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除了多處自我標榜外，還是寫得比較中肯。雖然他對毛澤東恨之入骨，字裏行間都透露出對毛的鄙視，但關於毛對中共的貢獻卻也並不抹殺，特別是提到四一二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毛澤東卻執意要回湖南，黨中央覺得太危險，認為毛是湖南的著名“共產要犯”，到處都有認識他的人，回湖南很可能會遭遇不測，所以想把他藏到四川去暫避鋒芒。但毛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後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毛回到湖南領導了秋收起義，帶著隊伍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段毛澤東以身犯險的經曆，黨史也鮮有提及，而張國燾能夠把政敵毛澤東描述為一個有犧牲精神的革命青年，說明他並沒有因為仇恨而抹黑毛澤東。所以我覺得他對周恩來的描述應該也是比較客觀的。此文中的引文都是張國燾的原話。
總結起來，周恩來有如下的人格特性：
一．關鍵時刻不知孰輕孰重
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建立了由共產黨主導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但國民黨右派旋即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兩派關係日趨緊張，在廣州的中共領導人憂心忡忡，但又不知如何解決。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知道隻有周恩來可以緩解雙方的矛盾，一是因為雙方都敬重他，二是因為周恩來深得蔣介石將軍的信任。可是周恩來此時卻在汕頭兼任東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因為此地剛從軍閥手中奪回，所以百廢待興。周此時雖然還是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卻並沒有時間回來救火。最終孫文主義學會的成員成為蔣介石反共清黨的中堅。
二．極強的組織能力
寧漢合流時，所有黨員都處於危險之中。“周恩來是一個不多發表議論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鎮靜的夜以繼日的處理紛繁的事務，任勞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誌們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經手。他之獲得一般同誌的敬重，地位的日行重要，也是從此開始的。”
周恩來辦事精煉，萬事有條不紊。因此中共上下口碑極好。張國燾說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和周恩來都受到中共不公正的批判，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逐出了政治局。兩人各自經曆千辛萬苦回到上海。此時中共有數百位參加過南昌起義後的幹部陸陸續續回到上海，於是如何安頓這些人便成了問題。而解決這樣的問題正是周的長處，於是他又成為中共的工作重心，很快在11月11日舉行的中央擴大會議上成為政治局委員，而張國燾則始終無人搭理。最終是周恩來過意不去，委托張去指導何家興和賀稚華的工作。這一方麵讓張國燾有事可做，另一方麵周也剛好避開與何家興和賀稚華打交道。“那位手腕圓通的周恩來，是最現實而又八麵玲瓏的。“
廣東區委成立軍事部時，中央並沒有軍事部。後來中央也覺得要成立軍事部，但其時周恩來已經參與北伐，所以張國燾任軍事部長。張國燾說所謂軍事部，無非就是他和兩位年輕的同誌，在報紙上收集有關軍事的消息而已。“不久周恩來從廣東來，接替我任中央軍事部長的職務；他帶來了一批軍事工作同誌，才重整並擴大了這項工作。”軍事部派遣了很多懂軍事的同誌到各地去。這些力量，後來被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折騰，損失大半。
周恩來人在上海，卻擁有中央通往全國的交通網。便是張國燾帶著中央指示到鄂豫皖蘇區，也是周恩來安排顧順章一路護送。
西安事變之前，胡宗南圍剿我軍，當時的戰略是堅壁清野。不讓胡宗南得到糧食，而讓我軍有足夠的供應，都是周恩來的籌劃。最終胡宗南糧食不濟，隻好撤退，紅軍乘勢襲擊，頗有斬獲。張國燾說“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這次勝利，也堅定了張學良兵諫的決心。
三．關鍵時刻不肯出頭承擔第一領導的角色
張國燾記述了兩個重要事件與此有關。其一是南昌起義，周是眾所周知的領導者。南昌起義是周恩來建議的。他最了解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他指出共產黨的軍事人員大多在張發奎的第四軍，而張發奎隨時會公開反共。如他一旦反共，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便要被一網打盡，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先發製人，孤注一擲。他手下的黃埔力量，也早已按捺不住。然而真正起義之際，周恩來卻讓才不配位的譚平山當南昌起義的頭。周恩來或是豹子頭林衝，但譚平山絕非晁蓋。
