青春的起點和歸宿。那些沒能趕上招工機會的知青，在“大返城”高潮中陸續回到了沈陽。火車站的月台上，他們背著行李卷，眼裏閃著光，像是終於從一段漫長的流放中歸來。最初的日子是開心的，親人團聚鄰居熟悉，連空氣都帶著家的味道。但很快現實的重壓就落了下來，無休止的待業等待分配工作，沒有收入成了他們新的苦惱。找工作太難了，國營單位名額有限，街道辦事處排隊登記的地方擠滿了知青。有人靠關係進了工廠，有人靠考試進了機關，還有人在街頭擺攤掙零花錢。也有幾個一時找不到出路的，在家裏悶得慌，抽煙喝酒一身臭脾氣。多虧各級領導重視，市區街道都開始協調安排，最後這些返城的知青大多都落實了工作。生活慢慢安穩下來，他們也都談戀愛結婚生孩子。一大批知青“成家立業”，他們的婚姻對象大多是知青，是一種很實際的結合。由於家庭經濟條件有限，加上國家新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多人都隻生了一個孩子。一個孩子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必在柴米油鹽中疲於奔命，孩子也能得到更多的關愛。但有時夜深人靜，他們也會想起在鄉下的那些日子，想起闊野的農田和知青點大灶裏的爐火。那是一段痛苦卻又似乎值得回味的歲月，那是他們青春的底色，是他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經曆。
馬震海這樣有兩個孩子的知青家庭，都是結婚比較早的。知青回城都要“成家立業”，落戶在清原縣這種經濟發展還落後的地方，婚姻往往是生活穩定的第一步。馬震海小家的生活並不寬裕，沒有父母家人的幫助，什麽都靠小兩口自己。房子小收入低孩子還不懂事，馬震海在院子裏抽著悶煙，心裏盤算著未來的出路。馬副廠長趁著落實知青政策的風潮，寫信提醒他：“你這情況，爭取回城吧，現在政策寬鬆，以後就不容易了。”沈陽是馬震海魂牽夢繞的地方，現在父母回城了，城裏就又有了家。可他知道，自己一家四口，辦起來不容易。好在馬家老六畢業後有了份工作，沒結婚時間上自由些，就由他在沈陽城裏幫著哥哥跑腿，辦理那一堆兒雜事，戶口、證明、關係、介紹信，哪一樣都不輕鬆。沈陽市找正式工作並不容易，各單位編製緊張，街道辦事處門口排隊的人從早到晚不散。但對於知青落戶，卻突然放鬆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前出台的《……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裏寫得清清楚楚：從小城鎮遷往縣城，從縣城遷往大城市，必須層層審批，幾乎是鐵板一塊。當年下鄉時，學校或居委會一句話，戶口就順利地遷到了各地農村，誰也沒想過將來咋回來。馬震海屬於“拖家帶口”的那一類，回城落戶最難辦，老六在沈陽跑了好幾趟街道辦和派出所遞交“申請報告”，跑清原縣要補充材料還有戶口證明孩子出生證明等等，還少不了馬震海的工作證明和婚姻證明。
經過千辛萬苦，清原縣和沈陽兩地來回奔波，馬震海終於帶著妻子和一兒一女回到了沈陽。他們賣掉了清原縣那間小房，加上多年積蓄，又向親戚借了點錢，在沈陽近郊買了一間磚瓦結構的小屋。房子不大沒有院子，門前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一家人在大都市有了吃飯睡覺的地方。經濟政策調整後，生產慢慢恢複了，國營廠的崗位依然緊俏，馬震海知道自己得不到那樣的機會。他依仗自己年輕身體好，幹起了那些大家都不願意幹的活。用倒騎驢給人送貨，冬天冷得手指都凍僵了；夏天在工廠掄大鐵錘，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流；再後來燒鍋爐，活又重又髒還要起早貪黑。這些活兒工資不高，工作也不穩定，但隻要舍得出力氣，總能掙份工資養家。他從不挑活也不嫌髒累，隻要能掙到錢就覺得踏實。媳婦也不閑著到處打零工，在菜市場賣菜、給食堂搞清潔，有時候一天幹兩份活。孩子還小花銷有限，一家人省吃儉用地在沈陽安家落戶了。晚上吃飯時，馬震海常常看著桌上的飯菜，心裏默默地算著賬，這個月工資是否夠花。他不說苦也不喊累，隻在夜深人靜時，坐在院子裏抽根煙；他望著城市的燈火，心裏想著要讓孩子們過上好一點的生活，像每一個回城知青一樣，一肩挑起生活的苦和難。
