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得知北京有個法源寺，是在三十年前讀了李敖的曆史小說《北京法源寺》。 他在上世紀70 年代被關押在監獄時構思了這部小說的梗概，並在1976 年出獄後完成寫作。小說不算長，一共約十八萬字，並曾獲得2000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不是獲獎）。 小說以戊戌變法事件為背景，講述了晚清時期的“百日維新”失敗後，光緒被廢，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六君子” 被斬首的曆史。它以具象的北京法源寺為縱線，以抽象的曆朝各代史事為橫剖，創造了一種以對話形式鋪陳事件、推動情節、勾勒人物並呈示主題的表現方式。李敖在書中探討了生死、鬼神、僧俗、家國等眾多重要主題，並以濃墨重彩塑造出一個集俠客風骨、變法誌士和殉道英雄於一體的譚嗣同。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這位湖南誌士不僅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是中國近代史上為理想殉道的精神豐碑。他自幼博覽群書，既受傳統儒學熏陶，又廣涉西學新知，成年後遍曆各地，目睹山河破碎、百姓疾苦，遂立下 “救亡圖存” 之誌。他撰寫《仁學》，試圖以 “破中外之見”和“破人我之見” 的思想，為沉睡的中國開出救亡 “猛藥”，其理念遠超單純的製度改良，已然帶有強烈的革命底色。
譚嗣同狹義肝膽，他既能與朝廷官員議論政事，也能和江湖人士推杯換盞，展現出不拘一格的豪邁之氣。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力勸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出逃以圖東山再起，自己卻拒絕逃亡，以菜市口之死完成 “血薦軒轅” 的儀式，用鮮血證明清廷的無道，迫使國人放棄改良幻想，轉向革命； 他用自己的犧牲昭告同胞、鼓舞同誌繼續奮鬥。當年的我一口氣連讀了兩遍，對小說的體會就是四個字“蕩氣回腸“，尤其是小說中對譚嗣同大義淩然和視死如歸的描寫，使我產生了此生必去北京法源寺一遊的想法。可惜的是，在過去 20年中，我至少去過北京20次，每次都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法源寺。
但我也沒有忘了北京法源寺， 2015 年時我就在上海大劇院觀看了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田沁鑫導演的同名話劇，劇中慈禧，袁世凱，榮祿，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賈一平主演的譚嗣同一角，既俠義又悲壯，成為該角色的經典演繹者。
2025年10月，我終於有機會遊覽北京法源寺。在北京眾多名勝古跡中，法源寺並不出名。它位於菜市口附近的教子胡同南口，顯得格外低調，若不是門楣上 “法源寺” 三字，很容易錯過這座藏在市井裏的千年古刹。
唐太宗李世民於唐貞觀十九年（645 年）為哀悼東征遼東的陣亡將士而建此寺，當時賜名“憫忠寺”。此後明清兩朝都曾撥資重修，雍正帝還親筆賜額 “法源寺”。 它的規模並不大，但居然有山門、鍾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憫忠台、淨業堂、無量殿、大悲壇、藏經閣等共六院七進。其中的憫忠台亦稱觀音殿，麵闊、進深各三間，平麵呈方形，台基高度超過一米，殿中懸掛康熙禦筆的 “存誠” 匾額，保存著法源寺的曆代石刻、經幢等。 而毗盧殿又稱淨業堂，麵闊三間，前設廊道，硬山頂，堂內供奉著一尊按照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後的形象以銅製成的明代毗盧佛像。
法源寺的人文底蘊深厚，北宋靖康之變後，宋欽宗趙桓被擄至燕京，曾短暫囚禁於憫忠寺月餘，成為靖康之恥的曆史見證。 宋末遺臣謝枋得抗元失敗後，也在此絕食而亡。明末的抗清英雄袁崇煥被淩遲處死後，其部下佘姓義士曾將其遺體帶到寺中進行超度。1920 年，楊開慧女士的父親楊昌濟先生去世後也曾停靈於法源寺，毛澤東曾來此陪同守靈。民國時期的法源寺更成為文人雅集之地，徐誌摩、林徽因、泰戈爾等都曾在此留下足跡。