張國燾覺得這是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之一，雖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共產國際在這樣的關節時刻不僅完全拒絕支援，而且要求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到南昌反對起義（張國燾覺得南昌起義的領導人當時除葉挺和周恩來外都想把他生吞活剝）。其二是蔡廷鍇的中途背叛，讓起義部隊失去了一枝主力軍。其三是當起義軍到了汕頭（周恩來在此當過東江公署主任），中央派張太雷來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的決定，所有主持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和張國燾，都喪失了原有的領導地位。而且張太雷還說蘇俄是不會以任何形式援助的。周恩來內外交困，很快便病倒在擔架上。
第二個重要事件是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盲動主義的處理。中共備受立三路線之苦，所以共產國際寄希望於周恩來能撥亂反正。周於1930年4月到莫斯科。且看張國燾是如何描述的：
“共產國際對他優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賞識他，認為他一向主持軍事和情報工作，成績斐然，他的能幹和政治手腕都難能可貴。六月下旬，俄共16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周恩來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受到會眾的熱烈的歡呼。這不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國共產黨代表，也很少受到過這種榮譽。
周恩來的莫斯科之行，收獲甚為可觀。他一方麵與米夫（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兼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東方部部長）相處得很好，並表示歡迎他去中國指導中共工作，陳紹禹（王明）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經由周恩來接洽，派回中國工作。另一方麵他又同情瞿秋白、鄧中夏、餘飛等所受的委屈，幫助他們解決回國工作問題。我那是正忙於學習，表示仍願留莫斯科，他對我也表示相當的好感。這些都表現周恩來的應付才幹，而為共產國際首腦們所傾服。
共產國際所期望與他的，是他能糾正李立三的偏差，擔負起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責任。他也從未表示半分躊躇的態度，使共產國際信任他確實遊刃有餘。誰知後來，他回到中國以後，仍不以第一首腦自居……使共產國際的期望又落了空。“
當時中共有三派，實權派（李立三，周恩來），米夫派（王明等，資曆淺但極想脫穎而出），和偏右的老幹部派。周恩來便經常將出頭露麵的機會讓給資曆淺的米夫派，以至於有人覺得周是米夫派的傀儡。
有人認為周恩來之所以不肯給自己定位為最高領導人，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南昌起義的失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其二是他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深受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廣東省省長、黃埔軍校黨代表）的影響。廖仲愷是個實幹家，身兼多職，忙裏忙外，讓蘇俄代表鮑羅廷十分敬佩，經常感歎中國沒有多幾個像廖仲愷這樣的人。在國民黨的權力鬥爭中，廖仲愷是公認的豹子頭林衝般的人物 – 他自己不當頭，卻有足夠的力量把晁蓋扶上寶座。他的存在，便足以震懾國民黨右派。正因如此，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後，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便都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廖仲愷應該是周恩來的榜樣。
四．回避鬥爭，與人為善，盡量調和
斯大林在權鬥中戰勝托洛茨基之後便開始清黨。向忠發和陳紹禹（王明）揭發了蘇俄的中山大學內有個所謂江浙同鄉會，其實是個150多人的的反革命集團。顧穀宜和蔣經國都是該集團的領導。共產國際和中共委托周恩來處理。周恩來經調查後做了結論：該組織不存在。可想而知，如果周恩來在清黨的大環境中說該反革命集團確實存在，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受害。
黨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錯誤時，張國燾主張嚴打，因為他在南昌起義失敗後逃回上海，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對他置之不理。周恩來則認為隻要瞿秋白糾正錯誤，仍是中央的領導。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反對瞿秋白和李立三的鬥爭中，都被共產國際視為調和派，既不貶低被鬥爭的同誌，也不貶低反對他的同誌。周恩來對待“李立三的錯誤，有時也會在不動聲色之中加以修正，但從不與李立三正麵衝突。”