韓冬梅沒有回城，過年時馬家人去三道彎老鄰居家拜年，韓家還住在會計大院。韓嬸端著熱茶笑著說：“我那大閨女啊，在農村搞了對象，不回來了。”語氣裏有些無奈，也有些認命。韓冬梅的對象原來是個軍人，複員後回鄉務農，性子沉穩做事利落。兩人是在生產隊一起勞動時，感情悄悄萌生倆人好上了，他當兵後和韓冬梅確定了關係。結婚那年一同下鄉的知青都替韓冬梅惋惜：“嫁了農村人，再回不了城了！”知青大返城時，韓冬梅已經有了孩子，抱在懷裏眼神滿是柔情。她不願意把丈夫和孩子拋棄在農村，不想一家人分開在兩處，更不想離婚獨自回城去過好日子。
韓冬梅下鄉的地方還不錯，她和丈夫都不是那種死守一畝三分地的人，懂得變通敢於嚐試。他們在村裏養雞、種蘑菇、外出給人照相，還學著城裏人開了個小賣部，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沒有城裏的生活方便，但有房有地還有電視，孩子長得健康穿得幹淨，飯桌上也常有肉菜。後來政策放寬，允許知青攜帶農村家人一起回城落戶，她也沒動心。村裏不少人勸她：“你是城裏人就回去吧，孩子也能上好學校。”馬震海也來信勸她，說沈陽現在機會多，回來總比在鄉下強。可韓冬梅還是搖頭說：“我不走了。”她沒忘記自己當年要學習《朝陽溝》電影裏的銀環，紮根農村建設農村。
馬震海那天送貨去北陵附近一家單位，天剛下過一場小雨，路邊的柳樹葉還掛著水珠。他騎著倒騎驢，車鬥裏裝著幾箱貨物，忽然想起吳綿縝在這附近開了家書畫社。他記得那家店在北陵那條街上，小店不大坐南朝北，門口掛著一塊“綿縝書畫社”的木牌。他推著倒騎驢一路走去，順著記憶找到那家店，看見那塊木牌邊角已經有些斑駁。他站在門口張望了一下推門進去，屋裏一個人正在書架前忙著什麽，背影瘦削穿著一件皮夾克外套。馬震海靜靜地看著那人的背影，屋裏彌漫著墨香和舊書的味道，像是一下子回到了當年的小人書店。那人聽到有人進門後就沒動靜了，回過頭來看了一眼，臉上帶出笑來。“啊呀！怎麽是你！”吳綿縝驚喜地叫出聲，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三步並作兩步走過來，拍了拍馬震海的肩膀，聲音裏帶著真切的激動。“快坐快坐，我這兒簡陋，茶還是有的。”他忙著燒水沏茶，手忙腳亂地張羅著，嘴裏還念叨：“你這家夥，怎麽也不提前打個招呼。”馬震海笑著搖頭，走到櫃台邊四處張望，回憶起他倆當年一起看小人書的時光。他忽然故作抱怨地問：“怎麽沒有小人書啊？我還想著來你這兒找幾本《水滸傳》或者《三國演義》呢。”吳綿縝一邊往茶壺裏倒水，一邊笑著調侃：“我說這位老同誌，童年回不去了，能保住的是童年的友誼！”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眼神裏滿是快樂，兩人哈哈大笑，一起坐下來喝茶。窗外的雨又細細地下起來，屋裏很是舒適。他們聊起當年的知青點，聊起那些一起燒飯和上山打獵的日子，也聊起各自的孩子和生活的起伏，時間仿佛在這一刻慢了下來。
