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說過，1590年伊麗莎白女王的間諜大師沃辛漢去世後，女王將英格蘭的情報資源交給了沃辛漢的女婿、女王自己的表外孫埃塞克斯伯爵羅伯特·德佛羅（Robert Devereux，2nd Earl of Essex）。
進入十六世紀九十年代，伊麗莎白朝廷已被年輕一代取代，雖然朝中還是三足鼎立，即德佛羅、老臣賽叟的兒子小賽西爾和航海家/探險家華特·雷利爵士，但他們各立山頭、互相猜忌，並不像女王執政前30年內老賽西爾、沃辛漢、哈頓這一代老人那麽齊心。
到1594年前後，一雙青年才俊加入了德佛羅陣營，他們就是大名鼎鼎的培根兩兄弟（two Bacon brothers）。弟弟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詹姆士六世/一世時代的大法官/總檢察長、大名鼎鼎的自然哲學家、經驗主義哲學創始人；哥哥安東尼·培根（Anthony Bacon），作家、朝臣。兄弟倆都是劍橋三一學院畢業，他們的父親尼古拉斯·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則是伊麗莎白女王的第一任掌璽大臣（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簡稱 Lord Keeper）。
還記得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位試圖和英格蘭冒險家們一起從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手裏奪回葡萄牙王位的克拉托修道院院長安東尼奧（António, Prior do Crato）嗎？因為背著伊麗莎白和女王的朝臣私相授受，1589年裏斯本一戰失敗後[1]，他在英國混不下去了，便回到法蘭西，靠法王亨利四世的讚助過著流亡貴族的日子。1593年末，德佛羅的間諜網發現安東尼奧在倫敦的支持者暗中向菲利普二世販賣情報，並截獲了他們與西班牙所屬低地總督府之間的密信，之後德佛羅將安東尼奧在倫敦的葡萄牙信使逮捕。
德佛羅發現這名葡萄牙信使也為伊麗莎白女王的葡萄牙籍禦醫羅德裏戈·洛佩茲（Roderigo Lopes）送信。更糟糕的是，這位信使和洛佩茲兩人都是葡萄牙籍猶太人，而且都在葡萄牙受洗成為“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 拉丁語Novus Christianus，西班牙/葡萄牙帝國境內專有名詞，用來歸檔從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皈依基督教的人）。
洛佩茲1524年出生，父親曾任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禦醫。洛佩茲1544年畢業於孔布拉大學（University of Coimbra）醫學院，1547年強迫受洗成為新基督徒，但他和妻子薩拉私下從未放棄猶太教。為逃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洛佩茲攜全家於1559年到倫敦避難，因彼時伊麗莎白女王已經登基，英格蘭是歐洲對猶太人還算友好的國家。洛佩茲以後成為倫敦名醫，專門給貴族門閥和高官顯貴看病，並在1581年被伊麗莎白任命為王室首席禦醫（Physician-in-Chief），女王對他一直都很信任。
德佛羅1689年從裏斯本灰溜溜回到英格蘭，次年接管情報機構，但女王對他一直不冷不熱，他在朝中也總是被自己的發小羅伯特·賽西爾比下去；德佛羅需要成績證明自己也是女王不可或缺的頂梁柱。此時出現的洛佩茲嫌疑案，正好為他所用，於是告發洛佩茲對女王下毒。
一向謹慎的賽西爾父子覺得這一指控不可思議，告訴女王指控洛佩茲下毒證據不足，對此女王回答說德佛羅“是個魯莽輕率的年輕人”。宮牆有耳，女王的話更加刺激德佛羅要把這個案子做成板上釘釘的決心。問題是，盡管德佛羅15歲就從劍橋三一學院畢業，但他不懂法律，而這正是他需要培根兩兄弟的地方。
德佛羅首先給寫信給安東尼·培根，說自己發現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弑君陰謀，劊子手是洛佩茲醫生，行刑方式是毒殺。”
此後發生的事情曆史記錄十分混亂。簡單地說就是，葡萄牙信使在被拷問後指控洛佩茲是毒害女王計劃的策劃人，而從洛佩茲家中搜出的他與葡萄牙官員之間的通信成為證據，洛佩茲對此解釋是自己是沃辛漢的雙重間諜，受命為沃辛漢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獲取情報。
洛佩茲很快被捕並關進倫敦塔接受審判。培根兩兄弟是該案的主要工作人員，哥哥安東尼負責情報收集和解讀，弟弟弗朗西斯則負責案件的法律修辭和文檔撰寫，因為他和賽西爾父子一樣，也是倫敦法庭格雷法學院（Grey’s Inn）的畢業生。培根為此案所寫的文檔《關於羅德裏戈·洛佩茲醫生所犯下的可憎叛國罪行的真實報告》（A true report of the detestable treason intended by Doctor Roderigo Lopez）被收藏在《牛津培根文錄》第一卷中。培根在報告中將洛佩茲稱作“邪惡的猶太人”和“叛徒猶大”。
