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成絕響？

“後西方世界”通常用來預示非西方大國的崛起，如中國，還有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和海灣國家等等。伴隨著非西方國家的崛起，“西方”本身作為一個連貫且有意義的地緣政治實體正在消亡。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共同體的西方，在陷入困境一段時間後，有可能因川普2.0的任期而遭受致命的一擊（下圖 facebook/cryptorank）。

自二戰結束以來，一個由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組成的緊密團結的俱樂部，為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體係奠定了基石。該集團的團結不僅因為成員國對威脅的共同認知，也植根於對建立在自由社會和自由貿易基礎上的開放世界的共同承諾，以及捍衛這一秩序的集體意願。該集團，也即所謂的“西方”，的核心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成員國以及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在戰後融入了美國的同盟體係，並采納了民主治理和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原則。西方在冷戰期間的兩極衝突中不但完好無損，甚至還在蘇聯垮台後通過北約和歐盟的擴張，攬括了一些前蘇聯集團國家和前蘇聯共和國。

在過去的80年中，西方國家為推進其共同目標，創建了包括北約，G-7，歐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內的許多機。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國家還在聯合國及其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和G-20的多邊框架內具有協調政策立場。

誠然，諸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20世紀60年代法國總統戴高樂對北約一體化指揮結構的挑戰、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鬆突然中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20世紀80年代的歐洲導彈危機，以及2003年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引發的跨大西洋聯盟的激烈爭論等分化事件和緊張局勢，削弱了西方的團結。但這些事件對西方凝聚力的考驗，遠不及川普重返白宮一事嚴峻。自今年1月就職以來，川普總統在外交、經濟和國家安全政策上大力推行“美國優先”。川普心中的美國，是極端民族主義、主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交易主義。他蔑視聯盟、多邊主義和國際法。他幾乎不關心民主、人權和發展，並且基本摧毀了美國在海外推廣這些內容的能力。川普總統否認美國在促進全球公共產品方麵所發揮的作用，包括開放貿易、金融穩定、減緩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安全和核不擴散。他提倡一種更為模糊的西方文明概念，並對西方在地緣政治中的持久重要性表示懷疑。

川普總統的轉變令美國最親密的夥伴們震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在今年4月悲歎道：“我們所熟知的西方已不複存在”。可就在6月的七國集團和北約峰會上，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繼續奉承、取悅和哄騙川普，以掩蓋這些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但馮德萊恩的觀察在繼續發酵，因為它與許多國家領袖私下討論的觀點不謀而合：這一次西方可是真的前途多舛。但西方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實體的消亡，將為世界帶來巨大的損失，它將使開放的、受規則約束的國際秩序失去其曆史基石和進步的主要動力。西方影響力減弱乃至消亡的趨勢將危及自由主義原則，加速非自由多邊主義的興起。國際秩序將由威權大國塑造甚至主導，並且會極其粗糙、簡陋且混亂。因此，威權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將是一個比西方主導打造的那個世界更少和平、更少合作的世界。以上為卡內基國際和平捐贈基金會全球秩序和機構計劃的高級研究員斯圖爾特·帕特裏克發表在9月18日一期的《外交事務》網上、題為“What happened to the West?”一文簡介，該書主要內容如下。

受信任的帝國

冷戰期間，西方崛起為一個連貫而統一的地緣政治行為體，主要成員為民主國家。西方反對蘇聯及其衛星國，即所謂的“東方”。這種兩極格局並非美國在二戰期間設想的國際體係。美國戰後規劃者們的世界藍圖，是一個基於普遍成員製、多邊原則以及大國禮讓與合作的開放國際秩序，具體體現在新成立的聯合國身上。美蘇間的對抗挫敗了這些精心策劃的計劃，並導致美國采取了遏製政策。麵對蘇聯東歐（華沙條約）集團的咄咄逼人，美國別無選擇，隻能在政治、經濟以及最終的軍事上團結“非蘇聯世界”。

因此，遏製共產主義的理論催生了一個更具地緣政治性的西方，由北約、一體化的歐洲和經合組織等構成（下圖 HISTORY）。西方成為秩序中的秩序，一個市場民主國家俱樂部，嵌套在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體係中。這個全球體係由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大型會員組織組成。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內部秩序逐漸囊括了包括日本在內的更加多元化的市場民主國家。西方因此不僅是傳統文化意義上的西方國家，西方更是信奉自由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原則的非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如屬於東方（中國）文化的日本。