院落裏的文冠樹已近二百年樹齡，枝椏斜斜挑著晴空，據說是寺中最古老的生靈之一。天王殿內香火氤氳，李敖曾在小說裏細致描摹過譚嗣同與梁啟超在此焚香盟誓的場景：彼時的譚嗣同，一襲長衫，目光灼灼，與梁啟超約定 “以天下為己任”，要為變法圖強拚盡心力。如今殿內的銅獅仍是清代舊物，獅爪下的繡球磨得光滑，像是被百年時光反複摩挲，也像是在見證著譚嗣同與同道們那段以熱血澆灌理想的歲月。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常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誌士在此地雅集，縱論變法、共商國事，寺內的憫忠台、藏經閣等地成為維新思想的交流場所，也是他們凝聚共識、堅定信念的精神空間。
穿過大雄寶殿，憫忠台的高台在陽光下愈發醒目。這座被傳為唐代殿基的台座上，康熙禦筆 “存誠” 匾額靜靜懸著，六龍邊飾在光影中流轉。站在此處，很容易想起譚嗣同與法源寺方丈佘法師的對話 —— 李敖在小說中寫道，二人曾在此探討 “生義之辨”，譚嗣同直言 “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他早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隻願以 “死事” 喚醒國人。他試圖打破舊時代的桎梏，卻最終被封建勢力的利刃斬斷前路，隻留下精神的刻痕，在曆史長河中永不褪色。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前往日本使館勸說梁啟超逃亡日本以圖將來，他拒絕了與梁啟超一同出逃的請求，留下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的遺言，還將自己的著作、詩文稿本及家信托付給梁啟超，以 “程嬰杵臼，月照西關” 作比，約定兩人分任 “生者圖將來，死者酬聖主” 的使命，隨後兩人相擁訣別。 此後的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數日後即與林旭等 “戊戌六君子” 就義於北京菜市口。梁啟超則在日本使館的保護下，於 9 月 29 日乘日本軍艦逃亡日本，此後整理傳播譚嗣同遺作，使其思想得以留存後世。
譚嗣同在菜市口就義後，其遺體雖在附近的瀏陽會館入殮設靈，但法源寺僧眾為其舉行了超度儀式，寺內留存的碑刻與文獻也間接記錄了這段悲壯曆史。譚嗣同雖死，卻以一人之犧牲，為中國近代變革點燃了精神火種 —— 他讓更多人明白，改良之路不通，唯有徹底打破舊秩序，才能為國家尋得新生。李敖先生曾談起他在獄中構思這部小說時的心境 —— 當他把法源寺作為曆史的橫截麵，將唐碑的沉默、丁香的芬芳與譚嗣同的熱血熔於一爐，便讓這座古刹超越了宗教場所的意義，也讓譚嗣同的形象，不再隻是曆史書中的一個名字，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擔當的中國人的精神符號。
閣前的銅香爐刻著細密的紋飾，爐煙嫋嫋上升，仿佛能看見大刀王五在此為譚嗣同設靈時的悲戚，也能看見譚嗣同在獄中寫下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的從容 —— 他臨刑前，麵對劊子手的屠刀，毫無懼色，甚至高聲疾呼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那份赤誠與壯烈，讓法源寺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精神的力量。
參觀時偶然得知，譚嗣同在北京期間居住的瀏陽會館就在附近，於是立即前往。 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一直居住在此直到被捕。可惜的是此處已成為大雜院，院內擁擠不堪，私搭亂建現象嚴重，實在是不堪入目。所幸院門口除文物保護牌匾外，還懸掛有 “瀏陽會館項目騰退辦公室” 的牌子，正待對院落進行修複。
譚嗣同英勇就義後，梁啟超曾在《去國行》中沉痛悼念：“君曾為我擊築歌，我今為君扶櫬哭。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鬼哭。“ 康有為也曾寫作一首嵌名挽聯：“”複生不複生矣，有為安有為哉“? 以譚嗣同字“複生”和自己名“有為” 雙關嵌名，上聯哀其犧牲，下聯抒自身愧疚與無力感，成為經典悼詞。而法源寺則成為譚嗣同寄托理想、直麵生死的精神道場，使二者的關聯深入人心。卻也讓這座古刹成為這段悲壯曆史的見證。
北京法源寺