這位倒黴的禦醫，趕在風口浪尖上了。此時西班牙的確是在收買女王身邊的人刺殺女王，這個案子正好可以用來殺雞儆猴；而培根兩兄弟調查的結果也顯示洛佩茲的確曾向西班牙大使透露過伊麗莎白宮廷的一些信息，並曾向安特衛普一家秘密猶太會堂捐過款。
這些證據呈堂後，即便是賽叟也無法再替他辯解了，畢竟女王安全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洛佩茲業很可能真的是沃辛漢的雙重間諜，但他應該沒有謀害女王的動機，因為此時洛佩茲在英格蘭的日子過得很好，是女王的信任王室首席禦醫，已在倫敦置有房產，最小的兒子剛剛進入英格蘭頂級貴族學校溫徹斯特公學，他沒有理由去毒害女王。
洛佩茲案件要傳遞的信息是女王安全高於一切，而這正是德佛羅和培根兩兄弟要達到的結果，在英格蘭與西班牙較量的無硝煙戰場上，不殺洛佩茲傳達的信息是妥協，而妥協的信號一旦流出則會帶來更多的危害，70歲的猶太人洛佩茲就隻能替英格蘭去死了。但伊麗莎白在審判後拖延了三個月才在死刑執行書上簽字，洛佩茲死後妻兒未受株連，不但未被驅逐，女王還將洛佩茲名下的所有財產如數轉移到他的妻子和兒子們名下。對於弑君叛國罪名成立者，無論其身份地位，這種處理方式都很奇怪，隻能說明女王並不相信洛佩茲真的有罪。
後人一般認為，伊麗莎白女王的這位首席禦醫就是莎翁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猶太商人夏洛克的原型。此案件的證據收集、審理過程和判決結果對弗朗西斯·培根後來的哲學思考也起到很大影響。培根在他後期著作中崇尚科學，倡導實證，成為經驗主義哲學家的鼻祖，其起源都可以追蹤到他在洛佩茲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培根晚年改變了對猶太人的歧視，甚至在其1625年著作《論高利貸》（Of Usury）中為當時對猶太人放高利貸的普遍歧視做辯護，認為放貸取息雖然可惡，但有助於經濟發展，是一種“必要的邪惡”。在他1626年撰寫但未完成烏托邦小說《新大西島》（New Atlantis）中，培根給自己筆下的猶太人約賓（Joabin）這個角色以敬意和尊嚴，這也可以被解讀為是對自己在洛佩茲案件中所做行為的“修正”。
而培根這種能夠將貌似雜亂無章的信息歸納整理為條理清晰文檔的敘述才華，就是在洛佩茲一案中嶄露頭角的。
然而，再多的政治喜劇也無法消除女王樞密院成員內心的不安。十六世紀的最後五年，英格蘭並非後人在影視節目中看到的那種“黃金時代”。
進入1594年，大瘟疫散去，但英格蘭卻暴雨不斷，氣候從92/93年的大旱，進入94年的大澇。田地淹沒，山林衝毀，大樹連根拔起。國內收成不僅沒有好轉，而且是此後連續四年大饑荒（1594-1597）的開始。饑荒造成英格蘭從西北往東南移動的流民增多，倫敦和東南沿海的局勢更加難以控製。
連年歉收也造成物價飛漲，民間見證了伊麗莎白時代最差的生活環境。從1594年到1597年穀物價格漲了三倍，普通人的實際收入則降到自十三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越來越多的鄉村田產無法保證家庭自身糧食供應，不得不去城市尋找就業機會，造成流民數量增加。流民的增加則帶來社會動蕩, “路有餓殍”已經不再是書本裏的一個形容詞。
這就是莎翁1595/96年所寫新劇《仲夏夜之夢》中仙後緹坦妮雅對仙王奧博隆那段獨白的大背景：
“耕牛徒勞地拉著它的軛，
農夫枉費他的血汗，青青玉米
還沒長出芒須便爛在地裏，
空空的羊圈立在淹沒的草場中。”
莎翁借仙後之口指出，這一切皆是仙王仙後之間的爭吵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而仙王仙後當然是暗指君主貴族。
此時英格蘭麵臨的民間不滿是切切實實的。1995年，有人匿名警告諾維奇市長，六萬倫敦手工業者準備就緒，隻要一聲令下，就會站出來造反。一位埃塞克斯勞工聲稱英格蘭的玉米被裝船賣給敵人：我們隨時可以召集一兩百人去碼頭搶回這些糧食，如果大家擰成一股繩，誰能拿我們怎麽樣？！肯特郡的一個男人說他希望看到這個王國裏有一場戰爭，去懲罰那些不顧窮人死活的富人們。
這年夏季，托馬斯·維爾福德爵士（Sie Thomas Wilford，其祖父曾任倫敦警長，父親和哥哥都是代表肯特郡的下院議員）受命出任倫敦總警長，維爾福德被告知采用一切手段控製倫敦治安，逮捕任何製造動亂的人，並以“戒嚴法”為依據迅速公開處決。
必要時，堪稱半個馬基維利主義者的伊麗莎白女王手段絕不遜色於王權時代的任何男君主。
任何時代任何王國都一樣，窮人窮到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是工農起義的時候。1595年秋天，德文郡伯爵寫信給樞密院，建議樞密院下令所有德文郡鄉紳回到德文郡，以備在“下等民眾”（ inferior multitude）一呼而起要求救助時能夠控製各自莊園或領地的局麵。