對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共同信仰支撐著西方的團結。1949年《華盛頓條約》（北約成立時）的序言承諾，北約成員國將“維護其人民基於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原則的自由、共同遺產和文明”。這些承諾切實影響了盟國的行為，塑造了西方國家如何理解其國家利益、如何相互溝通以及如何解決偶發爭端。由此，內部秩序成員之間爆發戰爭的想法變得不可想象。除了共同的理想之外，華盛頓的共識性領導風格還弱化了美國主導地位的現實。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在其首次就職演說中就認可了這一定位，其措辭在今天看來乃昨日黃花：“為了應對時代的挑戰，命運賦予我國領導自由世界的責任。因此，我們理應再次向我們的朋友們保證，在履行這一責任的過程中，我們美國人深知並觀察到世界領導地位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區別；堅定與強硬之間的區別；深思熟慮的目標與對緊急刺激的突發反應之間的區別。” 就美國在西方享有的統治權而言，曆史學家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稱（美國）為“受邀而來的帝國”。

即使在蘇聯及其東歐國家解體之後，“西方”依然是一個有意義的地緣政治概念和實體。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並沒有分裂成相互競爭的集團和對手，也沒有試圖削弱美國的單極地位。事實上，當時人們普遍天真地期望，隨著其他國家接受自由的普世價值觀以及開放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規範架構，世界市場民主國家共同體，也即西方，將勢不可擋地擴張至世界更多地區。

然而，西方非但沒有普世化，反倒是形形色色的主要大國和地區大國在世界範圍內崛起（下圖 LSE/Youtube）。這些崛起中的國家不僅致力於在國際機構中提升自身話語權，有時甚至挑戰這些機構的組織原則。西方開始更加漸進、更加微妙地呈現出一種更加文明的維度，而“9·11”襲擊事件、隨之而來的“反恐戰爭”以及2010年代大規模移民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本土主義憤怒加速了這一進程。

盡管麵臨這些挑戰，西方國家的團結依然堅定，即使在川普動蕩的第一個任期之後也是如此。在拜登總統執政期間，發達市場民主國家群體複蘇，他們不僅對美國的安全保障充滿信心，也對華盛頓對自由主義原則的更廣泛承諾以及建立開放、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願景充滿信心。總體而言，西方各國政府繼續追隨華盛頓的腳步，因為他們將美國視為穩定的投資，並相信如果情況變得艱難，美國會支持他們並幫助他們擺脫困境。這是一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安排，其基礎是對共同價值觀、共同規則和相互義務的承諾。

信任不再  

然而，在川普2.0任期八個月後，這份信任如今已然破碎。在六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和北約峰會上，美國的盟友們頑強地試圖掩蓋日益加劇的摩擦，包括川普征收高額關稅、威逼盟友增加國防開支以及單方麵打擊伊朗核設施等問題（下圖 Youtube/npr）。在與會領導人紛紛點頭稱是，讚揚總統果敢的後麵，是他無情的霸淩行徑背離了長期以來美國將西方國家關係與其它國家外交區別開來的協商式外交風格。

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再也不能將華盛頓的安全保障視為理所當然。川普的誇誇其談和反複無常已導致許多歐洲國家增加了國防開支，這當然是一個積極的結果，並且與西方統一的地緣政治理念並無本質上的衝突。但川普也疏遠了盟友，讓歐盟重啟了戰略自主努力。戰略自主將使歐盟不僅能夠在軍事上發揮其影響力，還能走上一條獨立的地緣政治道路。在亞太地區，盟友們也擔心美國會突然取消對他們的安全保護。隨著川普以大規模關稅衝擊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係，美國的盟友們也在采取行動，使其商業選擇多樣化，並與更可靠的夥伴合作，從而重塑全球貿易體係。這種避險行為與公眾情緒相符。歐洲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美國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對跨大西洋聯盟的信心也在減弱。2025年春季，隻有2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比較可靠的盟友”，低於一年前的75%以上。

川普脫離西方後，七國集團（G-7）成了一個製度上的犧牲品。自20世紀70年代成立以來，七國集團一直是西方團結的象征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支柱，它將最重要的發達市場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以及歐盟。盡管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人認為七國集團即將消亡，當時它麵臨著被二十國集團（G-20）超越的風險，但2014年，當時八國集團的西方成員國因俄羅斯支持烏克蘭東部分裂和吞並克裏米亞而將其驅逐出境，七國集團卻強勢回歸。然而，川普一再批評俄羅斯被驅逐，並毫不掩飾他對七國集團的蔑視，甚至憤然退出了2018年的峰會。如今，許多觀察家將該組織稱為“六國集團加一”。美國疏遠七國集團可能會使其成員國失去更為多元化的二十國集團永遠無法提供的東西：一個誌同道合的俱樂部，在這個俱樂部裏，世界領先的市場民主國家可以協調政策立場，以符合它們對基於共同自由原則的開放、有規則的世界的承諾。

