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新來的德國同事
西蒙先生所在的部門來了幾個新人，他們分別來自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國，被分配到不同的課題組，與研究人員一起做研究工作。馬田組裏的新員工托馬斯來自德國南部地區。由於大家經常和馬田交流技術問題，而且也會一起去餐廳用午餐，很快就和托馬斯熟悉起來。
托馬斯畢業於德國南方一所名牌大學，因為學習成績優異獲得讀博士的機會。在讀博士期間，他積極參加了一些非政府組織發起的環保及和平運動，由於精力分散，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研究課題。工作合同到期後，他不得不暫時離開教授的課題組。後來經教授推薦，他申請到為期一年的出國交流獎學金，最後選擇去芝加哥大學，在那裏繼續完成博士論文。
在芝加哥大學一位教授的研究團隊中，托馬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躍學術氣氛。充滿自由的工作環境讓他感到心情舒暢，與同事們的交流開拓了學術視野，在短短的數月中，課題研究上就有了明顯的進展。在那段時間，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東部的女留學生瑪麗娜，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結為連理。
托馬斯完成一年的交流計劃後，瑪麗娜也恰好完成了建築專業的學習。為了積累建築設計方麵的工作經驗，她在一家建築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托馬斯則注冊了一家公司，做起了計算機編程的服務工作。
“9·11事件”發生後，他們預計這一事件會對美國未來幾年的政治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經濟方麵的不確定因素肯定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經過深思熟慮後，他們處理了多年積攢的書籍、家具等物，賣掉了汽車，退了租房，帶上幾件簡單的行李離開了美國。回到德國不久，托馬斯完成了博士論文答辯，後經指導教授推薦來到研究所工作。瑪麗娜也一起來到荷蘭，不久便加入了幾個年輕人在阿姆斯特丹合夥開辦的一家建築事務所，專做老城區的舊建築改造項目。
也許在美國逗留期間受到和平主義的影響，托馬斯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對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頗有微詞，而大部分同事則認為必須用軍事手段才能消滅恐怖主義。在午餐桌上，大家經常就時政發表各自的意見，雖然觀點各有不同，但都能理性地討論問題。這方麵的意見交流無疑給午間休息增加了活躍氣氛。
一天，托馬斯用電子郵件發來了生日晚宴請柬。到了周末，按請柬上的地址開車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家位於市中心的一個老居民區，在沿河的一幢三層樓房的頂層中，一間不到二十平米的小閣樓被裝飾得非常舒適。那天到場的客人中，除了女主人的幾位建築事務所同事，還有研究所的幾個與托馬斯關係密切的年輕人。當主人開始致歡迎辭時，研究所的一個小青年調侃道：“對不起，今天是來聽報告的，還是來吃飯的？”一陣哄笑後，大家便自取食物，自由交談起來。過了一會兒，托馬斯用投影儀放映法國音樂家古諾（Charles-Francois Gounod，1818-1893）的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場的年輕人似乎沒有欣賞古典歌劇的雅興，一陣反對聲後，主人改放了當時正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熱戀中的莎士比亞》。
不久後，德國南方一所大學有一個教授職位空缺，托馬斯的求職申請通過了第一輪評議。按照校方要求，他需要在第二輪評議中做一次科研報告。幾個與托馬斯關係良好的同事分別提供了各自的科研成果，大家都希望以此助他一臂之力，能夠順利得到這個教授職位。然而，事與願違，托馬斯最終收到了未能受聘的通知，對此大家都感到有些惋惜。有人曾私下裏分析原因，認為托馬斯的業務能力毋庸置疑，但他的外表和舉止，例如一頭粉紅色的染發和鳥窩般的發型，會讓南德地區的保守派人士看不上眼，而且走路時彎腰弓背、一副跌跌撞撞的樣子，也會給人留下缺乏自信的印象，這些都有可能是未能得到教職的原因。