1590年代的英格蘭之所以最終沒有爆發起義，完全是因為女王和樞密院在這十年內不斷修改《濟貧法》，讓窮人不至於窮到為了活命而去拚命。這十年內，樞密院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教區教會和地方鄉紳實施《濟貧法》，將貧民救濟工作交給地方，以減輕王室和中樞財政負擔。
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並非如今的福利製度，而是隻發放給的確無能力的貧困者。為此，地方太平紳士（Justice of Peace）被指派對領救濟的人做評估，有勞動能力的貧困者會被送到指定的作坊（workhouses）去做工。《濟貧法》在1601年進一步完善後重新頒發，成為英格蘭以後250年的社會保障模式規範。
1593年，伊麗莎白女王63歲了。這是一個是個敏感的歲數，威爾士主教坐堂聖大衛大教堂的盧德主教（bishop Ludd）進京為女王做主日禮拜。主教首先恭喜女王活到63歲這個高齡，並說63是9個7，而7在亞伯拉罕宗教中象征完美圓滿，代表造物主與被創造者之間的交匯。這位主教還未盡興，接著在布道中引用《傳道書》經文，“當咀嚼停止因牙齒不多，當從眼窗望出皆是昏暗”[2]。主教話音未落，女王站起身，打開身後的窗戶，告訴主教自己牙齒基本上都還在，視力也沒那麽昏暗，算術題還是你自己回家去做吧。
盡管《濟貧法》避免了英格蘭在特大饑荒下的民間嘩變，但到1595年，愛爾蘭泰隆叛亂（Tyrone's Rebellion,1593-1603）戰火再燃。這是一場由愛爾蘭泰隆領主修·奧尼爾（Hugh O'Neill，Lord of Tyrone）領導的凱爾特被征服者與亨利八世之後英國征服者之間持續十年的戰爭。1595年2月，愛爾蘭地方軍無視停戰協議，攻克了愛爾蘭北港一座英軍駐守的城池。
同年，奧尼爾以愛爾蘭成為西班牙屬國為條件向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求援，菲利普二世建議將自己妹妹奧地利的瑪麗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二世之妻）的兒子奧地利大公兼紅衣主教奧地利的阿爾伯特（Alberto de Austria）封為愛爾蘭親王，以備登基為愛爾蘭國王。而阿爾伯特此時已接替1592年去世的前總督帕爾馬公爵[3]成為尼德蘭的西班牙新總督。
而就在英格蘭女王為愛爾蘭叛軍操心的時候，英吉利海峽對岸又出事了。
1596年4月，奧地利大公阿爾伯特帶領西班牙低地駐軍進入法蘭西，法王亨利四世以為他的目標是與低地接壤的皮卡第大區，但沒想到阿爾伯特的人馬直接南下攻打皮卡第以南諾曼底大區的卡萊城（Calais），此時英格蘭軍隊早已撤出諾曼底，卡萊的法蘭西地方軍隊根本沒有反擊，阿爾伯特不費吹灰之力就控製了卡萊港。
卡萊位於英吉利海峽最狹窄的多佛海峽的對岸，這裏的海峽寬度不到21英裏。為了英格蘭的安全，女王不得不下令再次集結軍隊支援亨利·波旁，並將指揮權交給德佛羅。但就在英軍準備開拔時，女王得到消息，得知當阿爾伯特大公的軍鼓和軍號震動城牆時，卡萊市民全部躲進卡萊城堡，之後城堡被輕易攻克，整座城全部投降。
這種情況下，伊麗莎白雖然解散了軍隊，但還是在法蘭西資深貴族布永公爵（Duke of Bouillon）擔保下再次貸給亨利四世一筆錢，意圖助他早日打敗西班牙重金支持的法蘭西天主教聯盟。
於英格蘭國防而言，女王決定，與其坐在家裏等待西班牙從愛爾蘭海和/或英吉利海峽再次入侵，不如主動出擊停靠在大西洋海岸線的西班牙艦隊，再來一次“火燎西班牙國王胡須”行動[4]。目的：先發製人，摧毀西班牙的大西洋艦隊。為此女王再次召集軍隊，此時全英格蘭可謂上下一心，決心再一次教訓教訓年邁的菲利普二世。
根據史學家、女王紋章官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在其所著編年史《不列坦尼亞》（Britania）中所寫[5]，1596年出征艦隊由150艘艦隻組成，其中17艘皇家海軍戰艦、2艘荷蘭戰艦，其餘的是吃水量不等的大小武裝商船。人員則包括6360名領餉士兵、6772名水手、1000名紳士誌願者和未明數量的荷蘭人。
女王任命了兩位指揮官。一位是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之戰總指揮、花甲之年的海軍總司令、第二代艾芬漢男爵查爾斯·霍華德（Lord Charles Howard, 2nd Baron of Effingham）[6]，負責海戰指揮；另一位就是31歲的埃塞克斯伯爵德佛羅，負責陸地作戰的指揮，並規定兩人軍銜相等。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一戰中的副總指揮托馬斯·霍華德勳爵、德佛羅的朝中對手華特·雷利爵士以及之前在低地、法蘭西以及英吉利海峽參戰的數名指揮官擔任參謀。
法王亨利四世得知消息後說，伊麗莎白最好不要讓德佛羅離開自己的襯裙太遠。雖然是句玩笑話，但卻不乏幾分真實。女王已經年邁，乘自己還在位，總得給自己這個不省心的表外孫多一點曆練機會。
