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四）
“交代”雖然是文革時期的受迫文字，但也提供了不少信息資料，有幾則的信息量不少，很有閱讀價值。
傳送劉少奇的叛變自首黑指示的交代
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宣告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徹底垮台。形勢大好特好。
但是我在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我不僅是第一個往北平草嵐子胡同偽“軍人反省院”內共產黨員政治犯傳送劉少奇的叛變自首黑指示者，而且長期對這一罪行不認識和做了歪曲的解釋。今重新交罪認罪如下：
1、當時不知道這一黑指示，是劉少奇（當時尚不知黨內有此人）竊據北方局領導職務時，利用職權，勾結張聞天，背著毛主席所幹的陰謀。因此對此事長期跟劉少奇的黑《修養》一鼻孔出氣，認為是為了當時的工作需要，為了保存幹部的“權宜之計”。
2、一九三六年秋我向關在偽“軍人反省院”中的李楚離傳送這一黑指示，遭到他的當麵拒絕（文化大革命中才知悉他最後也叛變自首了），又在建國期間看到叛徒薄一波寫的關於王若飛的回憶錄，於是曾錯誤地認為這些人自首叛變的責任不應全由本人負。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了紅衛兵小將翻印的中央專案小組辦公室《關於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和中共中央批示以後，才知道當時在偽“軍人反省院”中的人，對劉少奇的黑指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有的堅決反對，拒絕執行（如劉格平等），有的早就企圖叛變保命，劉少奇的黑指示，就成了他們自首叛變的合法根據。他們不但自己叛變，還誘使和迫使別人同他們一同叛變。這樣我才提高了認識：不管有無劉少奇的黑指示，隻要是在階級敵人麵前自首叛變，就要由本人負責，就是無恥的叛徒。當然劉少奇本人更要負炮製這一罪惡的黑指示的曆史罪責。
3、對我個人向偽“軍人反省院”傳送劉少奇這一黑指示，也長期認為我隻是機械地馴服工具地執行了“組織”的決定。又以為自己隻傳過一次，並沒有傳通就沒有再參與此事；後來也一直沒有跟這些人有任何來往；在一九五六年審幹時也寫過書麵材料，總認為自己罪責不大。文化大革命中才逐步認識到自己肯幹這種可恥的勾當，我的靈魂深處也有內因。這個內因，就是我也有可恥的保命思想。
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的黑《六論》我都有。“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正因為我也有修正主義活命哲學，所以才會馴服工具地往偽“軍人反省院”裏傳送劉少奇的自首叛變黑指示。我以往總是用“服從組織決定”做擋箭牌，那實際是推卸罪責，使我罪上加罪。今向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關於孫振的《戰鬥的青春》
《戰鬥的青春》出版後，就有個江西省的讀者寫信給江西省委，控訴這本小說是宣揚叛徒哲學，並要求江西省委向中央反映，調查這部小說的作者是否就是個叛徒。
這封有遠見、有真知灼見的讀者的信，不知怎麽轉到河北省委宣傳部。河北省委宣傳部電示河北省文聯召開座談會，省文聯電令作協天津分會開座談會討論這部小說。作協分會因此奉命開了三次座談會。第一次是我主持，其餘兩次是別人主持的。座談的內容，在一九五九年度《新港》上發表了。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部長遠千裏的結論性的發言，發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上。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關於張學新的情況
1．一九五四年文聯秘書長田野要求調長影，方紀已經批準。文聯正缺秘書長，張學新從北京文學研究所學習返津，方紀跟他談了一次話，就封他為文聯的秘書長了。事前，方紀並沒有跟文聯機關的任何人研究過此事。
2．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市委指定了文聯臨時黨組，書記方紀，副書記王林，成員有王血波、陳因、張學新。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亢之直接抓（當時的市委文教書記兼宣傳部長是吳硯農）。方紀在文聯的黨組成員開會時，把他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密信原件當麵交給張學新這件事，在我的腦子裏一點兒印象也沒有。如果當時知道此事，我為了好奇（更不用說為了政治責任心）也要在散會後立刻從張學新手中要過來看看，可是我沒有這種印象。