吳綿縝的哥哥當年下鄉因病去世，消息傳來時，家裏像塌了一角。那是他最親的兄長，也是家裏最倚重的人。因為這樁事吳綿縝被列為“特殊困難”，得以提前返城，比大多數知青都早一步。但他心裏並不輕鬆，哥哥的離世像一塊石頭壓在心頭，返城的路也並不平坦。他沒有正式工作，隻在街道辦的小廠裏幹些雜活，那廠子效益不好，有時連工資都開不出來。吳綿縝靠著一手好字，過年時總是幫人寫對聯，後來政策放開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他便盤下一間臨街的小屋，開了這間書畫社。書畫社是一間屋子，櫃台前一套桌椅櫃台後一排書架，牆上掛著幾幅字畫。他知道人們生活逐漸改善，開始有精神上的追求，書畫雖然是小眾的需求，但買字畫的人往往舍得花錢。他對書畫社的定位把握得很好，不搞高端不賣名家，隻專注於那些還沒出名的書法家和畫家。他在文藝圈子裏混得人熟，常去看書畫展，和那些有才氣卻沒門路的藝術家建立關係。他幫他們把作品推向市場，自己隻收點介紹費，靠的是口碑和回頭客。比起服裝市場上的個體戶們，他掙得少可也不用付出那麽多的辛苦。他不需要天天吆喝，也不用起早貪黑進貨出貨。他是一個書畫中介，把顧客的審美需求和書畫家的藝術特長進行有效溝通。有時顧客說想要一幅“鬆鶴延年”圖，他就去找擅長工筆的畫家；有人要一副“難得糊塗”橫幅，他先確定顧客是要行書還是楷書字體，然後再去請善寫該字體的書法家。他認真讀書學習書畫理論，彌補自己知識和學識的不足，以期讓顧客滿意。吳綿縝的小日子也算過得逍遙自在，他每天燒壺茶翻翻畫冊，有時自己也臨摹幾幅字，書畫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賴以維持一家三口小康生活的商品。
吳綿縝一邊給馬震海續茶一邊問：“下星期李國華出差到沈陽，大家要聚一聚，你能參加嗎？”馬震海放下茶杯笑著說：“會去啊，有兩年沒見他了。在清原時他去縣醫院檢查工作，我們總要在一起吃頓飯。我調回沈陽，國華還幫了忙呢。那會兒辦手續哪兒卡著，還是他托人打了招呼才順利下來。”吳綿縝點點頭：“他當了撫順市衛生局的副書記，咱們這撥人在撫順工作的，看病住院找大夫都是國華幫忙。他平時就人緣好，現在當幹部了也肯幫人。”馬震海望著窗外，語氣裏透著欣慰：“希望他越幹越好，咱們這夥人裏出個能幹的可不容易。” 吳綿縝笑著接話道：“可不是，個人能幹是一方麵，還得有領導賞識你，‘朝中有人好做官’嘛。”馬震海歎了口氣：“平民家庭出身，往上走每一步都不容易，比那些有背景的要付出額外的努力。國華那會兒在知青點就不一樣，肯學肯幹還會寫材料，大家都服他。”兩人坐著閑聊，把一起下鄉的同學近況都交流了一遍。有些同學還不錯，入了黨當了幹部，或者在國營廠當了工人，日子過得穩當；也有的工作不好，生活比較落魄，靠臨時工維持，一家人住房困難。吳綿縝忽然問道：“你還記得王玉華嗎？她後來回城嫁給一個下鄉在鄰村的知青，聽說丈夫得病去世了，她在菜市場擺攤賣菜挺辛苦的。”“王玉華那會兒在知青點是文藝骨幹，唱歌跳舞樣樣行。誰能想到呢，命運這東西真說不準。”馬震海眼神裏透出一絲感慨接著說：“咱們這代人，從山溝裏出來走到今天，誰不是一路磕磕絆絆。”兩人坐在茶桌旁，用過去的回憶，感歎那段知青歲月。
三道灣胡同的穀潤田回城後一直沒個滿意的工作，後來就在故宮旁邊租個門麵開個小飯館，一直不溫不火地賣些家常飯菜。沈陽市有很多國營大廠，為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開始改革獎金發放方案。原先那種依靠行政命令和思想教育已經行不通，新的獎金製度一下激發了工人的勞動熱情，各個工廠有了自主權，職工們普遍都提高了收入。房地產市場還沒發展，城市居民主要消費就是吃喝玩樂，穀家的小飯店逐漸就火了起來。來故宮遊玩的人們不再自己帶點心或者麵包充饑，逛完故宮都要找家飯店吃飯，穀潤田原來自己做大廚；顧客有錢了吃飯開始挑剔，他看到商機雇了專業的廚師，小飯店每天中午到晚上顧客盈門。他掙到錢後擴大門麵，現在他已經是真正的老板了，飯店上午十一時開門營業，晚上八時打烊。營業期間他隻是前堂後廚走走看看，有時門口站著招攬顧客，吃得好生活順心，他已經是一副身寬體胖臉冒油光的樣子了。
