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位出版社編輯對我說，“你生活在德國又認識不少老人，寫一部二戰時期德國老兵的故事呢吧。”他提出建議是因為看了我的二篇文章，說這樣的故事有市場，可我是憑興趣行事的，寫過兩個之後興趣走了，故事裏的老二位是平日頻繁接觸的，他們的情感行為無論巨細我盡收眼底，因而活生生的，換作寫他人不免要走形式，我恐怕難以勝任。當時正值二戰結束60周年，一晃又變成80周年，故事裏的人早就不在了，但戰爭從未停止。所以……
第三帝國的老兵們
現今德國年過80的老頭們，有誰沒在二戰時當過兵呢，情形有點像文革時期，哪個學生沒下過鄉呢，大家統統地被送到農村或者兵團，街上很少見青年學生。那時我出門常被人問，怎麽沒去廣闊天地？告訴人家我有病去不了時，總換來蔑視的白眼，潛台詞就是我貪圖安逸，逃避接受革命鍛煉的機會。我從小就是書蟲子，那兩年在家閑著，更是看書無數，尤其喜愛外國文學，對政治經濟哲學什麽的興趣不大。70年代初，國家翻譯了不少外國政治家傳記和一些重大曆史事件，作為內部刊物發行,我一下子上了政治曆史癮，一本接一本地讀下去，當我讀到《第三帝國的興亡》時，竟到了手不釋卷的程度，一口氣把四冊書看完，難道是我那時就有了預感，知道自己十多年後要生活在德國，會認識眾多的帝國士兵嗎？
布裏先生
德國老頭裏，我最熟的是布裏先生，老頭是大學裏退休的教授，年紀比我爸還大兩歲，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他們老倆口，他們就變成了我的“老頭和老太太”，老頭老太太沒有孩子，我曾和他們像一家人似地住在一起，形影不離。我愛問，問呀問呀的，把他們的身世問得一清二楚，當問到二次大戰時，我不加修飾單刀直入：“你殺過人嗎？”
“沒有。”他平靜地回答。
“怎麽可能！仗打了好幾年，你又去過東歐，難道你沒放過一槍，別擔心，我不會告訴別人的，你真的沒有打死過人，比如當時的南斯拉夫遊擊隊員什麽的？”
我不信老頭的話，腦子裏浮現出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鏡頭，不依不饒地循循善誘著。
“我真的沒有殺過人，我當時是通訊兵，總和指揮部在一起，沒有機會和人真刀真槍對陣。”老頭很認真地解釋。
“難道從你入伍到戰爭結束，就從未與人交過戰，一直是做報務員嗎？”我中了邪似的死纏不放。
然後，老頭就給我講了一個第三帝國士兵的故事。
大膽違紀，發配東歐
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當年的老頭正在柏林大學攻讀物理，他原本是打算學法律的，他的父母不同意，說德國納粹當權，根本無法可講，不如躲開政治做學問的好。戰爭初期，戰事還不緊張，希特勒占著上風，大學生們還被允許繼續讀書，尤其在考試期間，可以借此推遲服兵役的時間，到了1941年，老頭不得已當了兵，那年他20歲，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別以為在那個瘋狂年代沒有明白人，老頭的父母就非常厭惡戰爭，厭惡希特勒，隻是不能公開表示而已。懾於淫威，反抗肯定是死路一條，他們所能做的不過是沉默不語，袖手以待，老頭分析說，當時真正的納粹占30%，而反納粹人士占據15%，其他均是隨大流的。我無法判定他的說法是否精確，但有一點我敢斷言，就是隨大流的永遠占大部分，因為是大部分，因此顯得聲勢浩大，所謂的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一件事是否合理，不看本質看數量，量大了遮天蓋地，有沒有理就變得無足輕重了。老頭是大學生，沒有被派去做一般的連隊士兵，先是在波茨坦受了一段新兵訓練，然後通過一次測驗，他做了電訊收發員，被分配到柏林德軍指揮部工作，是個令人羨慕的美差。他告訴我，在考核打字時，他竭盡全力寫得飛快，拔了頭籌，因為他知道電訊收發是最理想的工作，不直接進入血肉橫飛的戰場，而是跟著發號施令的指揮部，相對而言要安全得多，是啊，戰爭這玩意兒，正義與否，死傷的大都是小小的士卒。