當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波蘭同誌，張國燾已記不得名字）不知高低板著麵孔訓斥張國燾時，周恩來也趕快搶著替張國燾解釋。即使是對所謂右派的批評，周也隻說現在黨內意見分歧，需要分別疏通，不可逼使反對者走到反黨方麵去。“那位波蘭人聽了周恩來的話，無詞以對，我們的會談，至此也就不歡而散。”
周聽到張國燾說要號召黨內團結，便馬上“讚成我的意見，並應允分別采取具體措施來實現。”
張國燾聽說周恩來到達江西蘇區後，曾批評毛澤東搞肅反擴大化，但張說他不知內情究屬如何。張國燾說他到延安後受到無止無休的批鬥，但“周恩來從未鬥爭過我”。
（當然周對敵人，特別是叛徒，卻是心狠手辣的，正如他自己所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裏就不多說了。）
西安事變抓住蔣介石後，連平素溫和的朱德也搶先提議要把這些家夥殺了再說。張國燾則說要先推測一下莫斯科的意圖。蘇俄則又一次背叛中共，說不會援助西安。周恩來是一貫以反帝反封建為己任。如今日寇橫行，最好的結果就是聯蔣抗日。西安事變的結果，最終由周恩來步入蔣介石的住室內向其慷慨陳詞而完滿結束，是中共能得到的最好結果。
張國燾說西安事變最危險的時刻，卻是在張學良出乎周恩來的預料陪蔣介石去了南京之後。那時
“東北軍的少壯派鼓噪起來了。五十多個少壯軍官，以死來威逼周恩來，他們持著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哪裏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出賣盟友，與蔣係人員，秘密妥協，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
周恩來麵臨這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辭誠懇… 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
（周恩來也確是數十年從未忘記中共對張學良的虧欠。）
張學良和蔣介石回南京後，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認定張會將一切罪過都推到中共頭上。蔣會因此實行前所未有的報複，中共也將麵臨滅頂之災。這也許可算是一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例子。周知道毛的緊張心情，回電說蔣自命英雄，答應過的事不會全部反悔。毛澤東方才笑逐顏開。
周是一心抗日的。西安事變後便組織訓練班，研究日文，日軍文告和其他渠道了解日軍動態。平型關大捷，也是周多次敦促而最終打響的。毛澤東是一直要保存實力，而周恩來每次都表示不同的看法，認為中共應該積極抗戰，衝鋒陷陣，不能言而無信，表裏不一。張國燾說毛每次遇到黨內有爭執的時候，就會宣布休會。毛澤東最擔心周恩來到抗日前線去鼓搗八路軍將領當抗日英雄。
五．輕信別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給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周恩來一開始便輕信蔣介石，認為他是反帝反封建的年輕有為的革命領導人，願意勤勤懇懇為他工作。他和蘇俄代表鮑羅廷都對蔣介石讚譽有加，一直到中山艦事件發生時才有所覺悟。
四一二政變前夜（1927年4月11日晚），周恩來又輕信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師師長斯烈，不顧幾乎所有同誌的反對，貿然前往第二師師部，結果被斯烈扣留。
周在南昌起義時輕信蔡廷鍇，讓他繼續當第十師的師長。但蔡廷鍇在起義軍南下的半路上帶走了第十師，致使起義軍在關鍵時刻失去了一支勁旅。當時“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多數委員，都對蔡有些不放心，主張應派得力的人員去控製第十師。獨周恩來認為不應對蔡表示不信任”。
周在上海時（1928年）輕信何家興和賀稚華（賀治華）。賀治華原是朱德的夫人，人很聰明，也很漂亮，能說流利的德語和英語，但棄朱德而和何家興同居。張國燾知道後覺得此人不可輕信，但沒有引起周的重視。賀治華和何家興天天晚上吵架，但白天看到周恩來和羅亦農（中共政治局委員）便熱情似火。其時周已經和鄧穎超結婚數年，所以賀治華知難而退，但對羅亦農窮追不舍。羅亦農心中所愛，是李哲時而不是她，於是賀治華由愛生恨，主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說自己手中有350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起義的人物。隻要捕房答應給她兩本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來。她還說，她願意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證明她所說非虛。雙方可以依此驗證之後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依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亦農。羅堅貞不屈，犧牲時僅26歲。
幸而周的情報部門馬上知道了詳情。於是周派顧順章帶了幾個人在爆竹聲中解決了何家興和賀稚華，搶回了他們手中的共產黨員的名單。
六．服從組織，任勞任怨，不計個人榮辱