隻記得有一次張學新向我說：“市委借給我們一批胡風分子來往信件的照片，我看完了又送回去了。”我立刻著急地說：“你為什麽不叫我看看就送回去？”張說：“市委要得很急，要我在幾個鍾頭之內就得送還回去。你要看，我把有些要點抄下來了，你可以看。” 這件事，在我的腦子裏印象很深。可是張學新當時說的是胡風分子之間的密信照片，而不是原件。況且當時還沒有人敢稱方紀為“胡風分子”。所以我的腦子裏沒有一點兒印著方紀與胡風來往的信件曾交給張學新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學新如果自己交代出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方紀曾把胡風給他的密信原件交給了張學新，張學新不叫我看，不叫我知道（當時我尚是黨組副書記），也不叫文聯黨組其他成員知道或看一看，而匆匆忙忙地偷偷摸摸地把那些信件直接給王亢之送去，這件事本身確值得大膽懷疑了。
3．一九五五年春，市公安局搜查和逮捕阿壟（陳亦門）是我領著去的。帶著阿壟下樓時，我才發現萬曉塘立在樓下，我心裏還曾大吃一驚：“他也親自督戰來啦！”文化大革命後有人說逮捕阿壟，是在萬曉塘家中開會決定的，文聯黨組正、副書記應當列席參加此會。可是我不記得曾經參加過此會。不用說逮捕阿壟，即便是逮捕魯藜、蘆甸等人，也不是由文聯黨組開會決定的，而是市委或公安局直接決定的，決定之後有時通知我和其他文聯黨組成員，有時連通知我們一聲都不就執行了。執行以後我們才知道。當時光知道黨中央非常重視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個案件，而且對天津市特別注意，所以天津市委和公安局這般直接抓，也不以為奇。
4．張學新在文聯這段工作中，倒是積極熱情的，但是在掌握黨的路線和政策上，表現忽“左”忽右，形“左”而實右。自己並不是一貫正確的，但是總把自己不正確的那一麵忘掉，而單單記住自己正確的一麵。比如一九五九年開座談會批評（明批實保）孫振（雪克）的《戰鬥的青春》，事後他總是說他如何早就看出了問題，早就持否定態度。可是從《紅旗戰報》所引證他的發言看來，他當時對這棵大毒草還是肯定多於否定的。
5．他多年來總是吹噓自己對巴人（王任叔）的《論人情味兒》的批評。可是他到話劇院當副院長後，積極主持排演曹禺的劇本。曹禺的劇本，還不是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人性味兒的典型代表作！而對於《霓虹燈下的哨兵》，“幾次看也看不下去”（張自己的語言）。
6．張學新對別人經常是“左”的可愛，而對自己則右的可怕。比如一九六○年因連年遭受自然災害而糧食一度緊張的時期，起初發現浮腫病，張學新嚷嚷說：“什麽浮腫病，完全是思想問題！”表現得“左”的可愛。但是後來不多久，他接到家中來信，說他在老家平山農村公社的二弟，因為糧荒而逃到內蒙包頭市當“盲流”去啦，張學新又由“左”變成右，非常激動地說：“我們平山縣是米糧庫，怎麽也鬧起糧荒來啦，餓得我兄弟逃到包頭當‘盲流’去啦！”一九六二年他的一周歲多的女孩病了，嫌醫院一般大夫不好，竟把天津市最有名的兒科權威、兒童醫院院長範權深夜請到家中治病。（他的三兒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是請私人開業的醫生來家治病。）他那一周歲多的女兒不幸夭折以後，竟在北倉公墓立了一座墳地，在一百天的忌日，由人民劇場向解放軍借來一輛吉普車，全家（連保姆在內）到北倉墳地為一周歲的亡女祭奠。
7．他一向自誇對楊潤身了解最深，批評得也最苦。但這隻是一麵。一九五七年處理楊潤身與胡風分子陳元寧的問題以及他與小姨淫亂行為問題時，張學新竟在支部會上以支部書記的身份，用輕鬆的口氣說：“這在楊潤身的身上不算啥！”使人感到他在包庇楊潤身，我當即給他提了意見。
8．張學新調到話劇院後，正趕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時期，住在我們集體宿舍的人都常看見人民劇場的劉興周親自給他送當時在公開市場上有錢也買不到的蔬菜和雞、鴨、魚、肉等。生活水平，顯著比在文聯時大大提高。
9．張學新來文聯當秘書長、黨組成員，都是方紀一手提拔的。可是張學新平素在談話中，也常說方紀有錯誤不改，早晚要有一天“洗個熱水澡”。他又常說一九五五年他把從胡風分子來信件照片中抄下來的關於方紀的問題，曾經拿給王亢之（或方紀本人）看過，希望方紀自己主動地在黨內做個檢查，否則不能令人服氣，可是沒料到方紀不但沒有接受，反倒懷恨在心，從此疏遠了他。一九六○年春在大闊飯店（市委招待所）開會時，張學新對方紀提意見，長達兩小時之久，引證了很多他抄下來的胡風分子來往信中關於方紀的話，在我的印象中，這個發言在當時是對方紀揭發最深的，對方紀的刺痛也是比較深的。