老頭是個非常聰明有才智的人，上小學時就頭角展露，學習總是名列前茅，學校看他出類拔萃，還允許他跳了級，如此人才屈就在司令部抄抄寫寫，讓他覺得十分無聊。在電訊傳遞中，他憑感覺意識到，電波的另一頭，紐倫堡方麵的電訊員是位年輕的姑娘，就開始利用軍中的電訊設備，給遠在幾百公裏外的虛幻女孩，寫起不是情書卻也不亞於情書的信來了。老頭不是學文的，也幾乎不看什麽小說，可天生一副好文筆，幽默而又有情趣，迷住了紐倫堡那邊的女孩，兩人在二戰時期德軍不同的指揮部，利用工作之便，一來一往地通起電郵來了，我抱著懷疑的態度問他：
“你怎麽就能斷定那邊的電訊員真是個年輕姑娘呢？”
“我有經驗啊！一看發過來的電訊就知道是個女孩，而且還很漂亮呢！”老頭自以為是地宣稱，得意地用手指理著銀白色的頭發，青年時代的回憶為他的臉上添了一片光彩。
可惜，好景不長，兩人的羅曼締克電訊東窗事發，紐倫堡方麵的女孩是如何被處置的不得而知，老頭則又被遣送到波茨坦軍營待命，準備一有需要，就派往有戰事的前線，作為對他的懲罰。上等兵雷曼是連隊裏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職業兵，他比老頭大幾歲，已在軍中服役多年。雷曼有著深色的卷發，深色的眼睛和宏亮的聲音，每天清晨，他負責集合連隊，然後向前大步出列行舉手禮：“報告連長，××連隊全部到齊，聽候指令！”
雷曼和老頭一樣，都是柏林人，他當兵當夠了！希特勒那時正日在中天，閃電般地攻下了華沙，占領了法國，形勢看起來一片大好，雷曼幻想，他不久就可以解甲歸田，完成高中課程，通過畢業考試後去讀大學，他大睜著栗色的眼睛，對老頭說起他的願望：“我想學化學，或者生物，要不就作一名獸醫，反正是不再當兵了！你已經是大學生了，可不可以幫我補習一下高中數學？”
就這樣，金發的受罰士兵老頭，和生著栗色眼睛的上等兵雷曼，訓練之餘在波茨坦軍營開了數學補習班，兩個對未來抱著希望的年輕人，一個教得認真，一個學得勤奮，而他們的未來卻是風雨飄搖，生死不定。幾個月後，雷曼對老頭透露：“上麵有指令，前線要人了，你留不住啦，我準備把你的名字報上去，到塞爾維亞，那兒比蘇聯情況好，危險會小一些，你是個聰明小夥子，願上帝保佑你！”
1941年底，老頭揣著調令，先坐火車隻身來到維也納，然後再轉車去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他說，要是沒有雷曼，他肯定橫屍斯大林格勒的曠野，無聲無息地化為泥土，而為他祝福的上等兵雷曼，從此再沒有了聯係，不知他是否有幸作了獸醫，還是魂散疆場、黃土沒頂？唉，人來到世上實在是場惡夢！
麗麗·瑪蓮
塞爾維亞那時已經被德軍占領，而貝爾格萊德 (Belgradsender) 的電台更是德軍的重要領域，電台每天的新聞節目，在北非的戰場都可以收到，是二戰時期德軍極為了得的喉舌。老頭是學物理的，即使被罰送到前線，幹的仍舊是技術兵種，他被派到電台的新聞部，負責監視新聞部的電話中心。梅爾琳和克蒂是在電話中心工作的兩名塞籍女士，都講著一口流利的德文。年輕的克蒂是塞爾維亞的德裔，已經在那裏生活了幾代人，盡管如此，當德軍占領了塞國後，她立刻驕傲地以占領者為榮，一心一意地為第三帝國效力。梅爾琳則是秘密地下反抗人士，身在曹營心在汗，為鐵托遊擊隊做秘密工作，梅爾琳是兩個女孩的媽媽，她的丈夫是俄國的公爵，十月革命後逃亡到塞國。前俄國公爵的命運實在叫人不敢恭維，先是叫布爾什維克掃地出門到塞爾維亞，在那裏好不容易安了家落了戶，偏偏希特勒又及時趕來了，生不逢辰幾個字，對他來說再確切不過了。
老頭那會兒二十出頭，正值人生最強盛之時，每天早上起床吃過早餐，就囚在新聞部的電話室，監視著是否有人利用電話做有損於帝國的事情，對他來說，實在是無聊單調、荒誕、無趣，為此，他開始向梅爾琳學習塞爾維亞語。後來，梅爾琳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女同事蓮卡，老頭就像影子似地跟美麗的蓮卡練起塞語來了，他把塞語的“我愛你”說得花落淚、鳥驚心般地纏綿感人，美麗而有性格的蓮卡被他深深地、癡癡地迷惑住了。
“吹牛不上稅！蓮卡哪裏是愛上了你，她是借你的關係為反抗組織搜集情報的！”我經驗十足地給老頭潑著冷水。
美麗的蓮卡
