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經曆的生物學時代，風雲人物輩出，但是我們經常說現在活著的最為傑出的實驗生物學家非David Baltimore莫屬，可惜他在兩天前也謝世了。Baltimore 享年87歲，他的華裔妻子Alice Huang說David患有多種癌症。
Baltimore以發現逆轉錄酶在37歲的英年獲得諾貝爾獎，他的這個諾貝爾獎是與同為猶太人的Howard Temin分享的。逆轉錄理論是Temin提出和證實的，Baltimore 和Temin的論文以背靠背的方式在Nature發表。
逆轉錄不是顛覆了Francis Crick等科學家所奠基的遺傳信息流動的中心法則，更準確地說是他們發現了一個特例。與李政道與楊振寧的宇稱不守恒相似，因為找到例外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所以他們都在很年輕的時候獲得了諾貝爾獎。
據說Alice Huang當年也對此研究有所貢獻，但是Baltimore是以單個作者發表的論文。可能是Baltimore相信了Howard Temin的理論，他在很短甚至幾周的時間做出了那篇諾獎短文。當然也有人說Baltimore借用了Temin的思想，在生物學裏沒有實驗的思想是不值錢的，這與楊振寧的物理學很不同。
David Baltimore與Alice Huang。很多場合太太比先生還高，上次在WashU醫學院見到，Alice也健康很多，雖然她隻比David年輕不到一歲。
Baltimore和Temin的共同點是，他們的本科都是從費城郊外的Swarthmore College畢業的。Baltimore的博士學習是從MIT開始的，然後轉去Rockefeller獲得的PhD。Temin是位在Madison, Wisconsin的安靜學者，Baltimore的科學與人才多產可以達到弟子占伯克利生物教授的幾分之一的程度。Baltimore是位Empire builder，他的徒子徒孫仍然領導著美國科學界，華大前著名免疫學教授Dennis Loh就是他在MIT時的博士後。因為弟子要找教授職位需要Cell或Nature，雜誌編輯們坦言如果拒他們的文章，需要準備在會議上看David Baltimore的臉色。
2018年Baltimore來華大演講時，我與他有過交談，可見當時題為《與諾貝爾獎得主David Baltimore談西湖大學》的文章。他是對中國非常友善的科學家，可能是因為他是華裔女婿的原因。他們唯一的女兒是耶魯本科校友，畢業後從事科學出版工作。
巴爾的摩長期在MIT從事科研，為著名的Whitehead研究所的創所所長，曾經被他的博士母校Rockefeller請去當校長。但是當時他卷入所謂的Baltimore醜聞，那是一位MIT的巴西日裔助理教授的問題。他們導入外源Ig基因的Cell文章存在問題，博士後因為不能重複結果上告後成為全球新聞。那時我們剛到美國不久，不斷在Science上看此新聞和八掛。Baltimore隻是作者之一，因為他太有名所以他便成為焦點。
當時無辜的洛克菲勒大學躺槍，因為每次新聞報道都需提及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巴爾的摩為了學校品牌主動辭職。幾年之後，Caltech邀請Baltimore擔任校長直到退休，他又成為Caltech史上最成功的校長之一。Baltimore的首個教授職位是在Salk Institute, 所以他說這是他人生職業生涯的循環，但是他還是選擇在離MIT近的麻省去世。
曾經有人問Baltimore在Salk時是否在實驗間隙去看過隔壁的裸體模特表演？他隻是聳聳肩不答，他與Alice一直是恩愛夫妻。因為Salk創始人娶了畢加索的第N位太太為妻，所以Salk在生物醫學和時尚都是引領潮流的。
Baltimore是位貢獻卓越的生物學家，他理應再次獲得諾貝爾獎，因為決定抗體和TCR基因重排的重組酶RAG-1和RAG-2，以及對胞內信號傳導至關重要的NF-kB都是在他的實驗室被發現的。RAG是博士生David Schatz在Baltimore實驗室發現的，NF-kB則是印度裔博士後Ranjan Sen觀察到的，都與免疫球蛋白的基因調控有關。
這次我有幸在夏威夷聽到Baltimore在MIT的學生David Schatz談他發現RAG重組酶的故事，他在耶魯讀完本科和碩士，作為羅德氏學者在牛津完成學位後去MIT讀的博士。
