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現代文壇上一個比較引人注意的作家，官方的教科書曾有“魯郭茅巴老曹”的說法，“文革”後他又被安排在文聯主席直到生命最後，還有他本來並不成熟的《家》被各種教科書大肆宣傳著，再加上並不見什麽反思深度卻又具有道德製高點特點的《隨想錄》，這一切都為巴金攢足了積分和光環。不過，有個小問題似乎教授學者們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說法，那就是“巴金”為何叫巴金呢？
有關“巴金”這個筆名，最早見於1928年10月胡愈之為《東方雜誌》的約稿《脫洛斯基的托爾斯泰論》中。不過，“巴金”這個筆名其實最先署在1929年連載的小說《滅亡》中，因為小說交稿早而發表晚了。從後來的結果看，“巴金”這個筆名的流傳確得益於《滅亡》這部小說。
一個普遍現象，不僅是文人，任何人給自己取筆名總有些寓意。那麽，“巴金”這個筆名有何寓意呢？
從公開的材料看，1930、40年代巴金本人未就筆名公開解釋過，倒是同時代的作家林語堂曾在私底下說過：“巴金”就是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首尾字。這種解釋很符合邏輯，也很有道理，因為巴金在1928、1929年前後是個很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者，處女作《滅亡》這個小說充滿了無政府主義色彩，所以人們就此相信了這個解釋。
但是，到了1957年9月，巴金在致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卻說：“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消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麽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麵加了一個‘巴’字。”這段話的意思表明，巴金承認筆名中取了克魯泡特金，但否認了巴枯寧，並解釋說來自一個死去的“並不是知己朋友”的巴恩波。
1958年3月，在《談〈滅亡〉》一文中，巴金又說：“有一個姓巴的北方同學跟我相處不到一個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聽說他在項熱投水自殺。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殺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筆名中那個‘巴’字就是因他而聯想起來的。從他那裏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個‘巴’字。”
類似的說法，巴金在1980年代回答香港中文大學校刊編輯時再次予以重複。不過，令人疑惑的是，巴金同在1980年代接受陳思和采訪時，又否定了筆名取自克魯泡特金的“金”，而是聽取了一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而采用“金”，還說“巴金”這個筆名不是“有意取的筆名，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係在一起”。
那麽，“巴金”這個筆名到底寓意如何呢？或者說巴金本人的說法到底該信哪一個呢？甚至哪一個都不該信呢？因為巴金在1957年第一次回應中，承認了“金”取自克魯泡特金，“巴”取自巴恩波的“巴”，但是結合1958年的說法，巴金又說自己跟巴恩波並“不熟”，這相當於否定了他1957年說的“並不是知己朋友”。因為“不熟”與“不是知己朋友”之間，就情感程度而言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麽，巴金與巴恩波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呢？巴金的《海行》（後改名為《海行雜記》）就能說明問題。在一個多月的旅行中，巴金僅在《海行》中《船上的友伴》一節提到過：“在上海上船的除了我和衛外，還有四個。兩個是北平中法大學的學生，一個姓範是研究文學的，一個姓巴的學數學；還有一個姓楊的，剛在保定育德中學畢業。他們三個一塊從北方來，買四等艙的票，卻在三等艙的餐廳裏吃飯。”在之後一個多月的漫長旅行中，巴金與巴恩波幾乎沒有交集，一同閑聊也好，一塊上岸遊覽景觀也好，巴金始終都與三等艙的幾位朋友在一起，並沒有巴恩波在場，也不見他們在一起交流。事實上他們也很難交流，因為巴恩波首先是北方人，又是學數學專業的，而且巴金與研究文學的姓範的都沒有交流。所以他所謂的“使我痛苦”這樣的修辭，就缺少了情感基礎，因之取筆名時聯想起“不熟”——與其說“不熟”不如說幾近陌路——的巴恩波，就更有些牽強附會了，至少有違人之常情。或者借用林賢治先生在《巴金：浮沉一百年》一書中的話說就是：“一個是籍籍無名的學生，一個是世界聞名的大師，把這樣兩個人拉來搭配到一起，難道不覺得有點滑稽嗎？”
有了這個確定疑點，就不妨再擴大一下可疑處，那就是回到1957、1958年的曆史現場，看看當年到底是什麽一種狀況。
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巴金還是一如既往地積極響應，先是以一篇《“鳴”起來吧！》揭開鳴放的序幕，隨後是《“獨立思考”》，而且在文中他寫道：“有些人自己不習慣‘獨立思考’，也不習慣別人‘獨立思考’。他們把自己裝在套子裏麵，也喜歡把別人裝在套子裏麵。他們拿起教條的棍子到處巡邏，要是看見有人從套子裏鑽出來，他們就給他一悶棍，他們聽見到處都在唱他們習慣了的那種沒有感情的單調的調子，他們就滿意地在套子裏睡著了。”
此後巴金又先後寫出《說忙》《重視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觀眾的聲音》《筆下留情》《秋夜雜感》《描寫人》《辭“帽子”》《巴金談創作》等文章。他還把批評的著眼點擴展到社會的其它方麵，先後撰寫了《論“有啥吃啥”》《“艱苦”和“浪費”》《“救救孩子”》等“鳴放”文章。在1957年參加完全國宣傳會議和中國作協創作規劃會後，巴金多次參加上海市委組織的座談會，將這種會議精神做了很好的貫徹和發揮。在談到《解放日報》負責人主張寫雜文“要學習魯迅，抓主流”時，他質問道：“難道批評缺點，批評官僚主義，掃清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障礙就不是主流嗎？”在5月15日、16日的座談會上，他再次作了批判性發言。《解放日報》當時報道說：“巴金認為應該把文藝交給人民送到群眾中去受考驗，不能由少數領導同誌根據自己的好惡幹涉上演或出版。”“巴金認為……所謂藝術領導，他認為還可研究。他認為在藝術方麵作協做好讓作家們發揮各人的創造性，少領導，多幫忙。”