夾在川普的單邊主義和對中國的疑慮之間，西方中等強國開始探索與發展中國家的新興中等強國建立新的、靈活的夥伴關係，這體現了“多邊結盟”這一國際體係的大趨勢。在這種體係中，各國追求外交、經濟和安全關係的最大化靈活性，而不是一成不變地與特定的大國或集團結盟。事實上，歐盟及其各成員國正試圖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國建立更緊密的商業聯係和更緊密的外交關係。

衰落

在其第一任期內，受製於體製內建製派的束縛，川普偶爾會提及“西方”的概念。2017年7月，總統在華沙發表講話時宣稱：“我們時代的根本問題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誌。” 鑒於他在任期間的實際行為，包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其他獨裁者交好，顯然，川普理解的西方並非冷戰時期建立在共同威脅評估和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承諾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實體，而是其更古老、更具民族主義色彩且更為模糊的內涵，即一種並非基於自由主義政治原則、而是建立在共同地理和曆史根源之上的共同文明。

西方如今正走向分裂，其含義正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團結轉向更具文明性的概念。尤其是在美國，人們對跨大西洋聯盟和其他聯盟的信心也正在減弱。隨著西方內部分歧的凸顯，人們有理由質疑西方這個概念本身的連貫性和實用性。這頗具諷刺意味。多年來，美國和歐洲的批評人士一直對“全球南方” （下圖 Foreign Analysis）這一包羅萬象的概念持懷疑態度，認為它是一個過於寬泛的標簽，無法適用於100多個後殖民和發展中國家。

當今的問題是，地緣政治中的西方是否值得像“全球南方”那樣受到質疑。美國與其他主要市場民主國家之間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戰略和意識形態團結，如今已然破裂。西方的解體並非川普一人之力。這也不是簡單的分裂 - 美國走向一方，而其昔日的夥伴則走向另一方。在大多數發達民主國家，選民日益兩極分化，導致對政治中間派的支持度下降，溫和派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被剝奪。世界主義的進步主義者和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互相爭鬥，也包括對西方的真正含義的質疑。

這些緊張局勢在今年二月份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公開而引人注目地達到了頂峰。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將歐洲大陸極右翼政黨言論自由的“覺醒”限製描述為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西方自由和安全的更大威脅，此舉激怒了他的主要歐洲聽眾（下圖 facebook）。他批判的核心是民族主義的血與土的西方觀，這種觀點就像萬斯對美國民族本身的理解一樣，並非根植於對啟蒙運動共同政治原則的信奉，而是根植於文明認同和有機的地域感。

幾十年來，世界發達市場民主國家在危機中並肩作戰，捍衛人權和其他自由價值觀，並普遍尋求在小多邊俱樂部和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機構）內協調和配合其政策。西方作為可靠地緣政治單位的衰落將使美國及其昔日的夥伴們日益各行其是，在大是大非辯論中站在對立麵。這並非僅僅是美國在國際體係中霸權衰落的必然結果。可以想象，西方內部將逐步重新協商領導權和責任分擔問題，例如，增加盟國在集體防禦方麵的責任。華盛頓對國際主義的拋棄以及對自由主義規範和議程設置的關注，正在導致西方國家價值觀和威脅認知的分歧，這將從根本上破壞西方地緣政治的團結。

這種斷裂意義深遠，因為它發生在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就已存在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它也為世界中等強國 - 不僅是西方國家，也包括那些無意以中國霸權取代美國的新興經濟體 - 帶來了選擇。新興大國長期以來一直抱怨自己被排除在全球高層之外。當前的動蕩局麵為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國家提供了一個與發達市場民主國家（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合作的機會，這些國家或許正在後西方世界尋找新的合作夥伴。

然而，為取代（西方主導的）舊秩序下已然消逝的確定性而可能做出的防止紛亂計劃，終將無法複製舊秩序下的最大成果 - 和平，公平。西方，代表在冷戰的嚴峻考驗中誕生的內部秩序，曾是一個和平之區。其成員國之間永遠不會發生戰爭。如果沒有了和平區，西方留下的世界將更容易充滿猜疑、敵意和衝突。

* 本文作者斯圖爾特·帕特裏克（Stewart Patrick）現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捐贈基金會全球秩序和機構計劃的高級研究員和董事。他著有《主權戰爭：將美國與世界和解》（The Sovereignty Wars: Reconciling America With the World）一書。

參考資料

Patrick, S. (2025). What happened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at-happened-west