當時David Schatz己經在非淋巴係統發現了一些酶切割的現象，文章也發表在Cell上，當然不是確切的酶蛋白與基因的發現。直到隨後的MIT聚會上，歐洲博後笑話他：“噢，你就是那個在Baltimore實驗室發現了一個artifact 的家夥”。這段聊天當時對Schatz的刺激很大，他便回實驗室去設計實驗，真在淋巴係統發現了這些對Ig基因重組重要的酶：RAG-1和RAG-2，它們的重要性可以從踢除了RAG-1或RAG-2基因的老鼠沒有淋巴細胞看出。
David Schatz隻留在Baltimore實驗室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直接從MIT回到母校耶魯做教授和係主任，在那裏工作了一輩子。問題是誰會願意離開耶魯？另外的感慨是，金童也有資深的時候，我以前知道的David Schatz是多麽地年輕。
David Schatz在夏威夷演講後自然是人山人海的問題，我忙其他事務弄晚後，正好與他有機會同電梯聊天。我對他說，你很nice還就我當年申請耶魯的事打電話到家裏來過，他自然早就忘了。我隨後這樣與他聊天：“你應該因為發現RAG獲得諾貝爾獎，可能是委員會不想讓Baltimore再次獲獎！”，他回答到：“你太善良了，我非常感謝你槺概的評論“，他接著說：“諾獎喜歡大的東西，像Tonagawa基因可以重組那麽開天辟地的東西”，我說：“那確實，RAG僅限Ig和TCR”。從此談話，你可以看出，再大的人物也喜歡適當的恭維。
David Baltimore確實是美國科學政策的決定性人物，我們現在能夠相對安全地從事重組DNA實驗都與他相關。正與現在小肯尼迪領導的反疫苗和反科學的瘋狂一樣，當年對重組DNA的擔心也是以反智的謠言漫天飛的形式呈現。Baltimore與華大前教授和諾獎得主Paul Berg領導了美國政府召開的Ashilomar會議，他們主導製定了重組DNA實驗的安全指南。
同濟美國牛人：“我對他比較失望，因為過去很多年裏我給他和其他多位美國生命科學的頂尖科學家和權威都發過電子信介紹我的細胞生殖發現以及相關的研究，但未收到過他和這些人的任何回複”。
我的回答：“你將同時代的美國頂尖學者都打擾了，他們對你的郵件基本上不理采，或者找各種理由搪塞，你讓他們真是Pain in the neck!”
可見我在12年前寫的David Baltimore：
諾貝爾獎原創性工作發表的雜誌 （一）
雅美之途寫於2013年1月30日
一位校友批評國內科學界對Nature和Science等著名雜誌崇拜的現象，我對此也有同感。但是他進一步指出Nature和Science雜誌上假的或灌水的文章很多，還引用他人的文章聲稱諾貝爾獎的工作發表在Nature和Science雜誌上的並不多。我隨後回函表示不敢苟同此觀點，現在嚐試以我在校友網上的發言為框架補充後展開成文。我們應該不唯雜誌論，但是重要的工作發表在具有廣泛讀者群的雜誌上，確實更易被科學界承認。
Nature和Science與諾貝爾獎的相關性低的結論是靠不住的，如果它們都低，那麽別的雜誌上發表的工作獲獎更應該被視為隨機事件了。我所知道的很多生物學中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創性工作，均發表在世界水準的雜誌上，包括PNAS（美國科學院院刋），Science，Cell，或 Nature。
由於諾貝爾獎格外看重工作的原創性，往往就是這些單一的論文所涉及的重大發現，開啟了論文的主要作者通往斯特哥爾摩的旅程。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幾十年前在沒有Cell和一些CNS（Cell, Nature和Science) 子刋的時候，PNAS是和Nature和Science水準相當甚至更高的雜誌。讓我們瀏覽那些諾貝爾獎原創性工作發表的雜誌，我也加上一些背景的故事以增加大家閱讀的樂趣。
1。Baltimore和Temin發現的逆轉錄酶：1970年的兩篇文章背靠背地發表在Nature上。這些是他們各自的研究組獨立做出的，巴爾的摩（Baltimore）當時為血氣方剛的麻省理工的年輕教授，他的華裔妻子黃詩厚（Alice Huang）那時還在他的實驗室，她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Temin則在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巴爾的摩早年曾在聖地亞哥的索克（Salk）研究所，Temin在加州理工，從事病毒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他們都得到過隨後和他們分享諾貝爾獎的意大利裔科學家Dulbecco的學術提攜，Temin還是他的博士生。
