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留學之夢，我人生的第三個轉折點
（三）留學之夢，驚心動魄 （1）
1987年9月1日，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帶著對未來的憧憬，也帶著對剛出生僅兩個月女兒的深深不舍，踏上了前往北京醫科大學的求學之路。那一年，我三十出頭，在整個研究生院，乃至整個北醫，我應該是年紀最大的學生。或許也是唯一來自上海的考生。彼時，受文革上山下鄉後遺症的影響，上海人普遍不願再到外地去，學生也不願報考外省市的學校。北大、清華、人大在上海都招不到考生，我算是打破了記錄。
然而，第一學年，我很快就意識到年齡的殘酷。無論我如何努力，基礎課成績總是中不溜秋，良多優少。我這才意識到，風光不再，我的時代已經過去。
很快，1988年到了，一股英語熱、托福熱、出國熱的旋風席卷了整個校園。研究生們、本科生們的話題不再是學業或課題進展，而是美國大學排名、申請手續、TOEFL/GRE考試秘籍，以及如何寫出一封完美的個人陳述。宿舍裏的打字機聲此起彼伏，大家都在忙著填寫申請表格，起草申請信和推薦信。為了報名托福，學生們通宵達旦排隊，人頭攢動。我們宿舍樓裏有個同學，為了備考，閉關一個月，頗有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有的人托福考了600分，還不好意思和別人說，一心隻想再考更高的分數。
北醫的導師們對我非常關心，勸我不必受出國熱潮影響，安心完成學業。畢業後若願意留校，下一批公派留學就有可能輪到我；若想回上海，他們會幫我聯係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院的工作。1987年那次曇花一現的留學機會在我心裏留下了陰影。我總覺得沒有經濟擔保，要實現留學之夢，比登蜀道還難，難於上青天。
大家都說八十年代是祖國曆史上最好的年代，也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為開放的年代之一。然而，好景不長，1989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席卷而來。
那年我已經34歲，上有父母雙親，下有才兩歲的女兒，早已沒了學生時代的衝動。我沒有積極參與，或許隻能算是個“逍遙派”。平日裏，我在實驗室做實驗，周末偶爾騎著自行車去廣場逛逛。學生們的口號，似乎又喚起了我心中沉寂已久的熱情——與其說是激情，不如說是同情。當時，同情學生的遠不止我一個，全體北京市民都感同身受。
5月17日，我見到了有生以來最壯觀的場景。學生絕食進入第五天，運送學生的救護車日夜不停。隻要聽到警笛聲，人們都會自發地閃到道路兩旁，為那些因絕食而暈倒的學生讓出一條生命通道。刺耳的警笛聲刺痛了北京各界民眾的心，終於爆發了全民大遊行。據統計，當天上街聲援學生的民眾超過120萬。“救救孩子！救救國家！”一聲聲沉重的呼喚，從萬萬千千人的心底發出。這一天，注定會載入中國史冊。從那時起，“六四”不再隻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全民運動。就連《人民日報》也在5月18日頭版刊登了《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的新聞，以極大的篇幅詳細報道了北京各行各業的遊行訴求。
市民們對學生的支持也令人動容。我看到很多人給學生捐款捐物，廣場上數千數萬名學生的日常消耗，都來自市民們的捐助。北醫有一位靠賣冰棍為生的孤寡老太太，我看到她顫顫巍巍地說：“我也沒什麽能幫助學生的，就把這箱冰棍帶給他們吧。”在那段政治熱情高漲、警察幾乎失去功能的日子裏，北京的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據《人民日報》的係列報道，據說小偷為了支持學生，都罷偷了。
然而風雲突變，政治鬥爭不會以人的意誌為轉移。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通過擴音器呼籲學生結束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麵。與此同時，學生領袖之間的權力追逐加劇了運動內部的分裂，抗議活動變得愈發混亂。大量外地群眾的湧入，也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環境日益惡化，就像一個巨大的垃圾場。
我當時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如果各方都不妥協，這場運動將是無解的死局。曆史證明，所有學生運動最終都會被政治勢力利用，曆來都沒有好的結局。
我忘了是哪一天，哪一刻，那種不惜一切代價離開這裏的念頭再次萌生。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裏，離開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離開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好在1987年我放棄留學時，給那所學校的導師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委婉地說明了因已被北醫錄取而無法前往，並表示畢業後會再來報到，給自己留了後路。我花了一個月的工資，給同學打了國際長途，詢問是否還有機會以推遲入學的方式再次申請。