10．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時，張學新在文聯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反右傾鬥爭的領導核心。有黨員引證黨章中關於民主集中製的語錄跟張學新辯論問題，張學新怒斥道：“什麽黨章、黨章的，滿腦門子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中共八大製定通過的黨章，今天看來當然有很多重大缺點，需要九大根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以修訂、提高。但是黨的民主集中製是毛主席一貫堅持和發展運用的。身為領導核心和黨支部書記，公然叫囂黨的民主集中製是“資產階級法權”，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11．一九五七年春文聯為陳其通的文章發生辯論時，我因事外出沒有趕上參加。事後聽說他左右搖擺，但具體經過不詳。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吳方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到西南聯大讀書，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曾秘密到華北解放區考察，寫成《冀東行》一書，成為當時平津地下黨組織的重要學習材料。自1953年起至文革，一直擔任黃火青的秘書。他兒子吳誌攀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關於吳方的情況
吳方的愛人劉恩英的小說稿《女童工》，一九六○年先給我看了前幾章。我認為有發展前途，推薦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林呐。林呐看了也說好，約我立刻找到劉恩英訂立了“約稿合同”。當年夏，劉恩英把全部小說稿寄給我看，我隨看隨時在原稿上寫意見，看完後又提了約六七千字的意見。同時我又給黃火青寫一信，希望他幫助劉恩英完成此小說。
一九六五年春節，長影的劇本廠長胡蘇來津見到我說：“毛主席最近指示：青年一代對資產階級恨不起來，文藝應當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大意）。”於是我給劉恩英和吳方寫信報告此偉大指示，並希望他們告創作假早日完成小說《女童工》的修改工作。劉、吳回信說工作忙，不能為修改小說而告假。我估計他們夫婦自己向領導機關告創作假有困難，於是以個人名義給周揚寫信，為劉恩英呼籲創作假。當年九月四日，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遠千裏在周揚住處召開座談會，我也參加了。散會時我問周揚我給他寫的信見到沒有？周揚瞠目無以對，我就知道我給他寫的信，周揚本人沒有看到，因此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四清前線回到市內機關，聽說周揚對如何寫“揭資”劇本，發表了很多黑指示。我找黑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任樸借來周揚的黑話打印稿，交劉恩英的胞弟抄寫一份給劉恩英和吳方寄去參考。十二月間天津百花出版社派人去沈陽為劉恩英請下創作假，吳方也陪同來津幫助修改。
吳方來津時帶著周揚在黑指示中所提供的參考書，因此我覺得吳方對周揚的黑指示用心考慮過。
我當時尚認識不出周揚的“揭資”黑話，實質上是反對毛主席的指示的。隻是覺得周揚所叫囂的“五大關係”在藝術上極不容易表現，所以才不敢勸劉恩英照此修改。又因為劉恩英的生活實踐和小說《女童工》原稿是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因此我才主張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原計劃不能稍有動搖。吳方對此沒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也深深受了周揚黑指示的毒影響，主張在不妨害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前提下，盡量多塞進一些資本家的生活描寫。劉恩英說自己不懂資本家的生活，不容易多寫。我與吳方自薦代替寫資本家。一女工跳樓自殺後資本家如何勾結國民黨官方“嫁禍於人”一章是我代為起草的。資本家要擴大廠的美夢被美帝過剩物質排擠而由工業轉為投機事業的一章，是吳方起草的。這兩章是按照周揚的黑指示為資本家樹碑立傳了。
為描寫資本家而搜集資料，我同吳方一快到天津市工商聯訪問過一個廣東人資本家。又同吳方到第三毛紡廠（原東亞）訪問過一個高級職員，企圖找到一些原始檔案來點綴小說《女童工》。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
文外附言：近來覺得所發的博文感興趣的網友日益減少（與以前相比），影響了發博文的動力。我也知道對這類資料感興趣的都是有些年資的網友，年輕的很少會有興趣，所以有興趣交流的隻會越來越少，因之，以後發博文的頻次也會減少，但仍希望和願意與有興趣的網友分享交流。
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四）