幾個月後，研究所的許多項目下馬，按照“後來先走”的規則，托馬斯不得不離開研究所，去了一家谘詢公司。幾年後聽說，他在荷蘭一所大學得到了一個教職，開始了向往已久的教學與科研生涯。雖然多年來沒有再和他來往，但在偶爾翻看當年的工作筆記時，仍然會想起和他共事時的一些趣事，也很想知道：他現在還是那麽不修邊幅，留著染成紅的亂草堆發型去給學生上課嗎？
八、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
來自意大利的小夥子名叫弗朗切斯科，他有著意大利人的典型外表特征：結實的中等身材，一頭烏黑的卷發。他特別注意衣著儀表，喜歡穿黑色的西褲、紫紅色的襯衣，並在胸前襯衣口袋中插入一塊白手絹，讓手絹的尖角顯露在外。
弗朗切斯科來自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小城市，大學畢業後在德國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同時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據他自述，他的指導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嚴格，學生們必須定期報告研究進度，而且在每次報告會上，教授都會提出一大堆專業問題。四年合同到期後，弗朗切斯科並未完成畢業論文。來研究所工作後，他被安排在一個項目組，在法國人米歇爾的指導下做一些研究工作。
米歇爾來自法國南部一個小商人家庭，他父親年輕時曾經是軍隊的下級軍官，在1954年的越南“奠邊府戰役”中受傷後退役，之後在家鄉開了一家小公司，經營一點小生意。在米歇爾的成長過程中，他從父親口中了解到戰爭的殘酷性。中學期間，他受到信奉和平主義的老師影響，逐漸成為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和平主義者。而弗朗切斯科則是個堅定地社會主義信徒，在討論社會問題時，他們兩人之間經常會發生激烈的爭論。米歇爾常常在公眾場合譏笑弗朗切斯科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種“烏托邦”，認為建立在這種理念之上的製度是催生懶漢的溫床；弗朗切斯科則批判米歇爾的資本主義理念，稱其本質是少數“吸血蟲”對勞動者的剝削。
除了情緒化的言辭外，他們在爭論中也會使用明顯帶有政治立場的術語或俚語，比如米歇爾常把“提高生產率”和“把蛋糕做大”這類的詞掛在嘴邊，而弗朗切斯科則使用意思完全相反的“提高購買力”和“公平分配蛋糕”一類的詞。實際上，他們都沒有太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雙方的政治立場幾乎都是來自家庭的經濟背景。
馬田喜歡在一旁看熱鬧，在他們語言交鋒時火上澆油。有一次，兩人爭執起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劣性，米歇爾認為社會主義的失敗主要是製度上的原因，社會主義的絕對平均理念完全就是烏托邦；而弗朗切斯科則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一種優越製度，它的失敗並非製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外部條件造成的。此時，馬田講了一個曾在東德流行的政治笑話。當年，隨著社會主義製度日漸衰落，東德人總結出了社會主義的四大敵人，它們分別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這個笑話引起了在場人的一陣哄笑。把製度上的弊病和建設中的失敗歸咎於自然，認為失敗皆因天公不作美，這是東德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