“我們是真心地相愛，蓮卡和我同歲，都正是享受愛情的年紀，雖然戰爭殘酷，可愛情卻沒有國籍！再說我早就知道蓮卡和鐵托的反抗組織有關，她做律師的哥哥就是鐵托的遊擊隊員，而她的父親，名義上是政治家，其實是英國間諜，蓮卡也知道我是反對納粹的。”
老頭說完停頓下來，像剛睡醒的孩子似的，用手指揉著眼睛，然後兩手互相摩擦著，那彈指一揮的刹那間，滑回了六十多年。
蓮卡在電台音樂部工作，老頭常去那裏串門，幫蓮卡挑選準備播放的唱片，音樂部裏的唱片資料非常豐富，在無數張唱片中，他對一個叫Lale Andersen的德國女歌手很感興趣，因為女歌手和他的母親是同鄉，都是來自布來梅港市。Lale Andersen當時並不是很有名氣的歌手，不知是誰從無數張唱片中選出了她灌的一首歌——《麗麗·瑪蓮》，在貝爾格萊德電台之聲播放，那是一首悲傷的歌曲，講的是一個士兵未戰死之前，總是和他深愛的麗麗·瑪蓮在營區門外的路燈下見麵，直到他有一天不再能出現，歌中Andersen用她那略帶沙啞的聲音緩緩地唱道：
營區的大門前有一盞街燈，
街燈下站著她，
我們本該道別再見
在這燈下，我們本該道別再見
像從前一樣，麗麗·瑪蓮，像……
我們倆的身影合二為一，
因為我們彼此愛得摯深，
人們一眼就可看出，所有的人都一目了然
當我們在街燈下時，
像從前一樣，麗麗·瑪蓮 ……
哨兵呼喚著，熄燈號已經吹響，
同伴們，我就來啦，不會因遲到坐三天禁閉，
讓我們說再見吧，
可我多麽想跟你走啊，
和你在一起，麗麗·瑪蓮，和你在一起……
它熟悉你的腳步，你優美的體態，
它整個晚上不停地燃，我，早被它忘卻多時
並將要遭受到不幸之難，
當我們站在街燈下
和你一起，麗麗·瑪蓮……
在那沉寂的空間，土地的深處，
如同夢中一般，你充滿愛意的唇將我托出，
當霧散去時，
我將要與你站在街燈下，
像從前一樣，麗麗·瑪蓮……
《麗麗·瑪蓮》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Leip先生創作的。二戰時的貝爾格萊德電台播放了這首歌後，反響很大，這是電台工作人員事先沒有料到的，分布在各個戰場的德國官兵，紛紛來信再次點播這首歌，而且要求重播的信沒完沒了，以至於這首歌竟成了新聞部的固定節目。每天晚上十點是新聞節目，差一刻十點時，新聞節目就開始為德軍讀問候信，信是從德國本土寄來的，有父母問候兒子的，有妻子問候丈夫的，有情人的問候，有學生的問候……這樣的問候信電台每天都能收到幾百封，信讀到差三分十點，就開始播放《麗麗·瑪蓮》了。德軍貝爾格萊德電台的《麗麗·瑪蓮》節目，不僅在德軍內反響巨大，就連在戰場上與德軍奮戰的英軍、法軍……也皆是如此，如果雙方當時正在打炮，都會在快十點時停下來，敵友雙方都要去聽《麗麗·瑪蓮》。
聽著老頭的婉婉訴說，我的眼睛模糊了，從古至今多少次戰爭，無數名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被迫拿起武器互相殘殺，說什麽正義，講什麽公道，為皇帝也罷，為別的什麽也好，說白了不過都是些你多我少之爭！在人類曆史不斷演變進化的過程中，多少傳統習俗被改變或自行消亡，唯有戰爭這一遊戲，無論如何也玩不膩不說，還不斷地升級創新，兩千多年前的一部《孫子兵法》，被黃眼藍眼們研究運用得淋漓盡致，滾瓜爛熟，無論是血肉橫飛的戰場，還是殺機四伏的商場，都鬼鬼祟祟地釜底抽薪、瞞天過海、以仇報恩，借刀為了殺人，後退為了滅敵，和親是計，美人是計，連一走了事也還是計！人啊，實在是一種無法憐憫的生靈！難怪麗麗·瑪蓮孤獨地立在街燈下，她是在哀歎人生的坎坷與無奈，而那無數名生死無定的沙場男兒，之所以為《麗麗·瑪蓮》動情，同樣也是在哀歎命運的不公與殘酷。歌手Lale Andersen因《麗麗·瑪蓮》名聲大噪，戰後歌曲還被拍成電影，在德國恐怕無人不曉。1943年，老頭在調離貝爾格來德時，利用工作之便，把《麗麗·瑪蓮》那張唱片偷偷地轉移到自己的背包裏，想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母親，我對老頭認真地說：“都是因為你偷走了這張唱片！要不二戰本有可能早一天結束的！”
老頭一臉惶惑。
“你想，這是一首很傷感的歌曲，士兵們聽多了就會更厭戰，厭戰到一定程度後，一起內哄，不等盟軍來轟炸，就自己把希特勒解決了，那樣豈不更好！可你偏偏把它偷走啦！”