就在巴金積極“鳴放”時，《人民日報》吹響“反右”鬥爭的號角，巴金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壓力和殘酷，對自己此前的“莽撞”後悔不迭。因此，當浦熙修約他寫一篇反擊右派的文章時，他當即答應並在當天寫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緊接著，他又接受《人民日報》之約，撰寫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隨後他開始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峰“淩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連”。 再之後就是《是政治鬥爭，也是思想鬥爭》《反黨反人民的個人野心家的路是絕對走不通的》《慘痛的教訓——“過關談”之一》《“國士論”——“過關談”之二》《戴帽子——“過關談”之三》等多篇表態文章。
二十多年後，巴金在《再論說真話》中回憶起這段經曆時不止一次地說：“我在1956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
試想，在這樣一種緊張氛圍之下，巴金在寫給彼得羅夫信中的話兒，可信度有多高？實在是不好評估的。
因為有這樣的客觀環境，也因為巴金不可避免地會受製於這樣的環境，那不妨再將鏡頭擴展一下。早在1949年“文代會”召開不久，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鳳姐”丁玲就在一次北京青年團的講座中批評說：“巴金的小說可以使人有作為，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但是“那種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中間隻有幾個又像朋友，又像愛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個名堂來”，所以“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要糾正他的不實際的思想作風”。丁玲的講話，已經很明確地暗示巴金的那種“上無領導，下無群眾”的“革命”，就是無政府主義。
今天的很多人對無政府主義已經不很了解了，要知道在“五四”時期，影響最大、最能吸引年輕人的就是無政府主義，甚至很多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例如毛澤東1919年在《湘江評論》中發表過一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其中寫道：“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願工作。貴族資本家，隻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就講到：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成立共產黨小組時，9人中就有黃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5名無政府主義者，後來鬧矛盾這5個人退出了，小組就剩下4個人，不得不從青年團中吸收了幾個人。更鬧劇的是，1921年底，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被共產國際邀請跑到莫斯科參加所謂遠東勞苦人民大會。
同時也要知道，在列寧領導下的蘇俄，無政府主義者是備受壓迫的，例如1921年2月克魯泡特金去世時，列寧下令暫時釋放關押在監獄裏的無政府主義者去參加殯禮，事後仍然還要回到監獄。由此可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與無政府主義之間芥蒂之深。不過，通過這個舉措也可以看出，列寧對克魯泡特金比較重視和寬容。
列寧之所以鎮壓無政府主義者，除了這些人阻礙布爾什維克革命外，從思想資源上來說，二者也是難於調和的，這就要追溯到馬克思與巴枯寧在第一國際時的矛盾。在1869年巴塞爾大會上，馬克思與巴枯寧作為第一國際內部的兩派領袖，圍繞革命以後是否應該建立國家政權的問題發生激烈爭吵，相互攻擊，二人由同路人變成仇敵。巴枯寧後來評價馬克思和恩格斯“虛榮、惡毒、空談、侈談理論、怯於行動――空談生命、行動和素樸，……一句話，撒謊加愚昧，愚昧加撒謊。在這個圈子裏，想深呼一口新鮮空氣都辦不到”。馬克思則在當時就給德國朋友發去密信，聲稱巴枯寧是泛斯拉夫主義黨的間諜，每年收取這個黨兩千法郎的傭金。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最後巴枯寧被迫流亡瑞士。
就巴金本人來說。南京讀高中時，他就在《“欠來”——布爾雪維克的利刃》中，批評列寧的“布黨專政下的俄羅斯已成了屠殺革命黨人的刑場，執政的共產黨便是行刑的劊子手”。 在《俄羅斯的悲劇》的“後記”中批評說：中國共產黨提出“要走俄國人的路”是“想把俄國的悲劇拿來中國開演”。 巴金在根據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列寧論》材料做同名文章，批評列寧“欠來的無上權力，對俄國人民可以任意殺戮”，列寧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是“獨夫民賊”的行為，列寧因此應該被宣判死刑。
在列寧去世後，國內的國共兩黨方麵的報紙，都在為列寧大唱頌歌時，巴金撰寫了《列寧，革命的叛徒》。不用看內容，僅從題目就可以辨別出巴金的批評立場。之後，他在《馬克思與階級鬥爭》中批評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盛讚馬克思“發明”階級鬥爭一說，他說：階級鬥爭是一種客觀事實，並非出於思想家的發明，馬克思的學說大半取自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所謂“發明”不過是抄襲。之後，他還在與郭沫若的論戰中，寫下《馬克思主義的賣淫婦》這樣嬉笑怒罵的文章。
例子不用多舉，或者翻看一下1925、1926年，巴金在《民鍾》《時事新報》《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上的文章，哪一篇放在1949年後的政治環境下，都可以被定罪為“曆史反革命”，甚至包括他之後創辦的《民眾》半月刊，也都可以說是“罪證累累”。
在這一思想背景之下，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巴金，麵對1949年一個完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為意識形態的新政權，他的戰戰兢兢和如履薄冰是可以想見的。何況，1949年後的新政權，同時還以斯大林為世界革命的領袖，而巴金在1928年就寫過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與馬克思跟巴枯寧一樣，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也是死敵。而對於“托派”，無論是1930、40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還是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必須也始終與斯大林的觀點和立場保持一致。