1926年6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主張反擊的。葉挺、聶榮臻、惲代英、羅亦農等人也請求反擊。其時廣東有五個軍，蔣介石手下隻有第一軍，而第一軍中也是中共黨員最多的軍隊。反擊的勝算很大，然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妥協，讓張國燾帶著尚方寶劍到廣東實施。張國燾說周恩來原來‘鼓吹黃埔中心主義…表示對黃埔的前途極抱樂觀。他和鮑羅庭相處無間……他們兩人都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地位，使黃埔力量能夠迅速發展。’如今被打了一悶棍，中共中央自然覺得他犯了大錯。周完全接受黨中央的批評。借用張國燾的原話：“當時周恩來的地位是很尷尬的。他被免除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聲望大受損失；但仍要在黃埔工作，日與蔣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誌們對他也多所責難；認為三月二十日事變的造成，他要負相當責任。但這種處境，使他第一次曆練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現了他的處事手腕。對於以往的一切，他從不加解釋和答辯；他根據我們的決定，若無其事地在黃埔實施訓練，並處處表現尊重蔣氏的意見。”
周恩來借著他作為黃埔軍校高級訓練班的班主任的方便，掌握了哪些是已經暴露的共產黨員，哪些還沒有暴露。很多尚未暴露的中共黨員被安排到了國民黨的情報部門。李克農便是其中之一。這些人為中共後來的生死存亡提供了極大的保障。國民黨四·一二清黨時，很多被捕的中共黨員和工運領袖也是周通過他在黃埔的關係而得到營救。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後不久便把最高軍事領導權讓給毛澤東。其後毛便專橫跋扈，讓周受了許多委屈，但周卻始終任勞任怨，從不抱怨。
周恩來於1949年5月7日寫過一篇《學習毛澤東》的文章，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毛澤東不斷學習、不斷自我改造，從一個半封建社會裏的知識青年最終成為卓越的領導人。二是服從組織。毛澤東在自己的正確意見被大多數人否定時，不會固執己見，也不會輕言放棄，而是不斷地向黨內同誌不厭其煩地解釋自己的意見，直到他的意見最終為大多數同誌所接納。
其實周自己才是這樣的人。
（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謹以此文悼之）
張國燾眼中的周恩來
ShiMaQian (2026-01-08 15:04:00) 評論 (15)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除了多處自我標榜外，還是寫得比較中肯。雖然他對毛澤東恨之入骨，字裏行間都透露出對毛的鄙視，但關於毛對中共的貢獻卻也並不抹殺，特別是提到四一二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毛澤東卻執意要回湖南，黨中央覺得太危險，認為毛是湖南的著名“共產要犯”，到處都有認識他的人，回湖南很可能會遭遇不測，所以想把他藏到四川去暫避鋒芒。但毛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後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毛回到湖南領導了秋收起義，帶著隊伍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段毛澤東以身犯險的經曆，黨史也鮮有提及，而張國燾能夠把政敵毛澤東描述為一個有犧牲精神的革命青年，說明他並沒有因為仇恨而抹黑毛澤東。所以我覺得他對周恩來的描述應該也是比較客觀的。此文中的引文都是張國燾的原話。
總結起來，周恩來有如下的人格特性：
一．關鍵時刻不知孰輕孰重
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建立了由共產黨主導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但國民黨右派旋即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兩派關係日趨緊張，在廣州的中共領導人憂心忡忡，但又不知如何解決。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知道隻有周恩來可以緩解雙方的矛盾，一是因為雙方都敬重他，二是因為周恩來深得蔣介石將軍的信任。可是周恩來此時卻在汕頭兼任東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因為此地剛從軍閥手中奪回，所以百廢待興。周此時雖然還是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卻並沒有時間回來救火。最終孫文主義學會的成員成為蔣介石反共清黨的中堅。
二．極強的組織能力
寧漢合流時，所有黨員都處於危險之中。“周恩來是一個不多發表議論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鎮靜的夜以繼日的處理紛繁的事務，任勞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誌們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經手。他之獲得一般同誌的敬重，地位的日行重要，也是從此開始的。”
