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傳統，自古便存在著對言論自由的壓抑傾向。《尚書》有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奠定了統治者對輿論的管控思想。在儒家倫理中，等級秩序與“慎言”的教條，使個體的聲音被製度性邊緣化，百姓被教育要服從、要內斂，而非挑戰權威或表達異議。此外，科舉製度進一步強化了“言論自律”。讀書人若想獲得仕途，必須謹言慎行，不敢觸碰君權與規則。這種傳統的延續，使中國的社會文化，長期缺乏一種為自由言論提供保護的土壤。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自啟蒙運動以來，便深深植根於個人主義與自由精神之中。盧梭、洛克等哲學家的思想，推動了民主與自由觀念的普及，而美國《第一修正案》的確立，更是直接保障了公民的言論自由。美國社會強調個體權利和多元化表達，這種開放與包容，使人們敢於站出來，為自己或他人發聲。
美國的法律體係明確保護公民的言論權利。無論是對政府的批評，還是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公民都擁有相對充分的表達自由。更重要的是，當個人因表達真相而遭受威脅或打壓時，法律與社會會站在發聲者一邊，提供支持與保護。美國社會強調社區與群體的力量，當個人站出來說真話時，即使麵臨壓力，也能從同伴那裏獲得鼓勵與幫助。這種“抱團取暖”的文化，使得表達真相不僅是一種個人行為，更是一種社會責任。
中國的言論環境則受嚴格監管，從官方媒體的“統一口徑”，到社交平台的審查機製，公眾輿論被牢牢掌控在權力手中。普通民眾在討論敏感話題時，需要“自我審查”，以免遭受網絡禁言或更嚴重的法律後果。這一製度化的控製不僅阻礙了真話的傳播，還加劇了公眾的恐懼心理。久而久之，“沉默的大多數”成為主流，“真話”則變成少數人的奢侈品。
中國社會中的發聲者，常常麵臨孤立無援的境地。由於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與“明哲保身”思想，大多數人選擇遠離爭議，以避免被牽連。這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使發聲者不僅得不到支持，反而被周圍的人疏遠甚至指責。這一現象的背後，既有對權力的恐懼，也有對自身利益的保護心理。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有人想說真話，也會因擔心遭遇社會孤立而選擇沉默。
中國社會中的“萬馬齊喑”現象，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實。這種集體沉默，不僅表現在政治領域，還滲透到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麵。無論是對社會不公的憤怒，還是對政策失誤的質疑，普通人都選擇回避或壓抑自己的聲音。說真話的成本異常高昂，不僅會有法律上的懲罰，還會讓發聲者失去人際關係與社會支持。當整個社會習慣於沉默時，個體聲音很難形成共鳴。集體責任感的缺失，使得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的曝光與解決，也使得言論自由的空間愈發狹窄。
要改變這一現狀，其路漫漫。但正如魯迅所言：“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隻有更多的人敢於站出來，說出真話，社會的沉默才可能被打破，自由的光芒才能真正照亮每個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