雙重壓力之下的巴金，在公開場合所發表的言論，究竟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必須持懷疑態度的。同樣，公開場合下，巴金對於自己所講的話，又有多少保留和掩蓋，也是需要引起重視的。
不妨再舉例說明。比如，巴金在1933年《讀書雜誌》第3卷1期發表《巴金自傳》時說：自己1905年秋季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舊官僚家庭”，但到了1958年《給〈文匯報〉編輯部的信》的檢討中他就改成“官僚地主家庭”。或者看看巴金在1958年談《滅亡》的文章也可以看出，與1929年初版時不同的是，他一邊強調自己曾經是“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受其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思想影響；一邊批評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成事；一邊不忘強調自己對無政府主義“不曾消化”、“寫作時常常違反這個‘無政府主義’”。
在這篇文章中，巴金除了談到自己受克魯泡特金的影響外，還提到俄國十二月黨人、俄國民粹派、莉蓮·伏尼契、斯捷普尼亞克、妃格念爾、赫爾岑等多個無政府主義者，卻單單沒有提到無政府主義思想重鎮又是他大量閱讀過的巴枯寧，這是讓人有些疑惑的。因為如果巴金一點也沒有受到巴枯寧思想的影響，那為何在1927年在《答誣我者書》的文章中公然宣稱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巴枯寧主義者，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不但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在《巴枯寧底無政府主義（短論）》中聲稱“真正值得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的還是巴枯寧”，“隻有在巴枯寧身上，俄國革命青年才尋出了他們底真正導師，才尋到了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在1949年初，他還發表《巴枯寧二三事》這樣譽美大於紹介性的文章；甚至在政治環境極其緊張的環境中，他還偷偷收藏著歪戴帽子的巴枯寧明信片呢（上海的巴金紀念館的周立民證實說）.
如果再還原一下1958年的曆史現場，還可以發現，這一年也許是巴金在1949年後最難過的一年。起因是美國共產黨員法斯特因為1957年蘇聯侵略匈牙利，於是公開宣布退出美國共產黨，還在《赤裸裸的上帝》大罵：“共產黨是一個監獄。”
要知道這個法斯特，可是1953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的獲得者，他的作品在1949-1957年間在中國被翻譯出版的就有19部，活脫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因為法斯特的反水，《文藝報》1958年第5期發表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其中寫道：“霍華德·法斯特這個名字，現在成了一個肮髒的字眼。各國工人階級同聲唾棄他：‘呸！叛徒法斯特！’”接著《文藝報》主編張光年，約巴金、曹禺、袁水拍寫了一組批判文章發表在1958《文藝報》第8期上。巴金的文章是《法斯特的悲劇》，其中這樣寫道：“我們從此失去了一個誠實的作家。自然他以後還可能寫出更多的作品，但是他不會寫出像過去那樣激動人心的誠實的作品了。這的確是值得惋惜的。”曹禺在文章中寫道：（法斯特）“是個膿瘡”，是“隱藏在革命內部的敵人”，他的叛黨，說明“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共產黨員最大的敵人”。袁水拍在文章中寫道：“曾經假冒為善、竊取進步群眾對他的信任的法斯特，竟然背叛了真理，背叛了組織。這個無恥的家夥......”
既然存在這樣的差距，報社接連收到七封“讀者”來信，其中有人批評巴金的文章“遠不及曹禺同誌和袁水拍同誌的文章那樣帶勁”，並質疑：“是您的寫作技巧不高明嗎？比曹禺同誌和袁水拍同誌差嗎？都不是的，而是您文章的思想內容的問題”，說他“敵我矛盾、大是大非都還弄不清楚”。巴金接到《文藝報》轉來的“讀者來信”後，心虛地複信說：“讀者們的意見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寫那篇文章時，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點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給法斯特的信的影響。……我隻著眼在一個作家的墮落，卻忽略了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叛黨的重大事件，所以讀者們的批評是有理由的。”事後他覺得這樣處理過於草率，於是第二天急忙趕寫了《舊知識分子必須改造》。文中，他檢討說：“其實像我們這些在舊社會中生活過幾十年的人，怎麽能夠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年中間完全脫胎換骨成為新人？怎麽能夠一下子就把舊社會熏臭了的腦筋洗得幹幹淨淨，不留一點氣味？最近在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時候，我們中間哪一個人不曾暴露出肮髒的個人主義的東西，有些自命為清高的大知識分子甚至隱蔽著一個市儈的靈魂。”
這樣的檢討雖然深刻，但與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離題，意識到這點後，巴金又於慌亂中寫了《主要是思想內容》。文中說：“我寫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現方法。有時候我的思想對了，文章就有可取之處；思想一不對頭，我就會寫出壞文章來；有時候我的思想不大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那麽我的文章就不生動，無力量。所以在思想不對頭、不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的時候，我即使拚命在文字上花功夫，使出全身的力氣，也沒法把文章寫好。”
在巴金手忙腳亂地撰寫檢討之時，《文匯報》又轉給他一封署名“餘定”的文章《巴金同誌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口號》。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責問巴金：“‘把文藝還給人民’，實際上就是要求把文藝的領導權從黨的手裏拿過來，拿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實際上也就是拿到資產階級手裏”。文中還說：“一直到目前，我卻始終沒有聽到巴金同誌自我批評的聲音。這叫人該是多麽的焦急和失望！” 從信的內容和語氣上看，批判者的來頭不小，巴金無奈隻得再次檢討。在隨後，他敘述了自己說“把文藝還給人民”時的情況，並進一步檢討說：“因為我把思想領導跟藝術領導分開了看，怎麽能夠解決藝術領導的問題呢？而且照我過去那種想法單抓思想，放鬆藝術領導，甚至會產生藝術不為政治服務的後果”。