穀潤田開飯館剛有起色的那些年，從上到下人們議論著“雇工算不算剝削”。他雇了一個廚師，一個服務員，心裏總有點不踏實；不是怕他們不好好幹活，而是怕以後再有啥運動，說他“剝削”人。改革初期政策還不明確，人民日報組織專題討論這個問題；胡喬木寫信給中央領導：“此事離開了社會主義製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製止和糾正，……”。中央討論時有人搬出馬克思原話：“……雇工超過八人就是剝削……”。幾經爭辯後有觀點認為馬克思說的八人數字是隨意假設，改革不必拘泥於概念，這個問題最後定為避而不談。到了九十年代，“黨建”文件明文規定“共產黨員不準雇工”，穀潤田不是黨員，他一心想要發家致富。很多黨員幹部也下海經商，這個黨員不準雇工的文件，直到私企雇工占全部就業人口超過百分之八十也沒有被廢除。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說法，該思想寫入黨章並進一步延伸，資本家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姓“資”還是姓“社”已經不是問題，企業家（資本家）也是貢獻大的勞動者。一大批私人企業蓬蓬勃勃發展壯大，為解決就業發展經濟提高工業化水平做出巨大貢獻，私人企業家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推動力量。穀潤田不懂也不關心這些，隻知道那些年他飯館門口掛了紅燈籠，生意太好他雇了更多的人。城市和鄉村一批批私人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解決了就業拉動了消費，很多穀潤田這樣的人都有了“老板”的身份。馬克思“雇工……隱藏著剝削的秘密”這些話已沒人再提，私企老板們創造了工作機會，也給了自己和家人一個好生活。
一家地方國營啤酒廠的真事兒，計劃經濟下啤酒供不應求逢年過節要憑票購買，廠子效益好獎金多，工人們喝啤酒像喝涼白開水。那時候的廠區是個自給自足的小王國，圍牆高聳門衛守門，大家都是工廠的主人。原料處理車間、糖化與煮沸車間、發酵與儲酒車間，工人們邊幹活邊聊天，誰家孩子考上大學了，誰家媳婦又懷了二胎，消息像啤酒泡沫一樣四處飄散。有工人在廠裏喝高了，下班在公交車上睡著了，車繞了一圈又回到廠門口，工人迷迷糊糊地下車，又回車間上班去了。大家笑得前仰後合，類似的笑話不少，廠裏管理鬆散，工人抱著鐵飯碗不急不慌。
九十年代後期，外來啤酒品牌如潮水般湧入市場，包裝亮眼口味新奇。地方國營啤酒廠的老設備和老觀念改起來笨重又遲緩，最後啤酒廠依市場經濟被收購。新組成的管理層宣布：“所有工人必須接受培訓，考試合格才能上崗。”大家皺著眉頭嘴裏嘟囔：“幹了這麽多年，還要考試上崗？”工人們去參加培訓，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現代企業管理製度，講啤酒釀造新工藝。考不過的也沒丟掉工作，都被分配去做搬運或者清潔這些輔助工作，工資和獎金都打了折扣。大家有了明確的崗位責任，市場經濟下的啤酒廠安裝了自動化設備，啤酒口味更新了，銷量也上去了。工人學會了掃碼入庫，做電子報表，產品質量保證和產品質量控製。馬家老六已經是老員工了，工人們偶爾提起那個喝醉下班坐公交車轉一圈又回車間上班的人，大家依然笑得前仰後合。笑過之後不由得感歎：“還是當年好啊，有人在廠裏喝醉成那個樣子，也不算個啥事兒。”啤酒廠在改革大潮中沒有倒閉，產品還遠銷省內外，工人們保住了飯碗。有人還是懷念工人是工廠主人翁的年代，那時幹好幹壞都一個樣。