“是啊，納粹2號頭目戈林當時也意識到這個危險，他不喜歡這首歌，認為它過於傷感，會消磨士氣，我當時隻是拿走了同樣唱片中的一張，我離開後，《麗麗·瑪蓮》仍舊天天播送，你可以看看《麗麗·瑪蓮》這部電影，會對那時的事有更多的了解。”
縣官不如現管
老頭的工作是監督電話，他說很無聊，所以他總是跑來跑去地給別人幫忙，譬如挑選問候信一事，就是他毛遂自薦攬的差事。負責選信的人懶得一封封地閱讀，總是東一把西一把地抓出來，抓著誰的算誰的，老頭則一封封地讀，撿出50封上好感人的交給播音員，播音員再從中選出30封，在新聞報道前播出去。1942年聖誕節，播音員偷偷把老頭叫到一邊小聲嘀咕：“你管電話，可不可以通融一下，聖誕夜時幫我接條線給家裏？”
“沒問題，我試試看！”老頭仗義地一口答應，他開始張羅了。
“哈羅！幕尼黑嗎？我是貝爾格萊德電台新聞部，我們需要一條通柏林的線，在聖誕夜幾點到幾點，半個小時時間，如果您能為我們辦到的話，我會為您播出十封慰問信，隻要您把信寄來。”
同樣的話老頭又對柏林的軍事電話台重複了一遍，他知道，雖然是軍線，可接線生們大都是普通的女人，而不是軍人，在那時，誰家沒有當兵的，誰又不希望自家的人在前線能聽到自家的消息呢，老頭精明過人看準了商機，順利地做成了這筆交易。他告訴我，如此賣力其實也是為自己，聖誕夜那天線接好了，他先搶占著，要通了自己的父母，向遠在千裏之外、做夢也未想到能在聖誕夜聽到兒子聲音的父母，激動萬分地衷心祝願，等他說夠了，才把電話交到早已等得不耐煩的新聞播音員手上。
其實利用工作之便做私事的上上下下大有人在。有一次，不知是德軍哪部分的將軍閣下，要通了柏林的電話，老頭好奇將軍會講些什麽，就監聽了將軍的電話，結果將軍是在和家裏人通話，說的全是家常事，老頭心裏不平衡了，他嚴厲地插線進來說：“報告將軍，軍用電話不允許談私事！”然後就把線拔斷了。
“你就不怕將軍拿你問罪？”
“不可能！首先他自己心中有鬼，再說接通柏林要經過好幾個電話台，他哪裏會知道是誰中間插了一杠子。”
監聽電話是老頭的本職工作，他聽來聽去的竟聽到地下反抗組織的頭上。那次有人和台裏的人通話，內容是有關為遊擊隊送物資的情況，說有兩輛卡車已經上路，請遊擊隊注意接收，聽到此老頭立刻拿起話筒穿插進來：“你們說話要小心！德軍裏也有懂塞爾維亞語的人！”
這下亂了套啦，地下組織不知道德軍已經掌握了多少有關的情報，不知道是否應該馬上讓在台裏工作的地下黨員撤離，而那二輛已經上路的卡車該怎麽辦，等等一係列問題把反抗組織的頭都搞大了。他們找來蓮卡，要求她去探聽消息，因為蓮卡的男朋友是德軍士兵，又在電台工作，兩人正處於熱戀時期，難免會泄露點什麽。當蓮卡知道是老頭所為時，大鬆了一口氣，她告訴地下反抗組織：“沒問題！是布裏聽見了，沒有危險！”
“你看，蓮卡談到你時，不說“布裏，自己人！”而說“沒有危險”，這裏麵的區別大了，她就是為了探聽德軍情報才假裝和你交朋友的！”
我又大煞風景地舊話重提，老太太坐在一旁開心地笑著，那時候她隻有十二三歲，在德國中部的一所女子寄宿學校讀書，老頭不理會我的胡說八道，繼續往下說：“當時幸虧是叫我給聽見了，否則真的麻煩大了！瞧，跟你爸一樣，我年輕時就向著共產黨！你們的毛主席我一向佩服，資本主義沒有前途！”
“那好說！先把你的房子、汽車拿來充公，然後叫我爸介紹你入黨！”
我拍著胸脯承諾。
“國家社會主義者”
在塞爾維亞期間，老頭曾被派去修築新線，地點在離貝爾格萊德約50公裏處，三十名塞爾維亞人被派來做勞工，為此還給老頭發了一支衝鋒槍以防萬一，三十比一，萬一鬧起暴動，對老頭來說是件很危險的事情。
“按說是挺危險，可我一點沒有當回事，我和那三十名工人關係好著呢，我說塞語，而且說得相當不錯，沒人把我當德國納粹看待。有一次，我在工地上睡覺，醒來後忘了自己把槍放哪裏了，急得我站在工地大叫：“快來幫我找槍啊！誰找到了我放他兩天假！”如果他們想結果我的話，不是易如反掌嗎？”
新電話線架好後，由於號碼有限，他必須在沿線地區找當地人借號碼，老頭說，那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情，他敲開老百姓家的門，硬著頭皮對人解釋，是啊，德國鬼子需要號碼，即使不願意，誰敢不給呢！
“Das war sehr unangenehm！（真是不舒服）”老頭歎著氣說。
