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生創傷記憶

我剛剛完成一篇關於海鷗劄記，提到五歲時在鼓浪嶼海邊第一次見到海鷗時的情形。

寫罷意猶未盡，從抽屜裏翻出老相冊，找到了幾十年前全家在鼓浪嶼菽莊花園的一張黑白合照。我們一家四口以日光岩為背景，媽媽摟著我，爸爸摟著妹妹。妹妹站著，其餘幾個人坐在白色花崗岩築成的四十四橋上 ，拍下了這幅春水長天照片。



（照片攝於七十年代，我將年份遮住了）

老媽有一個好習慣，總會在每張老照片背後寫上拍照時間和地點。有時她甚至直接吩咐照相館的工作人員在衝洗出來的照片上留下印刷體的時間地點。從這張全家福底部留白處的一行印刷體字，我發現拍攝的時間在我五歲那年的春天，不禁納悶起來：五歲那年的春天我不是在閩中山區嗎？妹妹也在那裏，爸爸那會兒正陪著媽媽在上海治病，我們全家怎麽會突然出現在鼓浪嶼呢？再說，第一次回廈門老家是五歲時和媽媽一起去的，我穿著夏天的裙子，在輪渡邊見到了好多隻展翅高飛的海鷗呢。

五歲那年春天發生的事，就像烙印一樣，一閉上眼睛，就會一幕幕在腦海裏展現開來。先生常常說，那是我的創傷記憶，帶著強烈的情緒衝擊，長期下來成為“高優先”的記憶，被永久保存下來。幾年前，我將這段創傷記憶以小說形式寫在了《邊城歲月》裏，用文字療愈了自己。

我將這張全家福給先生看，他猜測道：“是不是當年你爸媽決定到上海治病前，特地到鄉下接了妹妹回福州，全家人又一起回廈門探親，順便拍下了全家福？”

我連連否認：“不可能，媽媽那時都病得快死了，爸爸媽媽自顧不暇，把我扔在福州親戚家裏，寫信吩咐兩個在沙縣務農的舅舅來福州接我，他倆就去上海了。他倆哪有心情和精力去鄉下接妹妹呢？”

鑒於媽媽對痛苦往事的記憶常常出現有意無意的偏差，我沒有向她求證此事，而是發了微信給定居台北的舅舅：“您還記得第一次接我去沙縣的情形嗎？”

舅舅答：“大概是在你四歲的時候，具體細節我記不清了！”

也就是說，我的創傷記憶是在四歲時就形成的，而我一直認為那時自己五歲，是因為媽媽不時提起：“你五歲時，我去上海最好的腫瘤醫院動手術……”受過舊式教育的媽媽習慣講虛歲，而我從小則接受了實歲觀念。鼓浪嶼的全家福是媽媽大病初愈後拍攝的，難怪她和爸爸都笑的那麽開心。我由此推斷，自己第一次回故鄉廈門時才四歲，是與媽媽同行的，五歲那年的春天第二次回鄉。

捋順了創傷記憶的前後脈絡後，竟然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我童年時的照片並不多，如今隻餘幾張，四五歲時的每張照片總是苦著臉。媽媽說，那時無論給我拍照的叔叔怎麽哄，我都笑不出來。好容易麵部肌肉抽動了幾下，以為擠出了笑容，拍出來的卻是一幅哭相，彷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幸運的是，盡管幼年時痛苦的記憶如影隨形伴隨了我大半輩子，上天卻賜予了我一幅感恩的心腸和用文字舔舐傷口的能力。如今的我每天都在笑，有時微笑，有時開懷大笑，有時含淚地笑……

生活不總是那麽糟糕，我的創傷記憶可以翻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