雖然朝中也有反對這次出征的聲音，理由是擔心這麽多將軍同時出征，會給英格蘭留下防守空隙，如果西班牙乘機從低地、卡萊或愛爾蘭攻打英格蘭，後果都會極其糟糕。即便如此，英格蘭艦隊還是在6月13日（新曆）從普利茅斯出港，目標西班牙南方海岸加的斯（Cadiz）港。將軍們的任務很明確，打劫該港的西班牙戰艦，奪取城中儲備的軍需物資和錢財。
1587年第一次成功在該港燒毀西班牙艦隊的德瑞克爵士，和1568年與他在英格蘭-西班牙第一次海戰聖胡安德烏盧阿之戰中共同作戰的霍金斯爵士[7]，都不在此次出征之列。這是因為到1596年4月，這兩員大將都已去世。霍金斯爵士1595年11月在波多黎各死於海上，享年61或62；而德瑞克爵士則於1596年1月死於巴拿馬海上，享年58。這兩位駕馭海浪的大海之子，最終都死於海上，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十六世紀三位傑出的英格蘭航海家/探險家。自左向右：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英格蘭第一位環球航行者)、托馬斯·凱文迪希爵士（Sir Thomas Cavendish，英格蘭第二位環球航行者）【不知名畫家。公眾領域】
伊麗莎白女王對此次行動原本未抱太大的希望，但這次行動卻是英方大獲全勝，原因是兵貴神速。加的斯的西班牙守軍沒想到英軍會來的這麽快，完全沒有防備。英軍6月30日淩晨兩點到達加的斯灣海域，這裏停靠了大約40艘西班牙大型蓋倫戰船。英軍在克服了潮水阻力後於淩晨五點與西班牙駐軍展開激烈海戰，寡不敵眾的西班牙艦隊最後不得不放棄戰鬥。英軍攻勢之迅猛，迫使西班牙守軍主動將己方艦隻鑿穿沉水或付之一炬，為的是不讓艦隻落入英軍手中。
海戰於當天下午五點結束，之後英荷聯軍在勇猛的德佛羅帶領下迅速占領加的斯城，開始搶劫城中物資，重點是教堂和軍需倉庫，但英軍並沒有粗暴對待當地居民，特別是對婦女兒童更是友善（這一點在1860年的西班牙皇家曆史學院的記錄中也被證實），因為出發前伊麗莎白女王特別下令，此行隻針對城中財寶，不允許肆虐城中居民。
成功攻陷加的斯城後，德佛羅提出英軍駐守該城，並建議自己出資為守城英軍提供三個月軍餉，但艾芬男爵霍華德和其他指揮官們不同意，他們認為作戰任務已完成，沒有必要違背女王命令駐守此城，德佛羅隻能作罷。
根據西班牙人自己的估算，英軍這次行動給菲利普二世造成的損失總數達五百萬杜卡特金幣。此戰不僅徹底激怒了菲利普二世，也讓歐洲看到英格蘭的海上爭霸實力。
消息傳回英格蘭後，年輕的徳佛魯取代老一輩私掠/航海家成為英格蘭的大英雄，但女王陛下卻龍顏大怒。原因是，加的斯之戰雖然是英格蘭在昂格魯-西班牙戰爭中的又一次重大軍事勝利，但伊麗莎白要的是西班牙國王的金子來充實國庫，而不是她臣子們的戰場榮耀。又因為女王自己未對此次出征做投入，所以也沒有分紅，打劫來的錢財都被軍官們瓜分了。為此女王遷怒德佛羅，讓他好好考慮應該如何報答他的君主。
加的斯之戰後，女王將海軍元帥艾芬男爵查爾斯·霍華德加封為第一代諾丁漢伯爵，其他指揮官們也得到相應的獎賞，唯獨沒有賞賜德佛羅。而當德佛羅在西班牙忙著打仗之時，女王已經在7月初將小賽西爾的代國務卿官職轉正了。這些事加在一起，讓德佛羅心存怨恨，還好有未來大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勸他不要胡鬧，學會克製，切不可在此時讓女王覺得他還是那麽幼稚，況且來日方長，女王不可能長生不老，王位總有易主的那一天。
1596年，女王的樞密院首席大臣仍然是老臣賽叟，但他已76歲高齡。這一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70歲了，已在西班牙王位上坐了41年，他和伊麗莎白女王這一對冤家之間的恩仇雖然接近尾聲，但還沒有結束。
被加的斯一戰激怒的菲利普二世，憑借巨大的財富優勢，同年10月再次派出艦隊討伐英格蘭，史稱第二次西班牙無敵艦隊。計劃是與愛爾蘭天主教聯手，在愛爾蘭登陸後攻打英格蘭。不幸的是，艦隊還未駛出比斯開灣就在此灣的西北邊界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被暴風雨打了回去。
菲利普二世仍然難解心頭之恨，大概也是覺得自己時日不多了，英格蘭還是“異教徒”國家，於是1597年9月倉促集齊第三隻西班牙無敵艦隊，再次北上攻打英格蘭。但似乎神不在他這一邊，艦隊在到達英格蘭海岸線之前再次遭遇風暴，又恰好碰到10月份從亞速群島打劫西班牙商船無功而返的德佛羅和華特·雷利，剩下未被暴風雨摧毀的西班牙界艦隻也被英軍俘虜。
這是菲利普二世為將英格蘭拉回羅馬教廷所做的最後一擊，次年（1598年）他就去世了，享年77歲。
而僅僅在菲利普二世去世一個月之前，從伊麗莎白少女時代時代就像慈父一般嗬護她的老臣賽叟也去世了。在賽叟流連病榻之時，65歲的女王親自到賽府為77歲的老臣端湯送藥。賽叟去世時，伊麗莎白哭成了淚人兒。
就這樣，菲利普二世和老臣賽叟這兩位定義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統治時代的人相繼去世，而英格蘭朝中年輕一代的殊死較量戲碼還在繼續上演，德佛羅的野心和對女王的怨憤也最終釀成悲劇。
都鐸王室風雲錄（四）：童貞女王伊麗莎白（30）