老頭還給我講了一段他當時為三十名工人爭待遇的插曲，他在出發架線前，先去找了當時的郵政局長，要求發給工人幹活用的靴子，局長大聲喝斥著：“您以為他們是什麽人？他們是勞工，您還要為他們爭福利！難道您是共產黨嗎？”
老頭氣得鐵灰色的眼睛中迸出了金星，他扯著嗓子吼了回去：“我們德國人是國家社會主義者！”
就這樣，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把三十雙靴子要到手了。
“那郵政局長的耳朵還在嗎？”我陰陽怪氣地問。
老布裏先是怔了一下，然後哈哈大笑起來，他反應過來我指的是什麽，布裏家脾氣暴躁遺傳，吃軟不吃硬，他爸爸在一次大戰時，不知何事挨了長官的罵後，居然撲過去一口咬住了長官的耳朵，為此被關了起來。老頭的脾氣和他爸相比不分上下，之所以放了郵政局長的耳朵一馬，是為自己跑到人家的土地上作威作福而慚愧，所以吼完後就帶人領靴子去了。我一本正經地為他分析說，他自詡為國家社會主義的舉止無意中也為自己上了道保險，否則的話，三十名塞爾維亞人想算計他，還不是小菜一碟嗎？老頭完成了架線任務後不久，被調回德國本土去培訓，結束了和蓮卡一年多的戀情，愛情誠可貴，命令價更高，他是一個棋子，隻能服從命令聽指揮。美麗的蓮卡伏在他的懷裏悲傷地歎息，是真情還是利用都不重要了，老頭要走了，他就是用流利的塞語再說上千萬遍“我愛你”都沒有意義啦。這段因為戰爭而來的愛情，又因戰爭而去，她來是上天對你的垂青，她去是上天對你的憐憫，你所能做的，隻是沿著鋪滿荊棘的路，赤著雙腳走下去而已。蓮卡撫弄著布裏軍裝上衣的金屬扣，輕聲地問：“你說，咱們還有機會見麵嗎？”
“你說，我能活過這場戰爭嗎？”布裏也輕聲地回問。
德累斯頓的毀滅
和蓮卡分手固然傷感，可老頭對能夠離開塞爾維亞回到德國本土，仍舊感到無限欣慰，當然，這話是他後來總結出來的。試想，如果他一直在塞爾維亞呆下去，戰爭的形勢越來越險惡，誰能保證不會被派去掃蕩一個村莊，槍殺當地的反抗力量，當人處在你不殺我我殺你，或者麵對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的情況下，你應該怎麽辦呢？我自己設想了一下，除了把自己一槍打死了事，再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1944年7月20日，德軍內反納粹力量策劃謀殺希特勒，軍官施陶芬貝格（Stauffenberg）把炸彈裝在公文包裏，打算送希特勒上西天，結果謀殺未遂還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反納粹的秘密組織也遭到破獲，死的死，抓的抓，被一網打盡，實在是非常可惜。要是那次政變把希特勒解決了，早點結束可惡的戰爭，德國本土或許也不會被盟軍炸得一塌糊塗，多少曆史悠久的文化均毀於一旦，多少平民百姓丟了性命，中國講究株連九族，延伸到國際大家庭就是株連全國，希特勒納粹腥魚一條，連帶之下，毀了德國一鍋湯，好像鬧禽流感，一隻雞打噴嚏，全場的雞都跟著上刑場，你若是生於亂世，就隻能認命了，沒有什麽理可以講。德國反納粹的秘密團體未被清除前，據說曾做過一個決定，因為他們很清楚德國早晚要被打敗，所以打算盡力保住正在從軍的知識分子，以便戰敗後，在重建德國時發揮作用。老頭就是在1944年德軍正需要兵力的時候，莫名其妙地被要求退伍，被授權參加高頻的研究，脫下軍裝後，他被指定去一個形式上屬於西門子公司的實驗室做研究工作。
實驗室設在離柏林150公裏處的一個小村子裏，實驗小組裏有十名科研工作者，重點從事雷達的研究，由於戰爭形勢一天天惡化，實驗室又遷到了巴伐利亞，1945年4月初，實驗室派老頭去柏林取材料，領導對他說：“現在的局勢你也清楚，結局隨時都會發生，你家在柏林，如果出了事，可以留在家中，所以派你去柏林。”
當老頭來到柏林時，整個城市已經亂成一鍋粥了，人們紛紛舉家外逃，火車站裏人滿為患，柏林總部很驚訝，在這種時候還會有人關心什麽材料問題。他們給了老頭材料後，又給了他一搭空白介紹信：“您要是還真想回去，就把這些都帶上，想上哪兒就填哪兒，悉聽尊便吧。”
形勢如此糟糕，老頭不想回巴伐利亞了，他不放心自己的父母，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親那時已經有六十來歲，還患有心髒病。