但是，事情並沒有因為他的檢討而結束。在《文藝報》6月11日發表巴金“複信”的同時，徐景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法斯特十萬人唾棄的叛徒——和巴金同誌商榷》的文章，將矛頭直指巴金。而後上海的《學術月刊》也刊發了《批評巴金對法斯特的錯誤認識》的文章。巴金有些難以招架了。
在“學問少的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插紅旗拔白旗”的口號中，中國人民大學編輯出版了《無政府主義批判》（上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巴金研究小組針對為巴金無政府主義辯護的王瑤和揚風撰寫了批判文章《論巴金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兼駁揚風、王瑤對巴金創作的評論》。
據不完全統計，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間，公開發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將近一百篇，幾乎將巴金的全部舊作做了一場大清洗。他後來追憶這段曆史時說：反右後，“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幹幹淨淨。你說……他說……我一律點頭”。種種跡象表明，巴金陷於四麵楚歌聲中。
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關係好的上層領導的積極斡旋，文藝的領導周揚也指示說：批判是群眾中來的，不是黨示意布置的，勸他不要多想。這樣，在上級領導的幹預下，這場“民間”批判運動得以平息。但巴金仍心有餘悸，在編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時，還是把邵荃麟建議抽調的那篇《後記》以摘要的形式作為《我的幼年》的注解予以公開。文中寫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學的封建大道理。……說實話，我當初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領導人，讓他給我帶路。可是我後來卻漸漸地安於這種所謂無政府主義式的生活了。……”
在強大的政權和意識形態下，在諸多的政治運動中，巴金淡化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或者避免提及像巴枯寧這樣的階級敵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也許有人會問，那作為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巴金何以還要繼續淡化或隱瞞無政府主義及巴枯寧呢？其實也很好理解，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中，某些領域的改革開放還是比較謹慎的。例如1978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的《巴枯寧言論》。同年，南開大學曆史係編寫了巴枯寧的相關資料。之後還有《馬克思恩格斯論巴枯寧主義》馬克思的《巴枯寧“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等出版。所有這些出版物，在立場和態度上仍然是批判的，巴金置身於這一大環境中，應該不會感受不到。
總結來說，1949年後新政權對於巴金夠優待的了，參加第一屆文代會、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所謂開國大典、被任命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人大代表等；同時頻繁的政治運動又讓“曆史不夠清白”的巴金，不時地陷於恐懼之中。
在這雙重壓力之下，巴金如何麵對和解釋昔日的信仰，自然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於是也就會存在一種蓄意遮掩、塗抹說謊的情況，就像林賢治先生質疑的那樣，巴金的說辭“顯然在為自己曾經作為追隨兩位無政府主義先驅者的曆史開脫。有趣的是，兩位中他敢於保留一個‘金’，是因為‘金’最後回到蘇聯，是受‘老大哥’保護的，而且得享天年；而巴枯寧不同，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教科書裏，他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所以‘巴’的出處必須另有所本”。
當然，關於“巴金”這個筆名，寓意究竟如何，各位可以做個結論。我隻是想提醒一下，對於一些作家名人在特定的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說的話，要存一個懷疑的態度，避免因為盲信其本人的言論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關於巴金，我想各位對他晚年的《隨想錄》充滿了好感。比如他對自己在1949年後參與批判胡風、馮雪峰等很多人，表示了懺悔，他說自己當年是落井下石，他說自己以後一定要說真話，其中《隨想錄》的一冊集子取名就是《真話集》。比如他還寫下這樣的話：“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不錯，麵對這樣的道德懺悔，應該寬恕他，因為相比那時巴金，此時的我們也有罪，比如我們眼看著罪惡橫行，眼看著鐵鏈女、鐵籠女、窯洞女被淩辱，眼看著那些義人失去自由，我們除了在私下裏咒罵他們幾句，或者在微信群裏發泄一些不滿，然後呢，然後我們幹了什麽呢？我們又能幹什麽呢？所以不應該站在道德的製高點去指責巴金。
不過，不能僅僅停留在這種道德式的反思層麵，因為一個文化精英，遭遇幾十年的被關在鐵籠子裏、被鐵鏈子纏在脖子上的生活，就這麽呼喊了幾句膚淺的道德反省和自我批評，或者寫幾篇翻來覆去的不痛不癢的文章，然後就堂而皇之地作為正部級的作協主席，連續任職21年不辭職、不退休，並且死在任上。臨死前的多年間，安然地住在高幹病房，大把花著納稅人的錢，這就叫獨立思考、明辨是非嗎？甚至在有形的鐵籠子、鐵鏈子摘去後，連自己筆名的真實含義都不敢公開說出來，還說什麽講真話呢？而如果思考和行動都是矮子，那他筆下的文學，還值得文學史家們寫入教科書嗎？
當然，更主要的是，巴金作為當年的熱血的無政府主義信奉者，怎麽一旦遭遇極權主義的政府時，立馬就放棄了自己的追求，熱情地投入到政府的懷抱中去。理想呢？信念呢？追求呢？反抗呢？這麽容易就牆頭草般地繳械投誠，那筆名中那麽鍾情的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到底值幾毛錢？如果這麽廉價地放棄自己的理想，那巴金的存在不就是實用主義、投機主義最好的樣板嗎？
筆名中不能說的秘密：巴金為何叫巴金