一個知青點的同學大部分都回到了沈陽，那是他們曾經離開又始終牽掛的城市。清原縣歸屬撫順市管轄，有小部分人被招工分配到了撫順市的工廠、礦區或機關單位。撫順市比清原縣要好些，街道寬些樓房多些，離沈陽也近些；但在知青們心裏，還是不如沈陽，沈陽才是他們青春的起點和歸宿。那些沒能趕上招工機會的知青，在“大返城”高潮中陸續回到了沈陽。火車站的月台上，他們背著行李卷，眼裏閃著光，像是終於從一段漫長的流放中歸來。最初的日子是開心的，親人團聚鄰居熟悉，連空氣都帶著家的味道。但很快現實的重壓就落了下來，無休止的待業等待分配工作，沒有收入成了他們新的苦惱。找工作太難了，國營單位名額有限，街道辦事處排隊登記的地方擠滿了知青。有人靠關係進了工廠，有人靠考試進了機關，還有人在街頭擺攤掙零花錢。也有幾個一時找不到出路的，在家裏悶得慌，抽煙喝酒一身臭脾氣。多虧各級領導重視，市區街道都開始協調安排，最後這些返城的知青大多都落實了工作。生活慢慢安穩下來，他們也都談戀愛結婚生孩子。一大批知青“成家立業”，他們的婚姻對象大多是知青，是一種很實際的結合。由於家庭經濟條件有限，加上國家新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多人都隻生了一個孩子。一個孩子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必在柴米油鹽中疲於奔命，孩子也能得到更多的關愛。但有時夜深人靜，他們也會想起在鄉下的那些日子，想起闊野的農田和知青點大灶裏的爐火。那是一段痛苦卻又似乎值得回味的歲月，那是他們青春的底色，是他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經曆。
馬震海這樣有兩個孩子的知青家庭，都是結婚比較早的。知青回城都要“成家立業”，落戶在清原縣這種經濟發展還落後的地方，婚姻往往是生活穩定的第一步。馬震海小家的生活並不寬裕，沒有父母家人的幫助，什麽都靠小兩口自己。房子小收入低孩子還不懂事，馬震海在院子裏抽著悶煙，心裏盤算著未來的出路。馬副廠長趁著落實知青政策的風潮，寫信提醒他：“你這情況，爭取回城吧，現在政策寬鬆，以後就不容易了。”沈陽是馬震海魂牽夢繞的地方，現在父母回城了，城裏就又有了家。可他知道，自己一家四口，辦起來不容易。好在馬家老六畢業後有了份工作，沒結婚時間上自由些，就由他在沈陽城裏幫著哥哥跑腿，辦理那一堆兒雜事，戶口、證明、關係、介紹信，哪一樣都不輕鬆。沈陽市找正式工作並不容易，各單位編製緊張，街道辦事處門口排隊的人從早到晚不散。但對於知青落戶，卻突然放鬆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前出台的《……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裏寫得清清楚楚：從小城鎮遷往縣城，從縣城遷往大城市，必須層層審批，幾乎是鐵板一塊。當年下鄉時，學校或居委會一句話，戶口就順利地遷到了各地農村，誰也沒想過將來咋回來。馬震海屬於“拖家帶口”的那一類，回城落戶最難辦，老六在沈陽跑了好幾趟街道辦和派出所遞交“申請報告”，跑清原縣要補充材料還有戶口證明孩子出生證明等等，還少不了馬震海的工作證明和婚姻證明。
經過千辛萬苦，清原縣和沈陽兩地來回奔波，馬震海終於帶著妻子和一兒一女回到了沈陽。他們賣掉了清原縣那間小房，加上多年積蓄，又向親戚借了點錢，在沈陽近郊買了一間磚瓦結構的小屋。房子不大沒有院子，門前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一家人在大都市有了吃飯睡覺的地方。經濟政策調整後，生產慢慢恢複了，國營廠的崗位依然緊俏，馬震海知道自己得不到那樣的機會。他依仗自己年輕身體好，幹起了那些大家都不願意幹的活。用倒騎驢給人送貨，冬天冷得手指都凍僵了；夏天在工廠掄大鐵錘，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流；再後來燒鍋爐，活又重又髒還要起早貪黑。