“你瘋了，不看看現在是什麽時候，納粹滅亡前一定要做垂死掙紮，如果你在柏林，很可能再一次被征兵，那你不是找死呢嗎！你必須立刻離開柏林，回到巴伐利亞去！”他的父親強硬地下著命令，那時的柏林已經聽得見遠方轟鳴的炮聲了。
4月19日，老頭被迫乘火車離開柏林，火車站裏人山人海，所有的車廂都統統滿員，我想象就如同文革時期的大串聯，紅衛兵們把車廂裏凡是能利用的地方全都占據了，連行李架上都睡著人。老頭若沒有公務證明，他是搭不上火車的，人太多了，好不容易上了車，剛開出柏林50公裏，偏偏就是他坐的那節車廂出了故障，沒辦法，隻好和一車廂的人立在站台上，等下一班車，可是每班車都是滿滿當當，隻有開往柏林方向的火車上，乘客空空如也。老頭本來就不想離開柏林，見狀幹脆搭上開往柏林的車，又回到了父母家。這一次，老頭的父親動了肝火，他揮舞著手杖大喊大叫，就差去把兒子的耳朵咬下來，無奈之下，第二天老頭再一次離開柏林，搭上了開往布拉格方向的火車。當火車開到德累斯頓郊區時，停下不走了，鐵路被盟軍的轟炸破壞，前麵的線路中斷了，要想繼續搭乘火車，要到德累斯頓的中心火車站去，老頭徒步向市區走去，那是老頭終生難忘的一次步行。
德累斯頓，德國曆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古城，在1945年2月13、14日兩天內，被盟軍的空軍夷為平地，市區內幾萬座建築變成廢墟，許多聞名古建築隨之一起毀滅，一時間，火光衝天，狼煙四起，炸彈呼嘯，橫屍遍地，世界末日來臨也不過如此！十幾萬人在兩天三次共幾小時的轟炸中喪失了生命，而希特勒卻仍然活在德國的什麽地方。後來，人們譴責那次轟炸行為是違反人道的恐怖主義行動，那又如何呢！你敢保證這樣的行為會因此消亡嗎？從古到今戰爭就從未停止過，隻要戰爭存在，違反人道的恐怖主義行為就不會消失，人們美其名曰什麽“人道”，孰不知，人自己就是世間最大的魔頭，根本無“道”可講！
老頭的心被震撼了！他曾經幾次來過德累斯頓，他的爺爺奶奶活著時就住在那裏，德累斯頓是他的祖籍，而眼前浩劫過後的城市，如同僥幸從地獄中逃脫，已是體無完膚，氣息奄奄。
“幸虧當時屍體已經被清除，否則更是慘不忍睹。”老頭眼光發直，倒吸了口涼氣輕聲說道。雖然時間已過去半個多世紀，舊事重提時，他的心靈仍舊顫栗。
盟軍救了老頭一命
老頭返回巴伐利亞的路程很不容易，他斷斷續續乘火車一路前行，沒有火車時就搭順路的便車，路上他結識了一位家住慕尼黑的年輕的姑娘，二人結伴同行。那時的交通極為混亂，人們匆匆如漏網之魚，丟了魂兒似地奔波在大路小路上。有一次他們搭上了一部拉炮的軍車，逃難的人們把車上可以坐人的地方全部坐滿，甚至連炮筒上也坐著人，那人因行車時的顛簸被甩了下來，頭撞到地麵，腳被炮架掛住，當人們發現時，他早以氣絕，血肉模糊，麵目全非。
“哎！慘不忍睹！”老頭至今仍然心有餘悸地對我說。更讓他慘不忍睹的是路上遇到的一隊納粹集中營裏的犯人，隨著德軍的撤退，正被押解到什麽其他的地方。
“他們被折磨得沒有人形，隻剩一副骨架，一張人皮，見到路邊的青草就立刻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吞吃，無論看押的士兵怎樣毆打，他們仍然像沒有疼痛知覺似的，隻是不停地拔下草塞進嘴裏，有些被看管的士兵當場開槍打死……”
“停住！停住！不要再說！我不要聽！！！”我大叫著打斷老頭的話，站起身跑開了，把他一個人獨自拋在殘酷的回憶裏。我恨人類本性中的殘忍，這種殘忍有時會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同是血肉之軀的人，卻會在虐待他人的過程中得到享受，人之初，性本善，不過是句三字經而已，其實人的本性到底為何物，恐怕誰也說不請。
那時離德國投降不過隻有十來天的時間，而在這十來天裏，黨衛軍的行動已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他們到處追蹤搜查，見到年輕的男人立刻抓走，隻要是逃兵大都立刻就地正法，以一誡百。一天老頭正奔波在路上，隻見後麵開來數輛車隊，肥肥胖胖的納粹頭目戈林，也正在逃亡當中，所不同的是，沒有人把他捉住吊死，反而為他的軍車開道，戈林坐在他黑色的大轎車裏，飛快地駛過為他讓路的人們。不過，任他逃的再快，也還是不得不坐到紐倫堡的審判席上，最後在獄中自殺身亡。