六十年代，Temin推測逆轉錄可能性的DNA前病毒假說為眾多同行所知，甚至有人認為巴爾的摩是按Temin的思路完成的實驗。巴爾的摩後來回憶說，他人生中最為重要的發現是在一位技術員的幫助下，隻用了數月的時間完成的，這是為什麽那篇Nature文章隻有巴爾的摩單一作者的原因。巴爾的摩的手稿較Temin的早十三天抵達Nature編輯部，但兩篇論文則同期發表。Temin的文章也隻有兩位作者，第二作者為日裔科學家。
巴爾的摩發表那篇裏程碑的論文和五年後獲得諾貝爾獎的年齡分別為32和37歲。逆轉錄酶不僅是艾滋病毒等逆轉錄類病毒生存的必備，它後來更成為基因克隆的基本工具。巴爾的摩後來在免疫學上的貢獻，包括發現轉錄因子NF-kB和免疫細胞的重組酶RAG-1，2，幾乎使他夠資格獲得第二次諾貝爾獎。巴爾的摩不僅學術成就卓越，他還是位弟子遍天下的科學導師，眾多現在活躍在美國生物學前沿的科學家的學術族譜均可追溯到他。在任命巴爾的摩為加州理工的校長時，加州理工稱他為健在的最具影響力的生物學家之一。
巴爾的摩因執言力挺學術醜聞纏身的合作教授而使自身的名譽受損，他隻是那篇受爭議的Cell文章的一位合作作者，基本工作是在麻省理工的日本裔女教授的實驗室完成的。該教授在巴西長大和讀完大學後在日本，芬蘭和德國完成科學訓練，有人認為她不太嫻熟的英文使她始終在此漩渦中處於被動地位。因為巴爾的摩的名氣和他對懷疑實驗數據的女博士後的強硬態度，使得完全可能在校內解決的爭執在九十年代初演變成了一場滿城風雨的巴爾的摩事件。因為NIH研究經費來自國會的撥款，密西根州的民主黨眾議員甚至為此舉行過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美國甚至動用負責總統保安的秘密警察局使用的技術去探測實驗記錄本上筆跡的書寫時間。巴爾的摩當時不得不辭掉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的職務，因為Nature毎次報道此事件的進展時必須提到殃及池魚的洛克菲勒。
巴爾的摩事件是外行的媒體和政客幹預具備自身糾正能力的科學界的典型惡例，後來美國衛生部的申訴調查委員會判定那位博士後的指控證據不足，並撤銷了對巴爾的摩及其合作者的所有十九項指控。該委員會更是推翻了前期對那位十幾年來倍受煎熬的日裔女教授的不公正結論，她在塔夫什大學醫學院的職位也得以恢複，前幾年還在免疫學的著名雜誌Immunity上連續發表數篇論文。
巴爾的摩和黃詩厚的唯一女兒畢業於耶魯的心理學專業，但她沒有繼承父母的科學生涯，因為父母在飯桌上都談科學的生活方式反而使女兒厭倦。巴爾的摩一向對華裔友好，九十年代初當時海歸還鮮少的時候，他被大陸來的學子邀請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講話，他當時麵對年輕的學生學者發問：＂如果這大廳的多數人回到中國，中國將會變成怎樣?＂。看看現在國內蔚然成氣候的海歸教授群體，已經給了巴爾的摩二十年前的疑問一個正麵的回答。
巴爾的摩和Temin性格各異，前者張揚後者內斂，但他們的猶太父母對後代的早期培養和他們的大學選擇卻非常相似。首先，他們在高中時期都參加過位於緬因州的傑克森實驗室組織的生物科學夏令營，巴爾的摩多次肯定該夏令營對他選擇生物研究作為終生職業起到的關鍵作用，傑克森夏令營至今已培養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另外，他們都沒有讀著名的綜合性大學而選擇讀小的文理學院，他們本科畢業於費城周圍的Swarthmore學院，然後Temin在加州理工，巴爾的摩在隻有研究生院的洛克菲勒大學分別取得博士學位。從巴爾的摩做報告的引人入勝和他超過六百篇論文的嚴謹邏輯與流暢表達，你能很容易欣賞到文理教育在他身上的影響。
圖一：Alice Huang，David Baltimore和他們的女兒。Baltimore夫婦都擔任過美國最大的科學組織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的會長，著名的Science雜誌由AAAS主辦。與前不久成為新聞熱點的耶魯法學院教授虎媽一家相似，Baltimore家庭也是猶太丈夫和華裔妻子，一家女兒讀哈佛，另一家的女兒畢業於耶魯。圖片來自1999年的＂加州理工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