南澗采萍 (2026-02-06 11:38:29) 評論 (0)我們之前說過，1590年伊麗莎白女王的間諜大師沃辛漢去世後，女王將英格蘭的情報資源交給了沃辛漢的女婿、女王自己的表外孫埃塞克斯伯爵羅伯特·德佛羅（Robert Devereux，2nd Earl of Essex）。
進入十六世紀九十年代，伊麗莎白朝廷已被年輕一代取代，雖然朝中還是三足鼎立，即德佛羅、老臣賽叟的兒子小賽西爾和航海家/探險家華特·雷利爵士，但他們各立山頭、互相猜忌，並不像女王執政前30年內老賽西爾、沃辛漢、哈頓這一代老人那麽齊心。
到1594年前後，一雙青年才俊加入了德佛羅陣營，他們就是大名鼎鼎的培根兩兄弟（two Bacon brothers）。弟弟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詹姆士六世/一世時代的大法官/總檢察長、大名鼎鼎的自然哲學家、經驗主義哲學創始人；哥哥安東尼·培根（Anthony Bacon），作家、朝臣。兄弟倆都是劍橋三一學院畢業，他們的父親尼古拉斯·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則是伊麗莎白女王的第一任掌璽大臣（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簡稱 Lord Keeper）。
還記得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位試圖和英格蘭冒險家們一起從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手裏奪回葡萄牙王位的克拉托修道院院長安東尼奧（António, Prior do Crato）嗎？因為背著伊麗莎白和女王的朝臣私相授受，1589年裏斯本一戰失敗後[1]，他在英國混不下去了，便回到法蘭西，靠法王亨利四世的讚助過著流亡貴族的日子。1593年末，德佛羅的間諜網發現安東尼奧在倫敦的支持者暗中向菲利普二世販賣情報，並截獲了他們與西班牙所屬低地總督府之間的密信，之後德佛羅將安東尼奧在倫敦的葡萄牙信使逮捕。
德佛羅發現這名葡萄牙信使也為伊麗莎白女王的葡萄牙籍禦醫羅德裏戈·洛佩茲（Roderigo Lopes）送信。更糟糕的是，這位信使和洛佩茲兩人都是葡萄牙籍猶太人，而且都在葡萄牙受洗成為“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 拉丁語Novus Christianus，西班牙/葡萄牙帝國境內專有名詞，用來歸檔從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皈依基督教的人）。
洛佩茲1524年出生，父親曾任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禦醫。洛佩茲1544年畢業於孔布拉大學（University of Coimbra）醫學院，1547年強迫受洗成為新基督徒，但他和妻子薩拉私下從未放棄猶太教。為逃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洛佩茲攜全家於1559年到倫敦避難，因彼時伊麗莎白女王已經登基，英格蘭是歐洲對猶太人還算友好的國家。洛佩茲以後成為倫敦名醫，專門給貴族門閥和高官顯貴看病，並在1581年被伊麗莎白任命為王室首席禦醫（Physician-in-Chief），女王對他一直都很信任。
德佛羅1689年從裏斯本灰溜溜回到英格蘭，次年接管情報機構，但女王對他一直不冷不熱，他在朝中也總是被自己的發小羅伯特·賽西爾比下去；德佛羅需要成績證明自己也是女王不可或缺的頂梁柱。此時出現的洛佩茲嫌疑案，正好為他所用，於是告發洛佩茲對女王下毒。
一向謹慎的賽西爾父子覺得這一指控不可思議，告訴女王指控洛佩茲下毒證據不足，對此女王回答說德佛羅“是個魯莽輕率的年輕人”。宮牆有耳，女王的話更加刺激德佛羅要把這個案子做成板上釘釘的決心。問題是，盡管德佛羅15歲就從劍橋三一學院畢業，但他不懂法律，而這正是他需要培根兩兄弟的地方。
德佛羅首先給寫信給安東尼·培根，說自己發現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弑君陰謀，劊子手是洛佩茲醫生，行刑方式是毒殺。”
此後發生的事情曆史記錄十分混亂。簡單地說就是，葡萄牙信使在被拷問後指控洛佩茲是毒害女王計劃的策劃人，而從洛佩茲家中搜出的他與葡萄牙官員之間的通信成為證據，洛佩茲對此解釋是自己是沃辛漢的雙重間諜，受命為沃辛漢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獲取情報。
洛佩茲很快被捕並關進倫敦塔接受審判。培根兩兄弟是該案的主要工作人員，哥哥安東尼負責情報收集和解讀，弟弟弗朗西斯則負責案件的法律修辭和文檔撰寫，因為他和賽西爾父子一樣，也是倫敦法庭格雷法學院（Grey’s Inn）的畢業生。培根為此案所寫的文檔《關於羅德裏戈·洛佩茲醫生所犯下的可憎叛國罪行的真實報告》（A true report of the detestable treason intended by Doctor Roderigo Lopez）被收藏在《牛津培根文錄》第一卷中。培根在報告中將洛佩茲稱作“邪惡的猶太人”和“叛徒猶大”。