（以下略去千餘字）
6月6日（或7日），校園內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謠言四起，說戒嚴部隊馬上就要進入各大專院校，如果激進的學生和部隊發生衝突，我們的生命安全將得不到保障。那一刻，我感到恐懼，下定決心開啟我的“逃難”曆程。
我帶上一些全國糧票和現金，雙肩包裏塞滿幹糧。臨行前，我告訴馬老師我要回上海，請她幫我代收國外來的快件。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北京地鐵恢複運行的第一天。我背著包，騎上一輛不知被誰遺棄的自行車，來到離北醫最近的積水潭地鐵站。一路上，戒嚴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經過幾輪檢查，我終於到了地鐵站。
車站裏人山人海，憑著年輕體力好，我拚盡全力才擠進一輛開往北京站的地鐵。從積水潭到北京站，途中的每一個地鐵站都有人拚命往裏擠，似乎都把我乘坐的這輛地鐵當成了唯一的逃生通道。我前胸後背都被擠得動彈不得，車廂裏空氣稀薄，幾乎喘不過氣。我的嘴唇開始發紫，臉色發青，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覺到死神離我如此之近。
就這樣，我昏昏沉沉地被人推到了北京站，頓時感到新鮮空氣如此珍貴。北京站的工作人員看到我們是學生，敞開大門說：“學生趕快逃吧！”我問去上海的列車在哪個站台，他大致指了一個方向。我毫不猶豫地衝了過去，隻見火車裏早已擠滿了人。我透過一個學生打開的窗戶，從窗口爬了進去。等了大概兩三個小時，火車終於“哐當哐當”動了起來，全車廂爆發出一片歡呼。火車一路往南開，窗外不時能看到滿載著坦克和裝甲車的軍列，呼嘯著駛向北京。
火車開開停停，在蘇州停了下來。列車員說，上海交通已癱瘓，無法繼續前行。我們隻得在蘇州下車。由於離上海很近，我決定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許多小車和麵包車司機聽說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學生，分文不取就把我們載到了上海。到了真如，交通完全癱瘓，司機說進不去了，我們隻能下車步行。
一到家，年邁的父母看到疲憊不堪的我，老淚縱橫：“我們天天打長途、發電報，都沒有回音，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總算回來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大約在6月10日，我接到馬老師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她告訴我，有一份來自美國的快件已經寄到。我請她當場打開，她的語氣裏帶著興奮與欣慰：“是I-20表格和正式的博士錄取通知書！”
聽到這個消息，我心中五味雜陳。既想插上翅膀飛到北京，盡快辦理留學手續，又對那片剛剛風暴過境的土地心生畏懼。巧的是，我大哥當時在美國參展，六月中旬途經北京回上海。他告訴我，北京局勢已基本穩定，安全無虞。
（待續）
（三）留學之夢，驚心動魄 （1）
申城小學生 (2025-09-08 20:11:20) 評論 (2)
第三章：留學之夢，我人生的第三個轉折點
（三）留學之夢，驚心動魄 （1）
1987年9月1日，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帶著對未來的憧憬，也帶著對剛出生僅兩個月女兒的深深不舍，踏上了前往北京醫科大學的求學之路。那一年，我三十出頭，在整個研究生院，乃至整個北醫，我應該是年紀最大的學生。或許也是唯一來自上海的考生。彼時，受文革上山下鄉後遺症的影響，上海人普遍不願再到外地去，學生也不願報考外省市的學校。北大、清華、人大在上海都招不到考生，我算是打破了記錄。
然而，第一學年，我很快就意識到年齡的殘酷。無論我如何努力，基礎課成績總是中不溜秋，良多優少。我這才意識到，風光不再，我的時代已經過去。
很快，1988年到了，一股英語熱、托福熱、出國熱的旋風席卷了整個校園。研究生們、本科生們的話題不再是學業或課題進展，而是美國大學排名、申請手續、TOEFL/GRE考試秘籍，以及如何寫出一封完美的個人陳述。宿舍裏的打字機聲此起彼伏，大家都在忙著填寫申請表格，起草申請信和推薦信。為了報名托福，學生們通宵達旦排隊，人頭攢動。我們宿舍樓裏有個同學，為了備考，閉關一個月，頗有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有的人托福考了600分，還不好意思和別人說，一心隻想再考更高的分數。
北醫的導師們對我非常關心，勸我不必受出國熱潮影響，安心完成學業。畢業後若願意留校，下一批公派留學就有可能輪到我；若想回上海，他們會幫我聯係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院的工作。1987年那次曇花一現的留學機會在我心裏留下了陰影。我總覺得沒有經濟擔保，要實現留學之夢，比登蜀道還難，難於上青天。