弗朗切斯科似乎對自己的業務工作沒有太大的熱情，而喜歡在研究所裏建立各種人際關係。他經常在工作時間到各個部門串門，找認識的同事聊天，與不熟悉的同事套近乎。有一次，在一個項目進展研討會上，弗朗切斯科當著在場研究人員的麵，對一個技術問題發表了一通意見，口若懸河地講了一大堆“應該”和“必須”的措施。他的張揚態度讓在場的人感到不悅。馬田忍不住回懟了他一句：“這個技術問題不是你這個‘公關博士’能理解的。”馬田的這番話讓弗朗切斯科下不來台。從那以後，他再也敢不懂裝懂，在眾多專家麵前大言不慚地班門弄斧了。
過了幾個月，弗朗切斯科在完成實習後得到了另一個部門的工作合同。他平時在所裏東遊西晃，付出的公關努力最終有了回報。而與他同時期的幾個實習生，包括指導他工作的米歇爾，無論業務能力還是行為舉止方麵，都比弗朗切斯科更適合在所裏工作，隻因為缺乏活動能力，不得不在合同到期後離開研究所，去別處尋找工作。
九、愛較真的馬蒂森博士
一連幾天，人事變動成了午餐桌上的熱議話題，發表意見最多的是一位實驗物理學家，為敘事方便，姑且稱他為馬蒂森。
馬蒂森來自德國北方的一個港口城市，這位物理學博士的專業是實驗儀器的設計和操作。他是個對工作極端認真，但對他人的工作錯誤毫不容忍的人。由於他為人尖刻，尤其對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充滿不屑，在研究所裏，他的個性似乎與團隊合作的大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有一次，那個自以為是的實習生在午餐桌上說大話，引起了在場人的不快。馬蒂森當著實習生麵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德國大學中，博士研究生退學無非有兩種原因：要麽業務不合格，要麽人品不合格。他詢問實習生為何無法完成博士學業，是業務不行還是人品有問題？還是二者兼而有之？他譏笑那個讀博士半途而廢的實習生“除了花費，一無所獲”，甚至略帶鄙視地稱他為“肄業博士”。在德國，一個人要麽是博士，要麽不是博士，半途而廢的所謂“肄業博士”不過是“loser（失敗者）”的同義詞。大家對這個實習生沒有什麽好感，也都覺得應該適當敲打他一下，讓他收斂張揚的個性。但誰也沒想到，馬蒂森的語言竟然如此尖刻，完全不給實習生留一點麵子。馬蒂森的話使得談話氣氛驟然凝固，這時實習生尷尬地推說有事，灰溜溜地走開了。從此以後，實習生再也沒有出現在德國同事的餐桌上。
一次，研究所請來一位科學家介紹最新的研究成果。當科學家提到他的團隊最新得到的一個實驗結果時，馬蒂森敏銳地感覺到實驗中的問題。在報告後的提問環節，馬蒂森對實驗裝置和實驗數據提出了幾個比較關鍵的疑問。報告者的回答並未解開馬蒂森的疑惑，於是馬蒂森用不客氣的口氣說道：“年輕人，回去以後先檢驗實驗裝置的測量誤差，免得測出不可靠的錯誤數據，從而得出過於樂觀的荒謬結論。”盡管他對實驗裝置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如此直言不諱，而且言辭尖銳，不僅令客人感到難堪，也讓報告會的組織者和在場的聽眾感到有點尷尬。
馬蒂森喜歡在談話時挑對方的刺，這個吹毛求疵的習慣很讓人討厭。一次在討論環保問題時，馬蒂森對德國環保黨的極端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由於他的措辭過於情緒化，一位新來的德國同事好意提醒他保持冷靜，討論問題時不要因個人情緒偏離主題。馬蒂森變得有些不悅，開始挑剔這位同事每句話中的措辭，不給對方發言的機會。這位新同事前不久以“summa cum laude（最優等）”的成績博士畢業，是個心高氣傲的年輕人，哪受得了這般戲弄，隻聽他突然大喝一聲：“Fischkopf（魚頭）！”不等眾人反應過來，他便拿起桌上的調料瓶，往馬蒂森的餐盤裏猛撒了一堆調料，隨即站起身來，頭也不回地走開了。這位同事口中的“魚頭”是馬蒂森出生地的俚語，意思是“Dummkopf（笨蛋）”。從此以後，隻要馬蒂森出現，大家在飯桌上都盡量避免談論時事政治，特別是與環保有關的問題。
馬蒂森在德國人眼中是個情商不高的“書呆子”，雖然精通自己專業領域的業務，但對其他方麵的知識似乎不怎麽感興趣。一次在聊天中了解到，他參與股票交易已有數年之久。當時正是全球性的股市低迷時期，他投入的一大筆資金暫時無法解套。他是個既聰明又固執並有些貪婪的人，也許正是聰明、固執和貪婪的組合導致了投資損失。在那段時間，他經常向炒股經驗豐富的同事討教對策。然而，在遇上股市低迷周期，即使是炒股高手也難在短時期內扭虧為盈。
（未完待續）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連載三）