這位倒黴的禦醫，趕在風口浪尖上了。此時西班牙的確是在收買女王身邊的人刺殺女王，這個案子正好可以用來殺雞儆猴；而培根兩兄弟調查的結果也顯示洛佩茲的確曾向西班牙大使透露過伊麗莎白宮廷的一些信息，並曾向安特衛普一家秘密猶太會堂捐過款。
這些證據呈堂後，即便是賽叟也無法再替他辯解了，畢竟女王安全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洛佩茲業很可能真的是沃辛漢的雙重間諜，但他應該沒有謀害女王的動機，因為此時洛佩茲在英格蘭的日子過得很好，是女王的信任王室首席禦醫，已在倫敦置有房產，最小的兒子剛剛進入英格蘭頂級貴族學校溫徹斯特公學，他沒有理由去毒害女王。
洛佩茲案件要傳遞的信息是女王安全高於一切，而這正是德佛羅和培根兩兄弟要達到的結果，在英格蘭與西班牙較量的無硝煙戰場上，不殺洛佩茲傳達的信息是妥協，而妥協的信號一旦流出則會帶來更多的危害，70歲的猶太人洛佩茲就隻能替英格蘭去死了。但伊麗莎白在審判後拖延了三個月才在死刑執行書上簽字，洛佩茲死後妻兒未受株連，不但未被驅逐，女王還將洛佩茲名下的所有財產如數轉移到他的妻子和兒子們名下。對於弑君叛國罪名成立者，無論其身份地位，這種處理方式都很奇怪，隻能說明女王並不相信洛佩茲真的有罪。
後人一般認為，伊麗莎白女王的這位首席禦醫就是莎翁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猶太商人夏洛克的原型。此案件的證據收集、審理過程和判決結果對弗朗西斯·培根後來的哲學思考也起到很大影響。培根在他後期著作中崇尚科學，倡導實證，成為經驗主義哲學家的鼻祖，其起源都可以追蹤到他在洛佩茲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培根晚年改變了對猶太人的歧視，甚至在其1625年著作《論高利貸》（Of Usury）中為當時對猶太人放高利貸的普遍歧視做辯護，認為放貸取息雖然可惡，但有助於經濟發展，是一種“必要的邪惡”。在他1626年撰寫但未完成烏托邦小說《新大西島》（New Atlantis）中，培根給自己筆下的猶太人約賓（Joabin）這個角色以敬意和尊嚴，這也可以被解讀為是對自己在洛佩茲案件中所做行為的“修正”。
而培根這種能夠將貌似雜亂無章的信息歸納整理為條理清晰文檔的敘述才華，就是在洛佩茲一案中嶄露頭角的。
然而，再多的政治喜劇也無法消除女王樞密院成員內心的不安。十六世紀的最後五年，英格蘭並非後人在影視節目中看到的那種“黃金時代”。
進入1594年，大瘟疫散去，但英格蘭卻暴雨不斷，氣候從92/93年的大旱，進入94年的大澇。田地淹沒，山林衝毀，大樹連根拔起。國內收成不僅沒有好轉，而且是此後連續四年大饑荒（1594-1597）的開始。饑荒造成英格蘭從西北往東南移動的流民增多，倫敦和東南沿海的局勢更加難以控製。
連年歉收也造成物價飛漲，民間見證了伊麗莎白時代最差的生活環境。從1594年到1597年穀物價格漲了三倍，普通人的實際收入則降到自十三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越來越多的鄉村田產無法保證家庭自身糧食供應，不得不去城市尋找就業機會，造成流民數量增加。流民的增加則帶來社會動蕩, “路有餓殍”已經不再是書本裏的一個形容詞。
這就是莎翁1595/96年所寫新劇《仲夏夜之夢》中仙後緹坦妮雅對仙王奧博隆那段獨白的大背景：
“耕牛徒勞地拉著它的軛，
農夫枉費他的血汗，青青玉米
還沒長出芒須便爛在地裏，
空空的羊圈立在淹沒的草場中。”
莎翁借仙後之口指出，這一切皆是仙王仙後之間的爭吵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而仙王仙後當然是暗指君主貴族。
此時英格蘭麵臨的民間不滿是切切實實的。1995年，有人匿名警告諾維奇市長，六萬倫敦手工業者準備就緒，隻要一聲令下，就會站出來造反。一位埃塞克斯勞工聲稱英格蘭的玉米被裝船賣給敵人：我們隨時可以召集一兩百人去碼頭搶回這些糧食，如果大家擰成一股繩，誰能拿我們怎麽樣？！肯特郡的一個男人說他希望看到這個王國裏有一場戰爭，去懲罰那些不顧窮人死活的富人們。
這年夏季，托馬斯·維爾福德爵士（Sie Thomas Wilford，其祖父曾任倫敦警長，父親和哥哥都是代表肯特郡的下院議員）受命出任倫敦總警長，維爾福德被告知采用一切手段控製倫敦治安，逮捕任何製造動亂的人，並以“戒嚴法”為依據迅速公開處決。
必要時，堪稱半個馬基維利主義者的伊麗莎白女王手段絕不遜色於王權時代的任何男君主。
任何時代任何王國都一樣，窮人窮到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是工農起義的時候。1595年秋天，德文郡伯爵寫信給樞密院，建議樞密院下令所有德文郡鄉紳回到德文郡，以備在“下等民眾”（ inferior multitude）一呼而起要求救助時能夠控製各自莊園或領地的局麵。