歌珊人 (2026-01-18 11:39:17) 評論 (4)巴金是現代文壇上一個比較引人注意的作家，官方的教科書曾有“魯郭茅巴老曹”的說法，“文革”後他又被安排在文聯主席直到生命最後，還有他本來並不成熟的《家》被各種教科書大肆宣傳著，再加上並不見什麽反思深度卻又具有道德製高點特點的《隨想錄》，這一切都為巴金攢足了積分和光環。不過，有個小問題似乎教授學者們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說法，那就是“巴金”為何叫巴金呢？
有關“巴金”這個筆名，最早見於1928年10月胡愈之為《東方雜誌》的約稿《脫洛斯基的托爾斯泰論》中。不過，“巴金”這個筆名其實最先署在1929年連載的小說《滅亡》中，因為小說交稿早而發表晚了。從後來的結果看，“巴金”這個筆名的流傳確得益於《滅亡》這部小說。
一個普遍現象，不僅是文人，任何人給自己取筆名總有些寓意。那麽，“巴金”這個筆名有何寓意呢？
從公開的材料看，1930、40年代巴金本人未就筆名公開解釋過，倒是同時代的作家林語堂曾在私底下說過：“巴金”就是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首尾字。這種解釋很符合邏輯，也很有道理，因為巴金在1928、1929年前後是個很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者，處女作《滅亡》這個小說充滿了無政府主義色彩，所以人們就此相信了這個解釋。
但是，到了1957年9月，巴金在致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卻說：“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消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麽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麵加了一個‘巴’字。”這段話的意思表明，巴金承認筆名中取了克魯泡特金，但否認了巴枯寧，並解釋說來自一個死去的“並不是知己朋友”的巴恩波。
1958年3月，在《談〈滅亡〉》一文中，巴金又說：“有一個姓巴的北方同學跟我相處不到一個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聽說他在項熱投水自殺。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殺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筆名中那個‘巴’字就是因他而聯想起來的。從他那裏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個‘巴’字。”
類似的說法，巴金在1980年代回答香港中文大學校刊編輯時再次予以重複。不過，令人疑惑的是，巴金同在1980年代接受陳思和采訪時，又否定了筆名取自克魯泡特金的“金”，而是聽取了一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而采用“金”，還說“巴金”這個筆名不是“有意取的筆名，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係在一起”。
那麽，“巴金”這個筆名到底寓意如何呢？或者說巴金本人的說法到底該信哪一個呢？甚至哪一個都不該信呢？因為巴金在1957年第一次回應中，承認了“金”取自克魯泡特金，“巴”取自巴恩波的“巴”，但是結合1958年的說法，巴金又說自己跟巴恩波並“不熟”，這相當於否定了他1957年說的“並不是知己朋友”。因為“不熟”與“不是知己朋友”之間，就情感程度而言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麽，巴金與巴恩波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呢？巴金的《海行》（後改名為《海行雜記》）就能說明問題。在一個多月的旅行中，巴金僅在《海行》中《船上的友伴》一節提到過：“在上海上船的除了我和衛外，還有四個。兩個是北平中法大學的學生，一個姓範是研究文學的，一個姓巴的學數學；還有一個姓楊的，剛在保定育德中學畢業。他們三個一塊從北方來，買四等艙的票，卻在三等艙的餐廳裏吃飯。”在之後一個多月的漫長旅行中，巴金與巴恩波幾乎沒有交集，一同閑聊也好，一塊上岸遊覽景觀也好，巴金始終都與三等艙的幾位朋友在一起，並沒有巴恩波在場，也不見他們在一起交流。事實上他們也很難交流，因為巴恩波首先是北方人，又是學數學專業的，而且巴金與研究文學的姓範的都沒有交流。所以他所謂的“使我痛苦”這樣的修辭，就缺少了情感基礎，因之取筆名時聯想起“不熟”——與其說“不熟”不如說幾近陌路——的巴恩波，就更有些牽強附會了，至少有違人之常情。或者借用林賢治先生在《巴金：浮沉一百年》一書中的話說就是：“一個是籍籍無名的學生，一個是世界聞名的大師，把這樣兩個人拉來搭配到一起，難道不覺得有點滑稽嗎？”
有了這個確定疑點，就不妨再擴大一下可疑處，那就是回到1957、1958年的曆史現場，看看當年到底是什麽一種狀況。
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巴金還是一如既往地積極響應，先是以一篇《“鳴”起來吧！》揭開鳴放的序幕，隨後是《“獨立思考”》，而且在文中他寫道：“有些人自己不習慣‘獨立思考’，也不習慣別人‘獨立思考’。他們把自己裝在套子裏麵，也喜歡把別人裝在套子裏麵。他們拿起教條的棍子到處巡邏，要是看見有人從套子裏鑽出來，他們就給他一悶棍，他們聽見到處都在唱他們習慣了的那種沒有感情的單調的調子，他們就滿意地在套子裏睡著了。”
此後巴金又先後寫出《說忙》《重視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觀眾的聲音》《筆下留情》《秋夜雜感》《描寫人》《辭“帽子”》《巴金談創作》等文章。他還把批評的著眼點擴展到社會的其它方麵，先後撰寫了《論“有啥吃啥”》《“艱苦”和“浪費”》《“救救孩子”》等“鳴放”文章。在1957年參加完全國宣傳會議和中國作協創作規劃會後，巴金多次參加上海市委組織的座談會，將這種會議精神做了很好的貫徹和發揮。在談到《解放日報》負責人主張寫雜文“要學習魯迅，抓主流”時，他質問道：“難道批評缺點，批評官僚主義，掃清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障礙就不是主流嗎？”在5月15日、16日的座談會上，他再次作了批判性發言。《解放日報》當時報道說：“巴金認為應該把文藝交給人民送到群眾中去受考驗，不能由少數領導同誌根據自己的好惡幹涉上演或出版。”“巴金認為……所謂藝術領導，他認為還可研究。他認為在藝術方麵作協做好讓作家們發揮各人的創造性，少領導，多幫忙。”