yefang (2025-10-13 08:36:27) 評論 (2)七、新來的德國同事
西蒙先生所在的部門來了幾個新人，他們分別來自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國，被分配到不同的課題組，與研究人員一起做研究工作。馬田組裏的新員工托馬斯來自德國南部地區。由於大家經常和馬田交流技術問題，而且也會一起去餐廳用午餐，很快就和托馬斯熟悉起來。
托馬斯畢業於德國南方一所名牌大學，因為學習成績優異獲得讀博士的機會。在讀博士期間，他積極參加了一些非政府組織發起的環保及和平運動，由於精力分散，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研究課題。工作合同到期後，他不得不暫時離開教授的課題組。後來經教授推薦，他申請到為期一年的出國交流獎學金，最後選擇去芝加哥大學，在那裏繼續完成博士論文。
在芝加哥大學一位教授的研究團隊中，托馬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躍學術氣氛。充滿自由的工作環境讓他感到心情舒暢，與同事們的交流開拓了學術視野，在短短的數月中，課題研究上就有了明顯的進展。在那段時間，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東部的女留學生瑪麗娜，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結為連理。
托馬斯完成一年的交流計劃後，瑪麗娜也恰好完成了建築專業的學習。為了積累建築設計方麵的工作經驗，她在一家建築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托馬斯則注冊了一家公司，做起了計算機編程的服務工作。
“9·11事件”發生後，他們預計這一事件會對美國未來幾年的政治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經濟方麵的不確定因素肯定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經過深思熟慮後，他們處理了多年積攢的書籍、家具等物，賣掉了汽車，退了租房，帶上幾件簡單的行李離開了美國。回到德國不久，托馬斯完成了博士論文答辯，後經指導教授推薦來到研究所工作。瑪麗娜也一起來到荷蘭，不久便加入了幾個年輕人在阿姆斯特丹合夥開辦的一家建築事務所，專做老城區的舊建築改造項目。
也許在美國逗留期間受到和平主義的影響，托馬斯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對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頗有微詞，而大部分同事則認為必須用軍事手段才能消滅恐怖主義。在午餐桌上，大家經常就時政發表各自的意見，雖然觀點各有不同，但都能理性地討論問題。這方麵的意見交流無疑給午間休息增加了活躍氣氛。
一天，托馬斯用電子郵件發來了生日晚宴請柬。到了周末，按請柬上的地址開車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家位於市中心的一個老居民區，在沿河的一幢三層樓房的頂層中，一間不到二十平米的小閣樓被裝飾得非常舒適。那天到場的客人中，除了女主人的幾位建築事務所同事，還有研究所的幾個與托馬斯關係密切的年輕人。當主人開始致歡迎辭時，研究所的一個小青年調侃道：“對不起，今天是來聽報告的，還是來吃飯的？”一陣哄笑後，大家便自取食物，自由交談起來。過了一會兒，托馬斯用投影儀放映法國音樂家古諾（Charles-Francois Gounod，1818-1893）的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場的年輕人似乎沒有欣賞古典歌劇的雅興，一陣反對聲後，主人改放了當時正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熱戀中的莎士比亞》。
不久後，德國南方一所大學有一個教授職位空缺，托馬斯的求職申請通過了第一輪評議。按照校方要求，他需要在第二輪評議中做一次科研報告。幾個與托馬斯關係良好的同事分別提供了各自的科研成果，大家都希望以此助他一臂之力，能夠順利得到這個教授職位。然而，事與願違，托馬斯最終收到了未能受聘的通知，對此大家都感到有些惋惜。有人曾私下裏分析原因，認為托馬斯的業務能力毋庸置疑，但他的外表和舉止，例如一頭粉紅色的染發和鳥窩般的發型，會讓南德地區的保守派人士看不上眼，而且走路時彎腰弓背、一副跌跌撞撞的樣子，也會給人留下缺乏自信的印象，這些都有可能是未能得到教職的原因。