這些活兒工資不高，工作也不穩定，但隻要舍得出力氣，總能掙份工資養家。他從不挑活也不嫌髒累，隻要能掙到錢就覺得踏實。媳婦也不閑著到處打零工，在菜市場賣菜、給食堂搞清潔，有時候一天幹兩份活。孩子還小花銷有限，一家人省吃儉用地在沈陽安家落戶了。晚上吃飯時，馬震海常常看著桌上的飯菜，心裏默默地算著賬，這個月工資是否夠花。他不說苦也不喊累，隻在夜深人靜時，坐在院子裏抽根煙；他望著城市的燈火，心裏想著要讓孩子們過上好一點的生活，像每一個回城知青一樣，一肩挑起生活的苦和難。
韓冬梅沒有回城，過年時馬家人去三道彎老鄰居家拜年，韓家還住在會計大院。韓嬸端著熱茶笑著說：“我那大閨女啊，在農村搞了對象，不回來了。”語氣裏有些無奈，也有些認命。韓冬梅的對象原來是個軍人，複員後回鄉務農，性子沉穩做事利落。兩人是在生產隊一起勞動時，感情悄悄萌生倆人好上了，他當兵後和韓冬梅確定了關係。結婚那年一同下鄉的知青都替韓冬梅惋惜：“嫁了農村人，再回不了城了！”知青大返城時，韓冬梅已經有了孩子，抱在懷裏眼神滿是柔情。她不願意把丈夫和孩子拋棄在農村，不想一家人分開在兩處，更不想離婚獨自回城去過好日子。
韓冬梅下鄉的地方還不錯，她和丈夫都不是那種死守一畝三分地的人，懂得變通敢於嚐試。他們在村裏養雞、種蘑菇、外出給人照相，還學著城裏人開了個小賣部，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沒有城裏的生活方便，但有房有地還有電視，孩子長得健康穿得幹淨，飯桌上也常有肉菜。後來政策放寬，允許知青攜帶農村家人一起回城落戶，她也沒動心。村裏不少人勸她：“你是城裏人就回去吧，孩子也能上好學校。”馬震海也來信勸她，說沈陽現在機會多，回來總比在鄉下強。可韓冬梅還是搖頭說：“我不走了。”她沒忘記自己當年要學習《朝陽溝》電影裏的銀環，紮根農村建設農村。
馬震海那天送貨去北陵附近一家單位，天剛下過一場小雨，路邊的柳樹葉還掛著水珠。他騎著倒騎驢，車鬥裏裝著幾箱貨物，忽然想起吳綿縝在這附近開了家書畫社。他記得那家店在北陵那條街上，小店不大坐南朝北，門口掛著一塊“綿縝書畫社”的木牌。他推著倒騎驢一路走去，順著記憶找到那家店，看見那塊木牌邊角已經有些斑駁。他站在門口張望了一下推門進去，屋裏一個人正在書架前忙著什麽，背影瘦削穿著一件皮夾克外套。馬震海靜靜地看著那人的背影，屋裏彌漫著墨香和舊書的味道，像是一下子回到了當年的小人書店。那人聽到有人進門後就沒動靜了，回過頭來看了一眼，臉上帶出笑來。“啊呀！怎麽是你！”吳綿縝驚喜地叫出聲，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三步並作兩步走過來，拍了拍馬震海的肩膀，聲音裏帶著真切的激動。“快坐快坐，我這兒簡陋，茶還是有的。”他忙著燒水沏茶，手忙腳亂地張羅著，嘴裏還念叨：“你這家夥，怎麽也不提前打個招呼。”馬震海笑著搖頭，走到櫃台邊四處張望，回憶起他倆當年一起看小人書的時光。他忽然故作抱怨地問：“怎麽沒有小人書啊？我還想著來你這兒找幾本《水滸傳》或者《三國演義》呢。”吳綿縝一邊往茶壺裏倒水，一邊笑著調侃：“我說這位老同誌，童年回不去了，能保住的是童年的友誼！”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眼神裏滿是快樂，兩人哈哈大笑，一起坐下來喝茶。窗外的雨又細細地下起來，屋裏很是舒適。他們聊起當年的知青點，聊起那些一起燒飯和上山打獵的日子，也聊起各自的孩子和生活的起伏，時間仿佛在這一刻慢了下來。