就在巴金積極“鳴放”時，《人民日報》吹響“反右”鬥爭的號角，巴金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壓力和殘酷，對自己此前的“莽撞”後悔不迭。因此，當浦熙修約他寫一篇反擊右派的文章時，他當即答應並在當天寫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緊接著，他又接受《人民日報》之約，撰寫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隨後他開始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峰“淩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連”。 再之後就是《是政治鬥爭，也是思想鬥爭》《反黨反人民的個人野心家的路是絕對走不通的》《慘痛的教訓——“過關談”之一》《“國士論”——“過關談”之二》《戴帽子——“過關談”之三》等多篇表態文章。
二十多年後，巴金在《再論說真話》中回憶起這段經曆時不止一次地說：“我在1956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
試想，在這樣一種緊張氛圍之下，巴金在寫給彼得羅夫信中的話兒，可信度有多高？實在是不好評估的。
因為有這樣的客觀環境，也因為巴金不可避免地會受製於這樣的環境，那不妨再將鏡頭擴展一下。早在1949年“文代會”召開不久，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鳳姐”丁玲就在一次北京青年團的講座中批評說：“巴金的小說可以使人有作為，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但是“那種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中間隻有幾個又像朋友，又像愛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個名堂來”，所以“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要糾正他的不實際的思想作風”。丁玲的講話，已經很明確地暗示巴金的那種“上無領導，下無群眾”的“革命”，就是無政府主義。
今天的很多人對無政府主義已經不很了解了，要知道在“五四”時期，影響最大、最能吸引年輕人的就是無政府主義，甚至很多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例如毛澤東1919年在《湘江評論》中發表過一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其中寫道：“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願工作。貴族資本家，隻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就講到：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成立共產黨小組時，9人中就有黃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5名無政府主義者，後來鬧矛盾這5個人退出了，小組就剩下4個人，不得不從青年團中吸收了幾個人。更鬧劇的是，1921年底，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被共產國際邀請跑到莫斯科參加所謂遠東勞苦人民大會。
同時也要知道，在列寧領導下的蘇俄，無政府主義者是備受壓迫的，例如1921年2月克魯泡特金去世時，列寧下令暫時釋放關押在監獄裏的無政府主義者去參加殯禮，事後仍然還要回到監獄。由此可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與無政府主義之間芥蒂之深。不過，通過這個舉措也可以看出，列寧對克魯泡特金比較重視和寬容。
列寧之所以鎮壓無政府主義者，除了這些人阻礙布爾什維克革命外，從思想資源上來說，二者也是難於調和的，這就要追溯到馬克思與巴枯寧在第一國際時的矛盾。在1869年巴塞爾大會上，馬克思與巴枯寧作為第一國際內部的兩派領袖，圍繞革命以後是否應該建立國家政權的問題發生激烈爭吵，相互攻擊，二人由同路人變成仇敵。巴枯寧後來評價馬克思和恩格斯“虛榮、惡毒、空談、侈談理論、怯於行動――空談生命、行動和素樸，……一句話，撒謊加愚昧，愚昧加撒謊。在這個圈子裏，想深呼一口新鮮空氣都辦不到”。馬克思則在當時就給德國朋友發去密信，聲稱巴枯寧是泛斯拉夫主義黨的間諜，每年收取這個黨兩千法郎的傭金。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最後巴枯寧被迫流亡瑞士。
就巴金本人來說。南京讀高中時，他就在《“欠來”——布爾雪維克的利刃》中，批評列寧的“布黨專政下的俄羅斯已成了屠殺革命黨人的刑場，執政的共產黨便是行刑的劊子手”。 在《俄羅斯的悲劇》的“後記”中批評說：中國共產黨提出“要走俄國人的路”是“想把俄國的悲劇拿來中國開演”。 巴金在根據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列寧論》材料做同名文章，批評列寧“欠來的無上權力，對俄國人民可以任意殺戮”，列寧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是“獨夫民賊”的行為，列寧因此應該被宣判死刑。
在列寧去世後，國內的國共兩黨方麵的報紙，都在為列寧大唱頌歌時，巴金撰寫了《列寧，革命的叛徒》。不用看內容，僅從題目就可以辨別出巴金的批評立場。之後，他在《馬克思與階級鬥爭》中批評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盛讚馬克思“發明”階級鬥爭一說，他說：階級鬥爭是一種客觀事實，並非出於思想家的發明，馬克思的學說大半取自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所謂“發明”不過是抄襲。之後，他還在與郭沫若的論戰中，寫下《馬克思主義的賣淫婦》這樣嬉笑怒罵的文章。
例子不用多舉，或者翻看一下1925、1926年，巴金在《民鍾》《時事新報》《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上的文章，哪一篇放在1949年後的政治環境下，都可以被定罪為“曆史反革命”，甚至包括他之後創辦的《民眾》半月刊，也都可以說是“罪證累累”。
在這一思想背景之下，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巴金，麵對1949年一個完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為意識形態的新政權，他的戰戰兢兢和如履薄冰是可以想見的。何況，1949年後的新政權，同時還以斯大林為世界革命的領袖，而巴金在1928年就寫過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與馬克思跟巴枯寧一樣，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也是死敵。而對於“托派”，無論是1930、40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還是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必須也始終與斯大林的觀點和立場保持一致。