大家都說八十年代是祖國曆史上最好的年代，也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為開放的年代之一。然而，好景不長，1989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席卷而來。
那年我已經34歲，上有父母雙親，下有才兩歲的女兒，早已沒了學生時代的衝動。我沒有積極參與，或許隻能算是個“逍遙派”。平日裏，我在實驗室做實驗，周末偶爾騎著自行車去廣場逛逛。學生們的口號，似乎又喚起了我心中沉寂已久的熱情——與其說是激情，不如說是同情。當時，同情學生的遠不止我一個，全體北京市民都感同身受。
5月17日，我見到了有生以來最壯觀的場景。學生絕食進入第五天，運送學生的救護車日夜不停。隻要聽到警笛聲，人們都會自發地閃到道路兩旁，為那些因絕食而暈倒的學生讓出一條生命通道。刺耳的警笛聲刺痛了北京各界民眾的心，終於爆發了全民大遊行。據統計，當天上街聲援學生的民眾超過120萬。“救救孩子！救救國家！”一聲聲沉重的呼喚，從萬萬千千人的心底發出。這一天，注定會載入中國史冊。從那時起，“六四”不再隻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全民運動。就連《人民日報》也在5月18日頭版刊登了《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的新聞，以極大的篇幅詳細報道了北京各行各業的遊行訴求。
市民們對學生的支持也令人動容。我看到很多人給學生捐款捐物，廣場上數千數萬名學生的日常消耗，都來自市民們的捐助。北醫有一位靠賣冰棍為生的孤寡老太太，我看到她顫顫巍巍地說：“我也沒什麽能幫助學生的，就把這箱冰棍帶給他們吧。”在那段政治熱情高漲、警察幾乎失去功能的日子裏，北京的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據《人民日報》的係列報道，據說小偷為了支持學生，都罷偷了。
然而風雲突變，政治鬥爭不會以人的意誌為轉移。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通過擴音器呼籲學生結束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麵。與此同時，學生領袖之間的權力追逐加劇了運動內部的分裂，抗議活動變得愈發混亂。大量外地群眾的湧入，也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環境日益惡化，就像一個巨大的垃圾場。
我當時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如果各方都不妥協，這場運動將是無解的死局。曆史證明，所有學生運動最終都會被政治勢力利用，曆來都沒有好的結局。
我忘了是哪一天，哪一刻，那種不惜一切代價離開這裏的念頭再次萌生。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裏，離開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離開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好在1987年我放棄留學時，給那所學校的導師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委婉地說明了因已被北醫錄取而無法前往，並表示畢業後會再來報到，給自己留了後路。我花了一個月的工資，給同學打了國際長途，詢問是否還有機會以推遲入學的方式再次申請。
（以下略去千餘字）
6月6日（或7日），校園內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謠言四起，說戒嚴部隊馬上就要進入各大專院校，如果激進的學生和部隊發生衝突，我們的生命安全將得不到保障。那一刻，我感到恐懼，下定決心開啟我的“逃難”曆程。
我帶上一些全國糧票和現金，雙肩包裏塞滿幹糧。臨行前，我告訴馬老師我要回上海，請她幫我代收國外來的快件。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北京地鐵恢複運行的第一天。我背著包，騎上一輛不知被誰遺棄的自行車，來到離北醫最近的積水潭地鐵站。一路上，戒嚴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經過幾輪檢查，我終於到了地鐵站。
車站裏人山人海，憑著年輕體力好，我拚盡全力才擠進一輛開往北京站的地鐵。從積水潭到北京站，途中的每一個地鐵站都有人拚命往裏擠，似乎都把我乘坐的這輛地鐵當成了唯一的逃生通道。我前胸後背都被擠得動彈不得，車廂裏空氣稀薄，幾乎喘不過氣。我的嘴唇開始發紫，臉色發青，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覺到死神離我如此之近。