毛囡 (2026-01-29 08:25:22) 評論 (5)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四）
“交代”雖然是文革時期的受迫文字，但也提供了不少信息資料，有幾則的信息量不少，很有閱讀價值。
傳送劉少奇的叛變自首黑指示的交代
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宣告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徹底垮台。形勢大好特好。
但是我在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我不僅是第一個往北平草嵐子胡同偽“軍人反省院”內共產黨員政治犯傳送劉少奇的叛變自首黑指示者，而且長期對這一罪行不認識和做了歪曲的解釋。今重新交罪認罪如下：
1、當時不知道這一黑指示，是劉少奇（當時尚不知黨內有此人）竊據北方局領導職務時，利用職權，勾結張聞天，背著毛主席所幹的陰謀。因此對此事長期跟劉少奇的黑《修養》一鼻孔出氣，認為是為了當時的工作需要，為了保存幹部的“權宜之計”。
2、一九三六年秋我向關在偽“軍人反省院”中的李楚離傳送這一黑指示，遭到他的當麵拒絕（文化大革命中才知悉他最後也叛變自首了），又在建國期間看到叛徒薄一波寫的關於王若飛的回憶錄，於是曾錯誤地認為這些人自首叛變的責任不應全由本人負。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了紅衛兵小將翻印的中央專案小組辦公室《關於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和中共中央批示以後，才知道當時在偽“軍人反省院”中的人，對劉少奇的黑指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有的堅決反對，拒絕執行（如劉格平等），有的早就企圖叛變保命，劉少奇的黑指示，就成了他們自首叛變的合法根據。他們不但自己叛變，還誘使和迫使別人同他們一同叛變。這樣我才提高了認識：不管有無劉少奇的黑指示，隻要是在階級敵人麵前自首叛變，就要由本人負責，就是無恥的叛徒。當然劉少奇本人更要負炮製這一罪惡的黑指示的曆史罪責。
3、對我個人向偽“軍人反省院”傳送劉少奇這一黑指示，也長期認為我隻是機械地馴服工具地執行了“組織”的決定。又以為自己隻傳過一次，並沒有傳通就沒有再參與此事；後來也一直沒有跟這些人有任何來往；在一九五六年審幹時也寫過書麵材料，總認為自己罪責不大。文化大革命中才逐步認識到自己肯幹這種可恥的勾當，我的靈魂深處也有內因。這個內因，就是我也有可恥的保命思想。
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的黑《六論》我都有。“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正因為我也有修正主義活命哲學，所以才會馴服工具地往偽“軍人反省院”裏傳送劉少奇的自首叛變黑指示。我以往總是用“服從組織決定”做擋箭牌，那實際是推卸罪責，使我罪上加罪。今向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關於孫振的《戰鬥的青春》
《戰鬥的青春》出版後，就有個江西省的讀者寫信給江西省委，控訴這本小說是宣揚叛徒哲學，並要求江西省委向中央反映，調查這部小說的作者是否就是個叛徒。
這封有遠見、有真知灼見的讀者的信，不知怎麽轉到河北省委宣傳部。河北省委宣傳部電示河北省文聯召開座談會，省文聯電令作協天津分會開座談會討論這部小說。作協分會因此奉命開了三次座談會。第一次是我主持，其餘兩次是別人主持的。座談的內容，在一九五九年度《新港》上發表了。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部長遠千裏的結論性的發言，發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上。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關於張學新的情況
1．一九五四年文聯秘書長田野要求調長影，方紀已經批準。文聯正缺秘書長，張學新從北京文學研究所學習返津，方紀跟他談了一次話，就封他為文聯的秘書長了。事前，方紀並沒有跟文聯機關的任何人研究過此事。