雙重壓力之下的巴金，在公開場合所發表的言論，究竟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必須持懷疑態度的。同樣，公開場合下，巴金對於自己所講的話，又有多少保留和掩蓋，也是需要引起重視的。
不妨再舉例說明。比如，巴金在1933年《讀書雜誌》第3卷1期發表《巴金自傳》時說：自己1905年秋季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舊官僚家庭”，但到了1958年《給〈文匯報〉編輯部的信》的檢討中他就改成“官僚地主家庭”。或者看看巴金在1958年談《滅亡》的文章也可以看出，與1929年初版時不同的是，他一邊強調自己曾經是“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受其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思想影響；一邊批評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成事；一邊不忘強調自己對無政府主義“不曾消化”、“寫作時常常違反這個‘無政府主義’”。
在這篇文章中，巴金除了談到自己受克魯泡特金的影響外，還提到俄國十二月黨人、俄國民粹派、莉蓮·伏尼契、斯捷普尼亞克、妃格念爾、赫爾岑等多個無政府主義者，卻單單沒有提到無政府主義思想重鎮又是他大量閱讀過的巴枯寧，這是讓人有些疑惑的。因為如果巴金一點也沒有受到巴枯寧思想的影響，那為何在1927年在《答誣我者書》的文章中公然宣稱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巴枯寧主義者，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不但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在《巴枯寧底無政府主義（短論）》中聲稱“真正值得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的還是巴枯寧”，“隻有在巴枯寧身上，俄國革命青年才尋出了他們底真正導師，才尋到了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在1949年初，他還發表《巴枯寧二三事》這樣譽美大於紹介性的文章；甚至在政治環境極其緊張的環境中，他還偷偷收藏著歪戴帽子的巴枯寧明信片呢（上海的巴金紀念館的周立民證實說）.
如果再還原一下1958年的曆史現場，還可以發現，這一年也許是巴金在1949年後最難過的一年。起因是美國共產黨員法斯特因為1957年蘇聯侵略匈牙利，於是公開宣布退出美國共產黨，還在《赤裸裸的上帝》大罵：“共產黨是一個監獄。”
要知道這個法斯特，可是1953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的獲得者，他的作品在1949-1957年間在中國被翻譯出版的就有19部，活脫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因為法斯特的反水，《文藝報》1958年第5期發表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其中寫道：“霍華德·法斯特這個名字，現在成了一個肮髒的字眼。各國工人階級同聲唾棄他：‘呸！叛徒法斯特！’”接著《文藝報》主編張光年，約巴金、曹禺、袁水拍寫了一組批判文章發表在1958《文藝報》第8期上。巴金的文章是《法斯特的悲劇》，其中這樣寫道：“我們從此失去了一個誠實的作家。自然他以後還可能寫出更多的作品，但是他不會寫出像過去那樣激動人心的誠實的作品了。這的確是值得惋惜的。”曹禺在文章中寫道：（法斯特）“是個膿瘡”，是“隱藏在革命內部的敵人”，他的叛黨，說明“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共產黨員最大的敵人”。袁水拍在文章中寫道：“曾經假冒為善、竊取進步群眾對他的信任的法斯特，竟然背叛了真理，背叛了組織。這個無恥的家夥......”
既然存在這樣的差距，報社接連收到七封“讀者”來信，其中有人批評巴金的文章“遠不及曹禺同誌和袁水拍同誌的文章那樣帶勁”，並質疑：“是您的寫作技巧不高明嗎？比曹禺同誌和袁水拍同誌差嗎？都不是的，而是您文章的思想內容的問題”，說他“敵我矛盾、大是大非都還弄不清楚”。巴金接到《文藝報》轉來的“讀者來信”後，心虛地複信說：“讀者們的意見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寫那篇文章時，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點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給法斯特的信的影響。……我隻著眼在一個作家的墮落，卻忽略了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叛黨的重大事件，所以讀者們的批評是有理由的。”事後他覺得這樣處理過於草率，於是第二天急忙趕寫了《舊知識分子必須改造》。文中，他檢討說：“其實像我們這些在舊社會中生活過幾十年的人，怎麽能夠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年中間完全脫胎換骨成為新人？怎麽能夠一下子就把舊社會熏臭了的腦筋洗得幹幹淨淨，不留一點氣味？最近在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時候，我們中間哪一個人不曾暴露出肮髒的個人主義的東西，有些自命為清高的大知識分子甚至隱蔽著一個市儈的靈魂。”
這樣的檢討雖然深刻，但與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離題，意識到這點後，巴金又於慌亂中寫了《主要是思想內容》。文中說：“我寫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現方法。有時候我的思想對了，文章就有可取之處；思想一不對頭，我就會寫出壞文章來；有時候我的思想不大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那麽我的文章就不生動，無力量。所以在思想不對頭、不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的時候，我即使拚命在文字上花功夫，使出全身的力氣，也沒法把文章寫好。”
在巴金手忙腳亂地撰寫檢討之時，《文匯報》又轉給他一封署名“餘定”的文章《巴金同誌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口號》。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責問巴金：“‘把文藝還給人民’，實際上就是要求把文藝的領導權從黨的手裏拿過來，拿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實際上也就是拿到資產階級手裏”。文中還說：“一直到目前，我卻始終沒有聽到巴金同誌自我批評的聲音。這叫人該是多麽的焦急和失望！” 從信的內容和語氣上看，批判者的來頭不小，巴金無奈隻得再次檢討。在隨後，他敘述了自己說“把文藝還給人民”時的情況，並進一步檢討說：“因為我把思想領導跟藝術領導分開了看，怎麽能夠解決藝術領導的問題呢？而且照我過去那種想法單抓思想，放鬆藝術領導，甚至會產生藝術不為政治服務的後果”。