就這樣，我昏昏沉沉地被人推到了北京站，頓時感到新鮮空氣如此珍貴。北京站的工作人員看到我們是學生，敞開大門說：“學生趕快逃吧！”我問去上海的列車在哪個站台，他大致指了一個方向。我毫不猶豫地衝了過去，隻見火車裏早已擠滿了人。我透過一個學生打開的窗戶，從窗口爬了進去。等了大概兩三個小時，火車終於“哐當哐當”動了起來，全車廂爆發出一片歡呼。火車一路往南開，窗外不時能看到滿載著坦克和裝甲車的軍列，呼嘯著駛向北京。
火車開開停停，在蘇州停了下來。列車員說，上海交通已癱瘓，無法繼續前行。我們隻得在蘇州下車。由於離上海很近，我決定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許多小車和麵包車司機聽說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學生，分文不取就把我們載到了上海。到了真如，交通完全癱瘓，司機說進不去了，我們隻能下車步行。
一到家，年邁的父母看到疲憊不堪的我，老淚縱橫：“我們天天打長途、發電報，都沒有回音，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總算回來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大約在6月10日，我接到馬老師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她告訴我，有一份來自美國的快件已經寄到。我請她當場打開，她的語氣裏帶著興奮與欣慰：“是I-20表格和正式的博士錄取通知書！”
聽到這個消息，我心中五味雜陳。既想插上翅膀飛到北京，盡快辦理留學手續，又對那片剛剛風暴過境的土地心生畏懼。巧的是，我大哥當時在美國參展，六月中旬途經北京回上海。他告訴我，北京局勢已基本穩定，安全無虞。
（待續）
（三）留學之夢，驚心動魄 （1）
1987年9月1日，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帶著對未來的憧憬，也帶著對剛出生僅兩個月女兒的深深不舍，踏上了前往北京醫科大學的求學之路。那一年，我三十出頭，在整個研究生院，乃至整個北醫，我應該是年紀最大的學生。或許也是唯一來自上海的考生。彼時，受文革上山下鄉後遺症的影響，上海人普遍不願再到外地去，學生也不願報考外省市的學校。北大、清華、人大在上海都招不到考生，我算是打破了記錄。
然而，第一學年，我很快就意識到年齡的殘酷。無論我如何努力，基礎課成績總是中不溜秋，良多優少。我這才意識到，風光不再，我的時代已經過去。
很快，1988年到了，一股英語熱、托福熱、出國熱的旋風席卷了整個校園。研究生們、本科生們的話題不再是學業或課題進展，而是美國大學排名、申請手續、TOEFL/GRE考試秘籍，以及如何寫出一封完美的個人陳述。宿舍裏的打字機聲此起彼伏，大家都在忙著填寫申請表格，起草申請信和推薦信。為了報名托福，學生們通宵達旦排隊，人頭攢動。我們宿舍樓裏有個同學，為了備考，閉關一個月，頗有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有的人托福考了600分，還不好意思和別人說，一心隻想再考更高的分數。
北醫的導師們對我非常關心，勸我不必受出國熱潮影響，安心完成學業。畢業後若願意留校，下一批公派留學就有可能輪到我；若想回上海，他們會幫我聯係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院的工作。1987年那次曇花一現的留學機會在我心裏留下了陰影。我總覺得沒有經濟擔保，要實現留學之夢，比登蜀道還難，難於上青天。
大家都說八十年代是祖國曆史上最好的年代，也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為開放的年代之一。然而，好景不長，1989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席卷而來。
那年我已經34歲，上有父母雙親，下有才兩歲的女兒，早已沒了學生時代的衝動。我沒有積極參與，或許隻能算是個“逍遙派”。平日裏，我在實驗室做實驗，周末偶爾騎著自行車去廣場逛逛。學生們的口號，似乎又喚起了我心中沉寂已久的熱情——與其說是激情，不如說是同情。當時，同情學生的遠不止我一個，全體北京市民都感同身受。
5月17日，我見到了有生以來最壯觀的場景。學生絕食進入第五天，運送學生的救護車日夜不停。隻要聽到警笛聲，人們都會自發地閃到道路兩旁，為那些因絕食而暈倒的學生讓出一條生命通道。刺耳的警笛聲刺痛了北京各界民眾的心，終於爆發了全民大遊行。據統計，當天上街聲援學生的民眾超過120萬。“救救孩子！救救國家！”一聲聲沉重的呼喚，從萬萬千千人的心底發出。這一天，注定會載入中國史冊。從那時起，“六四”不再隻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全民運動。就連《人民日報》也在5月18日頭版刊登了《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的新聞，以極大的篇幅詳細報道了北京各行各業的遊行訴求。