長島退休客 (2026-01-14 16:17:46) 評論 (1) 第一次得知北京有個法源寺，是在三十年前讀了李敖的曆史小說《北京法源寺》。 他在上世紀70 年代被關押在監獄時構思了這部小說的梗概，並在1976 年出獄後完成寫作。小說不算長，一共約十八萬字，並曾獲得2000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不是獲獎）。 小說以戊戌變法事件為背景，講述了晚清時期的“百日維新”失敗後，光緒被廢，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六君子” 被斬首的曆史。它以具象的北京法源寺為縱線，以抽象的曆朝各代史事為橫剖，創造了一種以對話形式鋪陳事件、推動情節、勾勒人物並呈示主題的表現方式。李敖在書中探討了生死、鬼神、僧俗、家國等眾多重要主題，並以濃墨重彩塑造出一個集俠客風骨、變法誌士和殉道英雄於一體的譚嗣同。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這位湖南誌士不僅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是中國近代史上為理想殉道的精神豐碑。他自幼博覽群書，既受傳統儒學熏陶，又廣涉西學新知，成年後遍曆各地，目睹山河破碎、百姓疾苦，遂立下 “救亡圖存” 之誌。他撰寫《仁學》，試圖以 “破中外之見”和“破人我之見” 的思想，為沉睡的中國開出救亡 “猛藥”，其理念遠超單純的製度改良，已然帶有強烈的革命底色。
譚嗣同狹義肝膽，他既能與朝廷官員議論政事，也能和江湖人士推杯換盞，展現出不拘一格的豪邁之氣。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力勸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出逃以圖東山再起，自己卻拒絕逃亡，以菜市口之死完成 “血薦軒轅” 的儀式，用鮮血證明清廷的無道，迫使國人放棄改良幻想，轉向革命； 他用自己的犧牲昭告同胞、鼓舞同誌繼續奮鬥。當年的我一口氣連讀了兩遍，對小說的體會就是四個字“蕩氣回腸“，尤其是小說中對譚嗣同大義淩然和視死如歸的描寫，使我產生了此生必去北京法源寺一遊的想法。可惜的是，在過去 20年中，我至少去過北京20次，每次都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法源寺。
但我也沒有忘了北京法源寺， 2015 年時我就在上海大劇院觀看了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田沁鑫導演的同名話劇，劇中慈禧，袁世凱，榮祿，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賈一平主演的譚嗣同一角，既俠義又悲壯，成為該角色的經典演繹者。
2025年10月，我終於有機會遊覽北京法源寺。在北京眾多名勝古跡中，法源寺並不出名。它位於菜市口附近的教子胡同南口，顯得格外低調，若不是門楣上 “法源寺” 三字，很容易錯過這座藏在市井裏的千年古刹。
唐太宗李世民於唐貞觀十九年（645 年）為哀悼東征遼東的陣亡將士而建此寺，當時賜名“憫忠寺”。此後明清兩朝都曾撥資重修，雍正帝還親筆賜額 “法源寺”。 它的規模並不大，但居然有山門、鍾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憫忠台、淨業堂、無量殿、大悲壇、藏經閣等共六院七進。其中的憫忠台亦稱觀音殿，麵闊、進深各三間，平麵呈方形，台基高度超過一米，殿中懸掛康熙禦筆的 “存誠” 匾額，保存著法源寺的曆代石刻、經幢等。 而毗盧殿又稱淨業堂，麵闊三間，前設廊道，硬山頂，堂內供奉著一尊按照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後的形象以銅製成的明代毗盧佛像。
法源寺的人文底蘊深厚，北宋靖康之變後，宋欽宗趙桓被擄至燕京，曾短暫囚禁於憫忠寺月餘，成為靖康之恥的曆史見證。 宋末遺臣謝枋得抗元失敗後，也在此絕食而亡。明末的抗清英雄袁崇煥被淩遲處死後，其部下佘姓義士曾將其遺體帶到寺中進行超度。1920 年，楊開慧女士的父親楊昌濟先生去世後也曾停靈於法源寺，毛澤東曾來此陪同守靈。民國時期的法源寺更成為文人雅集之地，徐誌摩、林徽因、泰戈爾等都曾在此留下足跡。