但是，事情並沒有因為他的檢討而結束。在《文藝報》6月11日發表巴金“複信”的同時，徐景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法斯特十萬人唾棄的叛徒——和巴金同誌商榷》的文章，將矛頭直指巴金。而後上海的《學術月刊》也刊發了《批評巴金對法斯特的錯誤認識》的文章。巴金有些難以招架了。
在“學問少的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插紅旗拔白旗”的口號中，中國人民大學編輯出版了《無政府主義批判》（上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巴金研究小組針對為巴金無政府主義辯護的王瑤和揚風撰寫了批判文章《論巴金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兼駁揚風、王瑤對巴金創作的評論》。
據不完全統計，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間，公開發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將近一百篇，幾乎將巴金的全部舊作做了一場大清洗。他後來追憶這段曆史時說：反右後，“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幹幹淨淨。你說……他說……我一律點頭”。種種跡象表明，巴金陷於四麵楚歌聲中。
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關係好的上層領導的積極斡旋，文藝的領導周揚也指示說：批判是群眾中來的，不是黨示意布置的，勸他不要多想。這樣，在上級領導的幹預下，這場“民間”批判運動得以平息。但巴金仍心有餘悸，在編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時，還是把邵荃麟建議抽調的那篇《後記》以摘要的形式作為《我的幼年》的注解予以公開。文中寫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學的封建大道理。……說實話，我當初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領導人，讓他給我帶路。可是我後來卻漸漸地安於這種所謂無政府主義式的生活了。……”
在強大的政權和意識形態下，在諸多的政治運動中，巴金淡化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或者避免提及像巴枯寧這樣的階級敵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也許有人會問，那作為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巴金何以還要繼續淡化或隱瞞無政府主義及巴枯寧呢？其實也很好理解，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中，某些領域的改革開放還是比較謹慎的。例如1978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的《巴枯寧言論》。同年，南開大學曆史係編寫了巴枯寧的相關資料。之後還有《馬克思恩格斯論巴枯寧主義》馬克思的《巴枯寧“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等出版。所有這些出版物，在立場和態度上仍然是批判的，巴金置身於這一大環境中，應該不會感受不到。
總結來說，1949年後新政權對於巴金夠優待的了，參加第一屆文代會、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所謂開國大典、被任命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人大代表等；同時頻繁的政治運動又讓“曆史不夠清白”的巴金，不時地陷於恐懼之中。
在這雙重壓力之下，巴金如何麵對和解釋昔日的信仰，自然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於是也就會存在一種蓄意遮掩、塗抹說謊的情況，就像林賢治先生質疑的那樣，巴金的說辭“顯然在為自己曾經作為追隨兩位無政府主義先驅者的曆史開脫。有趣的是，兩位中他敢於保留一個‘金’，是因為‘金’最後回到蘇聯，是受‘老大哥’保護的，而且得享天年；而巴枯寧不同，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教科書裏，他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所以‘巴’的出處必須另有所本”。
當然，關於“巴金”這個筆名，寓意究竟如何，各位可以做個結論。我隻是想提醒一下，對於一些作家名人在特定的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說的話，要存一個懷疑的態度，避免因為盲信其本人的言論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關於巴金，我想各位對他晚年的《隨想錄》充滿了好感。比如他對自己在1949年後參與批判胡風、馮雪峰等很多人，表示了懺悔，他說自己當年是落井下石，他說自己以後一定要說真話，其中《隨想錄》的一冊集子取名就是《真話集》。比如他還寫下這樣的話：“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不錯，麵對這樣的道德懺悔，應該寬恕他，因為相比那時巴金，此時的我們也有罪，比如我們眼看著罪惡橫行，眼看著鐵鏈女、鐵籠女、窯洞女被淩辱，眼看著那些義人失去自由，我們除了在私下裏咒罵他們幾句，或者在微信群裏發泄一些不滿，然後呢，然後我們幹了什麽呢？我們又能幹什麽呢？所以不應該站在道德的製高點去指責巴金。
不過，不能僅僅停留在這種道德式的反思層麵，因為一個文化精英，遭遇幾十年的被關在鐵籠子裏、被鐵鏈子纏在脖子上的生活，就這麽呼喊了幾句膚淺的道德反省和自我批評，或者寫幾篇翻來覆去的不痛不癢的文章，然後就堂而皇之地作為正部級的作協主席，連續任職21年不辭職、不退休，並且死在任上。臨死前的多年間，安然地住在高幹病房，大把花著納稅人的錢，這就叫獨立思考、明辨是非嗎？甚至在有形的鐵籠子、鐵鏈子摘去後，連自己筆名的真實含義都不敢公開說出來，還說什麽講真話呢？而如果思考和行動都是矮子，那他筆下的文學，還值得文學史家們寫入教科書嗎？
當然，更主要的是，巴金作為當年的熱血的無政府主義信奉者，怎麽一旦遭遇極權主義的政府時，立馬就放棄了自己的追求，熱情地投入到政府的懷抱中去。理想呢？信念呢？追求呢？反抗呢？這麽容易就牆頭草般地繳械投誠，那筆名中那麽鍾情的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到底值幾毛錢？如果這麽廉價地放棄自己的理想，那巴金的存在不就是實用主義、投機主義最好的樣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