周恩來辦事精煉，萬事有條不紊。因此中共上下口碑極好。張國燾說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和周恩來都受到中共不公正的批判，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逐出了政治局。兩人各自經曆千辛萬苦回到上海。此時中共有數百位參加過南昌起義後的幹部陸陸續續回到上海，於是如何安頓這些人便成了問題。而解決這樣的問題正是周的長處，於是他又成為中共的工作重心，很快在11月11日舉行的中央擴大會議上成為政治局委員，而張國燾則始終無人搭理。最終是周恩來過意不去，委托張去指導何家興和賀稚華的工作。這一方麵讓張國燾有事可做，另一方麵周也剛好避開與何家興和賀稚華打交道。“那位手腕圓通的周恩來，是最現實而又八麵玲瓏的。“
廣東區委成立軍事部時，中央並沒有軍事部。後來中央也覺得要成立軍事部，但其時周恩來已經參與北伐，所以張國燾任軍事部長。張國燾說所謂軍事部，無非就是他和兩位年輕的同誌，在報紙上收集有關軍事的消息而已。“不久周恩來從廣東來，接替我任中央軍事部長的職務；他帶來了一批軍事工作同誌，才重整並擴大了這項工作。”軍事部派遣了很多懂軍事的同誌到各地去。這些力量，後來被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折騰，損失大半。
周恩來人在上海，卻擁有中央通往全國的交通網。便是張國燾帶著中央指示到鄂豫皖蘇區，也是周恩來安排顧順章一路護送。
西安事變之前，胡宗南圍剿我軍，當時的戰略是堅壁清野。不讓胡宗南得到糧食，而讓我軍有足夠的供應，都是周恩來的籌劃。最終胡宗南糧食不濟，隻好撤退，紅軍乘勢襲擊，頗有斬獲。張國燾說“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這次勝利，也堅定了張學良兵諫的決心。
三．關鍵時刻不肯出頭承擔第一領導的角色
張國燾記述了兩個重要事件與此有關。其一是南昌起義，周是眾所周知的領導者。南昌起義是周恩來建議的。他最了解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他指出共產黨的軍事人員大多在張發奎的第四軍，而張發奎隨時會公開反共。如他一旦反共，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便要被一網打盡，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先發製人，孤注一擲。他手下的黃埔力量，也早已按捺不住。然而真正起義之際，周恩來卻讓才不配位的譚平山當南昌起義的頭。周恩來或是豹子頭林衝，但譚平山絕非晁蓋。
張國燾覺得這是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之一，雖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共產國際在這樣的關節時刻不僅完全拒絕支援，而且要求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到南昌反對起義（張國燾覺得南昌起義的領導人當時除葉挺和周恩來外都想把他生吞活剝）。其二是蔡廷鍇的中途背叛，讓起義部隊失去了一枝主力軍。其三是當起義軍到了汕頭（周恩來在此當過東江公署主任），中央派張太雷來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的決定，所有主持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和張國燾，都喪失了原有的領導地位。而且張太雷還說蘇俄是不會以任何形式援助的。周恩來內外交困，很快便病倒在擔架上。
第二個重要事件是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盲動主義的處理。中共備受立三路線之苦，所以共產國際寄希望於周恩來能撥亂反正。周於1930年4月到莫斯科。且看張國燾是如何描述的：
“共產國際對他優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賞識他，認為他一向主持軍事和情報工作，成績斐然，他的能幹和政治手腕都難能可貴。六月下旬，俄共16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周恩來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受到會眾的熱烈的歡呼。這不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國共產黨代表，也很少受到過這種榮譽。
周恩來的莫斯科之行，收獲甚為可觀。他一方麵與米夫（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兼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東方部部長）相處得很好，並表示歡迎他去中國指導中共工作，陳紹禹（王明）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經由周恩來接洽，派回中國工作。另一方麵他又同情瞿秋白、鄧中夏、餘飛等所受的委屈，幫助他們解決回國工作問題。我那是正忙於學習，表示仍願留莫斯科，他對我也表示相當的好感。這些都表現周恩來的應付才幹，而為共產國際首腦們所傾服。