2．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市委指定了文聯臨時黨組，書記方紀，副書記王林，成員有王血波、陳因、張學新。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亢之直接抓（當時的市委文教書記兼宣傳部長是吳硯農）。方紀在文聯的黨組成員開會時，把他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密信原件當麵交給張學新這件事，在我的腦子裏一點兒印象也沒有。如果當時知道此事，我為了好奇（更不用說為了政治責任心）也要在散會後立刻從張學新手中要過來看看，可是我沒有這種印象。隻記得有一次張學新向我說：“市委借給我們一批胡風分子來往信件的照片，我看完了又送回去了。”我立刻著急地說：“你為什麽不叫我看看就送回去？”張說：“市委要得很急，要我在幾個鍾頭之內就得送還回去。你要看，我把有些要點抄下來了，你可以看。” 這件事，在我的腦子裏印象很深。可是張學新當時說的是胡風分子之間的密信照片，而不是原件。況且當時還沒有人敢稱方紀為“胡風分子”。所以我的腦子裏沒有一點兒印著方紀與胡風來往的信件曾交給張學新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學新如果自己交代出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方紀曾把胡風給他的密信原件交給了張學新，張學新不叫我看，不叫我知道（當時我尚是黨組副書記），也不叫文聯黨組其他成員知道或看一看，而匆匆忙忙地偷偷摸摸地把那些信件直接給王亢之送去，這件事本身確值得大膽懷疑了。
3．一九五五年春，市公安局搜查和逮捕阿壟（陳亦門）是我領著去的。帶著阿壟下樓時，我才發現萬曉塘立在樓下，我心裏還曾大吃一驚：“他也親自督戰來啦！”文化大革命後有人說逮捕阿壟，是在萬曉塘家中開會決定的，文聯黨組正、副書記應當列席參加此會。可是我不記得曾經參加過此會。不用說逮捕阿壟，即便是逮捕魯藜、蘆甸等人，也不是由文聯黨組開會決定的，而是市委或公安局直接決定的，決定之後有時通知我和其他文聯黨組成員，有時連通知我們一聲都不就執行了。執行以後我們才知道。當時光知道黨中央非常重視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個案件，而且對天津市特別注意，所以天津市委和公安局這般直接抓，也不以為奇。
4．張學新在文聯這段工作中，倒是積極熱情的，但是在掌握黨的路線和政策上，表現忽“左”忽右，形“左”而實右。自己並不是一貫正確的，但是總把自己不正確的那一麵忘掉，而單單記住自己正確的一麵。比如一九五九年開座談會批評（明批實保）孫振（雪克）的《戰鬥的青春》，事後他總是說他如何早就看出了問題，早就持否定態度。可是從《紅旗戰報》所引證他的發言看來，他當時對這棵大毒草還是肯定多於否定的。
5．他多年來總是吹噓自己對巴人（王任叔）的《論人情味兒》的批評。可是他到話劇院當副院長後，積極主持排演曹禺的劇本。曹禺的劇本，還不是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人性味兒的典型代表作！而對於《霓虹燈下的哨兵》，“幾次看也看不下去”（張自己的語言）。
6．張學新對別人經常是“左”的可愛，而對自己則右的可怕。比如一九六○年因連年遭受自然災害而糧食一度緊張的時期，起初發現浮腫病，張學新嚷嚷說：“什麽浮腫病，完全是思想問題！”表現得“左”的可愛。但是後來不多久，他接到家中來信，說他在老家平山農村公社的二弟，因為糧荒而逃到內蒙包頭市當“盲流”去啦，張學新又由“左”變成右，非常激動地說：“我們平山縣是米糧庫，怎麽也鬧起糧荒來啦，餓得我兄弟逃到包頭當‘盲流’去啦！”一九六二年他的一周歲多的女孩病了，嫌醫院一般大夫不好，竟把天津市最有名的兒科權威、兒童醫院院長範權深夜請到家中治病。（他的三兒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是請私人開業的醫生來家治病。）他那一周歲多的女兒不幸夭折以後，竟在北倉公墓立了一座墳地，在一百天的忌日，由人民劇場向解放軍借來一輛吉普車，全家（連保姆在內）到北倉墳地為一周歲的亡女祭奠。
7．他一向自誇對楊潤身了解最深，批評得也最苦。但這隻是一麵。一九五七年處理楊潤身與胡風分子陳元寧的問題以及他與小姨淫亂行為問題時，張學新竟在支部會上以支部書記的身份，用輕鬆的口氣說：“這在楊潤身的身上不算啥！”使人感到他在包庇楊潤身，我當即給他提了意見。
8．張學新調到話劇院後，正趕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時期，住在我們集體宿舍的人都常看見人民劇場的劉興周親自給他送當時在公開市場上有錢也買不到的蔬菜和雞、鴨、魚、肉等。生活水平，顯著比在文聯時大大提高。
9．張學新來文聯當秘書長、黨組成員，都是方紀一手提拔的。可是張學新平素在談話中，也常說方紀有錯誤不改，早晚要有一天“洗個熱水澡”。他又常說一九五五年他把從胡風分子來信件照片中抄下來的關於方紀的問題，曾經拿給王亢之（或方紀本人）看過，希望方紀自己主動地在黨內做個檢查，否則不能令人服氣，可是沒料到方紀不但沒有接受，反倒懷恨在心，從此疏遠了他。一九六○年春在大闊飯店（市委招待所）開會時，張學新對方紀提意見，長達兩小時之久，引證了很多他抄下來的胡風分子來往信中關於方紀的話，在我的印象中，這個發言在當時是對方紀揭發最深的，對方紀的刺痛也是比較深的。