幾個月後，研究所的許多項目下馬，按照“後來先走”的規則，托馬斯不得不離開研究所，去了一家谘詢公司。幾年後聽說，他在荷蘭一所大學得到了一個教職，開始了向往已久的教學與科研生涯。雖然多年來沒有再和他來往，但在偶爾翻看當年的工作筆記時，仍然會想起和他共事時的一些趣事，也很想知道：他現在還是那麽不修邊幅，留著染成紅的亂草堆發型去給學生上課嗎？
八、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
來自意大利的小夥子名叫弗朗切斯科，他有著意大利人的典型外表特征：結實的中等身材，一頭烏黑的卷發。他特別注意衣著儀表，喜歡穿黑色的西褲、紫紅色的襯衣，並在胸前襯衣口袋中插入一塊白手絹，讓手絹的尖角顯露在外。
弗朗切斯科來自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小城市，大學畢業後在德國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同時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據他自述，他的指導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嚴格，學生們必須定期報告研究進度，而且在每次報告會上，教授都會提出一大堆專業問題。四年合同到期後，弗朗切斯科並未完成畢業論文。來研究所工作後，他被安排在一個項目組，在法國人米歇爾的指導下做一些研究工作。
米歇爾來自法國南部一個小商人家庭，他父親年輕時曾經是軍隊的下級軍官，在1954年的越南“奠邊府戰役”中受傷後退役，之後在家鄉開了一家小公司，經營一點小生意。在米歇爾的成長過程中，他從父親口中了解到戰爭的殘酷性。中學期間，他受到信奉和平主義的老師影響，逐漸成為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和平主義者。而弗朗切斯科則是個堅定地社會主義信徒，在討論社會問題時，他們兩人之間經常會發生激烈的爭論。米歇爾常常在公眾場合譏笑弗朗切斯科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種“烏托邦”，認為建立在這種理念之上的製度是催生懶漢的溫床；弗朗切斯科則批判米歇爾的資本主義理念，稱其本質是少數“吸血蟲”對勞動者的剝削。
除了情緒化的言辭外，他們在爭論中也會使用明顯帶有政治立場的術語或俚語，比如米歇爾常把“提高生產率”和“把蛋糕做大”這類的詞掛在嘴邊，而弗朗切斯科則使用意思完全相反的“提高購買力”和“公平分配蛋糕”一類的詞。實際上，他們都沒有太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雙方的政治立場幾乎都是來自家庭的經濟背景。
馬田喜歡在一旁看熱鬧，在他們語言交鋒時火上澆油。有一次，兩人爭執起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劣性，米歇爾認為社會主義的失敗主要是製度上的原因，社會主義的絕對平均理念完全就是烏托邦；而弗朗切斯科則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一種優越製度，它的失敗並非製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外部條件造成的。此時，馬田講了一個曾在東德流行的政治笑話。當年，隨著社會主義製度日漸衰落，東德人總結出了社會主義的四大敵人，它們分別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這個笑話引起了在場人的一陣哄笑。把製度上的弊病和建設中的失敗歸咎於自然，認為失敗皆因天公不作美，這是東德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