1590年代的英格蘭之所以最終沒有爆發起義，完全是因為女王和樞密院在這十年內不斷修改《濟貧法》，讓窮人不至於窮到為了活命而去拚命。這十年內，樞密院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教區教會和地方鄉紳實施《濟貧法》，將貧民救濟工作交給地方，以減輕王室和中樞財政負擔。
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並非如今的福利製度，而是隻發放給的確無能力的貧困者。為此，地方太平紳士（Justice of Peace）被指派對領救濟的人做評估，有勞動能力的貧困者會被送到指定的作坊（workhouses）去做工。《濟貧法》在1601年進一步完善後重新頒發，成為英格蘭以後250年的社會保障模式規範。
1593年，伊麗莎白女王63歲了。這是一個是個敏感的歲數，威爾士主教坐堂聖大衛大教堂的盧德主教（bishop Ludd）進京為女王做主日禮拜。主教首先恭喜女王活到63歲這個高齡，並說63是9個7，而7在亞伯拉罕宗教中象征完美圓滿，代表造物主與被創造者之間的交匯。這位主教還未盡興，接著在布道中引用《傳道書》經文，“當咀嚼停止因牙齒不多，當從眼窗望出皆是昏暗”[2]。主教話音未落，女王站起身，打開身後的窗戶，告訴主教自己牙齒基本上都還在，視力也沒那麽昏暗，算術題還是你自己回家去做吧。
盡管《濟貧法》避免了英格蘭在特大饑荒下的民間嘩變，但到1595年，愛爾蘭泰隆叛亂（Tyrone's Rebellion,1593-1603）戰火再燃。這是一場由愛爾蘭泰隆領主修·奧尼爾（Hugh O'Neill，Lord of Tyrone）領導的凱爾特被征服者與亨利八世之後英國征服者之間持續十年的戰爭。1595年2月，愛爾蘭地方軍無視停戰協議，攻克了愛爾蘭北港一座英軍駐守的城池。
同年，奧尼爾以愛爾蘭成為西班牙屬國為條件向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求援，菲利普二世建議將自己妹妹奧地利的瑪麗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二世之妻）的兒子奧地利大公兼紅衣主教奧地利的阿爾伯特（Alberto de Austria）封為愛爾蘭親王，以備登基為愛爾蘭國王。而阿爾伯特此時已接替1592年去世的前總督帕爾馬公爵[3]成為尼德蘭的西班牙新總督。
而就在英格蘭女王為愛爾蘭叛軍操心的時候，英吉利海峽對岸又出事了。
1596年4月，奧地利大公阿爾伯特帶領西班牙低地駐軍進入法蘭西，法王亨利四世以為他的目標是與低地接壤的皮卡第大區，但沒想到阿爾伯特的人馬直接南下攻打皮卡第以南諾曼底大區的卡萊城（Calais），此時英格蘭軍隊早已撤出諾曼底，卡萊的法蘭西地方軍隊根本沒有反擊，阿爾伯特不費吹灰之力就控製了卡萊港。
卡萊位於英吉利海峽最狹窄的多佛海峽的對岸，這裏的海峽寬度不到21英裏。為了英格蘭的安全，女王不得不下令再次集結軍隊支援亨利·波旁，並將指揮權交給德佛羅。但就在英軍準備開拔時，女王得到消息，得知當阿爾伯特大公的軍鼓和軍號震動城牆時，卡萊市民全部躲進卡萊城堡，之後城堡被輕易攻克，整座城全部投降。
這種情況下，伊麗莎白雖然解散了軍隊，但還是在法蘭西資深貴族布永公爵（Duke of Bouillon）擔保下再次貸給亨利四世一筆錢，意圖助他早日打敗西班牙重金支持的法蘭西天主教聯盟。
於英格蘭國防而言，女王決定，與其坐在家裏等待西班牙從愛爾蘭海和/或英吉利海峽再次入侵，不如主動出擊停靠在大西洋海岸線的西班牙艦隊，再來一次“火燎西班牙國王胡須”行動[4]。目的：先發製人，摧毀西班牙的大西洋艦隊。為此女王再次召集軍隊，此時全英格蘭可謂上下一心，決心再一次教訓教訓年邁的菲利普二世。
根據史學家、女王紋章官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在其所著編年史《不列坦尼亞》（Britania）中所寫[5]，1596年出征艦隊由150艘艦隻組成，其中17艘皇家海軍戰艦、2艘荷蘭戰艦，其餘的是吃水量不等的大小武裝商船。人員則包括6360名領餉士兵、6772名水手、1000名紳士誌願者和未明數量的荷蘭人。
女王任命了兩位指揮官。一位是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之戰總指揮、花甲之年的海軍總司令、第二代艾芬漢男爵查爾斯·霍華德（Lord Charles Howard, 2nd Baron of Effingham）[6]，負責海戰指揮；另一位就是31歲的埃塞克斯伯爵德佛羅，負責陸地作戰的指揮，並規定兩人軍銜相等。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一戰中的副總指揮托馬斯·霍華德勳爵、德佛羅的朝中對手華特·雷利爵士以及之前在低地、法蘭西以及英吉利海峽參戰的數名指揮官擔任參謀。
法王亨利四世得知消息後說，伊麗莎白最好不要讓德佛羅離開自己的襯裙太遠。雖然是句玩笑話，但卻不乏幾分真實。女王已經年邁，乘自己還在位，總得給自己這個不省心的表外孫多一點曆練機會。