吳綿縝的哥哥當年下鄉因病去世，消息傳來時，家裏像塌了一角。那是他最親的兄長，也是家裏最倚重的人。因為這樁事吳綿縝被列為“特殊困難”，得以提前返城，比大多數知青都早一步。但他心裏並不輕鬆，哥哥的離世像一塊石頭壓在心頭，返城的路也並不平坦。他沒有正式工作，隻在街道辦的小廠裏幹些雜活，那廠子效益不好，有時連工資都開不出來。吳綿縝靠著一手好字，過年時總是幫人寫對聯，後來政策放開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他便盤下一間臨街的小屋，開了這間書畫社。書畫社是一間屋子，櫃台前一套桌椅櫃台後一排書架，牆上掛著幾幅字畫。他知道人們生活逐漸改善，開始有精神上的追求，書畫雖然是小眾的需求，但買字畫的人往往舍得花錢。他對書畫社的定位把握得很好，不搞高端不賣名家，隻專注於那些還沒出名的書法家和畫家。他在文藝圈子裏混得人熟，常去看書畫展，和那些有才氣卻沒門路的藝術家建立關係。他幫他們把作品推向市場，自己隻收點介紹費，靠的是口碑和回頭客。比起服裝市場上的個體戶們，他掙得少可也不用付出那麽多的辛苦。他不需要天天吆喝，也不用起早貪黑進貨出貨。他是一個書畫中介，把顧客的審美需求和書畫家的藝術特長進行有效溝通。有時顧客說想要一幅“鬆鶴延年”圖，他就去找擅長工筆的畫家；有人要一副“難得糊塗”橫幅，他先確定顧客是要行書還是楷書字體，然後再去請善寫該字體的書法家。他認真讀書學習書畫理論，彌補自己知識和學識的不足，以期讓顧客滿意。吳綿縝的小日子也算過得逍遙自在，他每天燒壺茶翻翻畫冊，有時自己也臨摹幾幅字，書畫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賴以維持一家三口小康生活的商品。
吳綿縝一邊給馬震海續茶一邊問：“下星期李國華出差到沈陽，大家要聚一聚，你能參加嗎？”馬震海放下茶杯笑著說：“會去啊，有兩年沒見他了。在清原時他去縣醫院檢查工作，我們總要在一起吃頓飯。我調回沈陽，國華還幫了忙呢。那會兒辦手續哪兒卡著，還是他托人打了招呼才順利下來。”吳綿縝點點頭：“他當了撫順市衛生局的副書記，咱們這撥人在撫順工作的，看病住院找大夫都是國華幫忙。他平時就人緣好，現在當幹部了也肯幫人。”馬震海望著窗外，語氣裏透著欣慰：“希望他越幹越好，咱們這夥人裏出個能幹的可不容易。” 吳綿縝笑著接話道：“可不是，個人能幹是一方麵，還得有領導賞識你，‘朝中有人好做官’嘛。”馬震海歎了口氣：“平民家庭出身，往上走每一步都不容易，比那些有背景的要付出額外的努力。國華那會兒在知青點就不一樣，肯學肯幹還會寫材料，大家都服他。”兩人坐著閑聊，把一起下鄉的同學近況都交流了一遍。有些同學還不錯，入了黨當了幹部，或者在國營廠當了工人，日子過得穩當；也有的工作不好，生活比較落魄，靠臨時工維持，一家人住房困難。吳綿縝忽然問道：“你還記得王玉華嗎？她後來回城嫁給一個下鄉在鄰村的知青，聽說丈夫得病去世了，她在菜市場擺攤賣菜挺辛苦的。”“王玉華那會兒在知青點是文藝骨幹，唱歌跳舞樣樣行。誰能想到呢，命運這東西真說不準。”馬震海眼神裏透出一絲感慨接著說：“咱們這代人，從山溝裏出來走到今天，誰不是一路磕磕絆絆。”兩人坐在茶桌旁，用過去的回憶，感歎那段知青歲月。
三道灣胡同的穀潤田回城後一直沒個滿意的工作，後來就在故宮旁邊租個門麵開個小飯館，一直不溫不火地賣些家常飯菜。沈陽市有很多國營大廠，為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開始改革獎金發放方案。原先那種依靠行政命令和思想教育已經行不通，新的獎金製度一下激發了工人的勞動熱情，各個工廠有了自主權，職工們普遍都提高了收入。房地產市場還沒發展，城市居民主要消費就是吃喝玩樂，穀家的小飯店逐漸就火了起來。來故宮遊玩的人們不再自己帶點心或者麵包充饑，逛完故宮都要找家飯店吃飯，穀潤田原來自己做大廚；顧客有錢了吃飯開始挑剔，他看到商機雇了專業的廚師，小飯店每天中午到晚上顧客盈門。他掙到錢後擴大門麵，現在他已經是真正的老板了，飯店上午十一時開門營業，晚上八時打烊。營業期間他隻是前堂後廚走走看看，有時門口站著招攬顧客，吃得好生活順心，他已經是一副身寬體胖臉冒油光的樣子了。