院落裏的文冠樹已近二百年樹齡，枝椏斜斜挑著晴空，據說是寺中最古老的生靈之一。天王殿內香火氤氳，李敖曾在小說裏細致描摹過譚嗣同與梁啟超在此焚香盟誓的場景：彼時的譚嗣同，一襲長衫，目光灼灼，與梁啟超約定 “以天下為己任”，要為變法圖強拚盡心力。如今殿內的銅獅仍是清代舊物，獅爪下的繡球磨得光滑，像是被百年時光反複摩挲，也像是在見證著譚嗣同與同道們那段以熱血澆灌理想的歲月。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常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誌士在此地雅集，縱論變法、共商國事，寺內的憫忠台、藏經閣等地成為維新思想的交流場所，也是他們凝聚共識、堅定信念的精神空間。
穿過大雄寶殿，憫忠台的高台在陽光下愈發醒目。這座被傳為唐代殿基的台座上，康熙禦筆 “存誠” 匾額靜靜懸著，六龍邊飾在光影中流轉。站在此處，很容易想起譚嗣同與法源寺方丈佘法師的對話 —— 李敖在小說中寫道，二人曾在此探討 “生義之辨”，譚嗣同直言 “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他早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隻願以 “死事” 喚醒國人。他試圖打破舊時代的桎梏，卻最終被封建勢力的利刃斬斷前路，隻留下精神的刻痕，在曆史長河中永不褪色。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前往日本使館勸說梁啟超逃亡日本以圖將來，他拒絕了與梁啟超一同出逃的請求，留下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的遺言，還將自己的著作、詩文稿本及家信托付給梁啟超，以 “程嬰杵臼，月照西關” 作比，約定兩人分任 “生者圖將來，死者酬聖主” 的使命，隨後兩人相擁訣別。 此後的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數日後即與林旭等 “戊戌六君子” 就義於北京菜市口。梁啟超則在日本使館的保護下，於 9 月 29 日乘日本軍艦逃亡日本，此後整理傳播譚嗣同遺作，使其思想得以留存後世。
譚嗣同在菜市口就義後，其遺體雖在附近的瀏陽會館入殮設靈，但法源寺僧眾為其舉行了超度儀式，寺內留存的碑刻與文獻也間接記錄了這段悲壯曆史。譚嗣同雖死，卻以一人之犧牲，為中國近代變革點燃了精神火種 —— 他讓更多人明白，改良之路不通，唯有徹底打破舊秩序，才能為國家尋得新生。李敖先生曾談起他在獄中構思這部小說時的心境 —— 當他把法源寺作為曆史的橫截麵，將唐碑的沉默、丁香的芬芳與譚嗣同的熱血熔於一爐，便讓這座古刹超越了宗教場所的意義，也讓譚嗣同的形象，不再隻是曆史書中的一個名字，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擔當的中國人的精神符號。
閣前的銅香爐刻著細密的紋飾，爐煙嫋嫋上升，仿佛能看見大刀王五在此為譚嗣同設靈時的悲戚，也能看見譚嗣同在獄中寫下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的從容 —— 他臨刑前，麵對劊子手的屠刀，毫無懼色，甚至高聲疾呼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那份赤誠與壯烈，讓法源寺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精神的力量。
參觀時偶然得知，譚嗣同在北京期間居住的瀏陽會館就在附近，於是立即前往。 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一直居住在此直到被捕。可惜的是此處已成為大雜院，院內擁擠不堪，私搭亂建現象嚴重，實在是不堪入目。所幸院門口除文物保護牌匾外，還懸掛有 “瀏陽會館項目騰退辦公室” 的牌子，正待對院落進行修複。
譚嗣同英勇就義後，梁啟超曾在《去國行》中沉痛悼念：“君曾為我擊築歌，我今為君扶櫬哭。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鬼哭。“ 康有為也曾寫作一首嵌名挽聯：“”複生不複生矣，有為安有為哉“? 以譚嗣同字“複生”和自己名“有為” 雙關嵌名，上聯哀其犧牲，下聯抒自身愧疚與無力感，成為經典悼詞。而法源寺則成為譚嗣同寄托理想、直麵生死的精神道場，使二者的關聯深入人心。卻也讓這座古刹成為這段悲壯曆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