雖然朝中也有反對這次出征的聲音，理由是擔心這麽多將軍同時出征，會給英格蘭留下防守空隙，如果西班牙乘機從低地、卡萊或愛爾蘭攻打英格蘭，後果都會極其糟糕。即便如此，英格蘭艦隊還是在6月13日（新曆）從普利茅斯出港，目標西班牙南方海岸加的斯（Cadiz）港。將軍們的任務很明確，打劫該港的西班牙戰艦，奪取城中儲備的軍需物資和錢財。
1587年第一次成功在該港燒毀西班牙艦隊的德瑞克爵士，和1568年與他在英格蘭-西班牙第一次海戰聖胡安德烏盧阿之戰中共同作戰的霍金斯爵士[7]，都不在此次出征之列。這是因為到1596年4月，這兩員大將都已去世。霍金斯爵士1595年11月在波多黎各死於海上，享年61或62；而德瑞克爵士則於1596年1月死於巴拿馬海上，享年58。這兩位駕馭海浪的大海之子，最終都死於海上，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十六世紀三位傑出的英格蘭航海家/探險家。自左向右：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英格蘭第一位環球航行者)、托馬斯·凱文迪希爵士（Sir Thomas Cavendish，英格蘭第二位環球航行者）【不知名畫家。公眾領域】
伊麗莎白女王對此次行動原本未抱太大的希望，但這次行動卻是英方大獲全勝，原因是兵貴神速。加的斯的西班牙守軍沒想到英軍會來的這麽快，完全沒有防備。英軍6月30日淩晨兩點到達加的斯灣海域，這裏停靠了大約40艘西班牙大型蓋倫戰船。英軍在克服了潮水阻力後於淩晨五點與西班牙駐軍展開激烈海戰，寡不敵眾的西班牙艦隊最後不得不放棄戰鬥。英軍攻勢之迅猛，迫使西班牙守軍主動將己方艦隻鑿穿沉水或付之一炬，為的是不讓艦隻落入英軍手中。
海戰於當天下午五點結束，之後英荷聯軍在勇猛的德佛羅帶領下迅速占領加的斯城，開始搶劫城中物資，重點是教堂和軍需倉庫，但英軍並沒有粗暴對待當地居民，特別是對婦女兒童更是友善（這一點在1860年的西班牙皇家曆史學院的記錄中也被證實），因為出發前伊麗莎白女王特別下令，此行隻針對城中財寶，不允許肆虐城中居民。
成功攻陷加的斯城後，德佛羅提出英軍駐守該城，並建議自己出資為守城英軍提供三個月軍餉，但艾芬男爵霍華德和其他指揮官們不同意，他們認為作戰任務已完成，沒有必要違背女王命令駐守此城，德佛羅隻能作罷。
根據西班牙人自己的估算，英軍這次行動給菲利普二世造成的損失總數達五百萬杜卡特金幣。此戰不僅徹底激怒了菲利普二世，也讓歐洲看到英格蘭的海上爭霸實力。
消息傳回英格蘭後，年輕的徳佛魯取代老一輩私掠/航海家成為英格蘭的大英雄，但女王陛下卻龍顏大怒。原因是，加的斯之戰雖然是英格蘭在昂格魯-西班牙戰爭中的又一次重大軍事勝利，但伊麗莎白要的是西班牙國王的金子來充實國庫，而不是她臣子們的戰場榮耀。又因為女王自己未對此次出征做投入，所以也沒有分紅，打劫來的錢財都被軍官們瓜分了。為此女王遷怒德佛羅，讓他好好考慮應該如何報答他的君主。
加的斯之戰後，女王將海軍元帥艾芬男爵查爾斯·霍華德加封為第一代諾丁漢伯爵，其他指揮官們也得到相應的獎賞，唯獨沒有賞賜德佛羅。而當德佛羅在西班牙忙著打仗之時，女王已經在7月初將小賽西爾的代國務卿官職轉正了。這些事加在一起，讓德佛羅心存怨恨，還好有未來大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勸他不要胡鬧，學會克製，切不可在此時讓女王覺得他還是那麽幼稚，況且來日方長，女王不可能長生不老，王位總有易主的那一天。
1596年，女王的樞密院首席大臣仍然是老臣賽叟，但他已76歲高齡。這一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70歲了，已在西班牙王位上坐了41年，他和伊麗莎白女王這一對冤家之間的恩仇雖然接近尾聲，但還沒有結束。
被加的斯一戰激怒的菲利普二世，憑借巨大的財富優勢，同年10月再次派出艦隊討伐英格蘭，史稱第二次西班牙無敵艦隊。計劃是與愛爾蘭天主教聯手，在愛爾蘭登陸後攻打英格蘭。不幸的是，艦隊還未駛出比斯開灣就在此灣的西北邊界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被暴風雨打了回去。
菲利普二世仍然難解心頭之恨，大概也是覺得自己時日不多了，英格蘭還是“異教徒”國家，於是1597年9月倉促集齊第三隻西班牙無敵艦隊，再次北上攻打英格蘭。但似乎神不在他這一邊，艦隊在到達英格蘭海岸線之前再次遭遇風暴，又恰好碰到10月份從亞速群島打劫西班牙商船無功而返的德佛羅和華特·雷利，剩下未被暴風雨摧毀的西班牙界艦隻也被英軍俘虜。
這是菲利普二世為將英格蘭拉回羅馬教廷所做的最後一擊，次年（1598年）他就去世了，享年77歲。
而僅僅在菲利普二世去世一個月之前，從伊麗莎白少女時代時代就像慈父一般嗬護她的老臣賽叟也去世了。在賽叟流連病榻之時，65歲的女王親自到賽府為77歲的老臣端湯送藥。賽叟去世時，伊麗莎白哭成了淚人兒。
就這樣，菲利普二世和老臣賽叟這兩位定義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統治時代的人相繼去世，而英格蘭朝中年輕一代的殊死較量戲碼還在繼續上演，德佛羅的野心和對女王的怨憤也最終釀成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