穀潤田開飯館剛有起色的那些年，從上到下人們議論著“雇工算不算剝削”。他雇了一個廚師，一個服務員，心裏總有點不踏實；不是怕他們不好好幹活，而是怕以後再有啥運動，說他“剝削”人。改革初期政策還不明確，人民日報組織專題討論這個問題；胡喬木寫信給中央領導：“此事離開了社會主義製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製止和糾正，……”。中央討論時有人搬出馬克思原話：“……雇工超過八人就是剝削……”。幾經爭辯後有觀點認為馬克思說的八人數字是隨意假設，改革不必拘泥於概念，這個問題最後定為避而不談。到了九十年代，“黨建”文件明文規定“共產黨員不準雇工”，穀潤田不是黨員，他一心想要發家致富。很多黨員幹部也下海經商，這個黨員不準雇工的文件，直到私企雇工占全部就業人口超過百分之八十也沒有被廢除。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說法，該思想寫入黨章並進一步延伸，資本家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姓“資”還是姓“社”已經不是問題，企業家（資本家）也是貢獻大的勞動者。一大批私人企業蓬蓬勃勃發展壯大，為解決就業發展經濟提高工業化水平做出巨大貢獻，私人企業家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推動力量。穀潤田不懂也不關心這些，隻知道那些年他飯館門口掛了紅燈籠，生意太好他雇了更多的人。城市和鄉村一批批私人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解決了就業拉動了消費，很多穀潤田這樣的人都有了“老板”的身份。馬克思“雇工……隱藏著剝削的秘密”這些話已沒人再提，私企老板們創造了工作機會，也給了自己和家人一個好生活。
一家地方國營啤酒廠的真事兒，計劃經濟下啤酒供不應求逢年過節要憑票購買，廠子效益好獎金多，工人們喝啤酒像喝涼白開水。那時候的廠區是個自給自足的小王國，圍牆高聳門衛守門，大家都是工廠的主人。原料處理車間、糖化與煮沸車間、發酵與儲酒車間，工人們邊幹活邊聊天，誰家孩子考上大學了，誰家媳婦又懷了二胎，消息像啤酒泡沫一樣四處飄散。有工人在廠裏喝高了，下班在公交車上睡著了，車繞了一圈又回到廠門口，工人迷迷糊糊地下車，又回車間上班去了。大家笑得前仰後合，類似的笑話不少，廠裏管理鬆散，工人抱著鐵飯碗不急不慌。
九十年代後期，外來啤酒品牌如潮水般湧入市場，包裝亮眼口味新奇。地方國營啤酒廠的老設備和老觀念改起來笨重又遲緩，最後啤酒廠依市場經濟被收購。新組成的管理層宣布：“所有工人必須接受培訓，考試合格才能上崗。”大家皺著眉頭嘴裏嘟囔：“幹了這麽多年，還要考試上崗？”工人們去參加培訓，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現代企業管理製度，講啤酒釀造新工藝。考不過的也沒丟掉工作，都被分配去做搬運或者清潔這些輔助工作，工資和獎金都打了折扣。大家有了明確的崗位責任，市場經濟下的啤酒廠安裝了自動化設備，啤酒口味更新了，銷量也上去了。工人學會了掃碼入庫，做電子報表，產品質量保證和產品質量控製。馬家老六已經是老員工了，工人們偶爾提起那個喝醉下班坐公交車轉一圈又回車間上班的人，大家依然笑得前仰後合。笑過之後不由得感歎：“還是當年好啊，有人在廠裏喝醉成那個樣子，也不算個啥事兒。”啤酒廠在改革大潮中沒有倒閉，產品還遠銷省內外，工人們保住了飯碗。有人還是懷念工人是工廠主人翁的年代，那時幹好幹壞都一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