老頭在前往巴伐利亞的路上，一直和那位幕尼黑的姑娘同路，雖說一路上艱難險阻的，可適齡男女青年湊到一起，倒也有它的樂趣，有一次他們在一小客棧投宿時，突然闖進了黨衛軍，要不是因為有那位幕尼黑的姑娘幫忙掩護，老頭差點被當成逃兵就地正法。在他們到了現在的德國與捷克的邊境地區時，老頭再一次險些丟了性命，那段裏程真有些九死一生的味道。他們當時走得筋疲力盡的，見到路上有家小飯館，進去要了杯啤酒歇歇腳，啤酒喝了還不到半杯，黨衛軍闖了進來，那時德國老百姓中幾乎沒有什麽年輕的男人，年輕人都被拉去當兵了，像老頭這樣的年紀卻穿著便裝，不是逃兵也是逃兵！所以黨衛軍一進門就先衝著他來了。老頭出示了他的證件，鎮定自若地回答了黨衛軍的問題，以為會和上次一樣，隻要證件沒有問題他也不會出問題。哪裏料到，這次遇到的黨衛軍十分古怪刁鑽，他們的眼光在老頭和證件之間晃來晃去，怎麽看怎麽不順眼，即使不是逃兵也不像良民，不由分說，把老頭帶走，押到黨衛軍部去了，慕尼黑的姑娘驚恐得說不出話來，她覺得布裏沒希望了，黨衛軍會把人活著放出來嗎？
在押送的路上，老頭覺得不妙了，他想到總部為了他的方便給他的那迭空白介紹信，要是叫黨衛軍檢查出來，他就是有十張嘴也說不清，一個年輕的男人，不是士兵不算，居然帶著那麽多空白信，不是間諜才怪呢！而那時德國已經亂得一塌糊塗，根本沒有可能要通總部的電話來核實他的身份，他的結局要麽作為逃兵正法，要麽當作間諜槍斃，看來這次是凶多吉少、死路難逃了！他的腦子全速運轉著，想算出個救命之計，既然左右不過都是死，不如豁出來拚一下，他急中生智，愣是擠出一個主意。到了軍部，還未等別人來審問他，他先發製人地大吼起來：“誰是你們的頭兒，我要立刻見他，叫他馬上接通某某空軍基地司令，找某某將軍講話！”
軍部裏的人愣住了，鬧不清他的來頭有多大，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麽就不怕人家真的打電話去問！”我止不住地擔心。
“那時候的電訊已限於癱瘓，他們不可能立刻接通電話，更重要的是，我所提到的空軍基地及空軍司令的名字都是確有其事，鬼知道我是怎麽得到這條信息的，再說除此之外我別無良策，隻好憑運氣啦。”
就在黨衛軍軍官猶豫之時，門外突然闖進報信的士兵：“美國人來了！離我們隻有一公裏！”
黨衛軍部裏立刻炸了窩，所有的人都跑掉了，隻留下還處在緊張狀態中的老頭，和他那裝著空白信的箱子，他簡直不敢相信，一分鍾前他還站在死亡的邊緣，而一分鍾後卻突然成了自由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句老話在德國也得到了實踐的驗證。當他重又毫發無損地出現在小飯館時，所有的人都驚呆了，慕尼黑姑娘撲了過去，語無倫次地親吻著他的麵頰，老頭得意極了，大英雄似的，帶著美人繼續上路。
上尉“想偉大” (Hauptmann Gernegross)
老頭和姑娘終於千難萬險地來到了慕尼黑，那是在四月的最後兩天。姑娘家是有錢人，家裏開著百貨公司，父母見到女兒喜出望外，緊緊摟在懷裏不肯撒手。當女兒把老頭介紹給他們，並解釋說，一路上若不是由於老頭相助，她恐怕都回不了家！姑娘的父母立刻放下女兒，感激不盡地把老頭緊緊擁抱了一陣，大家平靜下來後，才忙著放水讓他們洗澡、更衣，他們兩人真的是有些臭哄哄的了。當大家幹幹淨淨、舒舒服服地坐在餐桌前時，雪白的餐巾，閃亮的刀叉，杯子裏映著燭光起著泡的香檳酒，老頭感覺好像從惡夢中醒來，一路上的腥風血雨都隨之而去，戰爭似乎一下子變得很遙遠了，他胃口大開地狼吞虎咽。飯後，姑娘的父親遞上自己的雪茄，殷勤地為老頭點燃，吞雲吐霧中，向他們講述了兩天前在慕尼黑發生的一件大事情。