弗朗切斯科似乎對自己的業務工作沒有太大的熱情，而喜歡在研究所裏建立各種人際關係。他經常在工作時間到各個部門串門，找認識的同事聊天，與不熟悉的同事套近乎。有一次，在一個項目進展研討會上，弗朗切斯科當著在場研究人員的麵，對一個技術問題發表了一通意見，口若懸河地講了一大堆“應該”和“必須”的措施。他的張揚態度讓在場的人感到不悅。馬田忍不住回懟了他一句：“這個技術問題不是你這個‘公關博士’能理解的。”馬田的這番話讓弗朗切斯科下不來台。從那以後，他再也敢不懂裝懂，在眾多專家麵前大言不慚地班門弄斧了。
過了幾個月，弗朗切斯科在完成實習後得到了另一個部門的工作合同。他平時在所裏東遊西晃，付出的公關努力最終有了回報。而與他同時期的幾個實習生，包括指導他工作的米歇爾，無論業務能力還是行為舉止方麵，都比弗朗切斯科更適合在所裏工作，隻因為缺乏活動能力，不得不在合同到期後離開研究所，去別處尋找工作。
九、愛較真的馬蒂森博士
一連幾天，人事變動成了午餐桌上的熱議話題，發表意見最多的是一位實驗物理學家，為敘事方便，姑且稱他為馬蒂森。
馬蒂森來自德國北方的一個港口城市，這位物理學博士的專業是實驗儀器的設計和操作。他是個對工作極端認真，但對他人的工作錯誤毫不容忍的人。由於他為人尖刻，尤其對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充滿不屑，在研究所裏，他的個性似乎與團隊合作的大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有一次，那個自以為是的實習生在午餐桌上說大話，引起了在場人的不快。馬蒂森當著實習生麵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德國大學中，博士研究生退學無非有兩種原因：要麽業務不合格，要麽人品不合格。他詢問實習生為何無法完成博士學業，是業務不行還是人品有問題？還是二者兼而有之？他譏笑那個讀博士半途而廢的實習生“除了花費，一無所獲”，甚至略帶鄙視地稱他為“肄業博士”。在德國，一個人要麽是博士，要麽不是博士，半途而廢的所謂“肄業博士”不過是“loser（失敗者）”的同義詞。大家對這個實習生沒有什麽好感，也都覺得應該適當敲打他一下，讓他收斂張揚的個性。但誰也沒想到，馬蒂森的語言竟然如此尖刻，完全不給實習生留一點麵子。馬蒂森的話使得談話氣氛驟然凝固，這時實習生尷尬地推說有事，灰溜溜地走開了。從此以後，實習生再也沒有出現在德國同事的餐桌上。
一次，研究所請來一位科學家介紹最新的研究成果。當科學家提到他的團隊最新得到的一個實驗結果時，馬蒂森敏銳地感覺到實驗中的問題。在報告後的提問環節，馬蒂森對實驗裝置和實驗數據提出了幾個比較關鍵的疑問。報告者的回答並未解開馬蒂森的疑惑，於是馬蒂森用不客氣的口氣說道：“年輕人，回去以後先檢驗實驗裝置的測量誤差，免得測出不可靠的錯誤數據，從而得出過於樂觀的荒謬結論。”盡管他對實驗裝置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如此直言不諱，而且言辭尖銳，不僅令客人感到難堪，也讓報告會的組織者和在場的聽眾感到有點尷尬。
馬蒂森喜歡在談話時挑對方的刺，這個吹毛求疵的習慣很讓人討厭。一次在討論環保問題時，馬蒂森對德國環保黨的極端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由於他的措辭過於情緒化，一位新來的德國同事好意提醒他保持冷靜，討論問題時不要因個人情緒偏離主題。馬蒂森變得有些不悅，開始挑剔這位同事每句話中的措辭，不給對方發言的機會。這位新同事前不久以“summa cum laude（最優等）”的成績博士畢業，是個心高氣傲的年輕人，哪受得了這般戲弄，隻聽他突然大喝一聲：“Fischkopf（魚頭）！”不等眾人反應過來，他便拿起桌上的調料瓶，往馬蒂森的餐盤裏猛撒了一堆調料，隨即站起身來，頭也不回地走開了。這位同事口中的“魚頭”是馬蒂森出生地的俚語，意思是“Dummkopf（笨蛋）”。從此以後，隻要馬蒂森出現，大家在飯桌上都盡量避免談論時事政治，特別是與環保有關的問題。
馬蒂森在德國人眼中是個情商不高的“書呆子”，雖然精通自己專業領域的業務，但對其他方麵的知識似乎不怎麽感興趣。一次在聊天中了解到，他參與股票交易已有數年之久。當時正是全球性的股市低迷時期，他投入的一大筆資金暫時無法解套。他是個既聰明又固執並有些貪婪的人，也許正是聰明、固執和貪婪的組合導致了投資損失。在那段時間，他經常向炒股經驗豐富的同事討教對策。然而，在遇上股市低迷周期，即使是炒股高手也難在短時期內扭虧為盈。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