共產國際所期望與他的，是他能糾正李立三的偏差，擔負起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責任。他也從未表示半分躊躇的態度，使共產國際信任他確實遊刃有餘。誰知後來，他回到中國以後，仍不以第一首腦自居……使共產國際的期望又落了空。“
當時中共有三派，實權派（李立三，周恩來），米夫派（王明等，資曆淺但極想脫穎而出），和偏右的老幹部派。周恩來便經常將出頭露麵的機會讓給資曆淺的米夫派，以至於有人覺得周是米夫派的傀儡。
有人認為周恩來之所以不肯給自己定位為最高領導人，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南昌起義的失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其二是他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深受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廣東省省長、黃埔軍校黨代表）的影響。廖仲愷是個實幹家，身兼多職，忙裏忙外，讓蘇俄代表鮑羅廷十分敬佩，經常感歎中國沒有多幾個像廖仲愷這樣的人。在國民黨的權力鬥爭中，廖仲愷是公認的豹子頭林衝般的人物 – 他自己不當頭，卻有足夠的力量把晁蓋扶上寶座。他的存在，便足以震懾國民黨右派。正因如此，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後，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便都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廖仲愷應該是周恩來的榜樣。
四．回避鬥爭，與人為善，盡量調和
斯大林在權鬥中戰勝托洛茨基之後便開始清黨。向忠發和陳紹禹（王明）揭發了蘇俄的中山大學內有個所謂江浙同鄉會，其實是個150多人的的反革命集團。顧穀宜和蔣經國都是該集團的領導。共產國際和中共委托周恩來處理。周恩來經調查後做了結論：該組織不存在。可想而知，如果周恩來在清黨的大環境中說該反革命集團確實存在，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受害。
黨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錯誤時，張國燾主張嚴打，因為他在南昌起義失敗後逃回上海，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對他置之不理。周恩來則認為隻要瞿秋白糾正錯誤，仍是中央的領導。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反對瞿秋白和李立三的鬥爭中，都被共產國際視為調和派，既不貶低被鬥爭的同誌，也不貶低反對他的同誌。周恩來對待“李立三的錯誤，有時也會在不動聲色之中加以修正，但從不與李立三正麵衝突。”
當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波蘭同誌，張國燾已記不得名字）不知高低板著麵孔訓斥張國燾時，周恩來也趕快搶著替張國燾解釋。即使是對所謂右派的批評，周也隻說現在黨內意見分歧，需要分別疏通，不可逼使反對者走到反黨方麵去。“那位波蘭人聽了周恩來的話，無詞以對，我們的會談，至此也就不歡而散。”
周聽到張國燾說要號召黨內團結，便馬上“讚成我的意見，並應允分別采取具體措施來實現。”
張國燾聽說周恩來到達江西蘇區後，曾批評毛澤東搞肅反擴大化，但張說他不知內情究屬如何。張國燾說他到延安後受到無止無休的批鬥，但“周恩來從未鬥爭過我”。
（當然周對敵人，特別是叛徒，卻是心狠手辣的，正如他自己所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裏就不多說了。）
西安事變抓住蔣介石後，連平素溫和的朱德也搶先提議要把這些家夥殺了再說。張國燾則說要先推測一下莫斯科的意圖。蘇俄則又一次背叛中共，說不會援助西安。周恩來是一貫以反帝反封建為己任。如今日寇橫行，最好的結果就是聯蔣抗日。西安事變的結果，最終由周恩來步入蔣介石的住室內向其慷慨陳詞而完滿結束，是中共能得到的最好結果。
張國燾說西安事變最危險的時刻，卻是在張學良出乎周恩來的預料陪蔣介石去了南京之後。那時
“東北軍的少壯派鼓噪起來了。五十多個少壯軍官，以死來威逼周恩來，他們持著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哪裏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出賣盟友，與蔣係人員，秘密妥協，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
周恩來麵臨這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辭誠懇… 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
（周恩來也確是數十年從未忘記中共對張學良的虧欠。）
張學良和蔣介石回南京後，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認定張會將一切罪過都推到中共頭上。蔣會因此實行前所未有的報複，中共也將麵臨滅頂之災。這也許可算是一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例子。周知道毛的緊張心情，回電說蔣自命英雄，答應過的事不會全部反悔。毛澤東方才笑逐顏開。