市民們對學生的支持也令人動容。我看到很多人給學生捐款捐物，廣場上數千數萬名學生的日常消耗，都來自市民們的捐助。北醫有一位靠賣冰棍為生的孤寡老太太，我看到她顫顫巍巍地說：“我也沒什麽能幫助學生的，就把這箱冰棍帶給他們吧。”在那段政治熱情高漲、警察幾乎失去功能的日子裏，北京的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據《人民日報》的係列報道，據說小偷為了支持學生，都罷偷了。
然而風雲突變，政治鬥爭不會以人的意誌為轉移。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通過擴音器呼籲學生結束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麵。與此同時，學生領袖之間的權力追逐加劇了運動內部的分裂，抗議活動變得愈發混亂。大量外地群眾的湧入，也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環境日益惡化，就像一個巨大的垃圾場。
我當時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如果各方都不妥協，這場運動將是無解的死局。曆史證明，所有學生運動最終都會被政治勢力利用，曆來都沒有好的結局。
我忘了是哪一天，哪一刻，那種不惜一切代價離開這裏的念頭再次萌生。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裏，離開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離開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好在1987年我放棄留學時，給那所學校的導師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委婉地說明了因已被北醫錄取而無法前往，並表示畢業後會再來報到，給自己留了後路。我花了一個月的工資，給同學打了國際長途，詢問是否還有機會以推遲入學的方式再次申請。
（以下略去千餘字）
6月6日（或7日），校園內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謠言四起，說戒嚴部隊馬上就要進入各大專院校，如果激進的學生和部隊發生衝突，我們的生命安全將得不到保障。那一刻，我感到恐懼，下定決心開啟我的“逃難”曆程。
我帶上一些全國糧票和現金，雙肩包裏塞滿幹糧。臨行前，我告訴馬老師我要回上海，請她幫我代收國外來的快件。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北京地鐵恢複運行的第一天。我背著包，騎上一輛不知被誰遺棄的自行車，來到離北醫最近的積水潭地鐵站。一路上，戒嚴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經過幾輪檢查，我終於到了地鐵站。
車站裏人山人海，憑著年輕體力好，我拚盡全力才擠進一輛開往北京站的地鐵。從積水潭到北京站，途中的每一個地鐵站都有人拚命往裏擠，似乎都把我乘坐的這輛地鐵當成了唯一的逃生通道。我前胸後背都被擠得動彈不得，車廂裏空氣稀薄，幾乎喘不過氣。我的嘴唇開始發紫，臉色發青，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覺到死神離我如此之近。
就這樣，我昏昏沉沉地被人推到了北京站，頓時感到新鮮空氣如此珍貴。北京站的工作人員看到我們是學生，敞開大門說：“學生趕快逃吧！”我問去上海的列車在哪個站台，他大致指了一個方向。我毫不猶豫地衝了過去，隻見火車裏早已擠滿了人。我透過一個學生打開的窗戶，從窗口爬了進去。等了大概兩三個小時，火車終於“哐當哐當”動了起來，全車廂爆發出一片歡呼。火車一路往南開，窗外不時能看到滿載著坦克和裝甲車的軍列，呼嘯著駛向北京。
火車開開停停，在蘇州停了下來。列車員說，上海交通已癱瘓，無法繼續前行。我們隻得在蘇州下車。由於離上海很近，我決定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許多小車和麵包車司機聽說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學生，分文不取就把我們載到了上海。到了真如，交通完全癱瘓，司機說進不去了，我們隻能下車步行。
一到家，年邁的父母看到疲憊不堪的我，老淚縱橫：“我們天天打長途、發電報，都沒有回音，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總算回來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大約在6月10日，我接到馬老師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她告訴我，有一份來自美國的快件已經寄到。我請她當場打開，她的語氣裏帶著興奮與欣慰：“是I-20表格和正式的博士錄取通知書！”
聽到這個消息，我心中五味雜陳。既想插上翅膀飛到北京，盡快辦理留學手續，又對那片剛剛風暴過境的土地心生畏懼。巧的是，我大哥當時在美國參展，六月中旬途經北京回上海。他告訴我，北京局勢已基本穩定，安全無虞。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