10．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時，張學新在文聯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反右傾鬥爭的領導核心。有黨員引證黨章中關於民主集中製的語錄跟張學新辯論問題，張學新怒斥道：“什麽黨章、黨章的，滿腦門子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中共八大製定通過的黨章，今天看來當然有很多重大缺點，需要九大根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以修訂、提高。但是黨的民主集中製是毛主席一貫堅持和發展運用的。身為領導核心和黨支部書記，公然叫囂黨的民主集中製是“資產階級法權”，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11．一九五七年春文聯為陳其通的文章發生辯論時，我因事外出沒有趕上參加。事後聽說他左右搖擺，但具體經過不詳。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吳方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到西南聯大讀書，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曾秘密到華北解放區考察，寫成《冀東行》一書，成為當時平津地下黨組織的重要學習材料。自1953年起至文革，一直擔任黃火青的秘書。他兒子吳誌攀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關於吳方的情況
吳方的愛人劉恩英的小說稿《女童工》，一九六○年先給我看了前幾章。我認為有發展前途，推薦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林呐。林呐看了也說好，約我立刻找到劉恩英訂立了“約稿合同”。當年夏，劉恩英把全部小說稿寄給我看，我隨看隨時在原稿上寫意見，看完後又提了約六七千字的意見。同時我又給黃火青寫一信，希望他幫助劉恩英完成此小說。
一九六五年春節，長影的劇本廠長胡蘇來津見到我說：“毛主席最近指示：青年一代對資產階級恨不起來，文藝應當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大意）。”於是我給劉恩英和吳方寫信報告此偉大指示，並希望他們告創作假早日完成小說《女童工》的修改工作。劉、吳回信說工作忙，不能為修改小說而告假。我估計他們夫婦自己向領導機關告創作假有困難，於是以個人名義給周揚寫信，為劉恩英呼籲創作假。當年九月四日，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遠千裏在周揚住處召開座談會，我也參加了。散會時我問周揚我給他寫的信見到沒有？周揚瞠目無以對，我就知道我給他寫的信，周揚本人沒有看到，因此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四清前線回到市內機關，聽說周揚對如何寫“揭資”劇本，發表了很多黑指示。我找黑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任樸借來周揚的黑話打印稿，交劉恩英的胞弟抄寫一份給劉恩英和吳方寄去參考。十二月間天津百花出版社派人去沈陽為劉恩英請下創作假，吳方也陪同來津幫助修改。
吳方來津時帶著周揚在黑指示中所提供的參考書，因此我覺得吳方對周揚的黑指示用心考慮過。
我當時尚認識不出周揚的“揭資”黑話，實質上是反對毛主席的指示的。隻是覺得周揚所叫囂的“五大關係”在藝術上極不容易表現，所以才不敢勸劉恩英照此修改。又因為劉恩英的生活實踐和小說《女童工》原稿是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因此我才主張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原計劃不能稍有動搖。吳方對此沒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也深深受了周揚黑指示的毒影響，主張在不妨害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前提下，盡量多塞進一些資本家的生活描寫。劉恩英說自己不懂資本家的生活，不容易多寫。我與吳方自薦代替寫資本家。一女工跳樓自殺後資本家如何勾結國民黨官方“嫁禍於人”一章是我代為起草的。資本家要擴大廠的美夢被美帝過剩物質排擠而由工業轉為投機事業的一章，是吳方起草的。這兩章是按照周揚的黑指示為資本家樹碑立傳了。
為描寫資本家而搜集資料，我同吳方一快到天津市工商聯訪問過一個廣東人資本家。又同吳方到第三毛紡廠（原東亞）訪問過一個高級職員，企圖找到一些原始檔案來點綴小說《女童工》。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
文外附言：近來覺得所發的博文感興趣的網友日益減少（與以前相比），影響了發博文的動力。我也知道對這類資料感興趣的都是有些年資的網友，年輕的很少會有興趣，所以有興趣交流的隻會越來越少，因之，以後發博文的頻次也會減少，但仍希望和願意與有興趣的網友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