周是一心抗日的。西安事變後便組織訓練班，研究日文，日軍文告和其他渠道了解日軍動態。平型關大捷，也是周多次敦促而最終打響的。毛澤東是一直要保存實力，而周恩來每次都表示不同的看法，認為中共應該積極抗戰，衝鋒陷陣，不能言而無信，表裏不一。張國燾說毛每次遇到黨內有爭執的時候，就會宣布休會。毛澤東最擔心周恩來到抗日前線去鼓搗八路軍將領當抗日英雄。
五．輕信別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給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周恩來一開始便輕信蔣介石，認為他是反帝反封建的年輕有為的革命領導人，願意勤勤懇懇為他工作。他和蘇俄代表鮑羅廷都對蔣介石讚譽有加，一直到中山艦事件發生時才有所覺悟。
四一二政變前夜（1927年4月11日晚），周恩來又輕信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師師長斯烈，不顧幾乎所有同誌的反對，貿然前往第二師師部，結果被斯烈扣留。
周在南昌起義時輕信蔡廷鍇，讓他繼續當第十師的師長。但蔡廷鍇在起義軍南下的半路上帶走了第十師，致使起義軍在關鍵時刻失去了一支勁旅。當時“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多數委員，都對蔡有些不放心，主張應派得力的人員去控製第十師。獨周恩來認為不應對蔡表示不信任”。
周在上海時（1928年）輕信何家興和賀稚華（賀治華）。賀治華原是朱德的夫人，人很聰明，也很漂亮，能說流利的德語和英語，但棄朱德而和何家興同居。張國燾知道後覺得此人不可輕信，但沒有引起周的重視。賀治華和何家興天天晚上吵架，但白天看到周恩來和羅亦農（中共政治局委員）便熱情似火。其時周已經和鄧穎超結婚數年，所以賀治華知難而退，但對羅亦農窮追不舍。羅亦農心中所愛，是李哲時而不是她，於是賀治華由愛生恨，主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說自己手中有350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起義的人物。隻要捕房答應給她兩本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來。她還說，她願意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證明她所說非虛。雙方可以依此驗證之後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依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亦農。羅堅貞不屈，犧牲時僅26歲。
幸而周的情報部門馬上知道了詳情。於是周派顧順章帶了幾個人在爆竹聲中解決了何家興和賀稚華，搶回了他們手中的共產黨員的名單。
六．服從組織，任勞任怨，不計個人榮辱
1926年6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主張反擊的。葉挺、聶榮臻、惲代英、羅亦農等人也請求反擊。其時廣東有五個軍，蔣介石手下隻有第一軍，而第一軍中也是中共黨員最多的軍隊。反擊的勝算很大，然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妥協，讓張國燾帶著尚方寶劍到廣東實施。張國燾說周恩來原來‘鼓吹黃埔中心主義…表示對黃埔的前途極抱樂觀。他和鮑羅庭相處無間……他們兩人都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地位，使黃埔力量能夠迅速發展。’如今被打了一悶棍，中共中央自然覺得他犯了大錯。周完全接受黨中央的批評。借用張國燾的原話：“當時周恩來的地位是很尷尬的。他被免除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聲望大受損失；但仍要在黃埔工作，日與蔣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誌們對他也多所責難；認為三月二十日事變的造成，他要負相當責任。但這種處境，使他第一次曆練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現了他的處事手腕。對於以往的一切，他從不加解釋和答辯；他根據我們的決定，若無其事地在黃埔實施訓練，並處處表現尊重蔣氏的意見。”
周恩來借著他作為黃埔軍校高級訓練班的班主任的方便，掌握了哪些是已經暴露的共產黨員，哪些還沒有暴露。很多尚未暴露的中共黨員被安排到了國民黨的情報部門。李克農便是其中之一。這些人為中共後來的生死存亡提供了極大的保障。國民黨四·一二清黨時，很多被捕的中共黨員和工運領袖也是周通過他在黃埔的關係而得到營救。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後不久便把最高軍事領導權讓給毛澤東。其後毛便專橫跋扈，讓周受了許多委屈，但周卻始終任勞任怨，從不抱怨。
周恩來於1949年5月7日寫過一篇《學習毛澤東》的文章，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毛澤東不斷學習、不斷自我改造，從一個半封建社會裏的知識青年最終成為卓越的領導人。二是服從組織。毛澤東在自己的正確意見被大多數人否定時，不會固執己見，也不會輕言放棄，而是不斷地向黨內同誌不厭其煩地解釋自己的意見，直到他的意見最終為大多數同誌所接納。
其實周自己才是這樣的人。
（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謹以此文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