當時駐紮在慕尼黑的德軍裏，有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尉軍官，而他卻偏偏有著一個不平常的名字——“想偉大”，一個稀有的、聽起來不像名字的名字。想偉大看到了德國戰敗的下場，他不願再為希特勒賣力，想盡早結束戰爭，就和有同樣想法的軍人策動了一次兵變。上尉想偉大帶人衝進並占領了慕尼黑電台，他在廣播中向全市一遍又一遍地宣告：“我是德軍上尉想偉大，我要告訴大家，盟軍已經來到，德國投降了，請德軍放下武器不要再抵抗啦！”上尉想偉大的先祖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名字我不清楚，可上尉卻真正做了一件名副其實的偉大事情！可惜上尉發動的兵變沒有成功，黨衛軍得信後，立即組織進攻，重又奪回了電台要地，想偉大和他的士兵們被正在傾倒中的第三帝國的碎磚爛瓦掩埋了。
“如果上尉想偉大叫一個別的名字，那次兵變或許真的能成功！”老頭若有所思地對我說，我奇怪地問他道理何在？
“聽了他的廣播後，許多人可能都不相信，認為隻是一個想出名的人開了個一鳴驚人的玩笑，所以沒有輕舉妄動地去響應，實在是很可惜。”
“這是你的想法，還是那時候人們的回憶？”我問。
“是我自己的分析，但我覺得很有邏輯性，十分可信。”老頭一本正經地說。
不管如何，想偉大確實偉大了一回，他的生命雖然短促，卻結束得十分勇敢，他之所以有這樣一個名字不是一個偶然。
老頭在姑娘家好吃好喝好待遇的住了兩天，然後就又上路了，他工作的實驗室就在離慕尼黑幾十公裏處的一個小機場旁邊。那天傍晚時分，他回到住地，走過機場時突然有人對他大喊：“什麽人，不許動！”接著就是拉槍栓的聲音。
“是我，布裏！”老頭急忙回答。
“上帝啊！是你回來啦！幸虧沒開槍！”
黑暗中冒出幾條人影，把老頭圍住，原來都是他實驗室的同事。
“你們怎麽跑到機場來了？出了什麽事情？”老頭大惑不解地問道。
“嗨，別提啦！我們在廣播裏收聽到上尉想偉大的演講後，高興得跳舞、唱歌，喝酒、放炮的瘋了一般大慶特慶，哪裏知道德軍並沒有投降，空喜了一場，因怕黨衛軍來收拾我們，所以埋伏在機場的瞭望台觀察動靜。”
一個星期後，德國真的投降了，美軍來了，一場漫長的惡夢結束了。剛剛到了巴伐利亞不久的布裏又開始想辦法回到北方去。那時若沒有美軍發放的通行證件是寸步難行的，人們必須先在一個特定的機構領取一張介紹信，再到美軍檢查處蓋上章認可後，才被允許上路，每天在辦公室門前領通行證的人們排成一條條長龍，還不知是否就可以得到。從來都是滿腦子鬼主意的布裏，眼珠子一動生出一計，他找到實驗室所在小鎮的鎮長，對他先行了個納粹禮，因為他知道那鎮長是個鐵杆兒納粹，鎮長當時嚇得魂都散了，要是叫美軍看見了，豈不撞到了槍口上！然後鎮長就按老頭的意思給他開了蓋著小鎮政府章的證明，算是暗中幫助“納粹同黨”。老頭告訴我，他曾見過美軍發的證明，覺得章的樣子都是大同小異差不多，所以他冒險一試，拿小鎮的章冒充特定機構的章，結果又讓他蒙著了，美軍是外國人，德文水平有限，大概齊瞭上一眼就蓋上了自己的章，1945年5月，他終於踏上了回家的路。
離開了巴伐利亞後，老頭沒有直接回到柏林，而是去了魯爾區他姨媽家，柏林那時是蘇軍的天下，當時的人們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怕陷在蘇聯的控製中，老頭的父母讓他暫時留在姨媽家。盟軍來了以後，德國人都蜂擁著開始學習英文，在姨媽家閑得無聊的布裏就跑去教英文，由於報名學英文的人很多，他一個月教下來，竟也能掙到幾千馬克，雖然他的英文水平不過半瓶醋而已，一直教到聖誕節他的父親從柏林來接他回家為止。
“你是在發國難財啊，半年下來就是一萬多塊錢，不是一筆小數啊！”
“你哪裏知道，那時的德國有多困難，什麽也買不到吃不到，黑市上的東西都是天價，我那一點錢算個什麽啊。”
戰爭結束後，布裏繼續他的學業，後來在大學裏做了教授，他生活的條件很豐裕，卻過得很節儉，像德國所有他這個歲數的老人一樣，尤其對食品，從不隨意糟蹋。他動不動就對我吹噓：“這雙鞋我已經穿了二十年了，這是我穿著最舒服的鞋；這個皮包我已經用了三十年啦，跟著我走遍半個世界！”更有甚者，有一次我回北京，他非要我帶上一個他當年破舊不堪的小皮箱，還找了一個很有邏輯的理由，說箱子破爛不遭賊惦記，氣得我哭笑不得，我告訴他，如此破爛的箱子世界機場少見，安檢人員立刻就會生疑，扣住我和箱子，然後我就不再叫毛栗子啦！
“那你叫什麽？”老頭好奇地問。
“想偉大！”
老頭活到99走了，戰爭年代他算很幸運的，相比之下，我先生的父親和哥哥要慘烈得多啦。
老太太和老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